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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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亿元!2月9日晚,万科地产(000002.SZ)发布今年1月份销售快报,万科再创国内地产商单月销售纪录。
  在过去六个月间,万科已四次刷新自己创造的单月销售纪录。
  2010年,万科实现销售收入1081.6亿元,同比增长70.5%,成为国内首家千亿级地产公司。万科公司乐观预计,即使按年复合增长率20%的保守数字推算,公司销售额也将在2014年突破2000亿元。
  但万科董事长王石保持着一贯的冷静。1月12日,在广州一个论坛上,他要求万科“刹车减速”,2011年销售额不能超过1400亿元。以此计算,万科2011年在销售额单一指标上的增速应低于40%。
  “万科过千亿,提醒我的不是快,而是要持续。不要总担心被人超过,要是这样就完了,我们要借机会整理万科。”王石说。
  说这话时,年届六十的王石已决定从今年起游学美国一年、欧洲二年,这一“个人追求”,被广泛认为是他真正开始“退休”。自1999年将总经理职位交棒郁亮后,王石逐渐脱离一线运营,着重战略把控。此次游学前夕,王石发出刹车警告,对快速行进的万科战车有何约束尚难估量。
  一位万科高层称,销售额取决于销售价格、去化率(单位时间内销售量占可售楼盘总量的比例,万科要求开盘当月去化率要达到60%)与销售面积。万科2011年的销售额究竟多少,取决于市场可以接受的价格水平。
  “王石对万科的控制可能超出你的想象,他即使游学在美国,依然可以对万科施加很大的影响力。”深圳一位地产公司高层向《财经》记者表示。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对此也表示认同,但他相信,万科减速更是因为认识到公司销售增速超过资本扩张能力。
  “王石当然可以约束如今的万科,但对万科现任管理层形成主要约束的是万科新推出的股权激励方案。郁亮要想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领袖,他必须使这个方案实现,上一期方案已经夭折一次了。”任志强对《财经》记者说。
  1月28日,王石启程前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主修城市规划和企业伦理道德。此前两日,地产调控政策加码,二套房首付门槛抬高至六成,限购令从一线城市覆盖至所有省会及副省级城市,部分房价过高的二三线城市亦在限购之列,粗略计算,约有35个-50个城市进入名单,基本覆盖万科地产布点的城市。
  次日,高悬数年有余的房产税试点落地重庆、上海,全国其他城市的试点准备工作亦明显加速。房地产业界相信,上述政策如同在路面设下路障,强迫开发商减速。
  
  万科模式
  主流住宅定位、合理定价、快速周转,是万科模式的核心。这一模式离不开资本市场助力,丧失在A股融资机会后,万科又以合作开发来弥补自身资本不足
  
  2010年初,郁亮已对全年销售额过千亿心里有底,但他没告诉王石。他后来解释:多说无益,徒增心理压力。去年4月之后频出的调控政策,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心,在年末的一次采访中,郁亮表示,出台的政策都在万科预料之中,不仅如此,限购和价格管制的影响万科也曾考量,结论是不会形成重大影响。
  郁亮认为,万科地产自2007年后坚持高周转策略,合理定价,140平方米以下普通住宅占比达90%以上,90平方米以下的占到70%,在策略上可以应对最严厉的调控,在2010年调控之年业绩创新高,在行业内扩大领先优势,恰恰说明楼市新政见效。
  2008年以来,万科在户型、市场定位上全面朝首次置业与首次改善性置业方向转变,并进一步提高了精装修的比例,为此后两年的热销定下基调。
  2005年,万科销售额首次突破100亿元,2007年,首次达到500亿元,2008年,万科业绩第一次出现负增长,2009年,万科销售额突破600亿元,次年,成为千亿俱乐部唯一成员。
  2008年万科深陷泥潭之际,提出了一个“5986”指标:拿到地后五个月开工、九个月开盘、普通住宅要占80%以上,开盘后当月销量要达60%。目前,万科大部分项目从拿地到开盘都是六个月至八个月,而对于大多数地产公司来说,这时项目才刚开始规划。
