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心术》触及了医患关系这个社会热点话题搏得了现实主义作品的美誉。然而，《心术》不是现实主义作品，运用现实题材的《心术》缺失现实主义精神，表现在题材缺乏代表性、视点选择存在弊端、形象塑造“高、大、全”、偏离普通百姓的日常医疗生活等方面，使作品的真实性受到质疑。迎合商业策略和主流意识形态，是《心术》缺乏现实主义精神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现实主义 《心术》 典型化 日常性 真实性 体制
　　《心术》以医疗题材赢得了较高的收视率，触及了医患关系这个社会热点话题搏得了现实主义作品的美誉。然而，笔者认为：《心术》不是现实主义作品，它只是搭乘现实题材的快车，行都市情感剧之路。
　　拍摄现实题材，并非必然体现现实主义精神。在有些作品里，现实题材仅仅成为消费主义的策略之一，《心术》就是如此。电视剧《心术》诞生于现实题材稀缺的艺术生态之中。近几年来，屏幕大量充斥了穿越剧、宫斗剧、谍战剧等，古装剧、翻拍剧大行其道，浪漫的都市情感剧很火爆，戏说历史、轻浮筑梦多体现后现代主义风格。在大部分电视剧都远离现实回避社会矛盾的状态中，观众对反映社会问题的电视剧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期待，形成了焦渴心理。所以，只要现实题材进入屏幕，观众便如久旱逢甘霖，缓解了长久以来的焦渴，报之以发自肺腑的收视热情。可是，观看完毕之后，观众才发现现实题材只是挑逗了一番，现实主义精神的缺失让观众熊熊燃烧的希望之火迅速熄灭。
　　《心术》的现实主义精神缺失首先表现在题材缺乏代表性，即《心术》描写的社会生活缺乏典型性，其本质是不够真实的。《心术》选取了江州市云山医院作为医患关系冲突的具体环境。这一个案的选择很难代表当今医患关系的普遍状况。这家医院设备先进，医生接受了较高层次的专业训练，博士占医生的比率当居国内上乘。这家医院科研实力很强，集产、学、研于一体，具备主办较高层次国际学术会议的科研实力。医生的科研论文受到国际知名期刊的欢迎。在医术方面，这家国内一流的医院基本上是不容质疑的。这就是编导人员大谈特谈“仁心”而轻描淡写“仁术”的前提。试问：普通老百姓尤其是社会底层人士，进入这般医院就诊的机率有多大？普通百姓尤其是社会底层，经常是有病不医，大病一拖再拖，吃药主要选择便宜的，住院选择中低档医院。因为他们收入不高，所以远离大医院，远离高档的医疗检查，远离昂贵的医疗费用。医疗体制改革并没有给普通百姓带来多大福音，医疗保障往往口惠而实不至，看病贵看病难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普遍症候之一。《心术》的编导人员居于社会上层，所接触到的医疗机构以大医院居多，他们远离了普通百姓尤其是底层人士的医疗状况。因而，以偏概全导致题材选择的褊狭成为《心术》的首要缺陷。编导人员强调“仁心”居于“仁术”之上，正是题材阈限所致。殊不知，在中低档医疗机构中，“仁术”是首要问题，庸医误人的悲剧经常发生。即便医生有“仁心”，也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选择江州市云山医院这般国内一流的医院为个案，遮蔽了社会上庸医误人的普遍现实，忽视了医术提高的迫切性，轻视了普通百姓尤其是底层人士因为收入偏低而缺医少药的普遍状况。还有，其病种选择是神经外科，以脑瘤手术为主，以住院治疗为主，题材的涉及面更窄了。住院进行脑瘤手术的患者比例是很低的。脑瘤的年发病率约为十万分之七，只占全身肿瘤发病率的百分之二。典型化是现实主义的核心。“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 通过典型化，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本质特征。“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地描写。”卢卡契提出了对现实进行整体描写的现实主义艺术要求。所谓整体描写就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追求描写的广度，从整体的各个方面掌握社会生活；向深处突进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心术》是艺术品，不是社会调查报告。但是，《心术》缺乏普遍的概括力，没有进行典型化，具体环境选择的局限性已经构成了作品的首要病象，这是确定无疑的。
　　与题材选择紧密相关的是视点选择，也存在弊端。《心术》以医生为视点，通过医生的眼光来审视医患关系。对于文艺作品来说，这个视点有利于紧凑地安排情节，构织冲突，有利于突出医者仁心的主题，有利于描绘都市剩男剩女的情感纠葛。从而，全剧浑然一体，结构严谨。但是，以医生为视角，则天然地认可了医生在医患关系中的话语主导权，对医生的所作所为认同多于批判。因而，《心术》把医生设置为受害者，倾注了浓烈的同情与理解；把医生描绘为具有仁心的救世主，从而塑造了以仁医为代表的良好国家形象。事实上，在医患矛盾中，患者主要处于弱势状态，在庸医误人的处境中承受着坑蒙，在繁多而昂贵的医疗检查中默默忍受，在医护人员盛气凌人的服务中任凭摆布，在当今的医疗体制中居于被支配地位。如果患者的生命尚有一息希望，患者家属很难走向医生的对立面。医生和医院，因患者而存在，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是医生的天职，以患者为本位是所有医务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心术》选择医生为视点，终究脱不去为医生辩护的底色，情感的天平有失平衡，在价值评判上偏向国家形象塑造的需要，而对普遍现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歪曲反映。其实，以医生为视点，是有利于深刻地揭露医疗内幕的。可是，编剧六六惮于《蜗居》事件，不敢深入揭示医疗体制的内幕和医疗系统的潜规则，接触到尖锐矛盾却绕开笔墨，大谈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信任，企图以仁心感化患者，表现出回避社会矛盾的主观愿望，让观众深感失望。
