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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资制度是指在一定经济体制下如何筹集资金并有效使用资金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融资主体和融资模式。媒介融资制度变迁同时也包括融资主体角色的不断转换和融资模式的不断变化。媒介融资制度发展与变迁的实质是政府的主体地位与角色不断转换的过程。
一、媒介融资制度发展与变迁历程
长期以来，传媒与资本市场结缘是一个敏感话题。媒介融资制度的变迁经历了市场化、集团化和资本化三个主要阶段，媒介资本化贯穿媒介制度变迁的三个大阶段。
⒈市场化阶段
从1978年国家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开始，我国传媒已经走上了市场产业化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传媒在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的以传媒产品生产为核心，其他多种经营相并进行的经营活动，可以看做是我国传媒资本化的初级阶段。这一时期，国家逐步取消了财政拨款，媒介组织在市场经济大潮下，为了取得自身的发展和效益最大化，开始在经营范围上突破，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融资。国家强制性、整体性地取消了财政供给制度，开始了媒介融资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在这一阶段，政府通过对原有媒介财政供给制度的评估，认为放弃原有融资制度使媒介融资逐步走向市场的预期收益高于推行其他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政府作为制度变迁的供给主体，为媒介融资走向市场提供了外在制度背景，一些媒介组织开始突破原有意识形态束缚，开始了对融资制度市场化的探索，但由于制度变迁的认知时滞、初级行动团体的低效率，这时融资制度的创新是艰难、缓慢的。
⒉集团化阶段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媒介产业改革不断推进，由于我国传媒业内部普遍存在的散滥、低效、缺乏竞争力等问题，并且认识到规模优势对传媒发展的重要性及我国传媒所面临的国际传媒市场巨大的竞争压力。因此，1996年1月，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为标志，以政府主导为手段逐步成立组建了一批出版集团、报业集团、广电集团等。到2002年底，我国已成立传媒集团75家，其中，广电集团18家、电影集团3家、报业集团39家、出版集团9家、期刊集团1家、发行集团5家。在这一阶段，传媒组织已经对传媒融资的多元化扩张取得了一致性认识，在传媒微观主体对外部利润的追求下，传媒集团化与融资多元化得以快速展开，有时甚至突破了政府对媒介市场化改革步伐和规则的限制，出现了政府的制度环境与媒介微观主体利益的“抵触”和“冲突”（如政府陆续出台了对媒介集团组建的若干政策）。
⒊资本化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和传媒业产业化探索的开始，有的媒介已经开始考虑通过进入资本市场筹资融资，吸收社会资金，壮大自身实力。截至2002年初，深沪两市已有40多家媒介类上市公司。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等四大传统媒介已经全部触市。从整体上讲，目前我国传媒业涉足资本市场的形式主要有三种：直接投资金融、证券业；借壳上市和直接上市。
综观我国20年来媒介融资制度的变迁，其实是一个以资本化为根本特征的重新制度化过程，即政治力量与资本力量结合，政治力量借助资本力量继续进行资本化后的政治控制，加强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资本力量渐渐成为媒介重组的主要力量，它借助政治力量的保护获得更加丰厚的资本回报。我国媒介融资制度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供给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现代市场型制度的变迁。
二、媒介融资制度发展与变迁的特点
我国媒介融资制度变迁的方式是通过制度供给拉动需求同时需求诱制制度供给，形成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稳定的均衡机制，现正处于政府主导型融资模式向市场型融资模式过渡的一种混合型融资模式，带有明显诱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⒈我国采取“市场增进式”制度变迁方式
我国的媒介融资制度变迁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改革开放前我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控制全部金融资源，采取财政供给的方式将有限的资金进行有效配置；改革开放后，政府逐步转换自己的角色，逐渐退出自己直接干预和参与企业融资，通过调整市场开放、产权制度安排和产业政策，实行由“划桨者变成掌舵者”的根本转变。在变迁路径上，政府采取改革开放、逐步放开的渐进方式。由最初的财政拨款，到由政府主导组建有竞争力的产业集团，再到媒介自己独立的在市场上做融资主体，政府的角色逐渐转换。中央政府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型媒介融资模式。而最优的媒介融资模式是以市场融资为主导，只有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才能有效利用国际资金资源，更好地使媒介有效融资；政府在其中需要起的真正作用是纠正“市场失灵”，通过市场竞争促使提高媒介融资制度创新绩效，减少中央政府对媒介的保护和补贴，使得媒介具有自生能力和竞争优势，有效实施对金融的控制权，保障金融安全。
⒉边缘突破是我国传媒融资的主要途径
