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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是一个温暖人心而渊深海阔的词语。
宽容精神源远流长。在我国历史上，周公就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为巩固基业，他一饭三吐哺，勤谨不怠，广纳贤才，赢得了天下归心，百鸟朝凤，使他成为和孔子一样的大名鼎鼎的人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一个胸襟宽容的人，又有深邃进取的理念，所以敢于重用反对过自己但才智超群、谋略过人、刚正无私的魏征，并且勤于听政，勇于就谏，牢牢把握时机，达成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李世民自然成为深孚众望的一代英主。
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方面来说，广泛的宽容性是其重要特征。中华文化以炎黄文化为主流，但它和各民族的文化互相兼容，取长补短，同舟共进。据研究北方少数民族历史的专家们说，历史上有相当一部分鲜卑人和契丹人，他们和汉族人通婚后，逐渐适应了汉族人的风俗习惯、文化素养、生活和生产方式，自然就融进了汉族。现代史上，中华民国建立的初期，有识之士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积极进取的主张，体现的也是宽容精神。
东方文化是多姿多彩的。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的吸纳，最多的是佛教。中国的“天人合一”，印度叫“梵我一如”，日本是“贯道一如”，韩国称“天人相交为胜”，思维方式和意旨都是相似的，都是要人们顺应自然规律，创造新理念，创造新文化，为人类谋福音造福祉。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我们不能固闭自拒，而要用宽容精神把各种先进文化“拿来”，为我们的民族所用。
人生在世为人处事应有宽容心，宽宏大量对待别人的缺点和不足，宽容和自己观点不同或反对自己的人，才能展示一个人的雅量和宽广博大的胸襟。这是一种崇高的思想行为和品德，历来为有识之士所颂扬和推崇。
众所皆知，郑板桥是清代大诗人，扬州八怪之一。他一不侫佛，二不崇道，三不爱财，把艺术高置于一切之上，内心世界充满艺术情趣，充满美的质感，诗、书、画都很出色。又是一名廉洁自律，关心民瘼的七品县官，听到竹声萧萧，如泣如诉，就联想到小民生计，民间疾苦。本文引一则轶闻趣事。有一天，一个小偷进来书房，他当即作七绝一首：“大风起兮月正昏，有劳君子到寒门。诗书腹内藏千卷，钱串床头没半银。”那小偷转身便跑，慌乱中撞倒墙砖和家具，又被郑家的黄狗咬住。郑氏又赠诗一首：“出户休惊黄尾犬，越墙莫碍绿化盆。夜深费我披衣送，收拾雄心重做人。”郑板桥有雅量，宽容大度，是个才华横溢情趣浓厚的大文人。
在现代文学史上，胡适博士曾针对知识分子不宽容的心态和偏激的言论，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期望文坛上有一个和谐的氛围，宽松的环境。这与西方哲人密尔《论自由》和房龙《宽容》两部经典里的主旨是一致的。胡适这位新文化的播种者，是个宽容大度的大文人，他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胡适《一九三0年四月三十日致杨杏佛》）。
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宽容，绝不能不分是非曲直，甚至藏污纳垢。更不能陷入宗教迷雾，对腐败和混浊不闻不问，任其横行。
敬畏，在传统的道德规范中占据重要位置，有普遍的价值。西方大哲人康德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是的，每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基本的道德理性是相近的。单说“畏”，我想是对人对事的心悦诚服，而不是对权势或富豪的惧怕。儒家提出的畏天命，指事物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人类不可违抗；畏大人，指前贤或师长德高望重，人们要钦敬；畏圣人之言，指德才昭日月的智者，后人要景仰服膺。
人世间需要敬畏的很多很多，这里略说一二。
一曰：敬畏文化。文化是力量，文化是影响，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儒、道、释三家构成中华文化，而居主流地位的是儒家，并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儒家学问博大，有高尚的人格修养；儒家效法尧舜，不忍天下苍生陷入痛苦；儒家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寻求机遇关注社会，扶人之困，济人之苦。文化源头《周易》中的“太和”观念，《礼记》中的“大国”思想，已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和谐社会的蓝图。国学大师钱穆说：“国民应对其本国已往的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同样，我们对外国历史或先进文化也应该抱有温情与敬意。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英国培根的《新大西岛》，这些西方大哲的著述，給予了人们精神的享受和慰藉。
翻阅世界近代史就会明白：葡萄牙靠海洋文化建立起殖民强国，荷兰靠商业文化而称雄世界，英国靠工业文化而迅速崛起，美国靠创新文化而走在世界前列。可见，文化在西方大国的崛起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我们应有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我们国家在迈向未来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除去要有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雄厚基础和充分准备外，文化力量的支撑是极为重要的。
