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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我国新闻战线的历史上，有几件事情值得记取：
延安整风时期的反 “客里空”运动
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为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作了不懈的努力，反“客里空”运动就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尤其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更加重视新闻的真实性，中央宣传部和一些中央局为此作出许多决定。1947年，从《晋绥日报》开始，党的报纸开展了一场反“客里空”的运动。
“客里空”是苏联作家考涅楚克（又译科尔内楚克）的剧名《前线》中的一个人物，他的职务是特派战地记者。他搞报道的特点是：闭门造车，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弄虚作假。《前线》发表于1942年9月，剧本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吹牛说谎的记者的形象。1944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分7天连载。配合《前线》剧本发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社论，社论指出：“学会赞扬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会批评不好的，这也同样重要。像《前线》中的新闻记者客里空那样，那是不好的。”这是我们的报纸第一次指名道姓批评“客里空”作风。1947年，从《晋绥日报》开始的反对“客里空”的运动，对整个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发生了重大影响，在我党新闻事业史上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
解放后，新闻战线曾不间断地同不真实的新闻报道进行过斗争，这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反对“客里空”作风的继续。“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胡说什么“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事实没有的可以加上去”，使得假、大、空报道流行。粉碎“四人帮”后，新闻界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在真实性问题上，首先从“假”字开刀，捍卫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客里空”作风在我们记者队伍中不占主导地位，尽管每一次同“客里空”作风的斗争都收到很大成效，但反对这种作风，还是需要树立长期作战的观点，不能存一劳永逸的幻想。这不只是因为“客里空”作风危害甚大，而且因为它是个顽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单位，不断揭露出一些失实的报道，便是证明。“客里空”作风之所以是个顽症，反复出现，是因为有滋生的土壤。唯心主义世界观，非无产阶级思想，遇事不调查研究，都是滋生“客里空”作风的土壤。
考虑到新闻失实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1984年6月由全国记协和山西省记协在太原市联合召开的全国新闻真实性问题座谈会的《纪要》，提出综合治理的方针。就记者这一方面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从思想上牢固树立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的原则，增强工作责任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同时，把认识提到这样的高度：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不仅仅是个工作需要的问题，而且是个职业道德问题。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年代，尽管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物质条件极差，规模也很小，但它却能赢得人心，并击破国民党的谣言和攻击，一是靠我们的新闻事业为人民说话，二是靠真实取信于民。人民决不会担心上当受骗，义无返顾地按照报纸上指点的去行动。报纸能够得到人民如此信任，那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那的确是“一支笔抵上十万支枪”。而报纸上只要有一个事实失实，人们就会怀疑九十九个事实的准确性。一旦人们对报纸心存戒意，将信将疑，“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报纸的宣传作用就将大大降低，甚至完全丧失。只有坚持真实，才能切实加强党和人民的联系。才能使人民和党心连心。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就要反对弄虚作假，反对“客里空”作风。
“大跃进”中的“放卫星”报道
在1958年全面“大跃进”“急于求成”、“急躁冒进”思想路线引导下，全国各地、包括张北县在内曾作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违背科学、严重浮夸的事情，“放卫星”运动就是浮夸风的一个方面，新闻媒体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放“卫星”原本是借指全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把自己创造的许多奇迹称作“卫星”，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走了样，其后果完全背离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的泛滥，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损害了党的威信。
“放卫星”运动的起因。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为了打开中央和全党的新思路，毛泽东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认为，我们现在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飞跃发展的时代，需要大批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的人，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阵、树立先进和革命旗帜的人，依靠这样的人，领导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
