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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亟待改善已经成为共识。本文从理论上对影响收入分配的金融因素进行了分析，表明除了金融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之外，金融市场不完全以及金融资源分配本身所具有的不平等性质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据此，进一步提出了应采取适当的金融政策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状况。
关键词：收入分配；金融市场不完全；金融政策
一、 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只公布了1995年至1999年的全国基尼系数，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7已经接近国际警界线0.40。不少的经济学家认为此数据偏小，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第一次住户抽样调查中估计出来当时的全国基尼系数为0.382（赵人伟、李实，1999）。此后，第二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估计1995年的全国基尼系数为0.452。再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例，从1986年开始该指标逐年上升，到1994年上升为2.86，2002年上升为3.11，2004年达到3.21，而且城乡收入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均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平均主义降低收入和财富的差别，打击人们生产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但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发展亦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例如，过高的不平等可能导致高犯罪率，可能产生政治上的不稳定并导致社会动荡，对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状况越来越成为共识。不同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本文拟从金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作用这个角度对此进行研究，并据此提出相应的金融政策建议。
二、 理论分析：影响收入分配的金融因素
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很多，金融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上，一般认为通货膨胀、货币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等金融因素所造成的经济波动将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因通货膨胀乃至金融危机等金融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对整个社会各阶层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显然穷人更容易受到伤害，因为穷人往往无法对经济波动采取措施，只能被動地承受经济的波动，投资活动往往因而被迫中止（如无法继续学习等），由此将导致比富人更大的损失。例如，拉美的多次金融危机均伴随着基尼系数的提高，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多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亦均有所扩大。当然，金融因素导致的经济波动更重要的影响是社会贫困的增加，而这比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破坏性更大。除了以上因素外，金融市场本身存在的各种缺陷（即金融市场不完全）以及金融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本身具有不平等的性质，也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以下我们重点分析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1．金融市场不完全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降低或消除市场不完全程度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金融市场不完全（Financial Market Imperfection） 源于信息不对称或所谓的实施问题（enforcement）。由于信息不对称，贷款者必须花费一定的成本对借款者进行考察；借款人获得贷款之后，只有在符合其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才会还款，因此亦存在着违约的可能性，实施合同也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越高，金融市场不完全的程度就越高。金融市场不完全造成某一部分人信贷受限（Credit Constraint）。信贷受限程度一般与个人所拥有财富的多少或还款能力的大小直接相关，例如当贷款者需要成本对借款人进行考察时，要求借款者提供抵押的成本往往可能最小，这就和个人财富直接相关。因此，即使个人生来能力没有差异，但仅仅因为拥有财富的差异，穷人将无法获得足够资金，得不到与富人平等的机会以实现其潜力，从而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且，市场不完全的程度越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可能性越大，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可能性越大；反之降低市场不完全程度则有助于降低两极分化。金融市场不完全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这个观点已经被很多经济学家发展为经济模型。Galor and Zeira（1993）、Banerjee and Newman（1993）等从金融市场不完全的角度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研究。
Banerjee and Newman（1993）模型研究了个人职业选择（Occupational Choices）与财富分配的相互作用。穷人在工资高于自雇（Self Employment）所得收入时选择被雇佣成为工人，而富人则成为监督工人的企业家。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全，人们只能借到有限的资金，其数量与所拥有的财富相关。需要高额投资的职业（企业家）是穷人所无法实现的，他们只能在自雇和为富人工作之间进行选择。由于该模型生产函数被设定为随机性质，金融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取决于经济的初始条件，如初始的财富分布情况、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等。Ghatak and Jiang（2002）对该模型进行了简化。对Banerjee and Newman的模型进行简化后，市场不完全程度越高，产生永久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可能性越大；反之，消除金融市场不完全（表现为市场实施合同能力的提高）降低投资的门槛，使更多的人成为企业家，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推动工资上升，从而缩小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差距，如果工资足够高，甚至可以使企业家和工人在收入上没有差别。
Galor and Zeira（1993）的模型可以得到类似结论。该模型设定一高一低两种技术，要实现对高技术的投资必须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但人力资本的投资必须达到一个最低规模才有效（例如，教育水平必须达到高中或大学水平才可以从事某种行业）。由于信贷市场不完全，借款者的借款额决定于其拥有财富的多少，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将局限于拥有足够财富的个人，这样将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模型设定个人借款可能违约，金融中介必须付出成本对借款者进行跟踪以避免违约。假设贷款者花z单位成本用于跟踪借款者，借款者仍然可以违约，但必须付出的成本?茁z，?茁＞1。?茁越小，借款者违约的代价越小，违约的可能性越大， 越小借款的门槛越高，收入分配越容易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反之，消除市场不完全在其模型中表现为实施合同能力的提高，即?茁增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更多人可以借到足够的资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将降低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
