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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更加迫切，我国各级政府也对经济转型给予了高度重视。但经济转型并不顺利，受到很多约束条件的限制，其中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从很多不同角度对经济转型产生影响。二元社会结构与赶超战略息息相关，源于赶超战略的二元社会结构一方面从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手中转移出大量收入，同时通过压缩相关公共产品的供给，降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最终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发展只能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净出口。要启动内需，实现经济发展依靠内部需求、外部需求的平衡发展模式，首先就需要改革现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从根本上降低储蓄水平。
［关键词］城乡二元社会 赶超战略 储蓄
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在普遍面临知识不足和追求自利的约束下，经济生活中的参与人——经济个体更加有效的利用各自掌握的资源，实现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的分工、合作。比如推动经济个体间的合作和集体预防替代个体的独自预防，降低居民储蓄率，实现经济发展由依靠外需转型到依赖内需的发展模式。如何实现个体间的更高效率的分工、合作是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转型和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受到很多条件的约束，比如市场结构、产权结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国内经济的发展水平、金融市场的发展等等，这些约束条件对这个问题的影响也被国内很多学者关注，并得到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但关于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一特征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分析较少，本文力图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和模型，对此进行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为应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央政府逐步确立了以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为特点的赶超战略。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不同，本质上要求扭曲价格机制，优先发展不具备优势的产业。这一战略在为新中国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客观上也造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2000年开始我国政府逐步重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开始采取各种措施，以对其改革，希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但至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升级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一、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的缘起和特征
在资本、技术贫乏的条件下，要实现优先发展工业的计划，理论和实践上的选择都很可能是依赖“大政府”，利用价格剪刀差的办法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劳动要素的部分收入和剩余，对工业进行补贴，以支援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林毅夫，2000）。为实现这种转移，我国农村逐渐建立起了以人民公社制度、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和户籍制度为“三驾马车”的制度群（蔡昉，2003）。作为这种制度群的副产品之一，城乡二元社会体系逐渐形成，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被限制在农业部门和农村地区，并天然的与另外一个群体——市民，在诸多权利上存在显著的制度性差异，包括：户籍制度、粮食供应制度、副食品与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等（何家栋，2003）。这一体系扭曲价格机制，缺乏适当、足够的激励和约束以引导个人的生产行为（周其仁，1994），在知识问题和个人理性的作用下，经济低效率不可避免，工农业结构严重失衡。1952年～1978年间我国工农业增加值增速比为5.5：1，而工业初中期这一比例的国际平均水平为2.5：1（黄季焜，2008）。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粉碎四人帮后，城乡二元社会伴随而来的经济低效率已异常惊人，对整个体系进行经济转轨，缓和城乡关系已不可避免（Roland，2002）。虽然在这之后，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试图缓解、消除这种状况，但时至今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仍然是我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
整体而言，现阶段我国的城乡二元社会具有这样的特征：
第一，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的形成与我国的政府干预有关。新中国建立后，为应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国政府逐步的确立了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的赶超战略，赶超战略在扭曲价格机制的同时，造成了这样的逻辑结果——在我国内部城乡分治，一国两策。
第二，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由于需要为工业部门提供积累，因而不可避免的只能得到较低福利。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养老、医疗、教育、交通、信息、劳动力的流动能力等很多方面处于劣势，从而导致一个逻辑后果，农村居民需要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第三，受困于哈耶克的知识问题和有限理性，在赶超战略的作用下，整个社会群体具备较低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机。使得经济发展更多依赖粗放型增长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和产业升级受到限制。
