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否说过:“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来源 :百年潮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aterkkk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9年12月13日,笔者掏出88元,购得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国家‘九江’规划重点图书”《新中国外交50年》精装本。该书下卷第1715业上,在题为《新中国的代表首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坛》的一节中,首先写了以下一段:
  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电波传到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向全国人民报告了这一消息。10月26日下午7点多,周恩来总理召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总理主力熊向晖和外交部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正在讨论中,外交部礼宾司长王海容走进来说:毛主席起床以后,马上看代外交部送去的那些材料,刚刚看完。主席说,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等人,现在就去他那里。到了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已是晚上9点多。毛主席坐在沙发上,满面笑容。他对大家说,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笔者当时确实在场,有责任郑重声明:毛主席没有“对大家说,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在这一节的第三段(第1716业)就有这样的字句:“毛主席拿起外交部国际司送呈的联合国大会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表决情况,一面看,一面说”,“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非洲国家26个”,“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提案十分重视,对联合国大会表决这一提案的情况作了认真研究。他既然念了联合国“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投赞成票的“非洲国家26个”,怎么会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呢?
  《新中国外交50年》下卷1840页刊载的编者《后记》说:“本书是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华诞而约请中国外交界资深的官员、学者和专家撰写的一部大型新中国外交史专著。”“作者们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文件和文献资料。”笔者要问:所谓毛主席“对大家说,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究竟在什么“档案、文件和文献资料”中记载过?
  其实,无需“查阅大量的档案、文件和文献资料”,1971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载了阿尔巴尼亚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和提案全文和联合国大会表决结果,并逐一列举了投赞成票的76个会员国的名单。无需麻烦“中国外交界资深的官员、学者和专家”,找一位考试及格的中学生,从人民日报逐一列举的投赞成票的76个会员国的名单中,就会找出投赞成票的26个非洲国家的国名。如果这位中学生记忆力不好,那就让他看看世界地理教科书,他就会发现,1971年联合国的会员国中,非洲国家的总数是42个,他就会推断出,有16个非洲国家没有投赞成票。他还会发现,投赞成票的26个非洲国家中,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摩洛哥、苏丹、突尼斯等国的人口构成,占大多数的是阿拉伯人,把这些国家称作“黑人兄弟”,中学生也会看出这是常识性的错误。不可思议的是,由“中国外交界资深的官员、学者和专家撰写”的《新中国外交50年》,竟然出现这样常识性的错误,竟然把这一常识性的错误强加给1976年逝世的毛泽东,而且印刷在书本上,销售在市场上。《新中国外交50年》是“国家‘九江’规划重点图书”,是“新中国外交史专著”。如不公开纠正书中的错误,听任这样的错误散布世界,流传于后代,能够问心无愧么?对照新中国外交奠基者周恩来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差距是不是太大了?
  还得指出:《百年潮》1997年1第1期和第2期,连载笔者写的《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回忆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经过》。《新中国外交50年》中《新中国的代表首次登上连合国的讲坛》一节,载于下卷第1715页至1724页。笔者发现,该书第1715页至1917页第二段,第1720页第四段至同业的末段,第1723页第三段,除屈指可数的几句话外,书上的内容包括毛泽东的大量讲话,都是抄录笔者的文章,而且大部分是整段整段地、逐字逐句地照抄。在照抄笔者文中所写的“毛泽东坐在沙发上,满面笑容”之后,偏又编造出笔者未写的“他对大家说,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编者硬要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既然把笔者看作知情人,如蒙事先垂询,笔者一定会竭诚如实相告。但编者硬不这样做,连个招呼也不打,这是什么原因呢?如今陷于自己造成的窘境,那该怨谁?
