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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理由
新冠疫情在湖北发生后，他创建和带领的救援队出动一万多人次。自2007年成立以来，从汶川、玉树、 雅安，到菲律宾、缅甸、尼泊尔，这支救援队坚守独立、纯公益紧急救援机构的使命，在专业化、国际化的道路上跋涉、成长，现已发展成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救援组织。只要有灾难来临，他们总向着灾害现场逆行;他们随时准备拼命，因为热爱生命。
张勇
年近五十的张勇租住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居民小区，距离最近的地铁站有10公里远。三室一厅的简装房子，月租金4000元。客厅里摆着长条桌和工位椅，可以围坐十多个人。桌后是一排延伸到客厅两头的白板，写满工作安排与规章制度。这里也是蓝天救援队的联络处，以及一些骨干会议和培训的场所。
因为房租和租期原因，张勇五年内搬过四次家。做了13年民间公益救援，张勇已经习惯了这种四处迁徙的无奈。虽然张勇和蓝天救援队的这些难处，一些前来视察的领导也看到了，“但在北京，要给我们批一个免费的办公场所太难了，可以理解”。
2007年时，张勇在北京一家知识产权事务所工作。他武警退役，拥有河北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业余热爱徒步和登山。当年冬天，一名“驴友”在北京小五台“走冰河”时受伤，张勇和十几名同道自发组队将人救回。这次经历让他们对山野救援的缺位深有感触，就基于常发帖的绿野户外论坛组建了松散的山野救援队。
这是蓝天救援队的前身。如今，它已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民间救援组织，拥有800多支队伍、超过5万名成员。经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尼泊尔地震，直到2020年1月26日带队前往武汉，张勇记不清自己参与过多少次救援行动。和许多同行不同，他从未在奔赴灾难现场前留下遗书。
“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可写的，而且救援的风险都是可以预料的。”张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从一名一线救援志愿者到领导“最大的民间救援组织”，张勇已经习惯了任何救援行动的风险，但深感自己在管理和筹资上有些力不从心。
土地没有平整，库房没有大门，没有灯，插上一个电热水壶都会导致断电，没有洗浴设备，水龙头只靠一个消防栓……2020年1月26日，张勇带领百余位蓝天救援队队员接管了“中华慈善总会武汉应急转运仓库”。
半个月后，他们已接收了来自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的1000余万件物资，除有特殊要求者外都在24小时内分发到武汉近百家医疗机构。当时有媒体评价称，这是疫情中效率最高的转运仓库。
1月23日武汉封城时，张勇和蓝天救援队领导层就断定：“物资的‘最后一公里’一定会有瓶颈。”经验可以追溯到12年前的汶川地震。当年，张勇本不准备前往地震灾区，“只有一点山野救援经验，对地震救援没有概念，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看了两天新闻后，他发现救灾部队未能抵达许多失联山村，想用自己的山野徒步经验尽一份力。
5月15日组队到达灾区后，张勇发现，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车排起了队，车主们想给灾区免费运送物资，但不知道和谁对接，只能在物资仓库周边等着。张勇临时决定改变队员的任务：每人组织一个车队和红十字会对接，领物资，然后带队去送货。
汶川的经历让张勇重新思考救援的意义：“救援需要勇气，更需要理性和专业。”2008年11月，蓝天救援队正式成立，“目标是建立一支中国最专业救援队伍，从现有的山地救援逐渐扩展为更全面的城市救援、水上救援、地震救援等自然灾害领域”。
创始队员中包括潜水、飞行、攀岩、无线电、越野爱好者以及专业医护人员、退役特警、退役军人等，他们承担起义务为其他成员培训的任务。十年内，蓝天先后组建专业的绳索救援队、潜水队、搜救犬队、高山救援队、航空救援队、心理救援队、机动队等。如今，一些队员利用周末和夜间休息时间，每周都要进行三次业务训练或技能培训，并留着年假等应急救援时用上。