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居民的储蓄与经济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年均经济增长率近10%，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占全球GDP比例接近6%。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世界其它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我国仍保持了较快增长，不单为我国，也为世界其它地区尽快走出危机提供了主要动力。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急需突破的难题——内需不足。在经济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始终面临一个困境，在宏观总需求中，国内居民消费不足，消费率不到60%。有的学者估算甚至不到30%，导致的直接问题就是储蓄率居高不下。高的储蓄率一方面从供给角度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物质支持，但另一方面在需求方面导致经济发展必然依赖投资和净出口的发展模式。因此，储蓄率过高既是内需不足的表现，更是经济发展模式上过度依赖投资和净出口的直接原因。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而言，这种模式很难持续，毕竟大额的贸易顺差，同时意味着它国的大额贸易逆差，必然招致逆差国的报复，在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环境下，这种模式更加不稳定，逆差国的报复会更加激烈和频繁。无论出于那种考虑，改变这种过度依赖投资和净出口的发展模式，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多本国的内需，都非常必要和紧迫。而扩大内需的本质就是降低过高的储蓄率。
根据现代宏观经济学中AD—AS模型的解释，长期均衡的实现条件是：
Y=C+I+G+NX
简单的变换得到：
S=I+NX
其中Y代表均衡总产出，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购买，NX代表净出口，S代表储蓄。在长期均衡时，储蓄必然转换为投资或者净出口。如果希望降低投资和净出口的数量，前提条件就是降低储蓄。同时：
S=Y-C-G
可知，要降低储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加居民消费，在不考虑政府购买的情况下，总储蓄与居民消费负相关。降低储蓄和扩大消费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储蓄作为个体的经济行为，古典经济学家的解释是个体为追逐利息。凯恩斯的理论中，加入了储蓄的预防动机，凯恩斯认为，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个体为应付未来的不确定会主动持有部分实际货币，产生了储蓄的预防需求，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的储蓄越多，消费越少。现代经济学中进一步引入了遗产问题对储蓄的影响。无论是那种储蓄动机都有个共同的前提——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中起主导作用。个体可以较自主的安排自己掌握的收入，或者消费，或者储蓄。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转轨时期，并不完全成立，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个体提供要素参与生产，然后获得市场报酬，进而把报酬，也就是收入自主分配为消费或者储蓄，这个逻辑链条尚未完整确立。要素市场，分配和资本市场、产品市场还存在很多缺陷。这导致我国的经济个体的储蓄行为具有独特性。特别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的结构背景下，经济个体的储蓄行为必然不同于市场经济较完善的地区的相应行为。
1.被迫储蓄
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强大的政府干预，政府为推行赶超战略，要求优先发展工业，为支持工业的优先发展，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我国政府都采取了压缩农业、农村的发展，扭曲价格机制，转移大量的农业剩余、农民收入以维持既定战略的推行。大量的农民收入被集中起来，在人民公社时期达到顶峰，之后虽然被迫放松，但被没有完全消失。这就在本质上造成了一种“被迫储蓄”，农民的收入被迫转移至工业部门，以期在长期中获得“反哺利息”。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转移是有意义的，因为在短期里从农民手中转移出的收入支持工业部门的发展，之后工业部门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反哺农业，使农民在长期中获益。但发展经济学在欠发达地区的实践却没有为这种理论提供支持，城乡收入差距反而出现扩大的趋势（安虎森，2000）。被迫储蓄的存在直接导致农民收入下降，消费不足。
在被迫储蓄的逻辑下，不单农民的消费不足，市民的消费会同样出现不足的特征，进而使整个社会的居民消费不足。为实现政府推行赶超战略的目标，不单需要从农业部门转移部分大量的经济剩余，在逻辑上，必然要求尽可能的压缩工业部门的成本，这就使得市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工业部门的工资处于较低的水平。我国财政收入增速高多年于GDP增速这一现象，可部分的为被迫储蓄提供证据。被迫储蓄在降低居民收入，压缩居民消费的同时，使大量财富集中在政府手中，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被迫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模式中，而动态的考察会看到，投资在来年中进一步扩大总产出，这时被迫储蓄的存在，导致经济发展进一步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净出口模式。
在被迫储蓄的背景下，政府承担起使用储蓄，进行投资的经济功能。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会发现这种投资很可能效率低下（柯武刚、史漫飞，2002）。结果即使依赖投资和净出口的发展模式可行，经济发展的质量也会比较低下。强迫储蓄在降低居民收入，压缩内需的同时，降低了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和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质量。
现阶段造成被迫储蓄的相关制度主要包括粮食流通体系的不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完善、滞后的城市化进程、对民营企业的投资限制、户籍制度等。
2.预防性储蓄
由于知识问题的存在，无论哪种制度体系，个体都不可避免的要面临无法预料的未来，这导致了预防性储蓄的出现。但在我国的转轨时期，在赶超战略支配下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预防性储蓄有不同的特点。
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居民具有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农民仍然占我国人口的多数，必然对我国整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形成重要影响。农村地区的居民长期以来在养老、医疗、教育、住房、交通等很多方面处于不平等地位。农民收入中有很大一块需要用于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支出，使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在这方面，城市居民虽然相对于农村居民享有较多的福利，但赶超战略内在的要求只为居民提供较低的福利供给。因此即使是城市居民在城乡二元社会的结构中，也只是相对于农民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而低于国际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赶超战略的影响下，使得城市和农村居民保留较多的预防性储蓄，降低了边际消费倾向，是导致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