  内地大小地产商的盈利模式大体可化为两类:快速周转与囤地升值。很多房企兼而有之,更多的房企则主要从土地的升值中获利。而万科、碧桂园、恒大与保利地产可谓快速周转风格的典型代表。在2010年房企销售排行榜上,万科、保利地产与恒大地产均位列五强之内,碧桂园也达标300亿元,创公司上市后销售纪录,因此,在国泰君安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中,2010年被认为是高周转模式的新元年。
  2007年后,对万科速度的万科内部总结日趋成熟,并提炼为“不囤地、不捂盘、不当地王、合理定价、主流刚需产品定位”。而从其实质来看,这些都服务于万科的高速周转开发策略。
  高速周转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在地产界,公司规模越大,对资本的需求就越大,成功的地产公司无不借助资本市场的杠杆效应,万科亦不例外。截至2007年三季度,万科通过配股、增发、定向增发、可转债等手段累计融资九次,金额达250亿元。但在此之后,在调控政策指导下,A股地产公司的融资之门关闭,至今未有放松迹象。2009年8月,万科提出公开增发112亿元,但方案一直未获通过,如今已经搁浅。
  万科的千亿之路并未因此放慢,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万科2004年所做的十年规划。这个由时任万科战略规划部负责人任辉牵头制定的规划提出,万科可以通过合作开发与快速周转,实现规模上的快速扩张。所谓合作开发,就是万科与拥有土地的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项目。这一模式愈到后来愈被大量使用,现在万科甚至不放弃两三万平方米的小项目。
  任辉后来出版了《规律造就万科》一书,指出万科合作开发的模式降低了它对资金和土地储备的依赖,于是它反而能够在愈加严厉的调控背景下逆势做大规模。2008年,万科的合作开发比重已超过50%,未来有望提高至80%。
  “三不”的总结亦成型于2008年,这一年在万科千亿的历程中意义重大。是年万科业绩第一次下滑,销售额和盈利均负增长,管理层首次没有奖金,公司领导人形象遭遇重创,项目爆出质量问题,同行大面积非议,财务报表上首次出现对多个高价地块的亏损计提。在多位万科内部人士的眼中,2008年是十年来公司最困难的时段。
  
  转型之路
  提高净资产回报率已成为万科核心诉求
  
  树大招风。伴随着万科千亿之路,对万科地产发展模式的质疑亦存在已久。不断有人追问,从财务回报上看,万科是否是一家值得称道的标杆公司?万科地产既往的规模扩张,是否是股本扩张的副产品?
  2009年11月,《中欧商业评论》发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丁远的文章《万科真相》,认为万科做大真正的秘密是资本运作能力。文章说,绝大多数房地产上市企业的净资产增长都是靠盈利累积,而非股本扩张。
  万科地产从2001年初到2007年三季度共增发两次,募资141亿元,发行可转债转股约38亿元,股本扩张累计约179亿元,占净资产增加额的77%;而同期公司盈余公积约57亿元,不到净资产增加额的四分之一。上市以来,万科的股本从不足1亿股扩大至109亿股,增长100倍,为上市公司所罕见。
  经过数据分析,丁远发现,2002年至2007年间,房价上涨对万科销售毛利率的贡献为8个百分点,占其比重约为四分之一;房价上涨对万科销售净利率的贡献为7个百分点,占其比重超过一半。换句话说,万科一半以上的净利润是由房价上涨带来的。
  他由此得出结论,万科走的是“盈利靠通胀,成长靠融资”之路,其核心能力体现在拿地、融资两个环节,而造房子、卖房子的能力相比之下并不那么重要。与此同时,万科的利润增长远远滞后于规模扩张,过去五年,万科销售规模增长十倍,但盈利仅增长五倍左右。
  丁远的研究结论,相对于万科在行业内的标杆声誉,显然是不谐之音。据《财经》记者了解,郁亮认为上述论断有一定道理,但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许多地产公司都有与万科一样的股权融资的机会,而且一些上市房企也实现了股权融资,却只有万科迅速在规模上做大,因此,单一用融资来解释万科的成功,并不公平。他甚至开玩笑称,在当前的游戏规则下,地产与金融业民企逐渐不能碰了,“你的盈利累积永远赶不上发展门槛的提高,除非你去贩毒。”
  对资金的依赖之深不惟万科。2010年,全国范围内,保利、恒大、碧桂园三家上市房企增速最快,成为投行与券商分析员眼中的明星。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近年来从母公司或资本市场上融得巨额资金,其中尤以恒大地产与碧桂园为甚。
