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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锻炼锻炼”》 是赵树理1958年写的一篇文章，这篇短篇小说自问世以来，一直争议不断，内涵十分丰富。本文立足于作者的女性观，通过作者的描写，从家庭事业双重压力、失语状态和“他者”地位来探讨时代背景下女性的解放程度以及生存困境，并希望能够以此来观照当下社会，对当代社会女性生存困境做出分析。
关键词：生存困境 权力话语 “他者”
一直以来，女性在中国历史上都是被压抑、被奴役的对象。从五四开始，伴随着人的解放，女性解放被提上了日程。1949年之后，女性在法律上获得了更多的权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家庭以及性别的束缚，追求自己的人生。赵树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写了许多和农村工作相关的作品，反映出农村生活的现状并且紧紧地跟随着时代，他所持有的民间文化立场使得他的方向被定位为中国文艺的新方向。在他众多文章当中，《“锻炼锻炼”》可以算很独特的一篇，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争论，在文章女性角色的塑造中，我们能够窥探到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生存境况，展现女性生存困境，并希望以此来观照现代女性，推動女性解放的进程。
一、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压迫
1949年之后，“新社会制度对男女两性在法律、政治、经济地位上平等相待，终于正面否定了两千年来对女性理所当然的奴役与欺侮”a。新中国的成立使得妇女在政治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妇女摆脱了只能待在家里的禁锢，能够走出家门并且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这是时代赋予女性的权利。
虽然在制度上保障了男女平等，但是女性在社会事务中仍然处于一个边缘的地位：在公社中，男性干部的数量远远多于女性干部，就连村主任王聚海都认为有一个妇女副主任完全是多余的，他认为“叫妇女们闹事可以，想叫她们办事呀，连门都找不着！”b在工作中，他认为年轻的杨小四需要“锻炼锻炼”，而妇女高秀兰则是连“锻炼”都没法“锻炼”，这种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不是仅仅依靠制度的规定就可以转变的，这需要长时间的教育和改造。
在这一个时期，女性不仅仅要参加社会劳动，家庭事务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女性来继续承担。社会上一方面不承认女性能够在社会事务中发挥作用，一方面又将争先社落后的原因全部归结于女性的不劳动。作为社会权力拥有者的男性对于女性的期望就是既能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又能在外面参加社会劳动。在女性提出无法参加劳动的原因之后，以杨小四为主的领导们并没有认真地听她们的理由，只是简单地用行政力量强迫女性去参加劳动。这一时期女性就陷入了家庭和事业的矛盾之中，她们一面被解放，一面又陷入了更深的双重压迫中，女性解放就囿于这样的困境中艰难前进。
二、长期失语状态下的无奈挣扎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说：“我猜想，在所有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通过一定数量的程序来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谋取权力和防止危险，控制偶然事件，避免沉重而可怕的犯罪。”在福柯这里权力和话语是分不开的，我们也可以说“权力即话语”或者“话语即权力”。话语权简言之，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谁就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c千百年来，男性一直掌握着社会的话语权，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来塑造、规定女性，而女性只能“被叙述、被支配”，只能置于“被说”的失语情境中。
话语即权力。在《“锻炼锻炼”》这篇文章中有一个最能体现话语权力的代表，那就是“大字报”。赵树理坦言自己创作《“锻炼锻炼”》主要是批判中农干部的“和事佬”思想，代表这种思想的人物是社主任王聚海，但是我们在读过文本之后，最直观的感受不是作者对具有“和事佬”干部的批评，而是对“小腿疼”“吃不饱”等落后农民的批判。“大字报”在给读者营造阅读感受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一共出现了两张大字报：这两张大字报，杨小四写的批判“小腿疼”的文章放在了开头，高秀兰写的批判主任王聚海的放在了作品中间。作者将最显眼的位置留给了对落后女性的批判，而不是给他文章想要批判他的对象，这样的叙述设置很容易让读者尤其是农民读者混淆作品的重点，如果不是作者有意为写之，那只能说是作者内心的男权意识在作祟。除了位置，大字报引起的效果也很不一样，全文几乎是围绕杨小四写的大字报来对两位落后女性展开批判的，人们对它的关注和反映都很强烈，而面对批判主任王聚海的大字报，村民们对它并没有多大的反映。在作者笔下，两个女性的问题触及的是男权社会中以男性群体为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叙述者将对女性的批判放在文本的中心位置，而全体社员对高秀兰提出的问题集体沉默，是作者对文章主题问题的一种淡化处理，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男权思想在影响了。