诗词是汉语所能创造的文学中最凝炼的一种文体，最能发挥其审美潜能。离我们相当遥远的唐诗宋词，是体现民族文化的古代文学。前人用这种文体追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表达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表达对友情、亲情和爱情的真挚。现在读来，仍然觉得鲜活有生气，而且常读常新，韵味无穷。
又如世代传扬，家喻户晓的警句名言：温、良、恭、俭、让，是道德准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奉献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远大理想。它所达到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不可估量的。曾几何时，国人把传统德行看作封建糟粕，提出要和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全盘西化，这是扭曲的心态，偏激的理念，是忘“本”忘“根”的狂想。
二曰：敬畏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思是研究“天”和“人”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从古到今历史变化的大势，成为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也是他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司马迁敬畏历史。在《史记》里，少量记载了五帝和夏、商、周的事情。主要讲西周末年周天子权柄旁落，诸侯掌权；经过春秋战国，强秦统一六国；陈胜、吴广起义；楚汉争霸，汉高祖称帝，直到汉武帝刘彻。内容反映的是七百多年历史发展的过程、事件和人物，有贵族有平民。从政治、经济、学术、司法各方面选择典型人物进行刻画，也为底层小人物立传。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讲自己的鲜明观点“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统治阶级怕改朝换代，企盼永恒不变。而司马迁对当时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给予无情的揭露，对当时官场的腐朽风气进行尖锐的鞭挞和讽刺。
敬畏历史，秉笔直书，是高尚史德；歪曲历史，谋取荣华，是卑劣史观。
古圣先贤对人事人生的深刻思考，形成一种恭敬而严肃的态度。《论语》里记载：“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显然，孔子对于“仁”的思考，是抱着敬畏和敬重的态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爱国诗人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深情的歌颂两位不畏权势的古代良史。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撰写的《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他提出“史才三长”的著名理论，认为真正的史学家，应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三个条件。清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著作。他提出“六经皆史”的看法，提出治史者必须要有“史德”，要求史家端正心术，客观地观察事物，如实反映历史真相。
再说一位敬畏历史的大学者——顾炎武。他弘扬历代史学家秉笔直书的传统，主张据事直录，惟义是规，反对徇情枉道。对那些篡改史实，诬罔时人的卑劣作法，予以详细体察，严厉驳斥。他操行正直，对世间一切有悖于道德规范，丧失廉耻的行为，如自私、虚伪、献媚、贪腐，进行无情批判。
顾炎武的代表作《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考据精辟，文辞博辩。顾氏自喻为“采铜于山”，可见他极其重视第一手资料和史实。在治学上严谨扎实，拨乱涤污。他对篡改历史，歪曲史实的一些学人严厉抨击。他敬畏历史，一颗心同山河一样壮丽，同泰斗一样永恒。
三曰：敬畏前贤。古圣先贤们宁静致远，立人达人，学养风范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追求。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大批的圣贤伟人，如耶稣、释迦牟尼、老子、孔子、马克思、恩格斯……为人世间播撒着智慧的甘霖，使愚顽者顿悟，迷途者清醒。
当我捧读《论语》，仿佛温情敦厚，恭俭平和的圣人孔子就在我的眼前；当我翻阅《墨子》，仿佛“兼爱者”墨子越过秦时明月，汉时关山，风尘仆仆向我走来。庄子法天，荀子论天，驺衍谈天，屈原问天，杞人忧天，这些自由的人，活泼的人，睿智的人，突发奇想，超前预测。他们那一颗颗具有独立品格的学术头脑，我们能不敬畏吗？这是两千年前的前贤圣哲，还有两千年后的先辈俊彦。如我们景仰的大学者，人中之龙钱钟书，他腹笥之广，世罕其匹。仅煌煌巨著《管锥编》，引用中外名著4000多种。钱先生逝世后，遗留下的《钱钟书手稿集》就有72卷册，它是前辈学者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必将在文化史上焕发出绚丽的光彩！如古文大家，杰出的翻译家林纾，我以为是学界元帅型的人物。他在二十岁以前就校阅了两千余部古典书籍，中年后涉及译界，翻译了四十多部西方名著。林纾在文学史上应占有重要位置，后辈学人对他应投以敬重之情，抱有敬畏之心。
近年来，有一些初登文坛的年轻学人，不是抱着宽容心和虔诚心向大师学习，而是指责鲁迅，挑剔朱自清，贬损郭沫若，嘲讽张中行，想挑戰权威，打倒权威，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一个人创作了那么多的作品，出版了那么多的著作，想找出一点硬伤，提出一些纰漏瑕疵是可能的。但是，大师们非先天禀赋不能达深远高华，非超人智慧不能致隽永深邃，非倚马捷才不能著述等身，非哲思绵邈不能探骊得珠，非包罗万古不能会古今于须臾。你能推翻他的鸿博学问，推翻他的思想体系吗？
