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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6年4月调离陶铸办公室的。离开后虽仍在中南局机关工作,但和陶铸的接触就很少了,只能通过有关会议知道他的一些观点和动向。有几个会议是“文化大革命”中带关键性的,其中一些内容又是鲜为人知的,因此很值得回忆。
突然给自己扣上“右”的帽子
陶铸上调北京前作的最后一次报告,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一些议论。这就是1966年5月19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上万人的动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这次动员会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央刚刚通过的《5·16通知》和中南局全体委员会的精神,强调“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讲到“共产党员必须同一切剥削思想彻底决裂”时,出乎人们意料,陶铸检讨了自己“右的偏向”。
陶铸说:“在1962年之前一段时间,我在农村工作问题上,对困难估计多了一些,没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而是想通过一些具体政策和经营管理的办法去巩固集体经济……这样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助长了搞自发、闹单干的倾向。”
陶铸还说:“自己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识更差。1961年到1962年,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产生过右的摇摆,主要表现在1962年春天,田汉在广州开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我在会上那次讲话,基本上是错误的……讲创作自由过了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估计过高。那次讲话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要负责任。”
陶铸指出的这两点,即他曾经推行过田间管理的责任制和在话剧歌剧创作会上的讲话,当时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并因此提高了陶铸的威望。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反“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而现在却否定了,还给自己扣了“右”的帽子。这不能不引起干部们的震动,似乎“文化大革命”一来,过去很多正确的东西都错了。陶铸在讲话中还提出“要保持晚节”,说“我个人没有旁的要求,就是要求死了以后,能够在骨灰罐上写上‘中国共产党员陶铸’。”为什么讲这些?是否有什么不祥的预感?更引起干部们的纷纷议论。这时又听说陶铸即将北调中央任宣传部长,其夫人曾志和广东省委主要领导都不以为然,认为陶铸是粗线条式的人物,不适宜任中宣部长……
陶铸北上前夕,曾志又患了甲状腺亢进。我在一个晚上去看望他们。只见曾大姐躺在病床上,陶铸正在收拾一堆书籍。他见了我没有多讲什么,却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我毫无思想准备,就支支吾吾地说:“好像是一次比反右派还严重的运动!?”他想了一下说:“有一定道理。”陶铸当时为什么这样问我?是测验我清楚不清楚,还是他自己也有些不清楚?至今对我仍然是一个谜。
一夜之间跃居第四把交椅
1966年7月中旬,中南局秘书长薛光军告诉我,中央于7月底召开工作会议,接着还要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要我跟他去参加会议搞简报。当时“文化大革命”涉及的面越来越宽,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使人眼花缭乱,心中无底,我也想趁此去弄个明白。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从7月27日到30日,只开了三天,实际上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会上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草稿),征求意见。会上印发了一份引人瞩目的材料,即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一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以及毛泽东给以热烈支持的信。当时刚刚见到“红卫兵”这个词,对他们强调的“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要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越乱越好”等等感到有些绝对,但看到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就不敢再多想,更未料到红卫兵运动很快就席卷全国了。
这次会议为了使大家开阔眼界,还组织了两次参观活动。一是到北师大参观大字报。那里从校园到课室楼梯,已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学生谭厚兰对工作组的造反展开辩论,多数是揭发批判,少数给以支持,这可能反映了文革初期的情况。另一次是到清华大学参加给蒯大富平反的大会。这个会颇具规模,周总理、董必武、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和各大区的领导坐满了主席台,台下草地上密密麻麻地坐着全校师生。会议先由学生发言,绝大多数还是批评蒯大富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的发言,因为他批判得最系统,也因为他的相貌举止很像他父亲。蒯大富也发了言。他跑步登台,好像全不把别人的批评放在眼里,情绪激昂地讲了一番。因为他讲话很快,又是浓重的江浙口音,具体讲什么听不清楚。最后由工作组长叶林作了检讨,并宣布为蒯大富平反。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日召开,主要议题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补批中央一些人事变动的名单。