2． 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不平等的性质，因而可能起着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增强金融市场竞争有助于金融资源更加公平地分配。在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的模型中，金融中介随经济发展内生形成，规模逐渐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先上升然后再下降。经济发展初期，个人加入金融中介需要支付一个固定成本，而且在使用金融中介服务时需要支付变动成本，最初只能有小部分人有能力而且愿意加入中介。加入中介之后，可以获得中介提供的信息收集处理以及风险分担服务，从而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在模型中表现为这部分人投资的收益率更高而且风险更小），经济增长速度因而加快，收入分配差距因而扩大。其他在中介之外的个人，在积累足够财富的情况下，也逐渐加入中介并得到更高的收入，中介规模因而逐渐扩大。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金融中介，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将缩小。因此随着金融发展，收入分配不平等呈现倒U型变化。在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模型中，金融中介提供信息处理功能、通过分散化的投资分散风险，加入中介的个人投资的收益率一定高于中介之外的个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有利的影响，但最初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到其所带来的好处。经济只有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金融才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好处。因此，其最初效应是扩大收入分配差距。
白钦先（2003）认为金融是一种具有三个层次的战略性资源，金融资源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货币资本和资金；第二层次是实体性中间资源，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第三层次是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必须依靠金融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必须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金融既然是资源，不可避免地存在分配问题。从第一层次金融资源的角度分析，金融资源的分配是货币资金或资本在人们之间的分配，可以直接对其他经济资源产生分配效应。第二、三层次金融资源对经济资源分配作用同样重要。第二层次金融资源，即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可以决定资金的流向和资源的配置。例如，政府利用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集中资金对某些个人或群体进行融资支持。第三层次金融资源，即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可以从更高层次上对经济资源进行分配乃至配置，东欧国家利用股票市场功能进行私有化就是利用功能性金融资源对经济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的一个明显例子。从金融资源开发、利用和分配的角度分析，金融对收入分配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
因此，从金融资源学说的角度分析，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不平等性质，最初只有少部分人能够从中获益，收入分配差距因而扩大。要使大部分人能够从金融资源的开发中得益，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经济和金融必须发展到一定的水平。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模型正是反映了以上的思想。而现实与此类似，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情况下，只有少数人能享受到金融机构提供服务，这将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同样地，如果金融发展表现为服务水平的提高（如推出新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这种发展也可能同样起着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因为这些新产品和新服务最初也只能由少数人享用，这也必然起着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作用，而收入分配能否改善关键在于这些产品和服务能够多快地被大多数人享用。显然，增强市场的竞争，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
三、 改善收入分配的金融政策建议
我国目前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金融市场仍很不完善，金融市场竞争严重不足，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仍具有很大的不公平特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服务很大程度上只限于小部分人使用，因此可以判定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一定程度上受到金融因素的影响。当然，金融市场的缺陷还可能影响经济稳定，其危害更大。因此，必须在保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消除金融市场不完全和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使更多的人可以公平地分享金融资源，获得金融服务的公平机会，这对于改善收入分配的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经济不断金融化，金融因素将越来越重要，通过金融手段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既是必要的，同时也
是可行的，也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一，必须保证金融稳定，尽力避免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多次通货膨胀，历次通货膨胀在我国的财富再分配中的影响虽然已经难以计量，但是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是穷人。不仅如此，一旦发生通货膨胀或金融危机，不仅穷人受害，整个经济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只有保证金融稳定，经济才有发展的条件，收入分配才有改善的基础。
第二，完善金融市场，增大我国金融的“质性”发展成分，降低或消除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我国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信贷配给，中小企业和个人融资相当困难，金融违约案例层出不穷。由于信贷受限的情况极为严重，企业和个人难以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因此，必须增强金融市场实施合同的能力，包括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和完善保障金融产权的法律制度等。通过完善金融市場，降低融资的门槛，使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融资的支持实现其潜力，这也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效率，有助于经济发展。