四曰：敬畏自然。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一是人伦和谐，即人与人要和谐相处，睦邻友善；二是天人协调，即人与自然要遵循规律，协调发展。基于这一理念，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得福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报告和讲话中指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东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人和自然，要和谐发展共同进步。显然，号召全民要敬畏自然。
宋代理学家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初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意为人初产生时得之于天，而一旦有了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这样说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关键是人。甚至书法艺术，也需要从大自然中汲取活泼跳荡，生气勃勃的笔意、章法和神韵。正如汉代大书家蔡邕所说：“书肇于自然”。（《九势》），人要节制贪欲，理智清醒。对于人来说，欲望是一把双刃剑，它能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我们反思当下，许多社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战争问题，都是因为人类攫取的欲望过多过强所致。认识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地利用自然，还要得到自然的恩惠，是人的神圣使命。
赏心悦目的优雅环境，激发出美国作家梭罗心灵中的美感和精神上的愉悦，他说：“带有瀑布的河流、草地、湖泊、山岳、悬崖或奇异的岩石、一片森林以及散落的原始树木，这些都是美妙的事物。它们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绝非金钱可以购到。如果一个城镇的居民明智的话，就会不惜高昂的代价来保护这些事物。”
到外国旅游的朋友介绍说，许多国家的游客爱到尼泊尔采风观光，喜欢这个小国民风淳朴，村落稀疏，山清水秀，环境优雅，是哲人向往的“诗意地居息”的佳丽之地。可见，这个亚洲小国的人民是多么的敬畏自然！游客们也就愿意来贴近自然，沉浸自然。与此相反，不少国家的状况是：繁衍过度、消费过度、占有过度、建筑过度、砍伐过度……违背了自然规律，破坏了生态平衡，人类自食苦果是必然的。
为创造一个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理想的居息环境，那就要虔诚的敬畏自然。
宽容精神源远流长。在我国历史上，周公就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为巩固基业，他一饭三吐哺，勤谨不怠，广纳贤才，赢得了天下归心，百鸟朝凤，使他成为和孔子一样的大名鼎鼎的人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一个胸襟宽容的人，又有深邃进取的理念，所以敢于重用反对过自己但才智超群、谋略过人、刚正无私的魏征，并且勤于听政，勇于就谏，牢牢把握时机，达成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李世民自然成为深孚众望的一代英主。
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方面来说，广泛的宽容性是其重要特征。中华文化以炎黄文化为主流，但它和各民族的文化互相兼容，取长补短，同舟共进。据研究北方少数民族历史的专家们说，历史上有相当一部分鲜卑人和契丹人，他们和汉族人通婚后，逐渐适应了汉族人的风俗习惯、文化素养、生活和生产方式，自然就融进了汉族。现代史上，中华民国建立的初期，有识之士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积极进取的主张，体现的也是宽容精神。
东方文化是多姿多彩的。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的吸纳，最多的是佛教。中国的“天人合一”，印度叫“梵我一如”，日本是“贯道一如”，韩国称“天人相交为胜”，思维方式和意旨都是相似的，都是要人们顺应自然规律，创造新理念，创造新文化，为人类谋福音造福祉。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我们不能固闭自拒，而要用宽容精神把各种先进文化“拿来”，为我们的民族所用。
人生在世为人处事应有宽容心，宽宏大量对待别人的缺点和不足，宽容和自己观点不同或反对自己的人，才能展示一个人的雅量和宽广博大的胸襟。这是一种崇高的思想行为和品德，历来为有识之士所颂扬和推崇。
众所皆知，郑板桥是清代大诗人，扬州八怪之一。他一不侫佛，二不崇道，三不爱财，把艺术高置于一切之上，内心世界充满艺术情趣，充满美的质感，诗、书、画都很出色。又是一名廉洁自律，关心民瘼的七品县官，听到竹声萧萧，如泣如诉，就联想到小民生计，民间疾苦。本文引一则轶闻趣事。有一天，一个小偷进来书房，他当即作七绝一首：“大风起兮月正昏，有劳君子到寒门。诗书腹内藏千卷，钱串床头没半银。”那小偷转身便跑，慌乱中撞倒墙砖和家具，又被郑家的黄狗咬住。郑氏又赠诗一首：“出户休惊黄尾犬，越墙莫碍绿化盆。夜深费我披衣送，收拾雄心重做人。”郑板桥有雅量，宽容大度，是个才华横溢情趣浓厚的大文人。
在现代文学史上，胡适博士曾针对知识分子不宽容的心态和偏激的言论，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期望文坛上有一个和谐的氛围，宽松的环境。这与西方哲人密尔《论自由》和房龙《宽容》两部经典里的主旨是一致的。胡适这位新文化的播种者，是个宽容大度的大文人，他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胡适《一九三0年四月三十日致杨杏佛》）。