在这样千百年的失语状态下女性如何才能获得话语的权利呢？文章给了我们一种途径：你只有站在男权社会的一边，站在男权话语一边，以女性的身份来说出男性的话语，将自己纳入到男权的体系中，你才能说话。“小腿疼”是很典型的中国旧式农村婆婆形象，当女性在受到男权的戕害之后，她反过来站在男权这一边来继续伤害女性，这是封建思想所造成的不幸延续。“在她们身上沉积着异常复杂的文化因素……她们对媳妇的虐待是一种被扭曲的行为，因为她们把自己的不幸发泄到了其他不幸的女人身上。” d在长期的失语状态下，女性站到了男权的一边并以此获得了男权所赋予她的说话权力，她们反过来用这权力来压迫曾经和她们一样的女性。这种话语权不过是男权为了加深自己的统治而在女性团体中找到的帮手而已，女性就在这失语的泥潭中不断挣扎。
三、“他者”地位的历史性限制
在西方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中，“他者”是相对于“自我”存在的，“他者”是一个与“自我”相区别又有联系的参照物。这一理论被波伏娃来证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波伏娃这样说：“女人是由男人决定的，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是。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e科耶夫认为：人成为主人的前提就是把原本与自己处于平等地位的他人变为奴隶。将这种看法应用到男女关系上，男性正是通过将本来与自己处于平等地位的女性置于奴隶地位，才确定了自己在社会上的主导地位，也就是通过各种外在条件造就了女性的“他者”地位。长时间的“他者”地位是对女性最大的禁锢，不仅仅男性将女性置于与社会相对立的“他者”位置上，女性自己更是在这种压迫中将自己“他者”的地位一直延续下去，甚至会成为男性社会的帮凶来对这种地位进行加固，这种历史性限制是阻碍女性解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赵树理的文章中，作者让以杨小四为代表的村干部将社会整体利益与女性个人利益对立起来。村里的干部们一方面认为让女性干些什么是万万指不上的一方面又将争先社落后的原因全部归结于女性身上。当女性一旦开始参加社会劳动，她们就自动的和男性社会既定的规矩、利益成为一种对立的关系，更是由于长时间“他者”地位的限制，男性也在其中受到影响而习惯于将女性放在对立面上，这就导致当争先社出问题时男性将责任全部推到与自身相对立的女性身上，这不能不说是“他者”地位的限制。
比男性将女性置于“他者”地位更加影响深远的是已经居于“他者”地位的女性不自知并将这种地位延续下去。母亲、婆婆这一类年长的女性，在历史中无意识地扮演着地位延续者的角色，她们从小受到自己母亲和婆婆的教导，反过来她们也这样教导自己的女儿或者媳妇，在潜移默化中将自己这种“他者”思想传递给了下一辈，无形中充当了男性的帮凶。而年轻一辈的女性对于和自己同性别的女性有着一种天然的信任，所以女性就这样一步步地掉入了男权社会的陷阱中。《“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以及赵树理文章中的许多其他女性，正是在无意识中充当了“他者”思想传递者的这一种角色。这种影响是历史的、长期的，是被掩埋在时间之下难以察觉的，所以这种“他者”地位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性限制的。
赵树理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跟随时代变革的洪流，在他的作品展现了女性解放的历程，但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女性观是不完全的，解放是不彻底的。他的作品同时也给我们展现了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压迫、长期失语状态下的无奈挣扎、“他者”地位的歷史性限制，这些都是女性想要获得解放路上的拦路虎，女性就在这困境中不断挣扎着前进，希望有一天能够获得真正的解放。
女性要想获得解放，首先需要明白男女两性在社会上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和谐共生的，性别歧视是对全部人而言的，要想实现性别平等，就不能将男性排除在外，要联合起男性和女性，以共同的力量实现性别平等。女性不要试图去依靠或者依附男性，要全面地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并平衡各种角色，与男性和谐共处。女性问题从来都不只是女性自己的问题，更是全社会、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妥善解决好女性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不仅有助于改变女性的生活状况，也可以改变男性的生活状况，由此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的两性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f
a 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50页。
b 赵树理：《“锻炼锻炼”》，《赵树理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393页。
c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d 曹书文：《人的意识与性别意识的双重失落——重读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
e 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f 覃愿愿 ：《新时期我国女性生存与发展的困境及路径》，《知与行》2017年第 9 期。