  2007年4月,碧桂园在香港上市,融资129亿港元,数月后,它即寻求发行一笔超过15亿美元的优先票据。粗略计算,上市以来碧桂园已经在海外融资30亿美元。
  恒大地产更是吸金大户,2009年11月在香港IPO,净筹资31亿港元,2010年,恒大又发行两笔高息票据,共计13.5亿美元。今年1月14日,恒大地产再度启动融资机器,发行两笔年息不同的人民币债券,合计92.5亿元。
  至于保利地产,一位深圳地产公司CFO认为,它一方面周转速度很快,有些项目上超过了万科,同时又是国企身份,可以从母公司获得持续的低成本融资,这使它更加被看好。
  “理财的投行、证券机构大都不太看得上华远,他们眼中只有万科、远洋、保利、金地等,岂不知我没从市场拿一分钱,没占流通股东的资金便宜,却给股东提供了利润和分红,不比那些公司给股东的更多吗?所有上市公司中有几个净资产回报率比我更高的?少拿销售额规模说事吧。”1月19日,任志强在微博上抱怨道。
  万科对这些声音并非充耳不闻,事实上,提高净资产回报率,已经成为万科的核心诉求。
  2008年,万科困顿思变,提出转型。郁亮回顾,2007年大家士气正旺,想调整都不可能。等到危机一发生,大家痛定思痛,思考万科未来怎么发展,思考万科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比如过于依赖资本市场再融资在未来是不可靠的,比如简单扩大再生产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我们达成了共识,不能只看规模和速度,更要讲究质量和效益,给股东提供更好的回报,给客户提供性价比更好的产品。”郁亮说。
  2010年10月,万科公布期权激励方案,851名公司骨干被授予1.1亿股股票期权,有效期为四年,一次授予、分三批行权。
  与2006年那个夭折的期权激励方案相比,本次方案大幅提高了行权门槛。最低行权门槛是净资产回报率不低于14%,而上一方案是不低于12%。与之相对应,对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的要求是不低于20%,而2006年-200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要求为净利润年增长率不低于15%。
  截至2010年9月,共有68家A股公司推出了带有业绩要求的期权激励计划,其中净资产回报率要求高于12%的只有9个,不到整体比例的15%。
  2000年到2009年十年间,万科全面摊薄净资产回报率的平均值为13.35%,而本次激励方案的三年考核指标依次为14%、14.5%和15%,如果按最后一年15%的指标,过去十年中,万科只有2005年和2007年的业绩能够达标。而过去十年正是房地产行业的黄金十年。由是可见,除非大幅提高公司效益,万科管理团队要想获得期权激励绝无可能。
  这个激励方案还排除了管理层搭股权融资便车提高业绩的可能。方案规定,如果激励期公司实施股权融资,将同比例提高对净利润指标的要求。比如2011年完成了一次股权融资,募集资金净额为2010年净资产的20%,则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中,2012年较2010年的净利润增长率要求由原先的不低于45%提高到不低于65%,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中,2013年较2010年的净利润增长率由原先的不低于75%提高到不低于95%。
  新的股权激励计划无疑为万科从规模到效益的转型提供了制度约束,对万科管理层而言,如果过去你可以用10块钱去赚一块钱,那现在你必须用8块钱去赚一块钱。
  
  多重挑战
  多年来万科高歌猛进,从未发生过大的支付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万科可以高枕无忧
  
  贝塔咨询工作室合伙人杜丽虹向《财经》记者表示,为了达标净资产回报率指标,万科必然更加强调高速周转。她同时称,将全面摊薄净资产回报率引入激励机制,意味着万科将自我约束拿地规模。在此情况下,万科又将大举进入房价水平更低的三四线城市,销售额增速降低已经是内在必然。
  但是,对万科这样土地储备巨大,项目众多的公司而言,加速周转率,也容易放大财务风险,这正是万科模式的隐患。任志强向《财经》记者表示,高速周转模式扩张的房企,遇到的最大风险是对银行到期债务的支付能力问题。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2006年顺驰地产因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出售。