“放卫星”运动是新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大跃进”运动的产物。1958年夏天，各地报纸宣传各种各样离奇的高产记录，敢想、敢说、敢干成了胡吹乱说，破除迷信成了不要科学。《人民日报》等报刊从1958年6月到9月，先后报道了河南逐平县卫星农业社等许多生产单位粮食高产的虚假消息。报道中的粮食平均亩产量简直成了天文数字。8月3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早稻创36956斤的记录时说：“我们就是怕想不到，想到了我们都做到了。”8月27日，《人民日报》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通栏标题，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年寿张的粮食亩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上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致几十万斤红薯，要产1—2万斤玉米、谷子。很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传遍全国，成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动员性口号，使只讲主观愿望，不讲客观条件的唯意志论到处泛滥，严重损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粗暴地践踏了科学，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
有关张北县“放卫星”的报道。
1958年9月3日《河北日报》刊登了《坝上放出两颗高产卫星》的报道，其中一颗高产卫星是：张北东方红社九分五蚕豆亩产2315斤。 1958年9月12日《河北日报》又刊登出《“低产”作物也放高产“卫星”——张北东方红社莜麦亩产3012斤》的报道。
1958年10月1日《张北县报》在《捷报连连频传，高产不断出现》专栏内分别刊登出《东风公社莜麦亩产1313斤》、《东风公社山药亩产7363斤》和《东风公社莜麦亩产891斤》3篇报道。
1958年10月7日，《张家口日报》发行《号外》放“卫星”报道，内容为“怀安、张北、怀来粮食喜获丰收连放卫星， 张北东升公社山药亩产24759斤和21970斤”。
1958年10月9日，《张北县报》刊出《号外》，在《看！草原上大放卫星》的通栏标题下，整版套红刊登了3篇报道，分别是：《山药卫星上了天，亩产突破两万关——东升公社亩产24759斤》《东风公社山药亩产15023斤》《红星人民公社第二生产大队糜子放卫星，亩产1114斤》。
1958年10月29日《张北县报》刊登题为《战役接着战役，争取更大胜利——奋夺全省大购大销、粮食入库元帅县》的报道说：
张北县在“大跃进”中，1958年报原张北县90万亩粮食作物基本田总产37080万斤，平均亩产412斤。加上草粮田总产40735万斤，比1957年提高1.75倍。被省批准为先进单位，成为闻名全省的粮食“元帅县”。12月25日，以县委书记处书记刘云为代表，出席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据张北县统计局后来统计，1958年实际粮食产量：全县实种粮食作物149万亩，总产16703万斤，平均亩产只有112斤，与1957年持平，低于1952年以来历年农业总产水平。
同时，《张北县报》和上级报纸还登载出张北县发放出了畜牧业、深翻地、钢铁、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卫星”。如1958年8月10日《张北县报》在《畜牧生产放卫星，要夺全国第一名》的通栏标题下，刊出3条创记录的消息：
（1）《一羝配千羊，加速良种化》
我县永丰社绵羊人工授精员、全国劳动模范李淑梅，今年绵羊人工授精工作再创全省一只种公羊配种1029只的新纪录（全省记录为一只种公羊配种不到1千只）。
（2）《马匹改良红旗迎东风招展，平地脑包平地上大放卫星》
平地脑包配种站鏖战40天，服务区的9个农业社422匹适配母马达到全配，已到妊娠检查期的393匹母马有387匹受了胎，受胎率达到98.4%。
（3）老母马已四世同堂，母女儿孙代代强壮
二眼井乡面草沟农业社培育出“四世同堂马”。一匹24岁的老母马在解放后10年内孳生了马、骡子18匹，其中有12匹是“张北马”，4匹土种马、2匹骡子。12匹孙子马个个膘脊肥，一代赛过一代，现在母马都是满怀大肚，老母马今年又怀上了一匹“张北马驹”。
1958年，在“钢铁生产是压到一切的任务”的“跃进“氛围中，张北县开展了大炼钢铁的战役和钢铁高产周运动。出现了“战役”一个接着一个地搞，“卫星”一个接着一个地放的现象。
1958年10月13日《张北县报》刊出《号外》特刊（第四期），在《钢铁前线传捷报，高产卫星飞上天》的通栏标题下刊登报道说：
“从10月10日6时开始的第二次钢铁战役，万名钢铁大军以拼命的干劲奋战一昼夜，取得了辉煌战果，炼出灰、白口铁75吨，超额完成了任务。放出了17小时产铁8吨的小平炉、12小时产铁4.08吨的土高炉和日产5.4吨的小高炉高产卫星。县机械一厂第一号小平炉，从10号下午7点30分开始点火，到11号中午12点30分，17个小时内产铁16000斤，平均每小时产铁940斤，打破了以往产铁的记录，放出高产卫星，中了状元。县第一炼铁厂的11号阳城式土高炉（0.6立方米）在10月11日12小时内产铁4.08吨，其中最多一次产铁1638.5斤，放出了一颗高产大卫星。”
记取“放卫星”报道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958年“大跃进”时期出现的“放卫星”运动及由此产生的浮夸风，制造了中国人民只要想得到，就什么都能做得到的假象，对我国政治、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力，为党的各级领导和新闻工作者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留下了深刻的反思。就像（下转第63页） （上接第21页）1961年刘少奇同志曾严厉批评的那样：
我们从张北县大跃进中有关“放卫星”的新闻报道中，得到的主要教训就是，在新闻宣传报道中一定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切实做到“不浮夸”、“不跟风”、“不发热”、“不虚假”、“不片面”。“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为了让人民幸福，尽快地走上富裕的道路，这是良好的愿望。问题在于实际操作中背离了我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背离了客观规律，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应该从“大跃进”运动中总结反思这段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包括在新闻宣传中的教训，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和偏差。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北县广播电视台）