作 者： 张琳幸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在读硕士。
编 辑： 康慧 E-mail： [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生存困境 权力话语 “他者”
一直以来，女性在中国历史上都是被压抑、被奴役的对象。从五四开始，伴随着人的解放，女性解放被提上了日程。1949年之后，女性在法律上获得了更多的权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家庭以及性别的束缚，追求自己的人生。赵树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写了许多和农村工作相关的作品，反映出农村生活的现状并且紧紧地跟随着时代，他所持有的民间文化立场使得他的方向被定位为中国文艺的新方向。在他众多文章当中，《“锻炼锻炼”》可以算很独特的一篇，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争论，在文章女性角色的塑造中，我们能够窥探到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生存境况，展现女性生存困境，并希望以此来观照现代女性，推動女性解放的进程。
一、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压迫
1949年之后，“新社会制度对男女两性在法律、政治、经济地位上平等相待，终于正面否定了两千年来对女性理所当然的奴役与欺侮”a。新中国的成立使得妇女在政治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妇女摆脱了只能待在家里的禁锢，能够走出家门并且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这是时代赋予女性的权利。
虽然在制度上保障了男女平等，但是女性在社会事务中仍然处于一个边缘的地位：在公社中，男性干部的数量远远多于女性干部，就连村主任王聚海都认为有一个妇女副主任完全是多余的，他认为“叫妇女们闹事可以，想叫她们办事呀，连门都找不着！”b在工作中，他认为年轻的杨小四需要“锻炼锻炼”，而妇女高秀兰则是连“锻炼”都没法“锻炼”，这种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不是仅仅依靠制度的规定就可以转变的，这需要长时间的教育和改造。
在这一个时期，女性不仅仅要参加社会劳动，家庭事务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女性来继续承担。社会上一方面不承认女性能够在社会事务中发挥作用，一方面又将争先社落后的原因全部归结于女性的不劳动。作为社会权力拥有者的男性对于女性的期望就是既能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又能在外面参加社会劳动。在女性提出无法参加劳动的原因之后，以杨小四为主的领导们并没有认真地听她们的理由，只是简单地用行政力量强迫女性去参加劳动。这一时期女性就陷入了家庭和事业的矛盾之中，她们一面被解放，一面又陷入了更深的双重压迫中，女性解放就囿于这样的困境中艰难前进。
二、长期失语状态下的无奈挣扎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说：“我猜想，在所有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通过一定数量的程序来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谋取权力和防止危险，控制偶然事件，避免沉重而可怕的犯罪。”在福柯这里权力和话语是分不开的，我们也可以说“权力即话语”或者“话语即权力”。话语权简言之，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谁就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c千百年来，男性一直掌握着社会的话语权，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来塑造、规定女性，而女性只能“被叙述、被支配”，只能置于“被说”的失语情境中。
话语即权力。在《“锻炼锻炼”》这篇文章中有一个最能体现话语权力的代表，那就是“大字报”。赵树理坦言自己创作《“锻炼锻炼”》主要是批判中农干部的“和事佬”思想，代表这种思想的人物是社主任王聚海，但是我们在读过文本之后，最直观的感受不是作者对具有“和事佬”干部的批评，而是对“小腿疼”“吃不饱”等落后农民的批判。“大字报”在给读者营造阅读感受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一共出现了两张大字报：这两张大字报，杨小四写的批判“小腿疼”的文章放在了开头，高秀兰写的批判主任王聚海的放在了作品中间。作者将最显眼的位置留给了对落后女性的批判，而不是给他文章想要批判他的对象，这样的叙述设置很容易让读者尤其是农民读者混淆作品的重点，如果不是作者有意为写之，那只能说是作者内心的男权意识在作祟。除了位置，大字报引起的效果也很不一样，全文几乎是围绕杨小四写的大字报来对两位落后女性展开批判的，人们对它的关注和反映都很强烈，而面对批判主任王聚海的大字报，村民们对它并没有多大的反映。在作者笔下，两个女性的问题触及的是男权社会中以男性群体为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叙述者将对女性的批判放在文本的中心位置，而全体社员对高秀兰提出的问题集体沉默，是作者对文章主题问题的一种淡化处理，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男权思想在影响了。