一开始印发的名单只有两人,一是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二是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会议开始,刘少奇在大会发言中,对派工作组问题承担了责任,还讲了一些国内国际的情况。北京大学写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等7人也以革命师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会议前期大家主要围绕着《决定》草稿发言,有的泛泛检讨自己跟不上形势,有的在推敲文件词句,气氛还比较平和。到8月4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问题,路线错误”,“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后,大家感到问题严重,会议开始升温。8月7日印发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使会议掀起巨澜。大家都感到很突然,没想到党内高层第一把手会贴第二把手的大字报,而且用词十分尖刻,并公开指称党内存在另一个“司令部”,还算老账,提出要联系“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说得如此严重,是否问题的性质有了变化?代表们心中无底,而小组讨论时还要表态,更使大家紧张起来。怎样表态?按一般的内部矛盾讲,怕调子低;按敌我矛盾讲,又想不通,怕过了头。这一个夜晚,北京饭店大部分房间灯火通明,有的在独自思索,有的在三三两两地议论……第二天的发言却较简短,有的只按毛主席的口径空洞地表态,有的仍然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就事论事地批一番,也有的一言不发,保持沉默。只有江青、康生等少数人在那里推波助澜。陈伯达的一篇拥护《炮打》的大字报,作为正式文件印发会议。
会议的又一个波澜,是两天后毛泽东提交会议酝酿讨论的政治局常委的新名单。这个名单的排列十分出人意料。一是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取消了党的副主席和接班人资格,这么快就对刘少奇采取组织措施,谁也没有料到;二是林彪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一个长期养病,没有做多少工作的人,这次却排在日夜操劳、威望很高的周总理前面,令人费解。更出人意料的是,陶铸由一名中央委员突然上升到政治局常委的第四位,排在陈伯达、邓小平、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的前面。为什么这样超越提升?代表们见到陶铸便向他打听情况。陶说:我也不清楚,看到名单时我也很突然,立刻报告毛主席,请求把自己的名次向后移。毛主席答复说,名单已定,不更动了。
这次中央全会,陶铸除有时参加小组会外,还找中南地区的领导开了几次会。一次是发动各省抽调一批得力干部来北京工作,支持一下新组建的以李雪峰为第一书记的北京新市委。一次是研究怎样结束农村的“四清”运动,强调要有始有终,搞好生产。还有一次是因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来京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研究如何做好交接工作。看来,陶铸这时尚未把主要精力放到“文化大革命”中来。
不到半年又成了要打倒的“第三号”
1966年10月份,“文化大革命”已发动起来,红卫兵们已不满足于破四旧、抓“反动学术权威”,而是把矛头指向党政领导机关,到处揪“走资派”,许多地方和部门思想抵触,和造反派出现顶牛状态。毛泽东为了打通领导干部的思想,于10月9日起又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这是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也是文革期间最后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我随薛光军同志作为简报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会。
这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再按大区编组,而是把各地打乱重编。组长也不再由各大区领导担任,而是由军队的老帅、老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担任。中央文革还组织一批军队干部任会议的工作人员。会议地点亦由北京饭店改为军队的京西宾馆。
我当时被分到第二组。组长是叶剑英元帅,副组长是杨成武、张春桥。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开始由林彪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大搞……要闹得人们睡不着觉”,要对干部“全面观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几天后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指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区分两条路线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错误路线的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在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和陈伯达的讲话,经毛泽东批示在会上和全国印发。
但是,会议代表对这样上纲上线多数不理解,有的还对造反派的冲击有怨言。如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发言说:现在群众分成两派,这两派都是革命群众,都应该支持,不能支一派压一派。张春桥听后马上指责说:群众的一派造反,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一派保守,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两派都支持就是混淆路线是非,“和稀泥”。又如天津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发言中批评一名副市长,说他身为高级干部,却勾结红卫兵围攻市委,致使第一书记万晓塘心肌梗死。这一发言在下一阶段被重点批判。从会议简报中看到,身为组长的陈毅元帅,也带头对造反派的冲击表示不满。这些情况使毛泽东认为会议“调子低”,有的发言“不大正常”,遂确定延长会期,对“抵制造反”的重点人物进行批判,使会议温度陡然升高。