延安整风时期的反 “客里空”运动
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为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作了不懈的努力，反“客里空”运动就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尤其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更加重视新闻的真实性，中央宣传部和一些中央局为此作出许多决定。1947年，从《晋绥日报》开始，党的报纸开展了一场反“客里空”的运动。
“客里空”是苏联作家考涅楚克（又译科尔内楚克）的剧名《前线》中的一个人物，他的职务是特派战地记者。他搞报道的特点是：闭门造车，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弄虚作假。《前线》发表于1942年9月，剧本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吹牛说谎的记者的形象。1944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分7天连载。配合《前线》剧本发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社论，社论指出：“学会赞扬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会批评不好的，这也同样重要。像《前线》中的新闻记者客里空那样，那是不好的。”这是我们的报纸第一次指名道姓批评“客里空”作风。1947年，从《晋绥日报》开始的反对“客里空”的运动，对整个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发生了重大影响，在我党新闻事业史上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
解放后，新闻战线曾不间断地同不真实的新闻报道进行过斗争，这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反对“客里空”作风的继续。“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胡说什么“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事实没有的可以加上去”，使得假、大、空报道流行。粉碎“四人帮”后，新闻界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在真实性问题上，首先从“假”字开刀，捍卫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客里空”作风在我们记者队伍中不占主导地位，尽管每一次同“客里空”作风的斗争都收到很大成效，但反对这种作风，还是需要树立长期作战的观点，不能存一劳永逸的幻想。这不只是因为“客里空”作风危害甚大，而且因为它是个顽症。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单位，不断揭露出一些失实的报道，便是证明。“客里空”作风之所以是个顽症，反复出现，是因为有滋生的土壤。唯心主义世界观，非无产阶级思想，遇事不调查研究，都是滋生“客里空”作风的土壤。
考虑到新闻失实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1984年6月由全国记协和山西省记协在太原市联合召开的全国新闻真实性问题座谈会的《纪要》，提出综合治理的方针。就记者这一方面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从思想上牢固树立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的原则，增强工作责任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同时，把认识提到这样的高度：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不仅仅是个工作需要的问题，而且是个职业道德问题。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年代，尽管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物质条件极差，规模也很小，但它却能赢得人心，并击破国民党的谣言和攻击，一是靠我们的新闻事业为人民说话，二是靠真实取信于民。人民决不会担心上当受骗，义无返顾地按照报纸上指点的去行动。报纸能够得到人民如此信任，那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那的确是“一支笔抵上十万支枪”。而报纸上只要有一个事实失实，人们就会怀疑九十九个事实的准确性。一旦人们对报纸心存戒意，将信将疑，“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报纸的宣传作用就将大大降低，甚至完全丧失。只有坚持真实，才能切实加强党和人民的联系。才能使人民和党心连心。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就要反对弄虚作假，反对“客里空”作风。
“大跃进”中的“放卫星”报道
在1958年全面“大跃进”“急于求成”、“急躁冒进”思想路线引导下，全国各地、包括张北县在内曾作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违背科学、严重浮夸的事情，“放卫星”运动就是浮夸风的一个方面，新闻媒体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放“卫星”原本是借指全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把自己创造的许多奇迹称作“卫星”，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走了样，其后果完全背离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的泛滥，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损害了党的威信。
“放卫星”运动的起因。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为了打开中央和全党的新思路，毛泽东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认为，我们现在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飞跃发展的时代，需要大批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的人，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阵、树立先进和革命旗帜的人，依靠这样的人，领导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