在这样千百年的失语状态下女性如何才能获得话语的权利呢？文章给了我们一种途径：你只有站在男权社会的一边，站在男权话语一边，以女性的身份来说出男性的话语，将自己纳入到男权的体系中，你才能说话。“小腿疼”是很典型的中国旧式农村婆婆形象，当女性在受到男权的戕害之后，她反过来站在男权这一边来继续伤害女性，这是封建思想所造成的不幸延续。“在她们身上沉积着异常复杂的文化因素……她们对媳妇的虐待是一种被扭曲的行为，因为她们把自己的不幸发泄到了其他不幸的女人身上。” d在长期的失语状态下，女性站到了男权的一边并以此获得了男权所赋予她的说话权力，她们反过来用这权力来压迫曾经和她们一样的女性。这种话语权不过是男权为了加深自己的统治而在女性团体中找到的帮手而已，女性就在这失语的泥潭中不断挣扎。
三、“他者”地位的历史性限制
在西方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中，“他者”是相对于“自我”存在的，“他者”是一个与“自我”相区别又有联系的参照物。这一理论被波伏娃来证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波伏娃这样说：“女人是由男人决定的，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是。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e科耶夫认为：人成为主人的前提就是把原本与自己处于平等地位的他人变为奴隶。将这种看法应用到男女关系上，男性正是通过将本来与自己处于平等地位的女性置于奴隶地位，才确定了自己在社会上的主导地位，也就是通过各种外在条件造就了女性的“他者”地位。长时间的“他者”地位是对女性最大的禁锢，不仅仅男性将女性置于与社会相对立的“他者”位置上，女性自己更是在这种压迫中将自己“他者”的地位一直延续下去，甚至会成为男性社会的帮凶来对这种地位进行加固，这种历史性限制是阻碍女性解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赵树理的文章中，作者让以杨小四为代表的村干部将社会整体利益与女性个人利益对立起来。村里的干部们一方面认为让女性干些什么是万万指不上的一方面又将争先社落后的原因全部归结于女性身上。当女性一旦开始参加社会劳动，她们就自动的和男性社会既定的规矩、利益成为一种对立的关系，更是由于长时间“他者”地位的限制，男性也在其中受到影响而习惯于将女性放在对立面上，这就导致当争先社出问题时男性将责任全部推到与自身相对立的女性身上，这不能不说是“他者”地位的限制。
比男性将女性置于“他者”地位更加影响深远的是已经居于“他者”地位的女性不自知并将这种地位延续下去。母亲、婆婆这一类年长的女性，在历史中无意识地扮演着地位延续者的角色，她们从小受到自己母亲和婆婆的教导，反过来她们也这样教导自己的女儿或者媳妇，在潜移默化中将自己这种“他者”思想传递给了下一辈，无形中充当了男性的帮凶。而年轻一辈的女性对于和自己同性别的女性有着一种天然的信任，所以女性就这样一步步地掉入了男权社会的陷阱中。《“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以及赵树理文章中的许多其他女性，正是在无意识中充当了“他者”思想传递者的这一种角色。这种影响是历史的、长期的，是被掩埋在时间之下难以察觉的，所以这种“他者”地位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性限制的。
赵树理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跟随时代变革的洪流，在他的作品展现了女性解放的历程，但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女性观是不完全的，解放是不彻底的。他的作品同时也给我们展现了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压迫、长期失语状态下的无奈挣扎、“他者”地位的歷史性限制，这些都是女性想要获得解放路上的拦路虎，女性就在这困境中不断挣扎着前进，希望有一天能够获得真正的解放。
女性要想获得解放，首先需要明白男女两性在社会上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和谐共生的，性别歧视是对全部人而言的，要想实现性别平等，就不能将男性排除在外，要联合起男性和女性，以共同的力量实现性别平等。女性不要试图去依靠或者依附男性，要全面地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并平衡各种角色，与男性和谐共处。女性问题从来都不只是女性自己的问题，更是全社会、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妥善解决好女性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不仅有助于改变女性的生活状况，也可以改变男性的生活状况，由此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的两性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f
a 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50页。
b 赵树理：《“锻炼锻炼”》，《赵树理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393页。
c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d 曹书文：《人的意识与性别意识的双重失落——重读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
e 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f 覃愿愿 ：《新时期我国女性生存与发展的困境及路径》，《知与行》2017年第 9 期。
作 者： 张琳幸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在读硕士。
编 辑： 康慧 E-mail：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