我国传媒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不仅仅是进行信息加工、传递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起着舆论引导和政治宣传的作用。党和人民要掌握话语权，就必须牢牢把握住媒介的控制权。这也是为何在《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规定，报纸、电台、电视台及频道、频率等由国家主办经营，不得吸收境外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原因。因此，我国传媒在进行融资时，没有采取大幅度“跃进式”的制度创新，而是采用了比较稳妥的边缘突破这样一种途径来进行。也就是在传媒和资本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这个“缓冲区”既具备了媒介的某些特性，又不被纳入传统的媒介管理体系，以此来规避政策和行业冲突带来的风险。在实际操作中，媒介往往将报纸的出版、广播电视节目的编播等传统业务和媒介的广告、发行等经营性业务相分离，使不涉及传统业务领域的资本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运作。这样，既避免了与政策壁垒的冲突，又承担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的经济使命，从而达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效结合。
⒊政策导向是我国传媒融资的指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传媒业由先前的完全的事业属性，转变为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实现了媒介经营管理的重大转变，但其事业单位的性质仍然不可动摇。政府和新闻管理机构在传媒融资的过程中，往往先静观其变，然后根据一段时间内媒介融资的效果，或通过统一文件、或通过领导讲话等形式自上而下地发布意见、做出决策。得到肯定的，就实施推广；得到否定的，就令行禁止。从总体来说，国家始终是持谨慎态度的。政府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制度变迁推进的次序与时机的权衡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扮演着“制度决定者”的角色，是制度供给的主要来源，政府政策的导向是我国媒介融资制度变迁的指南针。
三、规范媒介融资发展的制度措施
媒介与资本结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应当予以积极的支持与引导。为达到以上目的，一方面需要从政府层面进行改革，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淡化政府直接干预的力量；另一方面需要从媒介组织微观层面入手，强化媒介融资的主体地位，培育良好的外部市场，促进企业微观主体自身的发育成长。
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市场的功能是依靠价格机制自我实现供需平衡调节，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这是它的主要优点，但是市场经济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如市场的脆弱性、滞后性等，市场在一些公共部门表现出市场失灵，而计划经济在这一点上往往是克服市场弱点的有力武器，这也是计划经济优越于市场经济的主要表现。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采取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和渐进式变迁方式向市场经济转轨，但是政府长期以来的影响在短时间里难以消除。政府对许多资源的过度垄断和政府的不恰当战略对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因此，政府权力的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是阻碍我国媒介融资制度创新的主要原因。转变政府职能重新划定政府的边界，消除由政府权力的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造成的影响，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在市场运行中发挥其纠正与协调、战略与前瞻的优势，让二者的互补性更好地发挥在媒介融资制度创新中。
⒉坚持市场导向
以市场为导向，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本，为国民经济提供“第一推动力”，进而引导经济资源进行配置与再配置。这一制度目标模式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构建一个综合性融资的组织模式。包括构建一个多层次的银行体系，发挥银行信贷融资在融资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建立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促进融资的内生成长、深化财政融资职能与发挥国家信用职能。二是构建传媒融资制度运作模式。市场化企业融资制度的核心是发挥市场的基础性资金配置功能，构建现代市场型媒介融资制度。三是构建媒介融资制度效率模式。要提高融资效率，走市场均衡的发展路径。
⒊加强对有效制度供给的研究
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不是缺乏资本，更重要的是缺少一种激励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有效机制，适应性强的制度不仅在于它的高配置效率，它的适应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那些决定经济周期演化的路径、一个社会获得知识和学习的愿望、引领创新，分担风险，进行各种创造活动的愿望以及解决社会长期“瓶颈”和问题的愿望。一种制度是否有效就是要看这种制度是否具有适应效率，是否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增强创新性媒介融资制度的适应性，首先我们应积极吸取制度创新国的经验教训，因地制宜，建立起一个功能完善、制度健全、符合国际惯例并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有利于境内外各类投资主体广泛参与的高度发达的媒介融资制度。其次要加强产权制度的改革，加强对产权的保护，形成有效的产权制度激励基础。再次要建立风险分担和风险匹配机制，让风险和收益对等，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