在蓝天的救援行动中，单一的山野救援所占比例越来越小。不过，各地蓝天救援队的工作并不相同。有地方政府出于自身應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需要，给当地蓝天队伍限定了业务范围。2018年宜宾地震后，四川省政府没有批准所有通过官方程序报备的民间救援组织参与救援，反倒是外地队伍和不受政府约束的民间组织投身一线。
“我们担心的是以后这些地区形成定式：所有民间队伍都别去救灾，只能去干培训、社区养老、扶贫，谈不上救援队了。”现在，一些队伍投入急救、安全培训的精力已超过了救援。张勇有担忧，但还是要求所有队伍遵从政府的要求。“我们的定位很清晰，蓝天一直、也永远只是政府应急管理体系的辅助。”
如今，作为“全国民间救援第一品牌”的蓝天救援队通过24小时值班的协调网络平台，可以实现国内所有地区的救援请求在3分钟内得到响应、5分钟后台就位、4小时内到达救援现场。但是，“领导”该体系的北京蓝天救援队只是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的地方非企业社会组织。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规定，禁止社会组织形成上下级、垂直或变相垂直的关系。
张勇努力了10年，仍未实现成立全国性蓝天救援队的想法。2008年成立蓝天救援队时，他得到北京市红十字会主要领导的支持，但也花了两年时间才在民政局获得注册，“当时还没有救援组织注册的先例，没有先例的事情都是很难实现的”。北京蓝天救援队只能采用《阜阳公约》规定下的“北京队-督导官-各地蓝天队”结构维持全国体系。北京队向各地蓝天救援队进行“蓝天”品牌授权，并在各省设立品牌督导官，负责监督该省各地的蓝天救援队是否按照北京队规定的制度开展活动，不合格则予以除名。 2009年，张勇就发起组建全国紧急救援联盟，试图通过全国布局缓解跨区救援之困，但响应者寥寥。直到2010年玉树地震救援，一些民间救援队为蓝天的专业化建设所吸引，相约将自己的品牌改为“蓝天”。四年后，这些队伍中的大部分签署《阜阳公约》，松散联盟转变为今天的蓝天救援全国体系。
各地蓝天队伍在当地民政部门的注册方式各不相同，有的是公益慈善组织，有的和北京队一样是社会组织，還有一些长期无法得到注册。组织性质会对蓝天的经费问题产生直接影响。自创始以来，蓝天坚持所有救援行动全部免费且不接受提出附加条件的企业赞助。但因为不是公益慈善组织，北京蓝天救援队不享有免税资格。
除了队员自掏腰包购买装备、参加培训、分担路费，蓝天也需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获得基本的运作资金，包括为大型赛会提供保障服务。
2020年1月前往武汉运作转运仓库时，各地蓝天队伍都倾其所有携带可用物资，但向金银潭等地运送物资的小分队每天要消耗67件防护服，而仓库里通宵作业的100多人一顿饭就要吃掉150斤牛肉， “每天的常规开支就有好几万”。如果没有中华慈善总会进行了基金拨付，张勇坦言：“我们自己可以干，但坚持不了几天。”
2008年正式组建蓝天救援队前，张勇曾到香港考察先进经验。他被香港民安队和医疗辅助队的模式吸引：120名公务员管理超过5000名志愿者，组织、训练、经费、后勤都由职业人员负责，志愿者只需要响应救援。
菲律宾塔克洛班市的海滩上，张勇路过一处被台风“海燕”摧毁的废墟。“气味不对。”他对同行者说，“把位置在地图上标注一下，等大部队到了开挖。”“大部队”一共也就8名蓝天救援队队员，第二天挖出一具已经腐烂的遗体。
2013年11月20日，蓝天救援队和北京红十字会医疗队组成17人的“中国红十字国际救援队”，奔赴菲律宾参与台风“海燕”灾后救援。这是中国民间救援90年来首次“出海”，并在国际上“一举成名”。
几十支外国救援队已先期到达。蓝天队员人少，也没有携带重型装备，找美国队伍借了一辆铲车，在废墟里找到了53具失踪者遗体，占当地台风失踪者的八分之一。
2011年，蓝天救援队已经在全国的民间救援机构中处于领先地位，张勇萌生了国际化的想法，“走出去才能提高”。之后的两年，蓝天多次申请参与海外突发灾情救援，但有关部门没有处理过此类情况，最初的态度都是不同意。
两年后，超强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导致6000余人遇难、3万人受伤。张勇向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提交评估报告后，红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与外交部对接。
当时正值中菲关系因南海局势陷入低谷，菲方拒绝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国家救援队参与，国际舆论却指责中方提供的援助不够。特殊背景下，红会与外交部进行了十多天的反复协调，几经反复周折才“终于可以去了”。