“放卫星”运动是新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大跃进”运动的产物。1958年夏天，各地报纸宣传各种各样离奇的高产记录，敢想、敢说、敢干成了胡吹乱说，破除迷信成了不要科学。《人民日报》等报刊从1958年6月到9月，先后报道了河南逐平县卫星农业社等许多生产单位粮食高产的虚假消息。报道中的粮食平均亩产量简直成了天文数字。8月3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早稻创36956斤的记录时说：“我们就是怕想不到，想到了我们都做到了。”8月27日，《人民日报》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通栏标题，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年寿张的粮食亩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上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致几十万斤红薯，要产1—2万斤玉米、谷子。很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传遍全国，成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动员性口号，使只讲主观愿望，不讲客观条件的唯意志论到处泛滥，严重损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粗暴地践踏了科学，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
有关张北县“放卫星”的报道。
1958年9月3日《河北日报》刊登了《坝上放出两颗高产卫星》的报道，其中一颗高产卫星是：张北东方红社九分五蚕豆亩产2315斤。 1958年9月12日《河北日报》又刊登出《“低产”作物也放高产“卫星”——张北东方红社莜麦亩产3012斤》的报道。
1958年10月1日《张北县报》在《捷报连连频传，高产不断出现》专栏内分别刊登出《东风公社莜麦亩产1313斤》、《东风公社山药亩产7363斤》和《东风公社莜麦亩产891斤》3篇报道。
1958年10月7日，《张家口日报》发行《号外》放“卫星”报道，内容为“怀安、张北、怀来粮食喜获丰收连放卫星， 张北东升公社山药亩产24759斤和21970斤”。
1958年10月9日，《张北县报》刊出《号外》，在《看！草原上大放卫星》的通栏标题下，整版套红刊登了3篇报道，分别是：《山药卫星上了天，亩产突破两万关——东升公社亩产24759斤》《东风公社山药亩产15023斤》《红星人民公社第二生产大队糜子放卫星，亩产1114斤》。
1958年10月29日《张北县报》刊登题为《战役接着战役，争取更大胜利——奋夺全省大购大销、粮食入库元帅县》的报道说：
张北县在“大跃进”中，1958年报原张北县90万亩粮食作物基本田总产37080万斤，平均亩产412斤。加上草粮田总产40735万斤，比1957年提高1.75倍。被省批准为先进单位，成为闻名全省的粮食“元帅县”。12月25日，以县委书记处书记刘云为代表，出席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据张北县统计局后来统计，1958年实际粮食产量：全县实种粮食作物149万亩，总产16703万斤，平均亩产只有112斤，与1957年持平，低于1952年以来历年农业总产水平。
同时，《张北县报》和上级报纸还登载出张北县发放出了畜牧业、深翻地、钢铁、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卫星”。如1958年8月10日《张北县报》在《畜牧生产放卫星，要夺全国第一名》的通栏标题下，刊出3条创记录的消息：
（1）《一羝配千羊，加速良种化》
我县永丰社绵羊人工授精员、全国劳动模范李淑梅，今年绵羊人工授精工作再创全省一只种公羊配种1029只的新纪录（全省记录为一只种公羊配种不到1千只）。
（2）《马匹改良红旗迎东风招展，平地脑包平地上大放卫星》
平地脑包配种站鏖战40天，服务区的9个农业社422匹适配母马达到全配，已到妊娠检查期的393匹母马有387匹受了胎，受胎率达到98.4%。
（3）老母马已四世同堂，母女儿孙代代强壮
二眼井乡面草沟农业社培育出“四世同堂马”。一匹24岁的老母马在解放后10年内孳生了马、骡子18匹，其中有12匹是“张北马”，4匹土种马、2匹骡子。12匹孙子马个个膘脊肥，一代赛过一代，现在母马都是满怀大肚，老母马今年又怀上了一匹“张北马驹”。
1958年，在“钢铁生产是压到一切的任务”的“跃进“氛围中，张北县开展了大炼钢铁的战役和钢铁高产周运动。出现了“战役”一个接着一个地搞，“卫星”一个接着一个地放的现象。
1958年10月13日《张北县报》刊出《号外》特刊（第四期），在《钢铁前线传捷报，高产卫星飞上天》的通栏标题下刊登报道说：
“从10月10日6时开始的第二次钢铁战役，万名钢铁大军以拼命的干劲奋战一昼夜，取得了辉煌战果，炼出灰、白口铁75吨，超额完成了任务。放出了17小时产铁8吨的小平炉、12小时产铁4.08吨的土高炉和日产5.4吨的小高炉高产卫星。县机械一厂第一号小平炉，从10号下午7点30分开始点火，到11号中午12点30分，17个小时内产铁16000斤，平均每小时产铁940斤，打破了以往产铁的记录，放出高产卫星，中了状元。县第一炼铁厂的11号阳城式土高炉（0.6立方米）在10月11日12小时内产铁4.08吨，其中最多一次产铁1638.5斤，放出了一颗高产大卫星。”
记取“放卫星”报道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958年“大跃进”时期出现的“放卫星”运动及由此产生的浮夸风，制造了中国人民只要想得到，就什么都能做得到的假象，对我国政治、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力，为党的各级领导和新闻工作者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留下了深刻的反思。就像（下转第63页） （上接第21页）1961年刘少奇同志曾严厉批评的那样：
我们从张北县大跃进中有关“放卫星”的新闻报道中，得到的主要教训就是，在新闻宣传报道中一定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切实做到“不浮夸”、“不跟风”、“不发热”、“不虚假”、“不片面”。“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为了让人民幸福，尽快地走上富裕的道路，这是良好的愿望。问题在于实际操作中背离了我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背离了客观规律，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应该从“大跃进”运动中总结反思这段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包括在新闻宣传中的教训，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和偏差。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北县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