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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围绕《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一文所具有的若干特点，对该文进行评论介绍，旨在发掘并展现该文作者在文中所体现出的求真求实的治史原则，大力褒扬严谨踏实的学术风格，以激励学界同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地开展史学研究工作。
关键词：求真求实 《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 评介
2009年第二期《近代史研究》刊发的内蒙古师范大学丁晓杰教授所作《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一文，围绕水川依夫“非日军中将”、“未被击毙在五原，而是1985年死于横滨”、“不是皇族”三个方面，通过细致的取证，以详实的史料和多角度的分析对比，匡正了长期存在于中国史学界有关1940年傅作义部在五原战役中击毙“日本皇族、陆军中将水川依夫”的史误，厘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澄清了事实，在学界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此文给人之第一，也是最深的印象就是作者治史态度之严谨。限于相关史料的缺失和国内学界及社会主流认识的影响，虽有学者对所谓“击毙日本皇族、陆军中将水川依夫”一事提出过质疑，但缺乏有力之证据加以佐证，因而未出现相关权威性的学术成果，使五原战役击毙水川依夫一事蒙上了一层迷雾。对此，丁晓杰教授利用在日本访学的机会，细心收集相关史料，特别是日本方面的档案资料，经过深入研究和仔细甄别，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进而纠正了各种误说，还原了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体现出一名史学研究者高度的责任心和坚持求真求实的治史原则。
一.文章的结构
首先，文章开篇介绍“击毙敌酋水川中将”的说法来源于1940年3月五原战役后我方报刊的宣传报道，其后随着战役亲历者的回忆录和相关论著的不断出现，这一说法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军队在五原战役击毙日本皇族、陆军中将水川依夫”。同时，列举出国内一些学者对此事提出的质疑，引出作者研究这一问题的初衷。
其次，为证明水川依夫不是日本陆军中将，作者依据中日双方的档案资料对水川依夫任职的“绥西警备军”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发现其实际上是一支由伪蒙疆政府日系和现地系警察组成的警察部队，其成员实行警衔制而非军衔制。因此这支部队不存在中将这一职衔，水川实际上是以伪蒙疆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长的身份，领警监警衔作为该部的司令官。
再次，针对五原战役击毙水川依夫这一结果，作者分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其一，通过日方档案和战役亲历者的日记，明确水川在战斗间隙趁乱逃脱而未被击毙，并曾就五原战役的情况向日本驻蒙军进行汇报。接着凭借对日本相关人事记录的深入分析，作者梳理出了水川依夫在调回本土之后的仕途经历，同时查询到水川在二战结束后公开发表的若干文章，多角度说明水川未被击毙在五原。其二，对于国内以从尸身上缴获刻有“水川伊（依）夫”字样的印章作为作为击毙其的证据，作者从日本的印章文化入手，指出这一证据存在的不足之处，继而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给出了自己的合理推断。
最后，作者结合日本的皇族制度，对水川依夫是不是皇族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其不存在于战前日本皇族的宫家，水川依夫之名既不符合日本皇族的命名制度，也不见载于《皇室典范》等日本皇室文书中，因而断定他不属于日本皇族。
二.文章的特点
纵观全文，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充分挖掘并利用可靠的第一手史料。中国史学界一直都对史料的搜集、考证与利用颇为重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就曾强调过史家须有 “三长”之能。梁启超也认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①马克思主义同样提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②的观点。脱离了史料，历史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而国内关于中国军队在抗战期间于五原战役中击毙水川依夫的资料相对稀少，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新闻报道和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中，有关战史和档案资料也是依靠它们构成的，其中不免带有时人的主观色彩。在提出对击毙水川依夫一事的质疑后，作者广泛搜集中外文献资料，特别是搜集了大量的从未被国内学者利用过的日本资料，奠定了本文充分详实的史料基础。大量利用日本文献资料也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其中，能够支撑作者“水川依夫不是日军中将，未被击毙在五原”观点的证据主要包括五原战役日方亲历者的回忆录，收录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前陆军将官档案信息的《日本陆军将官辞典》、《日本官僚制综合事典》、《人事兴信录》、水川依夫母校所著的《六高同窗会会员名簿》等图书资料，加上当时日本媒体的新闻报道材料，以及水川依夫在战后所撰的几篇文章等。其中图书资料基本上是根据原始的档案资料编成的，因而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通过对这些日文资料的深入分析，并结合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作者得出了水川依夫实际上是“领警监警衔、担任绥西警备军司令官的伪蒙疆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长”，同时未在五原战役中被击毙，而是逃回包头，继而被调回日本，最后死于横滨的结论。