　　与题材、视点的阈限紧密相关的，是形象塑造的“高、大、全”。老大刘晨曦是仁心仁术的集大成者。他是一个工作踏实诚恳、勤于科学研究、体恤患者、不计名利得失、安贫乐道的优秀医务工作者形象。他坚守工作岗位，每天起早贪黑，行走于办公室、病房、手术室、图书室之间，默默无闻地贡献自己的体力与智慧。查看病房，他和蔼可亲，对病人关怀备至，设身处地为患者提供便利。他力求采取简便有效的治疗方式，不到急难之时建议患者不做手术，以节省患者的开支。他医术高明，判断准确，手术精细，力求把误差控制到最低值，是医院的顶梁柱之一。即使在为女儿南南找到肾源的惊喜时分，他也能排除心理干扰专心做好手术，体现了高度的敬业精神，具有超越常人的专注力。他热衷科学研究，积极撰写高水平的科研论文，表现出力求上进精益求精的精神。他对以付出较多回报较少为特征的医生职业热爱有加，表现出正确的义利观和崇高的奉献精神。他经常奉劝青年同仁们安贫乐道，坚守职业理想。他还富于团队精神，敢于率身垂范，密切配合科室的工作，乐于帮助同仁突破技术难关。在患者家属不同意捐献器官的情形下，他制止了朋友们的违规行为，坚决拔管，义无反顾。刘晨曦集众多优点于一身，是中国医疗界的脊梁和希望，是患者心中的救星，仿佛扁鹊重生华佗再世。编导采取仰视的视角来塑造刘晨曦的形象，在剧中营造了精神高地，对当今医疗界的弊病进行了有目的的规避，以便让正面形象发挥更大的榜样作用。这一创作观念还表现在贯穿全剧的生动说教上。例如，神经外科王主任开会时的长篇发言，激情洋溢地阐述了仁心仁术的辩证关系；医生顾晓梅患病前后判若两人，患病经历让她体验患者的痛苦，导致她从业心理发生巨大变化。“信任、希望、爱心”的主题表达，重建医患关系的和谐文化价值观，不揭露医疗黑幕的主观理念，促使编导致力于塑造医生的良好形象，聚精会神打造仁心仁术的杰出代表，致使人物塑造回归“高、大、全”模式。 　　在剧情设置上，《心术》主要聚焦于大病医疗事故，偏离了普通百姓的日常医疗生活。在大病医疗事故中，医患关系形成了激烈紧张的矛盾冲突，甚至有些患者家属采取了过激行为，疯狂报复社会和医生。抓住这些矛盾冲突，有利于编写剧情，把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进行语言化、动作化，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以紧扣观众的心弦，增强了电视剧的吸引力。这是制作电视剧之必需。然而，这样的叙事策略忽略了日常生活中医患关系的紧张度，从而掩盖了生活的真实。大病医疗事故毕竟只是极少数患者及其家属遭遇过，紧张的医患关系更多见于日常生活之中，患者处于弱势地位的悲剧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的悲剧应该成为医疗剧反映紧张医患关系的重要内容。患者及其家属在大病医疗事故中的过激行为，实为日常生活长期隐忍苟且形成的总爆发。例如，患者一次小感冒却在医院花费了好几千元，医生总喜欢让患者做不必要的各种检查，然后采取排除法进行治疗。患者花了一大笔检查费，却只得到十几元的药品。这种诊断方法是颇受诟病的。诊断越来越依赖高档仪器的检测，患者不做检查那么医生就几乎不进行诊断。中国传统的望闻问切，被精密仪器的神通所取代。中华医学的瑰宝，遭受西方科技的放逐。繁多的医疗检查成为医院敛财的重要手段之一，患者成为精密仪器的买单者。还有，医药分家在国外已经实行多年。可是，国内医院事实上还是以药养医。医院的药品比超市药品贵几倍甚至几十倍。为了迫使患者在医院买药，医生在药方上使用代号而不写出药名。诸如此类的弊端，常见于患者的日常生活中，流毒颇广，患者积怨颇深。无视日常生活的医患矛盾，侈谈大病医疗事故形成的冲突，是《心术》情节设置上的偏颇，反映了编导体验生活的偏差和浅浮，而置普通百姓的真实医疗状况于不顾。日常生活更能体现真实性，正如科西克所说：“除了历史上那些值得大书特书的伟大事件之外，还存在着许多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琐事。这些琐事常常是名不见经传的。它们受着那些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专横的必然性的支配。它们的总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真实框架。”[2]