于是在第二组,赵武成就成了重点。为了进行批判,康生来参加会议,还让天津那位副市长与会作重点发言。他历数了以万晓塘为首的天津市委如何与机关造反派和红卫兵顶牛的情况。当讲到万晓塘猝死,拥护市委的一派群众上街游行时,康生声色俱厉地指着赵武成说:“你们这是拿死人压活人,公开反对毛主席!”赵武成原是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我们曾经一起开过会,知道他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这时只见他面色苍白,汗珠连连滚落。我真担心他会当场晕倒。在这种压力下,赵不得不一再检讨。由于当时天津市归河北省双重领导,致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也跟着检讨“路线错误”。
从会议简报中得知,当时其他组受重点批判的,还有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中南局第三书记兼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华东大区则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各组的批判火药味很浓,都上纲上线。这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一次会不按大区编组,原来每个大区都有主要领导人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这是中央文革小组事先的设计。
这次会上我没有见到陶铸,在简报上也没有看到他发言。会议快结束时,陶的秘书张汉青来看我和薛光军,并问了我们会议的情况和中南局机关的情况。我问他,为什么未见陶铸同志发言?张说:陶铸最后有一个书面发言,可能交得晚了,来不及印出。对此我不便再多问,但已感觉到陶铸可能左右为难,处境不妙。
这次会议原定开7天,实际开了20天才结束。会议后期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联系历史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毛泽东最后讲了话,他说:“文化大革命的火是我点起来的。批转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回信,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我不是要打倒你们,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讲话的调子比林彪、陈伯达和缓。小组最后讨论时,各省代表大多愁眉苦脸,认为回去后日子更难过。果然,这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火凶猛地燃烧起来,各地造反派更加横冲直撞。会后各省代表有的一下飞机就被揪走,有的省召开几级干部会也被造反派冲垮。社会出现大动乱,经济秩序被破坏,党政领导机关开始瘫痪、半瘫痪。到了1967年1月4日,陶铸被江青、陈伯达公开点名,成为“打倒刘、邓、陶”口号中的第三号人物。■
突然给自己扣上“右”的帽子
陶铸上调北京前作的最后一次报告,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一些议论。这就是1966年5月19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上万人的动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这次动员会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央刚刚通过的《5·16通知》和中南局全体委员会的精神,强调“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讲到“共产党员必须同一切剥削思想彻底决裂”时,出乎人们意料,陶铸检讨了自己“右的偏向”。
陶铸说:“在1962年之前一段时间,我在农村工作问题上,对困难估计多了一些,没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而是想通过一些具体政策和经营管理的办法去巩固集体经济……这样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助长了搞自发、闹单干的倾向。”
陶铸还说:“自己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识更差。1961年到1962年,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产生过右的摇摆,主要表现在1962年春天,田汉在广州开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我在会上那次讲话,基本上是错误的……讲创作自由过了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估计过高。那次讲话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要负责任。”
陶铸指出的这两点,即他曾经推行过田间管理的责任制和在话剧歌剧创作会上的讲话,当时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并因此提高了陶铸的威望。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反“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而现在却否定了,还给自己扣了“右”的帽子。这不能不引起干部们的震动,似乎“文化大革命”一来,过去很多正确的东西都错了。陶铸在讲话中还提出“要保持晚节”,说“我个人没有旁的要求,就是要求死了以后,能够在骨灰罐上写上‘中国共产党员陶铸’。”为什么讲这些?是否有什么不祥的预感?更引起干部们的纷纷议论。这时又听说陶铸即将北调中央任宣传部长,其夫人曾志和广东省委主要领导都不以为然,认为陶铸是粗线条式的人物,不适宜任中宣部长……
