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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学固生于1892年，祖籍安徽桐城，毕业于安徽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京师大学堂。曾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分会名誉理事。1982年卒于上海，享年90岁。
学固先生出身翰墨世家，6岁临池习书，先习欧、颜楷法，由于其父督课甚严，加上先生的勤奋和聪颖，中学时代，他便能为人作楹联条幅了。其父曾谆谆教导日：“字不必宗一体，书不必拘一家，应师于古而不泥于古，发挥各人所长，始有成就。”这对先生日后的习书和发展，可说是受用一生的。
学固先生16岁起学治印，初法南通印人丁尚庚，得安雅淳朴象迹。贯通邓石如、吴让之、黄牧甫的篆刻风格，六十岁后，则反溯秦汉，兼研西泠八家和赵(扌为)叔印风。其印冲、切相用，以小篆为主，间或籀文，在工稳的布局中，寻求质朴和厚实的美感。尤擅边款，笔势铿锵，气贯首尾，举目印坛，可为一绝。
早在抗日时期，学固先生在书坛上已有声名，与潘伯鹰、曾克瑞、周弃子等诸多闻人，时有唱和往还。曾与同宗潘伯鹰和曾克瑞联合举办过篆刻、书法展览，饮誉渝城。
五十年代末，他与诸多篆刻名家共同创作了《鲁迅笔名印谱》。
一、与沈尹默等创建第一个书法篆刻团体
六十年代初，学固先生和沈尹默、潘伯鹰、王个簃、郭绍虞等积极参与创建成立了“上海书法金石篆刻研究会”。“书刻会”成立之初，会员均为沪地著名书法篆刻家，其中以上海市文史馆书画组二十八位组员为基本会员。身为文史馆书画组召集人的潘学固先生，为成立书法篆刻家自己的组织日夜奔走，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潘伯鹰先生肝病已趋严重，沈尹老又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王个老当时负责上海中国画院院务，郭绍虞先生则是复旦大学文学所主要负责人，因此“书刻会”诞生前后的相当一个时期的一些具体事务，多由学固先生鼎力操办。
“书刻会”的成立，开创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书法、篆刻家学术社会团体的先河，为上海书法家协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点燃了书法篆刻艺术蓬勃发展之火，全国各地纷纷相继成立了书法家协会，为书法篆刻艺术的继承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1961年，上海市文史馆在今上海展览馆东厅隆重推出第一次书法展览。次年，又在人民公园内主办第二次大型书法展览，潘学固先生负责这两次展览的筹备和评审。稍后的“上海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也是在他的建议下以“书刻会”和上海市文史馆的名义联合举办的，并主持了评审工作。这三次展会盛况空前，震撼海内外书坛，为弘扬中华瑰宝之书法篆刻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几十年来，学固先生为上海书法篆刻事业的普及和发展不辞辛劳、不计报酬而脚踏实地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认为书法篆刻艺术这一中华民族的国粹，需要几代人用心血去培育，方能灿烂辉煌。上海市青年宫自1961年始共创办了九届书法篆刻学习班，邀请了当时有名望和富有教学经验的书法家任教，学固先生是唯一从第一届至第九届的导师，直至“文革”停办。
学固先生教导学生：盖草书之演进，均有其根源，不识根源，随意为之必错，错则令人不识，或另错成一字，若不下苦功夫，写来必有错误与舛讹。若以为草书可以随意为之，美其名曰“创新”，那就大错而特错矣。学固先生总是谆谆告诫学生必须重视基本功的练习，切莫贪图捷径。并常常用李北海的话对学生说：“学我者死，师我者俗。”从学固先生给学员的复信中充分体现了学固先生以极大的热忱，积极提掖后生，自始至终地执教其中。其所教学员甚多，可以这么说，如今活跃在上海书坛以至全国书坛的部分书法篆刻家，当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学固先生的点拨和教诲，学固先生为书法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淡泊名利，终生未卖过一张字