3.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的消费函数
被迫储蓄的存在直接降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预防性储蓄的存在减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我国居民的消费不足。在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居民在进行跨期分配收入时，较普遍的面临信贷约束，因此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更适合我国的情况：
C=a+ b(Y-T)
其中，C代表当期消费水平，a代表自主消费，b边际消费倾向，Y代表当期收入水平，T代表税收。在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环境下，需要对函数进行修正，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提出下列的修正消费函数： C=a+b1(Y-T-W)，（ b 〉b1）
其中，b1代表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于需要更多的预防性储蓄，b1小于b; W代表被迫储蓄。
如图1所示，在城乡二元社会环境下的消费曲线完全处于正常条件下的消费曲线下方，斜率更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二元社会结构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是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如果能够减少居民的被迫储蓄和预防性储蓄，消费曲线会趋向于正常位置，消费水平会因而上升。具体而言，被迫储蓄的下降会推动消费曲线像是运动，当被迫储蓄完全消失时，与图像上方曲线的纵截距重合；降低预防性储蓄会改变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预防性储蓄越小。曲线的斜率越大，最终与上方曲线的斜率相等。
三、结论
由政府主导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优先发展工业的思维指导下，导致我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进而使得我国宏观总需求的构成中，投资和净出口占较大份额，最终转化为内需不足，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投资主导和外部需求的发展模式。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扩大内需，在我国就需要首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以降低过高的储蓄率。
参考文献：
[1]刘霞辉、张平、张晓晶：《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M].格致出版社，2008
[2]黄季焜《制度变迁和可持续发展》[M].格致出版社，2008
[3]蔡昉、王德文、都阳 ：《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M].格致出版社，2008
[4]陈佳贵：《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6]崔晓黎：《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7]林毅夫、蔡昉：《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J].《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8]杰佛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J].《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卷第4期
[9]田国强：《一个关于转型经济中最优所有权安排的理论》[J]，《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卷第1期
[10]陶然：《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徙人口社会保障》[J].《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
[11]郭树清：《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问题》[J].《经济研究》2007年第12期
［关键词］城乡二元社会 赶超战略 储蓄
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在普遍面临知识不足和追求自利的约束下，经济生活中的参与人——经济个体更加有效的利用各自掌握的资源，实现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的分工、合作。比如推动经济个体间的合作和集体预防替代个体的独自预防，降低居民储蓄率，实现经济发展由依靠外需转型到依赖内需的发展模式。如何实现个体间的更高效率的分工、合作是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转型和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受到很多条件的约束，比如市场结构、产权结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国内经济的发展水平、金融市场的发展等等，这些约束条件对这个问题的影响也被国内很多学者关注，并得到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但关于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一特征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分析较少，本文力图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和模型，对此进行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为应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央政府逐步确立了以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为特点的赶超战略。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不同，本质上要求扭曲价格机制，优先发展不具备优势的产业。这一战略在为新中国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客观上也造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2000年开始我国政府逐步重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开始采取各种措施，以对其改革，希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但至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升级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一、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的缘起和特征