在此之后，蓝天救援队在2015年派出85人的重型队参与尼泊尔地震救援，2017年参与斯里兰卡洪水救援，2018年参与老挝溃坝事件救援和泰国普吉岛船难搜救。张勇学习到了更先进的装备技术和管理方式，也确立了“我们不比别人差”的自信。蓝天还成为联合国INSARAG（国际搜索与救援咨询团）救援队网络的成员，并按照INSARAG制订的USAR标准（最高标准）建设队伍。
除了国内报备，蓝天救援队参与国际救援还需要通过INSARAG的救援协调网络许可，但蓝天迄今尚未通过INSARAG组织的USAR国际救援队测评。在国际灾情出现、INSARAG网络选择救援队响应时，通过测评的国际救援队会被列为第一梯队，优先派往灾区。不过，在张勇看来，蓝天早就符合USAR救援队的标准，还多次参加INSARAG组织的多国演练。
目前，通过USAR国际救援队测评的队伍有五十多支，分布在欧美为主的二十多个国家。2009年，中国国际救援队首次通过测评。在张勇“跑了两三年”之后，蓝天救援队被列为准备进行测评的第二支来自中国的救援队伍。
2018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后，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基于原消防系统组建中国救援队，先进行USAR测评，并于2019年通过。张勇理解蓝天应当让位于“国家队”，但现在他不知道蓝天何时才能接受测评。
国际化过程中，蓝天还在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等东南亚国家授权了7支海外队伍。但是，作为一个北京市的社会组织，蓝天很难领导海外队伍。张勇最担忧的是“如果海外的蓝天队伍自己先成立了国际组织，我们就被动了。”现在，蓝天已经暂停向海外队伍授权。
但蓝天救援队的国际化尝试并未止步，张勇设想的“路线图”是：在政府支持下，蓝天成为在中国建立的国际救援组织;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咨商地位，代表中国救援队在联合国发出“民间声音”;继续出版USAR国际标准的中文版指南，并按照国际标准对各地蓝天队伍进行自测……“等到蓝天的身份问题和国际化都得到解决，管理层形成专业化的机制和团队，我就可以放手了。”张勇说。
张勇
1972年生，河北邢台人，河北大学法律专业毕业，曾服役于武警山东总队。蓝天救援品牌创始人、蓝天救援队总指挥。
新冠疫情在湖北发生后，他创建和带领的救援队出动一万多人次。自2007年成立以来，从汶川、玉树、 雅安，到菲律宾、缅甸、尼泊尔，这支救援队坚守独立、纯公益紧急救援机构的使命，在专业化、国际化的道路上跋涉、成长，现已发展成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救援组织。只要有灾难来临，他们总向着灾害现场逆行;他们随时准备拼命，因为热爱生命。
年近五十的张勇租住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居民小区，距离最近的地铁站有10公里远。三室一厅的简装房子，月租金4000元。客厅里摆着长条桌和工位椅，可以围坐十多个人。桌后是一排延伸到客厅两头的白板，写满工作安排与规章制度。这里也是蓝天救援队的联络处，以及一些骨干会议和培训的场所。
因为房租和租期原因，张勇五年内搬过四次家。做了13年民间公益救援，张勇已经习惯了这种四处迁徙的无奈。虽然张勇和蓝天救援队的这些难处，一些前来视察的领导也看到了，“但在北京，要给我们批一个免费的办公场所太难了，可以理解”。
2007年时，张勇在北京一家知识产权事务所工作。他武警退役，拥有河北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业余热爱徒步和登山。当年冬天，一名“驴友”在北京小五台“走冰河”时受伤，张勇和十几名同道自发组队将人救回。这次经历让他们对山野救援的缺位深有感触，就基于常发帖的绿野户外论坛组建了松散的山野救援队。
这是蓝天救援队的前身。如今，它已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民间救援组织，拥有800多支队伍、超过5万名成员。经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尼泊尔地震，直到2020年1月26日带队前往武汉，张勇记不清自己参与过多少次救援行动。和许多同行不同，他从未在奔赴灾难现场前留下遗书。
“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可写的，而且救援的风险都是可以预料的。”张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从一名一线救援志愿者到领导“最大的民间救援组织”，张勇已经习惯了任何救援行动的风险，但深感自己在管理和筹资上有些力不从心。