  多年来,万科高歌猛进,从未发生过大的支付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万科可以高枕无忧。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均指出,万科的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为负,就财务指标而言难言健康。分析人士称,经营性现金流净值为负,往往意味着公司内在的造血能力已不足以支持自身的扩张,必须求助外部资金支援。
  万科2010年一季报、中报和三季报显示,其经营性现金流和投资性现金流持续为负,现金流平衡均靠融资性现金流完成。在地产业恶劣的融资环境之下,其间风险不言自明。
  对地产公司而言,目前A股市场已基本丧失融资功能,正如郁亮意识到的,万科在未来复制其先前的资本推动规模扩张的路径,存在巨大不确定性。此外,随着执行预售资金监管政策的城市越来越多,万科的资金使用效率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而万科也正在认真考虑海外融资的可行性。王石曾在去年底公开称,香港融资效率较内地更高,万科目前正积极考虑赴香港融资,或者发行H股,或者收购上市公司。《财经》记者获悉,郁亮去年底曾前往多哈等地,拜访机构,为未来万科的境外融资铺路。
  坚持合作开发也是万科提高效益之道,其内部人士称,“合作开发正是为了应对无法股权融资。万科的管理层就是一群打工者,不让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打工,只好给其他投资者打工。况且,万科还能从合作开发中收取3%的管理费用,这有利于提高净资产回报率。”公司董秘谭华杰亦表示,面对政府的预售资金监管政策,万科唯有降低土地储备的仓位,保持轻资产运营。
  对于春节前出台的“新国八条”,万科高层尚未正式表态。但郁亮曾在去年11月接受采访时表示,万科的普通住宅地位和合理价格策略,正是顺应政策的要求,即使出台更严厉的调控政策,对万科也不会有大的影响。
  其他业内人士对新政的看法却大有不同。中国房产信息集团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认为,假设把所有35个主要城市(直辖市、单列市、省会不含拉萨台湾)都限购,按照2010年的数据,目前这35个城市占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35%,销售金额占比51%。换而言之,销售额半壁江山市场受冲击。
  根据抽样统计,中国房地产企业住宅销售TOP30的33家房地产企业在35个主要城市的业绩占其总业绩的比重,面积约为80%,金额约为83%。由此可见,如果限购从严,大企业将受到巨大冲击。公开资料显示,万科地产目前共进入约42个城市,其中大部分有可能陆续进入受限城市之列。
  中国房产信息集团研究中心总经理陈啸天对《财经》表示,未来万科将面临政策风险、人力管控、成本控制、规模与利润的平衡等九大挑战。
  上述风险正是王石赴美访学前要求万科主动控制增速的大背景。未来数年,万科究竟以什么速度增长,取决于管理层达成何种共识,也受限于行业大势。
  尽管挑战重重,部分投行还是格外看重万科模式的魅力。1月26日,“新国八条”出台当天,德意志银行发表报告认为,资产周转率高和具有国企背景的开发商表现将优于市场平均水平,而高盛高华早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标题即为《买入恒大与万科:注重资产周转的开发商将表现出色》。
  绿城中国(3900.HK)一位高管对《财经》记者表示,万科2014年突破2000亿元不会是大问题,它的市场占有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关键是万科的管理能力、人才储备能否跟得上,商业模式能否实现创新。对于万科而言,现有的人才储备、管理能力能够适应1000亿元,而未必就能适应2000亿元。”
  1月28日,王石出发当日,万科发生重大人事变动:执行副总裁徐洪舸与副总裁肖楠同日辞职,万科深圳原总经理杜晶接任执行副总裁。从序列上看,徐洪舸为万科管理层第三号人物,服务万科多年,属少壮派,被公认为未来总经理的候补人选,其突然离任,颇令外界迷惑。
  至此,去年10月以来,万科已有四位副总裁离任。
  本刊实习生马睿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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