第二，深入细致的考证。史学考证是提问致疑、搜求证据、分析推理的集合，是辨正疑误的关键。本文围绕水川依夫是不是陆军中将、是不是被击毙于五原、是不是日本皇族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条分缕析，推证严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史学积淀和扎实的史学功底。首先，国内记载中对象人物的名称出现过“水川伊夫”、 “水川信夫”的矛盾，作者基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日本国家级最高档案保存机关）等所藏档案材料，通过相互校勘和对比，得出此人应名为“水川依夫”，并结合日人所用印章的刻文特点，给出了讹传为“伊夫”、“信夫”原因的合理分析。同时又从日人使用印章的习惯特点入手，否定了国内以缴获刻有“水川依夫”字样的印章作为击毙其的依据，继而给出了被击毙者可能为绥西警备军副官部长沼一郎警佐的合理推断。其次，国内以所缴获的刻有“天皇御赐”和梅花图案的战刀作为水川依夫是日本皇族的证据，在作者的考证下也是不成立的。一方面，作者以实例证明二战前日本天皇赐物的对象范围不仅限于皇族；另一方面，以日本宫内厅所编《皇室制度史料（皇族一）》和《皇室典范》等为依托，对日本皇室、皇族和宫家制度作了详细的解读，明确指出了日本皇族的范围，同时借助日本皇族名字构成的特殊之处（称“某某宫某某王”），简单而直观地推翻了国内称水川依夫为日本皇族的结论。 第三，不随波逐流，敢于提出新观点。历史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历史研究是一种人的主观创造性活动，研究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史学研究有着极大的影响。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研究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不能囿于成说，更不可随波逐流。本文作者正是坚持着严谨求实的态度研究历史，在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探寻历史的真相。关于中国军队在五原战役中击毙“日本皇族、陆军中将水川依夫”的说法在学界早已成为定论，也为社会主流认识所接受并加以宣传，作者却提出质疑，通过对日本有关资料的不断梳理与论证，对比中日资料的异同，发现水川依夫不是陆军中将、不是死于五原战役、不是日本皇族，而是领警监警衔、担任绥西警备军司令官的伪蒙疆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长，并在战后回到日本直到1985年去世。至于所谓的五原大捷“击毙敌酋水川中将”是基于当时不十分准确的情报和当事人的回忆并经官方宣传活动而广为传播，以致后人深信不疑，出现了异于历史实际的结论。
此外本文还具有行文紧凑，语言简明流畅，并饱含爱国主义情怀等特点，在此不一一赘述。但本文透露给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史学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坚持求真求实的原则，实事求是，匡正史误，一如作者所言“以示我中华民族诚信之美德，尊史之传统”③！
注 释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54.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87.
③丁晓杰.关于《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一文的资料检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05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丁晓杰.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J】.《近代史研究》（2）：152-157.
4.丁晓杰.关于《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一文的资料检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02-106.
（作者介绍：王占斌，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
关键词：求真求实 《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 评介
2009年第二期《近代史研究》刊发的内蒙古师范大学丁晓杰教授所作《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一文，围绕水川依夫“非日军中将”、“未被击毙在五原，而是1985年死于横滨”、“不是皇族”三个方面，通过细致的取证，以详实的史料和多角度的分析对比，匡正了长期存在于中国史学界有关1940年傅作义部在五原战役中击毙“日本皇族、陆军中将水川依夫”的史误，厘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澄清了事实，在学界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此文给人之第一，也是最深的印象就是作者治史态度之严谨。限于相关史料的缺失和国内学界及社会主流认识的影响，虽有学者对所谓“击毙日本皇族、陆军中将水川依夫”一事提出过质疑，但缺乏有力之证据加以佐证，因而未出现相关权威性的学术成果，使五原战役击毙水川依夫一事蒙上了一层迷雾。对此，丁晓杰教授利用在日本访学的机会，细心收集相关史料，特别是日本方面的档案资料，经过深入研究和仔细甄别，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进而纠正了各种误说，还原了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体现出一名史学研究者高度的责任心和坚持求真求实的治史原则。
一.文章的结构
首先，文章开篇介绍“击毙敌酋水川中将”的说法来源于1940年3月五原战役后我方报刊的宣传报道，其后随着战役亲历者的回忆录和相关论著的不断出现，这一说法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军队在五原战役击毙日本皇族、陆军中将水川依夫”。同时，列举出国内一些学者对此事提出的质疑，引出作者研究这一问题的初衷。
其次，为证明水川依夫不是日本陆军中将，作者依据中日双方的档案资料对水川依夫任职的“绥西警备军”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发现其实际上是一支由伪蒙疆政府日系和现地系警察组成的警察部队，其成员实行警衔制而非军衔制。因此这支部队不存在中将这一职衔，水川实际上是以伪蒙疆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长的身份，领警监警衔作为该部的司令官。
再次，针对五原战役击毙水川依夫这一结果，作者分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其一，通过日方档案和战役亲历者的日记，明确水川在战斗间隙趁乱逃脱而未被击毙，并曾就五原战役的情况向日本驻蒙军进行汇报。接着凭借对日本相关人事记录的深入分析，作者梳理出了水川依夫在调回本土之后的仕途经历，同时查询到水川在二战结束后公开发表的若干文章，多角度说明水川未被击毙在五原。其二，对于国内以从尸身上缴获刻有“水川伊（依）夫”字样的印章作为作为击毙其的证据，作者从日本的印章文化入手，指出这一证据存在的不足之处，继而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给出了自己的合理推断。