学固先生终生未卖过一张字，凡求书者无不挥毫相赠。书法篆刻作品多次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礼品及广交会展品被博物馆、收藏家收藏，从不取酬，全献国家。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和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上海时，上海书法金石篆刻研究会公推学固先生治印各一方馈赠。
学固先生生性淡泊，常以“知足常乐”告诫自己，一生恪守“不贪、不求、不过份”，并以此教育子女。“文革”后期，根据抄家物资落实政策之规定：按抄家清单，有原物还原物，无原物以同类物品抵还，以此消账。学固先生领回了存世仅五本的手拓“白石印谱”，发现该印谱盖有“钱君匋藏”之印，八十九高龄的学固先生毅然以“君子不夺他人所爱”之心，送归钱君匋先生，白石大师对其艺术作品的自我评价：篆刻第一，诗词第二，书法第三，绘画第四，可见该印谱艺术价值之高。为此，钱君甸先生治印二方赠学固先生，以答谢学固先生之高风亮节。
学固先生对旧体诗词很有研究，尤精绝句，他应邀参观苏、浙、湖、粤各名胜古迹时，往往即席赋诗、对景作联、当场挥毫，留下了大量的诗痕墨迹。在镇江北固山书联曰：“屈指数英雄，须识此金汤锁钥：凭栏观胜迹，莫只谈水月风花。”为金山寺书联曰：“看依然万顷波涛汹涌，奔腾东去；淘不尽千古风流人物，继往开来。”一反东坡“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名句，立意新颖，思想积极，率直天真，臻于妙境。
1979年上海市友好代表团出访日本，潘学固与刘海粟等书画名家共同创作了书画精品，馈赠日本朋友，同年再度参加上海——大阪书法联合展览。1980年日本政府代表团访华，他书写《中日友好万古常青》条幅专赠。同年，鉴真和尚塑像回国探亲，他又作《恭逢鉴真大师归宁祖国颂》：“心光圆照五蕴空，眼明常被浮尘障；华夏扶桑皆佛土，无去无来自在观。”并以洒金螺纹宣纸写就装裱，赠日本奈良招提寺。
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原副会长巨赞法师准备云游，拟请学固先生书写百幅字，分赠全国各地名山古刹，学固先生以耄耋之年，欣然应命，因此，作品流传较广，嵩山少林寺、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山西五台山、成都文殊院等寺庙都藏有他的墨翰。特别是“文革”后修葺的上海龙华塔塔顶及寺庙殿宇屋脊上的文字，全都采用了学固先生存世不多的楷书，凝重温文。
三、人书俱老，有长者风，是草之圣
学固先生八十七岁高龄时，对草书“飞白体”产生了浓厚兴趣。“飞白体”书法始于我国东汉的蔡邕，唐代十分盛行，宋后能继者寥寥，至晚更濒临佚失。学固先生认为：吾辈岂可坐视这一传统书体湮没呢?!从此，学固先生不顾年高体弱，查阅有关史料，研悉“飞白体”的书写特征，并试用变幻书写工具的方法，选取了蓄墨多，富韧性的藤笔，终于创作了理想中的“飞白体”——“龙跳天门虎卧凤阕”，这是后人对王羲之书法的赞誉，学固先生写来云烟起伏，犹如春风轻拂白练，透纸离纸，辩证统一。
学固先生精于草书，亦擅长真、隶、篆、甲骨诸书体，他早年宗二王并广涉历代碑帖，晚年对张芝、怀素、孙过庭等名家书法十分偏爱，尤其对孙过 庭《书谱》，更是潜心钻研、谙熟于心，几可背临，深得其奥秘。他晚年曾为《书谱》的遗散佚落部分进行补遗，堪与“书谱”形交神合，为行家所称道，认为如将《书谱》补遗本出版传世，则无论对时人学书，还是后人研究书法史都将是无量功德，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的一大贡献。
自汉魏以来书家辈出，至今仍有众多手迹及传抄广为流存于世，但在书法理论方面，唯孙过庭《书谱》尚存人间，《书谱》宗旨：“举前贤之未及，启后学于成规；窥其根源，折其枝派，贵使之约理赡，迹显心通；披卷可明，诡辞异说，非所详焉。”全篇以辩证观点归纳总结前人书法成就和自己的实践经验，不失为一本书法和书法理论的重要参考书。书法和书论有相辅相成的依赖关系，只有造诣高深的书法家，才能写出高水平的精辟书论。学固先生正是凭藉着对书法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写出了一篇篇书法理论方面的著述，生动易懂，以便学者口诵心会，恭录《笔法偈》供赏：