  质疑之后,笔者坦言,在这一节里,编者把不注明来源的抄袭作为自己的史作,而真正是自己写的几句话,却是涉及毛泽东的不实之词,这种做法要不得,与编者《后记》的说法大相径庭。须知创作不应抄袭,史作不应杜撰。这是常规,并非苟求。
  笔者按照“三讲教育”的精神写出此文。《百年潮》按照“三讲教育”的精神刊载此文。希望《新中国外交50年》的编者也能按照“三讲教育”的精神对待此文。■
其他文献
改组领导班子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38军党委12月10日送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的《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队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
期刊
我和水拍认识是在1950年7月,我调《人民日报》文艺组做编辑工作的时候,他是我的顶头领导,时任文艺组第二组长。第一组长是李亚群,李很快调离报社,水拍成为文艺组组长。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由4版扩为6版,后改为8版,文艺组改为文艺部,水拍任副主任、主任。我们一起共在报社工作10年。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初几年。那时文艺组的主要任务是编每周一期的副刊《人民文艺》和编文艺评论文章发其他版面。当时
期刊
今年7月7日,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文化人士曹聚仁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他于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镜湖医院含憾病逝。他临终时念念不忘的仍是两岸和平统一大业,反复自语:“我有很多话要向毛主席、周总理说。”去年7月5日,原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在北京接受笔者采访时首次披露:“曹聚仁先生逝世后,周恩来总理十分关注,
期刊
光阴荏苒,新中国已起勃半个世纪的历程,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也迎来了解放50周年的大庆之日。1950年2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个多月后,长期以来饱受屈辱和压迫的云南各族人民也迎来了解放,砸碎了千百年来阶级剥削、民族压迫的双层枷销,翻开了历史的新一面。    一、云南50年的历程和成就    解放后,党和政府贯彻“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加强各民族之间、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团结,领导人民开展
期刊
1994年5月的一天,笔者走进了华罗庚生前在京住过的最后一个住所——北京市崇文区一幢普通的高层住宅。华罗庚的大儿媳柯小英女士把笔者引进了华老的寝室,寝室里一如华老在世时的摆设,除了一张床、一只沙发、一张书桌外,到处摆放的都是华老的书籍、手稿和用品。柯女士在华老的书桌里郑重地取出一封信,她告诉笔者,这封信是华老生前珍藏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信件。  这是胡耀邦在1982年4月1日致华罗庚的一封复信。胡耀邦
期刊
滇南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祖国大陆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追歼战。从1949年12月27日开始,至1950年2月19日结束,历时55天。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英明决策    1949年5月,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残余军队只剩下了两大集团。白崇禧据湘、粤、桂地区,胡宗南部和西南地方军阀据川、滇、黔、康地区。兵力在100万以上。为了全歼残敌解放全中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采取“大迂回动作,
期刊
1962年秋冬之交,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了一场被称为“古巴导弹危机”的核对抗,几乎把人类投入热核战争的深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进程中的一次极限,也是20世纪历史上最扣人心弦的重大事件之一。  在1987—1992年的五年中,美国、苏联和古巴曾参与决策的部分官员和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一起举行了五次讨论会。在这些讨论会上不仅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而且对那次危
期刊
华沙会谈旧事重提    1955年8月1日,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和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大使级会谈。1958年,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日内瓦移至波兰的华沙举行,从此被称为"华沙会谈"。1967年6月,举行了第133次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后,中国驻波兰大使王国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华沙会谈即不能在原级别上进行。但是不久后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入侵中国领空,在广西上空被我空军击落
期刊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中共历史上,思想厚重、识见非凡、意志刚强、干出一番轰轰烈烈事业,却慷慨就义、英年早逝的先烈,有一长串英名。李大钊、恽代英、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彭湃、萧楚女、罗登贤等等,知名的不少于几百人。其中就有一位在党内称为“小列宁”、29岁在龙华刑场偏不下跪、站着被乱刀砍死的著名共产党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延年,还有他的弟弟、当时的中央委员、后他一年又被屠杀于龙华的陈乔年。他们是陈
期刊
一 风雷乍起    划时代的五四运动,惊醒了祖国边陲。首先觉悟的云南各族知识分子纷纷起来集会游行,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奔走呼号。1920年,五中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分子、省立第一中学的扬青田、柯仲平等秘密组织“大同社”,研究社会主义,探讨国家的前途。杜涛发起组织“劳工团”,探索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在此前后,一批云南人民的优秀儿女也走出大山到省外,国外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先后接受马克思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