最后，作者结合日本的皇族制度，对水川依夫是不是皇族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其不存在于战前日本皇族的宫家，水川依夫之名既不符合日本皇族的命名制度，也不见载于《皇室典范》等日本皇室文书中，因而断定他不属于日本皇族。
二.文章的特点
纵观全文，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充分挖掘并利用可靠的第一手史料。中国史学界一直都对史料的搜集、考证与利用颇为重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就曾强调过史家须有 “三长”之能。梁启超也认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①马克思主义同样提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②的观点。脱离了史料，历史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而国内关于中国军队在抗战期间于五原战役中击毙水川依夫的资料相对稀少，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新闻报道和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中，有关战史和档案资料也是依靠它们构成的，其中不免带有时人的主观色彩。在提出对击毙水川依夫一事的质疑后，作者广泛搜集中外文献资料，特别是搜集了大量的从未被国内学者利用过的日本资料，奠定了本文充分详实的史料基础。大量利用日本文献资料也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其中，能够支撑作者“水川依夫不是日军中将，未被击毙在五原”观点的证据主要包括五原战役日方亲历者的回忆录，收录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前陆军将官档案信息的《日本陆军将官辞典》、《日本官僚制综合事典》、《人事兴信录》、水川依夫母校所著的《六高同窗会会员名簿》等图书资料，加上当时日本媒体的新闻报道材料，以及水川依夫在战后所撰的几篇文章等。其中图书资料基本上是根据原始的档案资料编成的，因而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通过对这些日文资料的深入分析，并结合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作者得出了水川依夫实际上是“领警监警衔、担任绥西警备军司令官的伪蒙疆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长”，同时未在五原战役中被击毙，而是逃回包头，继而被调回日本，最后死于横滨的结论。
第二，深入细致的考证。史学考证是提问致疑、搜求证据、分析推理的集合，是辨正疑误的关键。本文围绕水川依夫是不是陆军中将、是不是被击毙于五原、是不是日本皇族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条分缕析，推证严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史学积淀和扎实的史学功底。首先，国内记载中对象人物的名称出现过“水川伊夫”、 “水川信夫”的矛盾，作者基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日本国家级最高档案保存机关）等所藏档案材料，通过相互校勘和对比，得出此人应名为“水川依夫”，并结合日人所用印章的刻文特点，给出了讹传为“伊夫”、“信夫”原因的合理分析。同时又从日人使用印章的习惯特点入手，否定了国内以缴获刻有“水川依夫”字样的印章作为击毙其的依据，继而给出了被击毙者可能为绥西警备军副官部长沼一郎警佐的合理推断。其次，国内以所缴获的刻有“天皇御赐”和梅花图案的战刀作为水川依夫是日本皇族的证据，在作者的考证下也是不成立的。一方面，作者以实例证明二战前日本天皇赐物的对象范围不仅限于皇族；另一方面，以日本宫内厅所编《皇室制度史料（皇族一）》和《皇室典范》等为依托，对日本皇室、皇族和宫家制度作了详细的解读，明确指出了日本皇族的范围，同时借助日本皇族名字构成的特殊之处（称“某某宫某某王”），简单而直观地推翻了国内称水川依夫为日本皇族的结论。 第三，不随波逐流，敢于提出新观点。历史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历史研究是一种人的主观创造性活动，研究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史学研究有着极大的影响。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研究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不能囿于成说，更不可随波逐流。本文作者正是坚持着严谨求实的态度研究历史，在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探寻历史的真相。关于中国军队在五原战役中击毙“日本皇族、陆军中将水川依夫”的说法在学界早已成为定论，也为社会主流认识所接受并加以宣传，作者却提出质疑，通过对日本有关资料的不断梳理与论证，对比中日资料的异同，发现水川依夫不是陆军中将、不是死于五原战役、不是日本皇族，而是领警监警衔、担任绥西警备军司令官的伪蒙疆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长，并在战后回到日本直到1985年去世。至于所谓的五原大捷“击毙敌酋水川中将”是基于当时不十分准确的情报和当事人的回忆并经官方宣传活动而广为传播，以致后人深信不疑，出现了异于历史实际的结论。
此外本文还具有行文紧凑，语言简明流畅，并饱含爱国主义情怀等特点，在此不一一赘述。但本文透露给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史学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坚持求真求实的原则，实事求是，匡正史误，一如作者所言“以示我中华民族诚信之美德，尊史之传统”③！
注 释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54.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87.
③丁晓杰.关于《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一文的资料检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05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丁晓杰.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J】.《近代史研究》（2）：152-157.
4.丁晓杰.关于《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一文的资料检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02-106.
（作者介绍：王占斌，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