笔能生法立于心 意在笔先是准绳
用笔行法渐入门 任笔为体是痴人
牙签垩帚与枯藤 一样叫它随跟行
莫向沙虫求真谛 灵犀一点在天君
学固先生的书法圆脱挥洒、率然天真，深得王摩诘清远超尘之气，海内外知音，称他的字为“神仙书”，古淡闲雅，得意在笔先，逸兴悠悠。成都女才子黄雅荃赞：“无一俗笔，无一败笔，现今不可多见之作也。”尤其至晚岁，其日臻化境的风格，可谓炉火纯青，在中国书坛上独树一帜。青岛书画金石名家苏白赞曰：“潘老作书，坚重雄厚，秀丽苍劲，笔酣墨饱，逸兴悠然，人书俱老。”
1987年3月，上海市文史馆和上海书协联合举办了《潘学固先生遗墨展》，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为展会题词。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如云，盛况空前，应观众要求，展期延长了两天，这在书展史上实属罕见。电视、电台及报章等各新闻媒介、争相介绍学固先生的书品和人品，令人惊叹展品中有以棉花、牙签代笔的作品，若不注明卷棉书、牙签书，无法辨认非毛笔所书。江苏省作协原副主席、评论家柯文辉盛赞他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人书合一，以草书最为突出，淳厚与飘逸，法与趣，规矩与自由，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风格就是人。”学固先生逝世，中国书法家协会原顾问、上海市文联原副主席方去疾当时特撰文篇，推崇学固先生一生不图名、不谋利的君子之德，晚年书法达到“人书俱老”境地，孜孜不倦于书法教育工作，一生为书法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痛惜艺术界失去了一位有成就的书家。
上海市文联对学固先生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赠挽联日：
“耄耋享大年，音容永在，典范恒存。是贤者德，是长者风，是仁者寿；”
“立名垂远世，朱墨分明，龙蛇并竞。乃文之英，乃草之圣，乃印之家。”
学固先生出身翰墨世家，6岁临池习书，先习欧、颜楷法，由于其父督课甚严，加上先生的勤奋和聪颖，中学时代，他便能为人作楹联条幅了。其父曾谆谆教导日：“字不必宗一体，书不必拘一家，应师于古而不泥于古，发挥各人所长，始有成就。”这对先生日后的习书和发展，可说是受用一生的。
学固先生16岁起学治印，初法南通印人丁尚庚，得安雅淳朴象迹。贯通邓石如、吴让之、黄牧甫的篆刻风格，六十岁后，则反溯秦汉，兼研西泠八家和赵(扌为)叔印风。其印冲、切相用，以小篆为主，间或籀文，在工稳的布局中，寻求质朴和厚实的美感。尤擅边款，笔势铿锵，气贯首尾，举目印坛，可为一绝。
早在抗日时期，学固先生在书坛上已有声名，与潘伯鹰、曾克瑞、周弃子等诸多闻人，时有唱和往还。曾与同宗潘伯鹰和曾克瑞联合举办过篆刻、书法展览，饮誉渝城。
五十年代末，他与诸多篆刻名家共同创作了《鲁迅笔名印谱》。
一、与沈尹默等创建第一个书法篆刻团体
六十年代初，学固先生和沈尹默、潘伯鹰、王个簃、郭绍虞等积极参与创建成立了“上海书法金石篆刻研究会”。“书刻会”成立之初，会员均为沪地著名书法篆刻家，其中以上海市文史馆书画组二十八位组员为基本会员。身为文史馆书画组召集人的潘学固先生，为成立书法篆刻家自己的组织日夜奔走，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潘伯鹰先生肝病已趋严重，沈尹老又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王个老当时负责上海中国画院院务，郭绍虞先生则是复旦大学文学所主要负责人，因此“书刻会”诞生前后的相当一个时期的一些具体事务，多由学固先生鼎力操办。