陶铸北上前夕,曾志又患了甲状腺亢进。我在一个晚上去看望他们。只见曾大姐躺在病床上,陶铸正在收拾一堆书籍。他见了我没有多讲什么,却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我毫无思想准备,就支支吾吾地说:“好像是一次比反右派还严重的运动!?”他想了一下说:“有一定道理。”陶铸当时为什么这样问我?是测验我清楚不清楚,还是他自己也有些不清楚?至今对我仍然是一个谜。
一夜之间跃居第四把交椅
1966年7月中旬,中南局秘书长薛光军告诉我,中央于7月底召开工作会议,接着还要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要我跟他去参加会议搞简报。当时“文化大革命”涉及的面越来越宽,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使人眼花缭乱,心中无底,我也想趁此去弄个明白。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从7月27日到30日,只开了三天,实际上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会上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草稿),征求意见。会上印发了一份引人瞩目的材料,即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一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以及毛泽东给以热烈支持的信。当时刚刚见到“红卫兵”这个词,对他们强调的“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要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越乱越好”等等感到有些绝对,但看到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就不敢再多想,更未料到红卫兵运动很快就席卷全国了。
这次会议为了使大家开阔眼界,还组织了两次参观活动。一是到北师大参观大字报。那里从校园到课室楼梯,已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学生谭厚兰对工作组的造反展开辩论,多数是揭发批判,少数给以支持,这可能反映了文革初期的情况。另一次是到清华大学参加给蒯大富平反的大会。这个会颇具规模,周总理、董必武、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和各大区的领导坐满了主席台,台下草地上密密麻麻地坐着全校师生。会议先由学生发言,绝大多数还是批评蒯大富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的发言,因为他批判得最系统,也因为他的相貌举止很像他父亲。蒯大富也发了言。他跑步登台,好像全不把别人的批评放在眼里,情绪激昂地讲了一番。因为他讲话很快,又是浓重的江浙口音,具体讲什么听不清楚。最后由工作组长叶林作了检讨,并宣布为蒯大富平反。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日召开,主要议题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补批中央一些人事变动的名单。一开始印发的名单只有两人,一是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二是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会议开始,刘少奇在大会发言中,对派工作组问题承担了责任,还讲了一些国内国际的情况。北京大学写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等7人也以革命师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会议前期大家主要围绕着《决定》草稿发言,有的泛泛检讨自己跟不上形势,有的在推敲文件词句,气氛还比较平和。到8月4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问题,路线错误”,“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后,大家感到问题严重,会议开始升温。8月7日印发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使会议掀起巨澜。大家都感到很突然,没想到党内高层第一把手会贴第二把手的大字报,而且用词十分尖刻,并公开指称党内存在另一个“司令部”,还算老账,提出要联系“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说得如此严重,是否问题的性质有了变化?代表们心中无底,而小组讨论时还要表态,更使大家紧张起来。怎样表态?按一般的内部矛盾讲,怕调子低;按敌我矛盾讲,又想不通,怕过了头。这一个夜晚,北京饭店大部分房间灯火通明,有的在独自思索,有的在三三两两地议论……第二天的发言却较简短,有的只按毛主席的口径空洞地表态,有的仍然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就事论事地批一番,也有的一言不发,保持沉默。只有江青、康生等少数人在那里推波助澜。陈伯达的一篇拥护《炮打》的大字报,作为正式文件印发会议。
会议的又一个波澜,是两天后毛泽东提交会议酝酿讨论的政治局常委的新名单。这个名单的排列十分出人意料。一是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取消了党的副主席和接班人资格,这么快就对刘少奇采取组织措施,谁也没有料到;二是林彪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一个长期养病,没有做多少工作的人,这次却排在日夜操劳、威望很高的周总理前面,令人费解。更出人意料的是,陶铸由一名中央委员突然上升到政治局常委的第四位,排在陈伯达、邓小平、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的前面。为什么这样超越提升?代表们见到陶铸便向他打听情况。陶说:我也不清楚,看到名单时我也很突然,立刻报告毛主席,请求把自己的名次向后移。毛主席答复说,名单已定,不更动了。
这次中央全会,陶铸除有时参加小组会外,还找中南地区的领导开了几次会。一次是发动各省抽调一批得力干部来北京工作,支持一下新组建的以李雪峰为第一书记的北京新市委。一次是研究怎样结束农村的“四清”运动,强调要有始有终,搞好生产。还有一次是因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来京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研究如何做好交接工作。看来,陶铸这时尚未把主要精力放到“文化大革命”中来。