⒋坚持媒介组织制度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边际调整的过程，大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变迁，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也使制度环境不断完善。对于任何情况而言，初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主力军。缺乏初级行动团体往往是制度变迁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有效率的行动团体也是减少组织费用推动制度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要注重和加强媒介组织制度创新，培育有效率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使媒介市场主体能主动适应媒介市场融资环境的发展与变化，并加强媒介组织的学习，增加制度变迁所需的知识存量，减少制度变迁中的时滞，尽可能通过融资制度创新和组织外部经济内部化为微观主体创造更加丰厚的利润。
四、结论
我国传媒融资体制的制度发展与变迁轨迹昭示：制度创新都是在多元利益主体的联合行动或者矛盾协调中完成的。概言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媒介融资体制沿着分权化和市场化的方向，以一种渐进式的方式，逐渐由集权主导型向分权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继而由分权主导型向全面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再到需求驱动型以及市场引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每一个改革阶段的制度创新在解决旧体制的某些弊端、引进市场化机制的同时，由于新旧体制的冲突及受传统制度的路径依赖，会出现新的问题。传媒融资体制在解决这些新旧冲突和矛盾的过程中，自身也在“扬弃”中不断推动传媒行业的发展，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
[2] 汪洪涛：《制度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3]徐根生：《资本运营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
[4] 彭永斌：《传媒产业发展的系统理论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
[5] 吴信训、金冠军：《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6]陈兵：《媒介资本运作的原因、阶段和途径》，《商业研究》,2004年第20期
[7]唐英：《浅析媒介资本运营及发展》，《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3期
[8]柳旭波：《传媒体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新闻界》,2006年第6期
[9]杨一民：《我国企业投融资体制的历史演进:一个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经济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
[10]杨瑞龙：《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与我国投融资体制的演变》，1999年第12期
（作者邓正华系湖南理工学院新闻传播学系媒介经营管理教研室主任, 张鑫系武汉大学新闻学博士、中宣部干训局局长）
一、媒介融资制度发展与变迁历程
长期以来，传媒与资本市场结缘是一个敏感话题。媒介融资制度的变迁经历了市场化、集团化和资本化三个主要阶段，媒介资本化贯穿媒介制度变迁的三个大阶段。
⒈市场化阶段
从1978年国家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开始，我国传媒已经走上了市场产业化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传媒在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的以传媒产品生产为核心，其他多种经营相并进行的经营活动，可以看做是我国传媒资本化的初级阶段。这一时期，国家逐步取消了财政拨款，媒介组织在市场经济大潮下，为了取得自身的发展和效益最大化，开始在经营范围上突破，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融资。国家强制性、整体性地取消了财政供给制度，开始了媒介融资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在这一阶段，政府通过对原有媒介财政供给制度的评估，认为放弃原有融资制度使媒介融资逐步走向市场的预期收益高于推行其他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政府作为制度变迁的供给主体，为媒介融资走向市场提供了外在制度背景，一些媒介组织开始突破原有意识形态束缚，开始了对融资制度市场化的探索，但由于制度变迁的认知时滞、初级行动团体的低效率，这时融资制度的创新是艰难、缓慢的。
⒉集团化阶段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媒介产业改革不断推进，由于我国传媒业内部普遍存在的散滥、低效、缺乏竞争力等问题，并且认识到规模优势对传媒发展的重要性及我国传媒所面临的国际传媒市场巨大的竞争压力。因此，1996年1月，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为标志，以政府主导为手段逐步成立组建了一批出版集团、报业集团、广电集团等。到2002年底，我国已成立传媒集团75家，其中，广电集团18家、电影集团3家、报业集团39家、出版集团9家、期刊集团1家、发行集团5家。在这一阶段，传媒组织已经对传媒融资的多元化扩张取得了一致性认识，在传媒微观主体对外部利润的追求下，传媒集团化与融资多元化得以快速展开，有时甚至突破了政府对媒介市场化改革步伐和规则的限制，出现了政府的制度环境与媒介微观主体利益的“抵触”和“冲突”（如政府陆续出台了对媒介集团组建的若干政策）。
⒊资本化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和传媒业产业化探索的开始，有的媒介已经开始考虑通过进入资本市场筹资融资，吸收社会资金，壮大自身实力。截至2002年初，深沪两市已有40多家媒介类上市公司。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等四大传统媒介已经全部触市。从整体上讲，目前我国传媒业涉足资本市场的形式主要有三种：直接投资金融、证券业；借壳上市和直接上市。