“书刻会”的成立，开创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书法、篆刻家学术社会团体的先河，为上海书法家协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点燃了书法篆刻艺术蓬勃发展之火，全国各地纷纷相继成立了书法家协会，为书法篆刻艺术的继承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1961年，上海市文史馆在今上海展览馆东厅隆重推出第一次书法展览。次年，又在人民公园内主办第二次大型书法展览，潘学固先生负责这两次展览的筹备和评审。稍后的“上海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也是在他的建议下以“书刻会”和上海市文史馆的名义联合举办的，并主持了评审工作。这三次展会盛况空前，震撼海内外书坛，为弘扬中华瑰宝之书法篆刻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几十年来，学固先生为上海书法篆刻事业的普及和发展不辞辛劳、不计报酬而脚踏实地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认为书法篆刻艺术这一中华民族的国粹，需要几代人用心血去培育，方能灿烂辉煌。上海市青年宫自1961年始共创办了九届书法篆刻学习班，邀请了当时有名望和富有教学经验的书法家任教，学固先生是唯一从第一届至第九届的导师，直至“文革”停办。
学固先生教导学生：盖草书之演进，均有其根源，不识根源，随意为之必错，错则令人不识，或另错成一字，若不下苦功夫，写来必有错误与舛讹。若以为草书可以随意为之，美其名曰“创新”，那就大错而特错矣。学固先生总是谆谆告诫学生必须重视基本功的练习，切莫贪图捷径。并常常用李北海的话对学生说：“学我者死，师我者俗。”从学固先生给学员的复信中充分体现了学固先生以极大的热忱，积极提掖后生，自始至终地执教其中。其所教学员甚多，可以这么说，如今活跃在上海书坛以至全国书坛的部分书法篆刻家，当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学固先生的点拨和教诲，学固先生为书法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淡泊名利，终生未卖过一张字
学固先生终生未卖过一张字，凡求书者无不挥毫相赠。书法篆刻作品多次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礼品及广交会展品被博物馆、收藏家收藏，从不取酬，全献国家。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和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上海时，上海书法金石篆刻研究会公推学固先生治印各一方馈赠。
学固先生生性淡泊，常以“知足常乐”告诫自己，一生恪守“不贪、不求、不过份”，并以此教育子女。“文革”后期，根据抄家物资落实政策之规定：按抄家清单，有原物还原物，无原物以同类物品抵还，以此消账。学固先生领回了存世仅五本的手拓“白石印谱”，发现该印谱盖有“钱君匋藏”之印，八十九高龄的学固先生毅然以“君子不夺他人所爱”之心，送归钱君匋先生，白石大师对其艺术作品的自我评价：篆刻第一，诗词第二，书法第三，绘画第四，可见该印谱艺术价值之高。为此，钱君甸先生治印二方赠学固先生，以答谢学固先生之高风亮节。
学固先生对旧体诗词很有研究，尤精绝句，他应邀参观苏、浙、湖、粤各名胜古迹时，往往即席赋诗、对景作联、当场挥毫，留下了大量的诗痕墨迹。在镇江北固山书联曰：“屈指数英雄，须识此金汤锁钥：凭栏观胜迹，莫只谈水月风花。”为金山寺书联曰：“看依然万顷波涛汹涌，奔腾东去；淘不尽千古风流人物，继往开来。”一反东坡“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名句，立意新颖，思想积极，率直天真，臻于妙境。
1979年上海市友好代表团出访日本，潘学固与刘海粟等书画名家共同创作了书画精品，馈赠日本朋友，同年再度参加上海——大阪书法联合展览。1980年日本政府代表团访华，他书写《中日友好万古常青》条幅专赠。同年，鉴真和尚塑像回国探亲，他又作《恭逢鉴真大师归宁祖国颂》：“心光圆照五蕴空，眼明常被浮尘障；华夏扶桑皆佛土，无去无来自在观。”并以洒金螺纹宣纸写就装裱，赠日本奈良招提寺。
