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一系列研究中，卡门·莱恩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使用大量数据来说明，公共（及私人）债务占GDP比重长期处于高位，对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的负面影响。
　　债务积累过多通常会推动国内总需求，因此减少债务必然包含储蓄增加、需求减弱。这种负面冲击反过来不利于非贸易部门——该部门约占发达国家经济的三分之二，且依赖国内需求。因此，在去杠杆化过程中，经济增长和就业率都会下降。
　　在开放经济体中，去杠杆化对贸易部门的破坏可能没这么大。但连续几年由债务推动的国内需求有可能导致竞争力丧失、经济结构扭曲。而通常发生在杠杆化和去杠杆化两个阶段之间的危机，也会对资产负债表造成损害。
　　过度杠杆化是不可持续的，恢复平衡也需要时间。因此，对于GDP增长率尤其是就业率最终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人们仍心存疑虑。莱恩哈特和罗格夫的研究并没说，单靠去杠杆化就能恢复经济增长，也没人相信单靠财政平衡增长就能实现。
　　以南欧为例，从经济增长和就业角度看，公共和私人债务掩盖了以下事实：生产率增长乏力，贸易部门竞争力下降，一系列根本的结构性缺陷（劳动力市场僵化、教育和技能培训缺乏、对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是负债在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出原本不可能存在的总需求。
　　政府并不是唯一的参与者。当去杠杆化周期开始时，私人企业开始进行结构性调整。工资增长放缓增加了竞争力，原本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和资本也得到重新部署。这一切发生的速度，不仅取决于私企的灵活性，还取决于政府弥补总需求不足、追求促进长期增长前景的改革和投资的意愿与能力。
　　如果公共部门去杠杆化并不是完整的增长政策，那为何人们光盯着财政紧缩，却不去切实促进增长和就业？首先，有些决策者认为财政平衡确实是经济增长策略的主要支柱，所以要快速去杠杆化。
　　认为财政乘数通常很低的观点，导致人们低估了财政紧缩政策的短期经济成本，从而使人们持续乐观地预测经济增长和就业前景。在一些高负债且经济增长低迷的国家，财政刺激可能会提高主权债务的风险溢价，但对其他国家则有更大灵活性。家庭资产负债表受损程度，各国差异很大，这显然对人们的储蓄倾向有影响，并带来乘数效应。不确定性是一种现实，判断力必不可少。
　　其次是时间维度。例如，如果基础设施投资在中短期能推动经济增长并增加就业，还能在长期带来更高的可持续增长，那我们该不该因为有些人估计该乘数小于1而放弃此选项？同样地，如果人们把收入存起来，以弥补受损的家庭资产负债表，从而导致财政刺激效果趋缓，我们也未必会认为加速去杠杆化的好处打了折 扣，即使它需要推后一段时间才能在内需上体现出来。
　　决策者可能曾认为，央行通过激进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就能提供足够的桥接功能，但各国央行已表明，它们并没有加速经济复苏的政策工具。这些国家的低利率政策隐含着成本和风险，其中包括令经济恢复到杠杆型增长模式，以及对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极限的不确定性。
　　各个国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财政制约，对无限且无条件的跨境转移设定了一个限制，特别是在欧洲。那些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可以用它来保护失业者和年轻人，加速去杠杆化，并实施旨在支持增长和促进就业的改革。其他国家的选择则更加受限。
　　所有国家在紧缩时机、可感知的主权信用风险、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改革等方面面临艰难选择。分担负担的挑战以及不完整的增长模型可能导致僵局和不作为。恢复经济增长并非易事，也不会很快实现。也许我们需要关注紧缩，以告诉自己平衡增长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