在资本、技术贫乏的条件下，要实现优先发展工业的计划，理论和实践上的选择都很可能是依赖“大政府”，利用价格剪刀差的办法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劳动要素的部分收入和剩余，对工业进行补贴，以支援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林毅夫，2000）。为实现这种转移，我国农村逐渐建立起了以人民公社制度、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和户籍制度为“三驾马车”的制度群（蔡昉，2003）。作为这种制度群的副产品之一，城乡二元社会体系逐渐形成，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被限制在农业部门和农村地区，并天然的与另外一个群体——市民，在诸多权利上存在显著的制度性差异，包括：户籍制度、粮食供应制度、副食品与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等（何家栋，2003）。这一体系扭曲价格机制，缺乏适当、足够的激励和约束以引导个人的生产行为（周其仁，1994），在知识问题和个人理性的作用下，经济低效率不可避免，工农业结构严重失衡。1952年～1978年间我国工农业增加值增速比为5.5：1，而工业初中期这一比例的国际平均水平为2.5：1（黄季焜，2008）。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粉碎四人帮后，城乡二元社会伴随而来的经济低效率已异常惊人，对整个体系进行经济转轨，缓和城乡关系已不可避免（Roland，2002）。虽然在这之后，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试图缓解、消除这种状况，但时至今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仍然是我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
整体而言，现阶段我国的城乡二元社会具有这样的特征：
第一，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的形成与我国的政府干预有关。新中国建立后，为应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国政府逐步的确立了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的赶超战略，赶超战略在扭曲价格机制的同时，造成了这样的逻辑结果——在我国内部城乡分治，一国两策。
第二，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由于需要为工业部门提供积累，因而不可避免的只能得到较低福利。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养老、医疗、教育、交通、信息、劳动力的流动能力等很多方面处于劣势，从而导致一个逻辑后果，农村居民需要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第三，受困于哈耶克的知识问题和有限理性，在赶超战略的作用下，整个社会群体具备较低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机。使得经济发展更多依赖粗放型增长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和产业升级受到限制。
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居民的储蓄与经济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年均经济增长率近10%，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占全球GDP比例接近6%。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世界其它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我国仍保持了较快增长，不单为我国，也为世界其它地区尽快走出危机提供了主要动力。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急需突破的难题——内需不足。在经济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始终面临一个困境，在宏观总需求中，国内居民消费不足，消费率不到60%。有的学者估算甚至不到30%，导致的直接问题就是储蓄率居高不下。高的储蓄率一方面从供给角度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物质支持，但另一方面在需求方面导致经济发展必然依赖投资和净出口的发展模式。因此，储蓄率过高既是内需不足的表现，更是经济发展模式上过度依赖投资和净出口的直接原因。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而言，这种模式很难持续，毕竟大额的贸易顺差，同时意味着它国的大额贸易逆差，必然招致逆差国的报复，在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环境下，这种模式更加不稳定，逆差国的报复会更加激烈和频繁。无论出于那种考虑，改变这种过度依赖投资和净出口的发展模式，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多本国的内需，都非常必要和紧迫。而扩大内需的本质就是降低过高的储蓄率。
根据现代宏观经济学中AD—AS模型的解释，长期均衡的实现条件是：
Y=C+I+G+NX
简单的变换得到：
S=I+NX
其中Y代表均衡总产出，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购买，NX代表净出口，S代表储蓄。在长期均衡时，储蓄必然转换为投资或者净出口。如果希望降低投资和净出口的数量，前提条件就是降低储蓄。同时：
S=Y-C-G
可知，要降低储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加居民消费，在不考虑政府购买的情况下，总储蓄与居民消费负相关。降低储蓄和扩大消费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储蓄作为个体的经济行为，古典经济学家的解释是个体为追逐利息。凯恩斯的理论中，加入了储蓄的预防动机，凯恩斯认为，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个体为应付未来的不确定会主动持有部分实际货币，产生了储蓄的预防需求，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的储蓄越多，消费越少。现代经济学中进一步引入了遗产问题对储蓄的影响。无论是那种储蓄动机都有个共同的前提——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中起主导作用。个体可以较自主的安排自己掌握的收入，或者消费，或者储蓄。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转轨时期，并不完全成立，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个体提供要素参与生产，然后获得市场报酬，进而把报酬，也就是收入自主分配为消费或者储蓄，这个逻辑链条尚未完整确立。要素市场，分配和资本市场、产品市场还存在很多缺陷。这导致我国的经济个体的储蓄行为具有独特性。特别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的结构背景下，经济个体的储蓄行为必然不同于市场经济较完善的地区的相应行为。
1.被迫储蓄
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强大的政府干预，政府为推行赶超战略，要求优先发展工业，为支持工业的优先发展，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我国政府都采取了压缩农业、农村的发展，扭曲价格机制，转移大量的农业剩余、农民收入以维持既定战略的推行。大量的农民收入被集中起来，在人民公社时期达到顶峰，之后虽然被迫放松，但被没有完全消失。这就在本质上造成了一种“被迫储蓄”，农民的收入被迫转移至工业部门，以期在长期中获得“反哺利息”。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转移是有意义的，因为在短期里从农民手中转移出的收入支持工业部门的发展，之后工业部门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反哺农业，使农民在长期中获益。但发展经济学在欠发达地区的实践却没有为这种理论提供支持，城乡收入差距反而出现扩大的趋势（安虎森，2000）。被迫储蓄的存在直接导致农民收入下降，消费不足。