综观我国20年来媒介融资制度的变迁，其实是一个以资本化为根本特征的重新制度化过程，即政治力量与资本力量结合，政治力量借助资本力量继续进行资本化后的政治控制，加强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资本力量渐渐成为媒介重组的主要力量，它借助政治力量的保护获得更加丰厚的资本回报。我国媒介融资制度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供给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现代市场型制度的变迁。
二、媒介融资制度发展与变迁的特点
我国媒介融资制度变迁的方式是通过制度供给拉动需求同时需求诱制制度供给，形成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稳定的均衡机制，现正处于政府主导型融资模式向市场型融资模式过渡的一种混合型融资模式，带有明显诱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⒈我国采取“市场增进式”制度变迁方式
我国的媒介融资制度变迁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改革开放前我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控制全部金融资源，采取财政供给的方式将有限的资金进行有效配置；改革开放后，政府逐步转换自己的角色，逐渐退出自己直接干预和参与企业融资，通过调整市场开放、产权制度安排和产业政策，实行由“划桨者变成掌舵者”的根本转变。在变迁路径上，政府采取改革开放、逐步放开的渐进方式。由最初的财政拨款，到由政府主导组建有竞争力的产业集团，再到媒介自己独立的在市场上做融资主体，政府的角色逐渐转换。中央政府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型媒介融资模式。而最优的媒介融资模式是以市场融资为主导，只有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才能有效利用国际资金资源，更好地使媒介有效融资；政府在其中需要起的真正作用是纠正“市场失灵”，通过市场竞争促使提高媒介融资制度创新绩效，减少中央政府对媒介的保护和补贴，使得媒介具有自生能力和竞争优势，有效实施对金融的控制权，保障金融安全。
⒉边缘突破是我国传媒融资的主要途径
我国传媒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不仅仅是进行信息加工、传递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起着舆论引导和政治宣传的作用。党和人民要掌握话语权，就必须牢牢把握住媒介的控制权。这也是为何在《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规定，报纸、电台、电视台及频道、频率等由国家主办经营，不得吸收境外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原因。因此，我国传媒在进行融资时，没有采取大幅度“跃进式”的制度创新，而是采用了比较稳妥的边缘突破这样一种途径来进行。也就是在传媒和资本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这个“缓冲区”既具备了媒介的某些特性，又不被纳入传统的媒介管理体系，以此来规避政策和行业冲突带来的风险。在实际操作中，媒介往往将报纸的出版、广播电视节目的编播等传统业务和媒介的广告、发行等经营性业务相分离，使不涉及传统业务领域的资本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运作。这样，既避免了与政策壁垒的冲突，又承担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的经济使命，从而达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效结合。
⒊政策导向是我国传媒融资的指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传媒业由先前的完全的事业属性，转变为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实现了媒介经营管理的重大转变，但其事业单位的性质仍然不可动摇。政府和新闻管理机构在传媒融资的过程中，往往先静观其变，然后根据一段时间内媒介融资的效果，或通过统一文件、或通过领导讲话等形式自上而下地发布意见、做出决策。得到肯定的，就实施推广；得到否定的，就令行禁止。从总体来说，国家始终是持谨慎态度的。政府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制度变迁推进的次序与时机的权衡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扮演着“制度决定者”的角色，是制度供给的主要来源，政府政策的导向是我国媒介融资制度变迁的指南针。
三、规范媒介融资发展的制度措施
媒介与资本结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应当予以积极的支持与引导。为达到以上目的，一方面需要从政府层面进行改革，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淡化政府直接干预的力量；另一方面需要从媒介组织微观层面入手，强化媒介融资的主体地位，培育良好的外部市场，促进企业微观主体自身的发育成长。
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市场的功能是依靠价格机制自我实现供需平衡调节，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这是它的主要优点，但是市场经济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如市场的脆弱性、滞后性等，市场在一些公共部门表现出市场失灵，而计划经济在这一点上往往是克服市场弱点的有力武器，这也是计划经济优越于市场经济的主要表现。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采取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和渐进式变迁方式向市场经济转轨，但是政府长期以来的影响在短时间里难以消除。政府对许多资源的过度垄断和政府的不恰当战略对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因此，政府权力的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是阻碍我国媒介融资制度创新的主要原因。转变政府职能重新划定政府的边界，消除由政府权力的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造成的影响，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在市场运行中发挥其纠正与协调、战略与前瞻的优势，让二者的互补性更好地发挥在媒介融资制度创新中。