第三，加强金融市场竞争将促使金融机构尽快扩大服务范围，使金融资源得到更加有效和公平的分配。适度促进金融市场竞争将有助于加快金融部门更多地、更好地为低收入人群服务的进程，起到间接地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作用。当前，我国金融机构推出各种新的金融工具或金融服务的仍限于少数人所享受。因此，使更多的人能够尽快地得到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将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也有利于经济增长，适度地加强金融市场的竞争将有助于加快这个过程。
第四，消除金融市场不完全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为了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当务之急是必须发挥政策性金融对教育和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要充分发挥个人的潜力，必须让个人能够接受所需的教育，商业性金融对教育的支持有一定的局限性，教育信贷应作为政策性金融的一部分以及作为对商业性金融不足的补充。白钦先、薛誉华（2001）表明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政策性金融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对其发展至关重要。一般来说，中小企业为社会承担了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其就业人群也以低收入个人为主，因此对其信贷支持也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第五，城乡收入差距是构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部分，因此必须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使农村金融更好地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服务。目前，农村地区更多地依靠非正式金融（如高利贷或私下的借贷等）的融资，农民很难得到正式金融的服务。此外，过去农村金融更多地依赖直接的融资补贴，这些直接的补贴更容易被寻租活动所抵消。因此，更好的办法是通过对农村地区金融提供间接的帮助，从而实现对农民的融资支持。具体措施包括：扶持非正式的农村金融使其正式化，使其具有合法性；加强对农村金融的技术和服务的培训，使农村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的相关法规，加强对其审慎监管；完善农村信用社的治理。
参考文献：
1．赵人伟，李实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1999．
2．白钦先，薛誉华著．各国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比较．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3．白钦先．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华南金融研究，2003，（3）．
4．Banerjee，A．and A．Newman．Occupational choice and process of developmen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101（2）．
5．Galor．O．and J．Zeira．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3，60：35-52．
6．Jeremy Greenwood and Boyan Jovanovic．Financial development，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income．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ume 98，1990．
7．Maitreesh Ghatak and Nien—Huei Jiang．A Simple Model of Inequality，Occupational Choice and Development．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October 2002，69（1）．
8. Aghion, P., and Bolton, P.（1997）："A Trickle-Down Theory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ith Debt Overhang."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April 1,64(2),pp.151-172.
作者简介：潘成夫，广东商学院金融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收稿日期：2005-12-16。
关键词：收入分配；金融市场不完全；金融政策
一、 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只公布了1995年至1999年的全国基尼系数，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7已经接近国际警界线0.40。不少的经济学家认为此数据偏小，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第一次住户抽样调查中估计出来当时的全国基尼系数为0.382（赵人伟、李实，1999）。此后，第二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估计1995年的全国基尼系数为0.452。再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例，从1986年开始该指标逐年上升，到1994年上升为2.86，2002年上升为3.11，2004年达到3.21，而且城乡收入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均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平均主义降低收入和财富的差别，打击人们生产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但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发展亦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例如，过高的不平等可能导致高犯罪率，可能产生政治上的不稳定并导致社会动荡，对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状况越来越成为共识。不同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本文拟从金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作用这个角度对此进行研究，并据此提出相应的金融政策建议。
二、 理论分析：影响收入分配的金融因素
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很多，金融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上，一般认为通货膨胀、货币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等金融因素所造成的经济波动将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因通货膨胀乃至金融危机等金融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对整个社会各阶层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显然穷人更容易受到伤害，因为穷人往往无法对经济波动采取措施，只能被動地承受经济的波动，投资活动往往因而被迫中止（如无法继续学习等），由此将导致比富人更大的损失。例如，拉美的多次金融危机均伴随着基尼系数的提高，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多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亦均有所扩大。当然，金融因素导致的经济波动更重要的影响是社会贫困的增加，而这比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破坏性更大。除了以上因素外，金融市场本身存在的各种缺陷（即金融市场不完全）以及金融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本身具有不平等的性质，也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以下我们重点分析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1．金融市场不完全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降低或消除市场不完全程度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金融市场不完全（Financial Market Imperfection） 源于信息不对称或所谓的实施问题（enforcement）。