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宽容，绝不能不分是非曲直，甚至藏污纳垢。更不能陷入宗教迷雾，对腐败和混浊不闻不问，任其横行。
敬畏，在传统的道德规范中占据重要位置，有普遍的价值。西方大哲人康德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是的，每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基本的道德理性是相近的。单说“畏”，我想是对人对事的心悦诚服，而不是对权势或富豪的惧怕。儒家提出的畏天命，指事物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人类不可违抗；畏大人，指前贤或师长德高望重，人们要钦敬；畏圣人之言，指德才昭日月的智者，后人要景仰服膺。
人世间需要敬畏的很多很多，这里略说一二。
一曰：敬畏文化。文化是力量，文化是影响，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儒、道、释三家构成中华文化，而居主流地位的是儒家，并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儒家学问博大，有高尚的人格修养；儒家效法尧舜，不忍天下苍生陷入痛苦；儒家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寻求机遇关注社会，扶人之困，济人之苦。文化源头《周易》中的“太和”观念，《礼记》中的“大国”思想，已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和谐社会的蓝图。国学大师钱穆说：“国民应对其本国已往的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同样，我们对外国历史或先进文化也应该抱有温情与敬意。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英国培根的《新大西岛》，这些西方大哲的著述，給予了人们精神的享受和慰藉。
翻阅世界近代史就会明白：葡萄牙靠海洋文化建立起殖民强国，荷兰靠商业文化而称雄世界，英国靠工业文化而迅速崛起，美国靠创新文化而走在世界前列。可见，文化在西方大国的崛起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我们应有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我们国家在迈向未来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除去要有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雄厚基础和充分准备外，文化力量的支撑是极为重要的。
诗词是汉语所能创造的文学中最凝炼的一种文体，最能发挥其审美潜能。离我们相当遥远的唐诗宋词，是体现民族文化的古代文学。前人用这种文体追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表达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表达对友情、亲情和爱情的真挚。现在读来，仍然觉得鲜活有生气，而且常读常新，韵味无穷。
又如世代传扬，家喻户晓的警句名言：温、良、恭、俭、让，是道德准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奉献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远大理想。它所达到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不可估量的。曾几何时，国人把传统德行看作封建糟粕，提出要和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全盘西化，这是扭曲的心态，偏激的理念，是忘“本”忘“根”的狂想。
二曰：敬畏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思是研究“天”和“人”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从古到今历史变化的大势，成为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也是他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司马迁敬畏历史。在《史记》里，少量记载了五帝和夏、商、周的事情。主要讲西周末年周天子权柄旁落，诸侯掌权；经过春秋战国，强秦统一六国；陈胜、吴广起义；楚汉争霸，汉高祖称帝，直到汉武帝刘彻。内容反映的是七百多年历史发展的过程、事件和人物，有贵族有平民。从政治、经济、学术、司法各方面选择典型人物进行刻画，也为底层小人物立传。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讲自己的鲜明观点“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统治阶级怕改朝换代，企盼永恒不变。而司马迁对当时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给予无情的揭露，对当时官场的腐朽风气进行尖锐的鞭挞和讽刺。
敬畏历史，秉笔直书，是高尚史德；歪曲历史，谋取荣华，是卑劣史观。
古圣先贤对人事人生的深刻思考，形成一种恭敬而严肃的态度。《论语》里记载：“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显然，孔子对于“仁”的思考，是抱着敬畏和敬重的态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爱国诗人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深情的歌颂两位不畏权势的古代良史。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撰写的《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他提出“史才三长”的著名理论，认为真正的史学家，应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三个条件。清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著作。他提出“六经皆史”的看法，提出治史者必须要有“史德”，要求史家端正心术，客观地观察事物，如实反映历史真相。
