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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08—2016年A股市场上市家族企业的年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二代处于代际传承准备阶段、参与管理阶段、共同管理阶段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二代处于接任管理阶段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外，二代受教育程度对于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创新投入在一、二代共同管理阶段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在二代接任管理阶段则会显著降低企业绩效。
关键词：家族企业 代际传承 企业绩效 二代受教育程度 创新投入
中图分类号：F27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0）01（a）--03
1 文献回顾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学者有不同研究。Xu（2015）认为二代进入企业会降低企业的掏空行为并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Villalongaet等（2006）认为二代继任会降低企业价值。Zahra（2005）表示一代和二代之间观念的不同会导致双方之间矛盾的产生，会在短时间内降低企业绩效。同时，代际传承也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严若森等（2018）认为家族企业外部环境因素、二代继承人个体特征等会影响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2 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
2.1 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
一、二代之间权力交接引起家族经营管理权的变动，对家族企业绩效产生直接影响。针对代际传承过程中二代处于准备阶段，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二代处于准备阶段与家族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家族企业主要面临着双重委托代理问题。当家族二代加入企业高管，直接参与或共同管理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和战略决策，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减少代理冲突，从而提高决策和运营效率（汪祥耀等，2015）。在子承父业的模式下，一、二代之间的冲突矛盾较少，能够增强信任机制，减少代理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因此，针对代际传承过程中二代处于参与管理阶段，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二代处于参与管理阶段与家族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同样地，一、二代处于共同管理阶段时，二代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等职位，一、二代之间目标和利益基本一致，相比于职业经理人而言能够进一步降低代理成本。从现代管家理论来看，二代与一代共同管理能够增强协同效应，二代获得更多信任与授权，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作用，以提高企业绩效。因此，针对代际传承过程中一、二代处于共同管理阶段，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一、二代处于共同管理阶段与家族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家族二代凭借血缘关系进入企业，并有机会接管企业，但这种“差序格局”的代际传承更注重家族传承与延续（费孝通， 1998），虽然二代经过家族一代的精心培养，其个人背景、管理经验等仍需要长期锻炼与积累，而且裙带关系限制了更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接管家族企业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企业绩效。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二代处于接任管理阶段与家族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2.2 代际传承、二代受教育程度與企业绩效
本文选取受教育程度来调节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二代学历为衡量指标。国内外学者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二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学习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较强，掌握理论知识越丰富，对公司决策有深层次认识，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因此，针对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代际传承过程中，二代受教育程度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2.3 代际传承、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
从创新投入角度分析，家族企业普遍选择增加研发投入，这会耗费大量资金，降低当期会计盈余，很难在短时间提高企业绩效（Gomez-Mejia et al.，2014）。当二代处于准备阶段、参与管理、共同管理阶段时，家族一代能够正确把关研发投入方向，有效促进企业绩效提升;而进入接任管理阶段，二代失去家族一代的支持作用，采取一些激进的研发投入策略，往往使得家族企业增加创新投入的有效性降低，不能帮助家族二代在接任管理时期内提升企业绩效。因此，针对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二代处于参与管理和共同管理阶段时，创新投入增加能够增强企业绩效，二代处于接任管理阶段时，创新投入增加不能提高企业绩效。
考虑到二代处于准备阶段时期未进入公司高级管理层，其受教育程度及当期创新投入相对于二代未介入的家族企业而言对企业绩效没有明显调节作用，因此，本文仅研究二代参与管理、共同管理和接收管理中二代受教育程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