不到半年又成了要打倒的“第三号”
1966年10月份,“文化大革命”已发动起来,红卫兵们已不满足于破四旧、抓“反动学术权威”,而是把矛头指向党政领导机关,到处揪“走资派”,许多地方和部门思想抵触,和造反派出现顶牛状态。毛泽东为了打通领导干部的思想,于10月9日起又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这是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也是文革期间最后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我随薛光军同志作为简报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会。
这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再按大区编组,而是把各地打乱重编。组长也不再由各大区领导担任,而是由军队的老帅、老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担任。中央文革还组织一批军队干部任会议的工作人员。会议地点亦由北京饭店改为军队的京西宾馆。
我当时被分到第二组。组长是叶剑英元帅,副组长是杨成武、张春桥。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开始由林彪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大搞……要闹得人们睡不着觉”,要对干部“全面观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几天后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指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区分两条路线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错误路线的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在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和陈伯达的讲话,经毛泽东批示在会上和全国印发。
但是,会议代表对这样上纲上线多数不理解,有的还对造反派的冲击有怨言。如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发言说:现在群众分成两派,这两派都是革命群众,都应该支持,不能支一派压一派。张春桥听后马上指责说:群众的一派造反,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一派保守,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两派都支持就是混淆路线是非,“和稀泥”。又如天津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发言中批评一名副市长,说他身为高级干部,却勾结红卫兵围攻市委,致使第一书记万晓塘心肌梗死。这一发言在下一阶段被重点批判。从会议简报中看到,身为组长的陈毅元帅,也带头对造反派的冲击表示不满。这些情况使毛泽东认为会议“调子低”,有的发言“不大正常”,遂确定延长会期,对“抵制造反”的重点人物进行批判,使会议温度陡然升高。
于是在第二组,赵武成就成了重点。为了进行批判,康生来参加会议,还让天津那位副市长与会作重点发言。他历数了以万晓塘为首的天津市委如何与机关造反派和红卫兵顶牛的情况。当讲到万晓塘猝死,拥护市委的一派群众上街游行时,康生声色俱厉地指着赵武成说:“你们这是拿死人压活人,公开反对毛主席!”赵武成原是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我们曾经一起开过会,知道他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这时只见他面色苍白,汗珠连连滚落。我真担心他会当场晕倒。在这种压力下,赵不得不一再检讨。由于当时天津市归河北省双重领导,致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也跟着检讨“路线错误”。
从会议简报中得知,当时其他组受重点批判的,还有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中南局第三书记兼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华东大区则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各组的批判火药味很浓,都上纲上线。这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这一次会不按大区编组,原来每个大区都有主要领导人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这是中央文革小组事先的设计。
这次会上我没有见到陶铸,在简报上也没有看到他发言。会议快结束时,陶的秘书张汉青来看我和薛光军,并问了我们会议的情况和中南局机关的情况。我问他,为什么未见陶铸同志发言?张说:陶铸最后有一个书面发言,可能交得晚了,来不及印出。对此我不便再多问,但已感觉到陶铸可能左右为难,处境不妙。
这次会议原定开7天,实际开了20天才结束。会议后期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联系历史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毛泽东最后讲了话,他说:“文化大革命的火是我点起来的。批转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回信,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我不是要打倒你们,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讲话的调子比林彪、陈伯达和缓。小组最后讨论时,各省代表大多愁眉苦脸,认为回去后日子更难过。果然,这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火凶猛地燃烧起来,各地造反派更加横冲直撞。会后各省代表有的一下飞机就被揪走,有的省召开几级干部会也被造反派冲垮。社会出现大动乱,经济秩序被破坏,党政领导机关开始瘫痪、半瘫痪。到了1967年1月4日,陶铸被江青、陈伯达公开点名,成为“打倒刘、邓、陶”口号中的第三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