⒉坚持市场导向
以市场为导向，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本，为国民经济提供“第一推动力”，进而引导经济资源进行配置与再配置。这一制度目标模式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构建一个综合性融资的组织模式。包括构建一个多层次的银行体系，发挥银行信贷融资在融资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建立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促进融资的内生成长、深化财政融资职能与发挥国家信用职能。二是构建传媒融资制度运作模式。市场化企业融资制度的核心是发挥市场的基础性资金配置功能，构建现代市场型媒介融资制度。三是构建媒介融资制度效率模式。要提高融资效率，走市场均衡的发展路径。
⒊加强对有效制度供给的研究
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不是缺乏资本，更重要的是缺少一种激励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有效机制，适应性强的制度不仅在于它的高配置效率，它的适应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那些决定经济周期演化的路径、一个社会获得知识和学习的愿望、引领创新，分担风险，进行各种创造活动的愿望以及解决社会长期“瓶颈”和问题的愿望。一种制度是否有效就是要看这种制度是否具有适应效率，是否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增强创新性媒介融资制度的适应性，首先我们应积极吸取制度创新国的经验教训，因地制宜，建立起一个功能完善、制度健全、符合国际惯例并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有利于境内外各类投资主体广泛参与的高度发达的媒介融资制度。其次要加强产权制度的改革，加强对产权的保护，形成有效的产权制度激励基础。再次要建立风险分担和风险匹配机制，让风险和收益对等，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
⒋坚持媒介组织制度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边际调整的过程，大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变迁，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也使制度环境不断完善。对于任何情况而言，初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主力军。缺乏初级行动团体往往是制度变迁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有效率的行动团体也是减少组织费用推动制度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要注重和加强媒介组织制度创新，培育有效率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使媒介市场主体能主动适应媒介市场融资环境的发展与变化，并加强媒介组织的学习，增加制度变迁所需的知识存量，减少制度变迁中的时滞，尽可能通过融资制度创新和组织外部经济内部化为微观主体创造更加丰厚的利润。
四、结论
我国传媒融资体制的制度发展与变迁轨迹昭示：制度创新都是在多元利益主体的联合行动或者矛盾协调中完成的。概言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媒介融资体制沿着分权化和市场化的方向，以一种渐进式的方式，逐渐由集权主导型向分权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继而由分权主导型向全面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再到需求驱动型以及市场引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每一个改革阶段的制度创新在解决旧体制的某些弊端、引进市场化机制的同时，由于新旧体制的冲突及受传统制度的路径依赖，会出现新的问题。传媒融资体制在解决这些新旧冲突和矛盾的过程中，自身也在“扬弃”中不断推动传媒行业的发展，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
[2] 汪洪涛：《制度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3]徐根生：《资本运营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
[4] 彭永斌：《传媒产业发展的系统理论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
[5] 吴信训、金冠军：《中国传媒经济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6]陈兵：《媒介资本运作的原因、阶段和途径》，《商业研究》,2004年第20期
[7]唐英：《浅析媒介资本运营及发展》，《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3期
[8]柳旭波：《传媒体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新闻界》,2006年第6期
[9]杨一民：《我国企业投融资体制的历史演进:一个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经济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
[10]杨瑞龙：《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与我国投融资体制的演变》，1999年第12期
（作者邓正华系湖南理工学院新闻传播学系媒介经营管理教研室主任, 张鑫系武汉大学新闻学博士、中宣部干训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