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原副会长巨赞法师准备云游，拟请学固先生书写百幅字，分赠全国各地名山古刹，学固先生以耄耋之年，欣然应命，因此，作品流传较广，嵩山少林寺、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山西五台山、成都文殊院等寺庙都藏有他的墨翰。特别是“文革”后修葺的上海龙华塔塔顶及寺庙殿宇屋脊上的文字，全都采用了学固先生存世不多的楷书，凝重温文。
三、人书俱老，有长者风，是草之圣
学固先生八十七岁高龄时，对草书“飞白体”产生了浓厚兴趣。“飞白体”书法始于我国东汉的蔡邕，唐代十分盛行，宋后能继者寥寥，至晚更濒临佚失。学固先生认为：吾辈岂可坐视这一传统书体湮没呢?!从此，学固先生不顾年高体弱，查阅有关史料，研悉“飞白体”的书写特征，并试用变幻书写工具的方法，选取了蓄墨多，富韧性的藤笔，终于创作了理想中的“飞白体”——“龙跳天门虎卧凤阕”，这是后人对王羲之书法的赞誉，学固先生写来云烟起伏，犹如春风轻拂白练，透纸离纸，辩证统一。
学固先生精于草书，亦擅长真、隶、篆、甲骨诸书体，他早年宗二王并广涉历代碑帖，晚年对张芝、怀素、孙过庭等名家书法十分偏爱，尤其对孙过 庭《书谱》，更是潜心钻研、谙熟于心，几可背临，深得其奥秘。他晚年曾为《书谱》的遗散佚落部分进行补遗，堪与“书谱”形交神合，为行家所称道，认为如将《书谱》补遗本出版传世，则无论对时人学书，还是后人研究书法史都将是无量功德，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的一大贡献。
自汉魏以来书家辈出，至今仍有众多手迹及传抄广为流存于世，但在书法理论方面，唯孙过庭《书谱》尚存人间，《书谱》宗旨：“举前贤之未及，启后学于成规；窥其根源，折其枝派，贵使之约理赡，迹显心通；披卷可明，诡辞异说，非所详焉。”全篇以辩证观点归纳总结前人书法成就和自己的实践经验，不失为一本书法和书法理论的重要参考书。书法和书论有相辅相成的依赖关系，只有造诣高深的书法家，才能写出高水平的精辟书论。学固先生正是凭藉着对书法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写出了一篇篇书法理论方面的著述，生动易懂，以便学者口诵心会，恭录《笔法偈》供赏：
笔能生法立于心 意在笔先是准绳
用笔行法渐入门 任笔为体是痴人
牙签垩帚与枯藤 一样叫它随跟行
莫向沙虫求真谛 灵犀一点在天君
学固先生的书法圆脱挥洒、率然天真，深得王摩诘清远超尘之气，海内外知音，称他的字为“神仙书”，古淡闲雅，得意在笔先，逸兴悠悠。成都女才子黄雅荃赞：“无一俗笔，无一败笔，现今不可多见之作也。”尤其至晚岁，其日臻化境的风格，可谓炉火纯青，在中国书坛上独树一帜。青岛书画金石名家苏白赞曰：“潘老作书，坚重雄厚，秀丽苍劲，笔酣墨饱，逸兴悠然，人书俱老。”
1987年3月，上海市文史馆和上海书协联合举办了《潘学固先生遗墨展》，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为展会题词。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如云，盛况空前，应观众要求，展期延长了两天，这在书展史上实属罕见。电视、电台及报章等各新闻媒介、争相介绍学固先生的书品和人品，令人惊叹展品中有以棉花、牙签代笔的作品，若不注明卷棉书、牙签书，无法辨认非毛笔所书。江苏省作协原副主席、评论家柯文辉盛赞他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人书合一，以草书最为突出，淳厚与飘逸，法与趣，规矩与自由，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风格就是人。”学固先生逝世，中国书法家协会原顾问、上海市文联原副主席方去疾当时特撰文篇，推崇学固先生一生不图名、不谋利的君子之德，晚年书法达到“人书俱老”境地，孜孜不倦于书法教育工作，一生为书法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痛惜艺术界失去了一位有成就的书家。
上海市文联对学固先生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赠挽联日：
“耄耋享大年，音容永在，典范恒存。是贤者德，是长者风，是仁者寿；”
“立名垂远世，朱墨分明，龙蛇并竞。乃文之英，乃草之圣，乃印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