1841年由鸦片贸易导致的中外冲突推动了中国的开放，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凸显了中国主流传统制度与国际潮流博弈的艰难和曲折。梁启超便是在这个背景下走向政治舞台的士大夫人物。此人的视野，学识与智慧出类拔萃，本可以有更大的历史地位，可惜壮年早逝，奇志难酬。
　　尽管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政治格局差异悬殊，但在康梁的名分定位下，他的宪政思想并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同样，由于与曾经臭名昭著的袁世凯和段祺瑞合作，他的操作能力和公关才干也被后人大为低估。今天的梁启超只是作为思想家和学者被恭敬和淡化，这是非常遗憾的。
　　中国金融博物馆将梁启超选入影响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人物，期待引起各界关注，厘清中国金融现代化发轫时期一个关键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启超先生是中国现代金融的奠基人物之一。
　　首先，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流亡日本和欧美。痛定思痛，深入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整体内容。不仅着眼于工业，教育和宪政发展，还钻研货币，银行与金融，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现代金融意识。其金融思想初步形成，包括对国家信用与民间信用的分析，提出官民可以造币自由的建议；他呼吁建立中央银行，鼓励发行外债和公债；特别是强调货币本位制，坚持从银两本位，银元本位，金本位到汇兑本位的路径。以一百年前的知识与信息局限，有如此系统深刻的观察，实在是惊为天人。
　　其次，梁启超不仅有思想，而且善于操作。他在袁世凯执政期间，始终鼓励并坚持实施银币普及。亲任币制局总裁，其胞弟梁启勋直接参与了袁世凯银元的金银铜比例测算。尽管时间不长，但他的影响力和执着保证了袁世凯银元的持续铸造超过十亿枚，有效地驱逐了各种私币、鹰洋和龙洋登，事实上统一了货币，造就了日后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等金融改革的基础。可以比较的是，与之同时的革命者孙中山和黄兴则是坚决主张发行不兑换的纸币。两种货币路线之争实际上是执政理念与对金融认知的不同。
　　再次，梁启超在段祺瑞政府时任财政总长，继续其现代金融理念，主张“改革币制，整顿金融”，力图用金融手段来提升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避免军阀的财政割据和黑金政治。他积极参与中国银行的重组，推荐张嘉敖担任负责人。坚持废除官股控股，股东推举董事制度。这在当时甚至在今天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动作。张嘉敖先生不负重托，以其非凡的经营能力和市场思维，在后来的中国经济困局中独撑大梁，也做出了历史贡献。梁启超本人直接投资股票和债券，熟悉市场，这也使他的视野超越当时的历史。
　　最后，梁启超非常重视历史的整理。除了大家熟悉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名著外，梁启超在担任币制局总裁期间，委托造币厂厂长编写了五万多字的造币厂史，并精心审定题写书名，为中国金融史增添了重要的文献。对于历史的态度，便是对待现在和未来的态度。梁启超对货币的学养和见识，与他对历史文献和前人思想资源的高度尊重密切相关，值得特别提出。
　　今天回顾起来，梁启超的金融观念和视野仍然与全球当下的主流观念一致，这是中国早期士大夫中罕见的。以梁启超当时名满天下的影响力，中国现代金融观念和体系可以从钱庄票号和专制财政的土壤中破土而出，足以引起我们的历史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