由于信息不对称，贷款者必须花费一定的成本对借款者进行考察；借款人获得贷款之后，只有在符合其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才会还款，因此亦存在着违约的可能性，实施合同也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越高，金融市场不完全的程度就越高。金融市场不完全造成某一部分人信贷受限（Credit Constraint）。信贷受限程度一般与个人所拥有财富的多少或还款能力的大小直接相关，例如当贷款者需要成本对借款人进行考察时，要求借款者提供抵押的成本往往可能最小，这就和个人财富直接相关。因此，即使个人生来能力没有差异，但仅仅因为拥有财富的差异，穷人将无法获得足够资金，得不到与富人平等的机会以实现其潜力，从而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且，市场不完全的程度越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可能性越大，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可能性越大；反之降低市场不完全程度则有助于降低两极分化。金融市场不完全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这个观点已经被很多经济学家发展为经济模型。Galor and Zeira（1993）、Banerjee and Newman（1993）等从金融市场不完全的角度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研究。
Banerjee and Newman（1993）模型研究了个人职业选择（Occupational Choices）与财富分配的相互作用。穷人在工资高于自雇（Self Employment）所得收入时选择被雇佣成为工人，而富人则成为监督工人的企业家。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全，人们只能借到有限的资金，其数量与所拥有的财富相关。需要高额投资的职业（企业家）是穷人所无法实现的，他们只能在自雇和为富人工作之间进行选择。由于该模型生产函数被设定为随机性质，金融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取决于经济的初始条件，如初始的财富分布情况、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等。Ghatak and Jiang（2002）对该模型进行了简化。对Banerjee and Newman的模型进行简化后，市场不完全程度越高，产生永久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可能性越大；反之，消除金融市场不完全（表现为市场实施合同能力的提高）降低投资的门槛，使更多的人成为企业家，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推动工资上升，从而缩小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差距，如果工资足够高，甚至可以使企业家和工人在收入上没有差别。
Galor and Zeira（1993）的模型可以得到类似结论。该模型设定一高一低两种技术，要实现对高技术的投资必须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但人力资本的投资必须达到一个最低规模才有效（例如，教育水平必须达到高中或大学水平才可以从事某种行业）。由于信贷市场不完全，借款者的借款额决定于其拥有财富的多少，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将局限于拥有足够财富的个人，这样将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模型设定个人借款可能违约，金融中介必须付出成本对借款者进行跟踪以避免违约。假设贷款者花z单位成本用于跟踪借款者，借款者仍然可以违约，但必须付出的成本?茁z，?茁＞1。?茁越小，借款者违约的代价越小，违约的可能性越大， 越小借款的门槛越高，收入分配越容易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反之，消除市场不完全在其模型中表现为实施合同能力的提高，即?茁增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更多人可以借到足够的资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将降低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
2． 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不平等的性质，因而可能起着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增强金融市场竞争有助于金融资源更加公平地分配。在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的模型中，金融中介随经济发展内生形成，规模逐渐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先上升然后再下降。经济发展初期，个人加入金融中介需要支付一个固定成本，而且在使用金融中介服务时需要支付变动成本，最初只能有小部分人有能力而且愿意加入中介。加入中介之后，可以获得中介提供的信息收集处理以及风险分担服务，从而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在模型中表现为这部分人投资的收益率更高而且风险更小），经济增长速度因而加快，收入分配差距因而扩大。其他在中介之外的个人，在积累足够财富的情况下，也逐渐加入中介并得到更高的收入，中介规模因而逐渐扩大。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金融中介，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将缩小。因此随着金融发展，收入分配不平等呈现倒U型变化。在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模型中，金融中介提供信息处理功能、通过分散化的投资分散风险，加入中介的个人投资的收益率一定高于中介之外的个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有利的影响，但最初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到其所带来的好处。经济只有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金融才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好处。因此，其最初效应是扩大收入分配差距。
白钦先（2003）认为金融是一种具有三个层次的战略性资源，金融资源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货币资本和资金；第二层次是实体性中间资源，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第三层次是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必须依靠金融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必须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金融既然是资源，不可避免地存在分配问题。从第一层次金融资源的角度分析，金融资源的分配是货币资金或资本在人们之间的分配，可以直接对其他经济资源产生分配效应。第二、三层次金融资源对经济资源分配作用同样重要。第二层次金融资源，即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可以决定资金的流向和资源的配置。例如，政府利用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集中资金对某些个人或群体进行融资支持。第三层次金融资源，即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可以从更高层次上对经济资源进行分配乃至配置，东欧国家利用股票市场功能进行私有化就是利用功能性金融资源对经济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的一个明显例子。从金融资源开发、利用和分配的角度分析，金融对收入分配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