再说一位敬畏历史的大学者——顾炎武。他弘扬历代史学家秉笔直书的传统，主张据事直录，惟义是规，反对徇情枉道。对那些篡改史实，诬罔时人的卑劣作法，予以详细体察，严厉驳斥。他操行正直，对世间一切有悖于道德规范，丧失廉耻的行为，如自私、虚伪、献媚、贪腐，进行无情批判。
顾炎武的代表作《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考据精辟，文辞博辩。顾氏自喻为“采铜于山”，可见他极其重视第一手资料和史实。在治学上严谨扎实，拨乱涤污。他对篡改历史，歪曲史实的一些学人严厉抨击。他敬畏历史，一颗心同山河一样壮丽，同泰斗一样永恒。
三曰：敬畏前贤。古圣先贤们宁静致远，立人达人，学养风范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追求。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大批的圣贤伟人，如耶稣、释迦牟尼、老子、孔子、马克思、恩格斯……为人世间播撒着智慧的甘霖，使愚顽者顿悟，迷途者清醒。
当我捧读《论语》，仿佛温情敦厚，恭俭平和的圣人孔子就在我的眼前；当我翻阅《墨子》，仿佛“兼爱者”墨子越过秦时明月，汉时关山，风尘仆仆向我走来。庄子法天，荀子论天，驺衍谈天，屈原问天，杞人忧天，这些自由的人，活泼的人，睿智的人，突发奇想，超前预测。他们那一颗颗具有独立品格的学术头脑，我们能不敬畏吗？这是两千年前的前贤圣哲，还有两千年后的先辈俊彦。如我们景仰的大学者，人中之龙钱钟书，他腹笥之广，世罕其匹。仅煌煌巨著《管锥编》，引用中外名著4000多种。钱先生逝世后，遗留下的《钱钟书手稿集》就有72卷册，它是前辈学者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必将在文化史上焕发出绚丽的光彩！如古文大家，杰出的翻译家林纾，我以为是学界元帅型的人物。他在二十岁以前就校阅了两千余部古典书籍，中年后涉及译界，翻译了四十多部西方名著。林纾在文学史上应占有重要位置，后辈学人对他应投以敬重之情，抱有敬畏之心。
近年来，有一些初登文坛的年轻学人，不是抱着宽容心和虔诚心向大师学习，而是指责鲁迅，挑剔朱自清，贬损郭沫若，嘲讽张中行，想挑戰权威，打倒权威，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一个人创作了那么多的作品，出版了那么多的著作，想找出一点硬伤，提出一些纰漏瑕疵是可能的。但是，大师们非先天禀赋不能达深远高华，非超人智慧不能致隽永深邃，非倚马捷才不能著述等身，非哲思绵邈不能探骊得珠，非包罗万古不能会古今于须臾。你能推翻他的鸿博学问，推翻他的思想体系吗？
四曰：敬畏自然。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一是人伦和谐，即人与人要和谐相处，睦邻友善；二是天人协调，即人与自然要遵循规律，协调发展。基于这一理念，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得福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报告和讲话中指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东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人和自然，要和谐发展共同进步。显然，号召全民要敬畏自然。
宋代理学家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初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意为人初产生时得之于天，而一旦有了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这样说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关键是人。甚至书法艺术，也需要从大自然中汲取活泼跳荡，生气勃勃的笔意、章法和神韵。正如汉代大书家蔡邕所说：“书肇于自然”。（《九势》），人要节制贪欲，理智清醒。对于人来说，欲望是一把双刃剑，它能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我们反思当下，许多社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战争问题，都是因为人类攫取的欲望过多过强所致。认识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地利用自然，还要得到自然的恩惠，是人的神圣使命。
赏心悦目的优雅环境，激发出美国作家梭罗心灵中的美感和精神上的愉悦，他说：“带有瀑布的河流、草地、湖泊、山岳、悬崖或奇异的岩石、一片森林以及散落的原始树木，这些都是美妙的事物。它们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绝非金钱可以购到。如果一个城镇的居民明智的话，就会不惜高昂的代价来保护这些事物。”
到外国旅游的朋友介绍说，许多国家的游客爱到尼泊尔采风观光，喜欢这个小国民风淳朴，村落稀疏，山清水秀，环境优雅，是哲人向往的“诗意地居息”的佳丽之地。可见，这个亚洲小国的人民是多么的敬畏自然！游客们也就愿意来贴近自然，沉浸自然。与此相反，不少国家的状况是：繁衍过度、消费过度、占有过度、建筑过度、砍伐过度……违背了自然规律，破坏了生态平衡，人类自食苦果是必然的。
为创造一个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理想的居息环境，那就要虔诚的敬畏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