在被迫储蓄的逻辑下，不单农民的消费不足，市民的消费会同样出现不足的特征，进而使整个社会的居民消费不足。为实现政府推行赶超战略的目标，不单需要从农业部门转移部分大量的经济剩余，在逻辑上，必然要求尽可能的压缩工业部门的成本，这就使得市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工业部门的工资处于较低的水平。我国财政收入增速高多年于GDP增速这一现象，可部分的为被迫储蓄提供证据。被迫储蓄在降低居民收入，压缩居民消费的同时，使大量财富集中在政府手中，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被迫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模式中，而动态的考察会看到，投资在来年中进一步扩大总产出，这时被迫储蓄的存在，导致经济发展进一步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净出口模式。
在被迫储蓄的背景下，政府承担起使用储蓄，进行投资的经济功能。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会发现这种投资很可能效率低下（柯武刚、史漫飞，2002）。结果即使依赖投资和净出口的发展模式可行，经济发展的质量也会比较低下。强迫储蓄在降低居民收入，压缩内需的同时，降低了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和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质量。
现阶段造成被迫储蓄的相关制度主要包括粮食流通体系的不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完善、滞后的城市化进程、对民营企业的投资限制、户籍制度等。
2.预防性储蓄
由于知识问题的存在，无论哪种制度体系，个体都不可避免的要面临无法预料的未来，这导致了预防性储蓄的出现。但在我国的转轨时期，在赶超战略支配下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预防性储蓄有不同的特点。
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居民具有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农民仍然占我国人口的多数，必然对我国整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形成重要影响。农村地区的居民长期以来在养老、医疗、教育、住房、交通等很多方面处于不平等地位。农民收入中有很大一块需要用于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支出，使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在这方面，城市居民虽然相对于农村居民享有较多的福利，但赶超战略内在的要求只为居民提供较低的福利供给。因此即使是城市居民在城乡二元社会的结构中，也只是相对于农民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而低于国际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赶超战略的影响下，使得城市和农村居民保留较多的预防性储蓄，降低了边际消费倾向，是导致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
3.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的消费函数
被迫储蓄的存在直接降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预防性储蓄的存在减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我国居民的消费不足。在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居民在进行跨期分配收入时，较普遍的面临信贷约束，因此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更适合我国的情况：
C=a+ b(Y-T)
其中，C代表当期消费水平，a代表自主消费，b边际消费倾向，Y代表当期收入水平，T代表税收。在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环境下，需要对函数进行修正，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提出下列的修正消费函数： C=a+b1(Y-T-W)，（ b 〉b1）
其中，b1代表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于需要更多的预防性储蓄，b1小于b; W代表被迫储蓄。
如图1所示，在城乡二元社会环境下的消费曲线完全处于正常条件下的消费曲线下方，斜率更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二元社会结构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是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如果能够减少居民的被迫储蓄和预防性储蓄，消费曲线会趋向于正常位置，消费水平会因而上升。具体而言，被迫储蓄的下降会推动消费曲线像是运动，当被迫储蓄完全消失时，与图像上方曲线的纵截距重合；降低预防性储蓄会改变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预防性储蓄越小。曲线的斜率越大，最终与上方曲线的斜率相等。
三、结论
由政府主导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优先发展工业的思维指导下，导致我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进而使得我国宏观总需求的构成中，投资和净出口占较大份额，最终转化为内需不足，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投资主导和外部需求的发展模式。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扩大内需，在我国就需要首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以降低过高的储蓄率。
参考文献：
[1]刘霞辉、张平、张晓晶：《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M].格致出版社，2008
[2]黄季焜《制度变迁和可持续发展》[M].格致出版社，2008
[3]蔡昉、王德文、都阳 ：《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M].格致出版社，2008
[4]陈佳贵：《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6]崔晓黎：《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7]林毅夫、蔡昉：《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J].《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8]杰佛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J].《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卷第4期
[9]田国强：《一个关于转型经济中最优所有权安排的理论》[J]，《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卷第1期
[10]陶然：《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徙人口社会保障》[J].《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
[11]郭树清：《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问题》[J].《经济研究》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