“政府应急管理体系的辅助”
土地没有平整，库房没有大门，没有灯，插上一个电热水壶都会导致断电，没有洗浴设备，水龙头只靠一个消防栓……2020年1月26日，张勇带领百余位蓝天救援队队员接管了“中华慈善总会武汉应急转运仓库”。
半个月后，他们已接收了来自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的1000余万件物资，除有特殊要求者外都在24小时内分发到武汉近百家医疗机构。当时有媒体评价称，这是疫情中效率最高的转运仓库。
1月23日武汉封城时，张勇和蓝天救援队领导层就断定：“物资的‘最后一公里’一定会有瓶颈。”经验可以追溯到12年前的汶川地震。当年，张勇本不准备前往地震灾区，“只有一点山野救援经验，对地震救援没有概念，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看了两天新闻后，他发现救灾部队未能抵达许多失联山村，想用自己的山野徒步经验尽一份力。
5月15日组队到达灾区后，张勇发现，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车排起了队，车主们想给灾区免费运送物资，但不知道和谁对接，只能在物资仓库周边等着。张勇临时决定改变队员的任务：每人组织一个车队和红十字会对接，领物资，然后带队去送货。
汶川的经历让张勇重新思考救援的意义：“救援需要勇气，更需要理性和专业。”2008年11月，蓝天救援队正式成立，“目标是建立一支中国最专业救援队伍，从现有的山地救援逐渐扩展为更全面的城市救援、水上救援、地震救援等自然灾害领域”。
创始队员中包括潜水、飞行、攀岩、无线电、越野爱好者以及专业医护人员、退役特警、退役军人等，他们承担起义务为其他成员培训的任务。十年内，蓝天先后组建专业的绳索救援队、潜水队、搜救犬队、高山救援队、航空救援队、心理救援队、机动队等。如今，一些队员利用周末和夜间休息时间，每周都要进行三次业务训练或技能培训，并留着年假等应急救援时用上。
在蓝天的救援行动中，单一的山野救援所占比例越来越小。不过，各地蓝天救援队的工作并不相同。有地方政府出于自身應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需要，给当地蓝天队伍限定了业务范围。2018年宜宾地震后，四川省政府没有批准所有通过官方程序报备的民间救援组织参与救援，反倒是外地队伍和不受政府约束的民间组织投身一线。
“我们担心的是以后这些地区形成定式：所有民间队伍都别去救灾，只能去干培训、社区养老、扶贫，谈不上救援队了。”现在，一些队伍投入急救、安全培训的精力已超过了救援。张勇有担忧，但还是要求所有队伍遵从政府的要求。“我们的定位很清晰，蓝天一直、也永远只是政府应急管理体系的辅助。”
如今，作为“全国民间救援第一品牌”的蓝天救援队通过24小时值班的协调网络平台，可以实现国内所有地区的救援请求在3分钟内得到响应、5分钟后台就位、4小时内到达救援现场。但是，“领导”该体系的北京蓝天救援队只是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的地方非企业社会组织。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规定，禁止社会组织形成上下级、垂直或变相垂直的关系。
张勇努力了10年，仍未实现成立全国性蓝天救援队的想法。2008年成立蓝天救援队时，他得到北京市红十字会主要领导的支持，但也花了两年时间才在民政局获得注册，“当时还没有救援组织注册的先例，没有先例的事情都是很难实现的”。北京蓝天救援队只能采用《阜阳公约》规定下的“北京队-督导官-各地蓝天队”结构维持全国体系。北京队向各地蓝天救援队进行“蓝天”品牌授权，并在各省设立品牌督导官，负责监督该省各地的蓝天救援队是否按照北京队规定的制度开展活动，不合格则予以除名。 2009年，张勇就发起组建全国紧急救援联盟，试图通过全国布局缓解跨区救援之困，但响应者寥寥。直到2010年玉树地震救援，一些民间救援队为蓝天的专业化建设所吸引，相约将自己的品牌改为“蓝天”。四年后，这些队伍中的大部分签署《阜阳公约》，松散联盟转变为今天的蓝天救援全国体系。
各地蓝天队伍在当地民政部门的注册方式各不相同，有的是公益慈善组织，有的和北京队一样是社会组织，還有一些长期无法得到注册。组织性质会对蓝天的经费问题产生直接影响。自创始以来，蓝天坚持所有救援行动全部免费且不接受提出附加条件的企业赞助。但因为不是公益慈善组织，北京蓝天救援队不享有免税资格。
除了队员自掏腰包购买装备、参加培训、分担路费，蓝天也需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获得基本的运作资金，包括为大型赛会提供保障服务。