　　《心术》提出解决医患矛盾的方法，软弱无力，陷入了社会问题剧的窠臼。《心术》提出解决医患矛盾的办法有两点：一是对簿公堂，走法律程序；二是医患之间相互理解，由相互对抗走向彼此和谐。依靠法律保护患者利益，这是建设民主社会之必须，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也是未来调整医患关系的大趋势。然而，部门立法的惯例使某些条文有失偏袒，现有的法律尚不完善，还存在许多空白点，导致某些方面无法可依。法律程序比较繁琐，从立案到审理耗时较长，法律执行的现状让普通百姓寒心。因此，许多患者轻易不敢走法律程序，宁愿采取医闹等方式进行私了。《心术》展现对簿公堂的情景比较少，更多的是展示医闹的情景，反映了患者普遍对法律程序的信心不足。《心术》把解决医患矛盾的重心放在医者仁心，诉诸医疗从业人员的良心发现来调整医患关系。医者仁心成为中国医疗剧的重大主题，具备仁心方能提高仁术。如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非短期能够奏效，陷入了社会问题剧的窠臼。社会问题剧在分析问题时是形象的、深入的，在解决问题时是片面的、主观的、诉诸心灵的。布莱希特在《戏剧小工具篇补遗》中批判道：“资产阶级戏剧表演的目的是掩盖矛盾，制造和谐的假象和理想化”。[3]《心术》步其后尘。医患关系日趋紧张，是社会体制制度缺陷的直接后果。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造成社会分配不公，普通百姓的收入水平难以提高。普通百姓深感看病贵看病难。医疗体制改革收效甚微，普通百姓在医改中受益很少。以部门立法为基础的医疗法制建设，尚存在严重不足。医疗设施的地区差异很大，老少边贫地区医疗服务水平低劣。这些体制制度障碍没有扫除，医患关系很难理顺。因此，《心术》浓墨重彩地谈论仁心的重要性，实为画饼充饥。《心术》接触到社会问题，如蜻蜓点水，往往是避重就轻的。
　　《心术》的情感基调是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的，有正视现实之心，无解答社会问题之力。《心术》借鉴了好莱坞式的“好人有好报”及大团圆的叙事策略，以迎合观众，其思想倾向难以避免庸俗的嫌疑。刘晨曦的仁心仁术得到良好回报，其女儿南南终于找到肾源，手术之后医院同仁为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仪式。霍思邈经历了一番情感纠葛，与美小护终于成就美好姻缘。医生的仁心仁术获得了以十三姨为代表的患者的理解和爱戴。乐观主义情怀让医生度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仁心被放大到极致成为调整医患关系、坦荡笑对人生的制胜法宝。这些因素是通俗剧经常运用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心术》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严肃性及其功效。
　　迎合商业策略和主流意识形态，是《心术》虽然接触现实问题却缺乏现实主义精神的根本原因。契诃夫说：“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4] 巴尔扎克说：“作家应该熟悉一切现象、一切感情。他心中应有一面难以明言的把事物集中的镜子，变化无常的宇宙就在这面镜子上反映出来。”[5] 商业企图和主流意识形态让编导偏离了生活的真相，从而改写了现实，使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精神距离遥远。医疗剧在国内比较少见。紧张的急救场面和手术场景，主要在幽谧环境中出现，搬上屏幕后将会产生“奇观”效果，颇能吸引观众的眼球。这样的题材具有商业开发价值。六六编剧的《蜗居》也是运用现实题材却缺失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蜗居》的播放深受百姓喜爱却引发了一场风波，来自官方的批判让编导人员至今心有余悸。《心术》接触到社会热点问题，描写现实题材让观众为之振奋。可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严重缺失让观众深感失望。失望之余，观众会引起对诸多社会问题的深思和对当今文艺现状的埋怨。
　　当前，中国电视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丧失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躲避崇高，告别传统，淡化、解构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现实题材变身为牟利的手段和推行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拒斥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度表达。现实主义精神的泯灭已经构成这个时代艺术的严重症候之一。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2页。
　　[2]（捷克）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M]，傅小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1页。
　　[3] 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56页。
　　[4]（俄）契诃夫.致苏沃陵[A].契诃夫论文学[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2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第2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06页。
　　作者简介
　　张权生（1972—），男，湖南衡阳人，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影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