因此，从金融资源学说的角度分析，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不平等性质，最初只有少部分人能够从中获益，收入分配差距因而扩大。要使大部分人能够从金融资源的开发中得益，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经济和金融必须发展到一定的水平。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模型正是反映了以上的思想。而现实与此类似，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情况下，只有少数人能享受到金融机构提供服务，这将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同样地，如果金融发展表现为服务水平的提高（如推出新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这种发展也可能同样起着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因为这些新产品和新服务最初也只能由少数人享用，这也必然起着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作用，而收入分配能否改善关键在于这些产品和服务能够多快地被大多数人享用。显然，增强市场的竞争，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
三、 改善收入分配的金融政策建议
我国目前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金融市场仍很不完善，金融市场竞争严重不足，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仍具有很大的不公平特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服务很大程度上只限于小部分人使用，因此可以判定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一定程度上受到金融因素的影响。当然，金融市场的缺陷还可能影响经济稳定，其危害更大。因此，必须在保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消除金融市场不完全和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使更多的人可以公平地分享金融资源，获得金融服务的公平机会，这对于改善收入分配的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经济不断金融化，金融因素将越来越重要，通过金融手段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既是必要的，同时也
是可行的，也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一，必须保证金融稳定，尽力避免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多次通货膨胀，历次通货膨胀在我国的财富再分配中的影响虽然已经难以计量，但是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是穷人。不仅如此，一旦发生通货膨胀或金融危机，不仅穷人受害，整个经济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只有保证金融稳定，经济才有发展的条件，收入分配才有改善的基础。
第二，完善金融市场，增大我国金融的“质性”发展成分，降低或消除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我国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信贷配给，中小企业和个人融资相当困难，金融违约案例层出不穷。由于信贷受限的情况极为严重，企业和个人难以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因此，必须增强金融市场实施合同的能力，包括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和完善保障金融产权的法律制度等。通过完善金融市場，降低融资的门槛，使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融资的支持实现其潜力，这也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效率，有助于经济发展。
第三，加强金融市场竞争将促使金融机构尽快扩大服务范围，使金融资源得到更加有效和公平的分配。适度促进金融市场竞争将有助于加快金融部门更多地、更好地为低收入人群服务的进程，起到间接地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作用。当前，我国金融机构推出各种新的金融工具或金融服务的仍限于少数人所享受。因此，使更多的人能够尽快地得到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将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也有利于经济增长，适度地加强金融市场的竞争将有助于加快这个过程。
第四，消除金融市场不完全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为了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当务之急是必须发挥政策性金融对教育和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要充分发挥个人的潜力，必须让个人能够接受所需的教育，商业性金融对教育的支持有一定的局限性，教育信贷应作为政策性金融的一部分以及作为对商业性金融不足的补充。白钦先、薛誉华（2001）表明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政策性金融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对其发展至关重要。一般来说，中小企业为社会承担了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其就业人群也以低收入个人为主，因此对其信贷支持也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第五，城乡收入差距是构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部分，因此必须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使农村金融更好地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服务。目前，农村地区更多地依靠非正式金融（如高利贷或私下的借贷等）的融资，农民很难得到正式金融的服务。此外，过去农村金融更多地依赖直接的融资补贴，这些直接的补贴更容易被寻租活动所抵消。因此，更好的办法是通过对农村地区金融提供间接的帮助，从而实现对农民的融资支持。具体措施包括：扶持非正式的农村金融使其正式化，使其具有合法性；加强对农村金融的技术和服务的培训，使农村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的相关法规，加强对其审慎监管；完善农村信用社的治理。
参考文献：
1．赵人伟，李实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1999．
2．白钦先，薛誉华著．各国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比较．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3．白钦先．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华南金融研究，2003，（3）．
4．Banerjee，A．and A．Newman．Occupational choice and process of developmen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101（2）．
5．Galor．O．and J．Zeira．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3，60：35-52．
6．Jeremy Greenwood and Boyan Jovanovic．Financial development，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income．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ume 98，1990．
7．Maitreesh Ghatak and Nien—Huei Jiang．A Simple Model of Inequality，Occupational Choice and Development．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October 2002，69（1）．
8. Aghion, P., and Bolton, P.（1997）："A Trickle-Down Theory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ith Debt Overhang."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April 1,64(2),pp.151-172.
作者简介：潘成夫，广东商学院金融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收稿日期：2005-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