2020年1月前往武汉运作转运仓库时，各地蓝天队伍都倾其所有携带可用物资，但向金银潭等地运送物资的小分队每天要消耗67件防护服，而仓库里通宵作业的100多人一顿饭就要吃掉150斤牛肉， “每天的常规开支就有好几万”。如果没有中华慈善总会进行了基金拨付，张勇坦言：“我们自己可以干，但坚持不了几天。”
2008年正式组建蓝天救援队前，张勇曾到香港考察先进经验。他被香港民安队和医疗辅助队的模式吸引：120名公务员管理超过5000名志愿者，组织、训练、经费、后勤都由职业人员负责，志愿者只需要响应救援。
一波三折的国际化
菲律宾塔克洛班市的海滩上，张勇路过一处被台风“海燕”摧毁的废墟。“气味不对。”他对同行者说，“把位置在地图上标注一下，等大部队到了开挖。”“大部队”一共也就8名蓝天救援队队员，第二天挖出一具已经腐烂的遗体。
2013年11月20日，蓝天救援队和北京红十字会医疗队组成17人的“中国红十字国际救援队”，奔赴菲律宾参与台风“海燕”灾后救援。这是中国民间救援90年来首次“出海”，并在国际上“一举成名”。
几十支外国救援队已先期到达。蓝天队员人少，也没有携带重型装备，找美国队伍借了一辆铲车，在废墟里找到了53具失踪者遗体，占当地台风失踪者的八分之一。
2011年，蓝天救援队已经在全国的民间救援机构中处于领先地位，张勇萌生了国际化的想法，“走出去才能提高”。之后的两年，蓝天多次申请参与海外突发灾情救援，但有关部门没有处理过此类情况，最初的态度都是不同意。
两年后，超强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导致6000余人遇难、3万人受伤。张勇向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提交评估报告后，红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与外交部对接。
当时正值中菲关系因南海局势陷入低谷，菲方拒绝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国家救援队参与，国际舆论却指责中方提供的援助不够。特殊背景下，红会与外交部进行了十多天的反复协调，几经反复周折才“终于可以去了”。
在此之后，蓝天救援队在2015年派出85人的重型队参与尼泊尔地震救援，2017年参与斯里兰卡洪水救援，2018年参与老挝溃坝事件救援和泰国普吉岛船难搜救。张勇学习到了更先进的装备技术和管理方式，也确立了“我们不比别人差”的自信。蓝天还成为联合国INSARAG（国际搜索与救援咨询团）救援队网络的成员，并按照INSARAG制订的USAR标准（最高标准）建设队伍。
除了国内报备，蓝天救援队参与国际救援还需要通过INSARAG的救援协调网络许可，但蓝天迄今尚未通过INSARAG组织的USAR国际救援队测评。在国际灾情出现、INSARAG网络选择救援队响应时，通过测评的国际救援队会被列为第一梯队，优先派往灾区。不过，在张勇看来，蓝天早就符合USAR救援队的标准，还多次参加INSARAG组织的多国演练。
目前，通过USAR国际救援队测评的队伍有五十多支，分布在欧美为主的二十多个国家。2009年，中国国际救援队首次通过测评。在张勇“跑了两三年”之后，蓝天救援队被列为准备进行测评的第二支来自中国的救援队伍。
2018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后，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基于原消防系统组建中国救援队，先进行USAR测评，并于2019年通过。张勇理解蓝天应当让位于“国家队”，但现在他不知道蓝天何时才能接受测评。
国际化过程中，蓝天还在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等东南亚国家授权了7支海外队伍。但是，作为一个北京市的社会组织，蓝天很难领导海外队伍。张勇最担忧的是“如果海外的蓝天队伍自己先成立了国际组织，我们就被动了。”现在，蓝天已经暂停向海外队伍授权。
但蓝天救援队的国际化尝试并未止步，张勇设想的“路线图”是：在政府支持下，蓝天成为在中国建立的国际救援组织;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咨商地位，代表中国救援队在联合国发出“民间声音”;继续出版USAR国际标准的中文版指南，并按照国际标准对各地蓝天队伍进行自测……“等到蓝天的身份问题和国际化都得到解决，管理层形成专业化的机制和团队，我就可以放手了。”张勇说。
张勇
1972年生，河北邢台人，河北大学法律专业毕业，曾服役于武警山东总队。蓝天救援品牌创始人、蓝天救援队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