3 实证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深沪A股的上市家族企业2008—2016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样本的确定按照苏启林和朱文（2003）提出的家族企业的标准来筛选：（1）最终控制人能追踪到自然人或家族;（2）最终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必须是被投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时需要剔除ST类的上市家族企业;剔除外贸类、集体类、社会团体类和职工持股会控制类等非家族控制的企业;剔除金融类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剔除数据缺失或异常且无法手工获取的样本。本文对不符合条件的九年数据全部剔除后，最终得到1309家上市家族企业的研究样本，合计共5700个观测值。主要数据来源为国泰安数据库。
3.2 变量定义
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具体的变量有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解释变量——代际传承，调节变量——二代受教育程度、创新投入，以及企业特征、年度和行业相关的控制变量。以下为具体分析变量的含义和要求。
被解释变量方面。本文选择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代际传承中的企业绩效。 解释变量方面。本文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分为准备阶段（Pre）、参与管理（Invo）、共同管理（Coma）、接任管理（Take）四个阶段，以二代未进入公司即未发生代际传承为基准，共设置4个哑变量，将四个阶段分别与基准阶段做对比。
调节变量方面。本文选取体现继承人特质的指标——受教育程度（Edu）对代际传承和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同时，考虑到传承不同阶段创新投入对绩效影响的不确定性，本文主要选取创新投入（RD）来分析家族代际传承的不同阶段创新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
控制变量方面。参考已有文献研究和相关理论，选取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财务杠杆（Lev）、资产结构（Tan）、独董比例（Indr）、股权制衡（Bal）以及行业和年度作为控制变量，控制其对传承绩效的影响。
3.3 模型构建
基于前文提出的假设，本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加入受教育程度、创新投入的调节变量以及相关控制变量。模型设计如下：
4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截至2016年底，1309家上市家族企业中有667家（占50.95%）企业仍然是一代掌权，有339家占（占25.90%）企业处于准备阶段，有262家（占20.02%）企业处于二代参与管理阶段，有187家（占14.29%）企业处于一、二代共同管理阶段，只有124家（占9.47%）企业处于接任管理阶段，完全由二代接任完成传承。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4.2 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进行基础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如表2所示。在模型1（a）中，以二代继承人未进入家族企业的阶段为基准，只检验准备阶段（Pre）、参与管理（Invo）、共同管理（Coma）、接任管理（Take）与企业绩效（ROE）的关系，模型总体拟合程度不高。在模型1（b）中，加入了企业的基本控制变量，准备阶段（Pre）与企业绩效（ROE）呈正相关关系，且在5%水平上显著;参与管理（Invo）与企业绩效（ROE）呈正相关关系，且在10%水平上显著;共同管理（Coma）与企业绩效（ROE）呈正相关关系，且在5%水平上显著;接任管理（Take）与企业绩效（ROE）的回归系数为-0.0082，呈负相关关系，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显著低于二代未进入企业的绩效水平。模型1（c）同时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回归结果显示，调整的R2为0.0887，拟合程度一般。共同管理（Coma）与企业绩效（ROE）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性较高，说明这一阶段的绩效水平与基准阶段相比，有明显提高，假设H3得到验证;接任管理（Take）与企业绩效（ROE）的回归系数为-0.0088，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接任管理阶段绩效水平显著低于继承人未进入家族企业阶段，假设H4得到验证。
本文进一步检验二代受教育程度（Edu）对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ROE）之间相关性的调节作用，需要重点关注交互项（DJ*Edu）的调节方向和显著性。在二代参与管理（Invo）、共同管理（Coma）、接任管理（Take）阶段，受教育程度（Edu）与企业绩效（ROE）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增强企业绩效。而这三个阶段的交互项（DJ*Edu）与企业绩效（ROE）的相关性均为显著正，且显著性较高，说明在二代参与管理（Invo）、共同管理（Coma）、接任管理（Take）阶段中，二代受教育程度均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假设H5得到验证。调整的R2在0.16左右，整体拟合程度较好。
本文又進一步检验创新投入（RD）对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ROE）之间相关性的调节作用，需要重点关注交互项（DJ*Rd）的调节方向和显著性。创新投入（RD）与企业绩效（ROE）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会降低当期会计盈余，减损短期企业绩效。共同管理阶段（Coma）的交互项相关系数为0.4201，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该阶段创新投入增加显著促进企业绩效增长;接任管理（Take）与企业绩效（ROE）的回归系数为-0.2776，为负相关且显著性水平为10%，说明创新投入对接任管理与企业绩效的负相关性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假设H6中共同管理、接任管理得到验证。三个阶段调整后的R2均在0.2左右，拟合效果较好。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本文使用资产回报率（ROA）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与前述结论基本一致。
5 结语
本文选取2008—2016年A股上市家族企业的样本数据，研究代际传承过程对于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得到如下的研究结果。
首先，二代继承人涉入公司管理的程度与家族企业绩效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二代处于准备阶段、参与管理、共同管理阶段，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二代参与家族企业的日常经营，增加实践经验有助于二代与企业内部建立信任、加强交流和合作，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二代处于接任管理阶段，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担任董事长接任管理公司时，企业进入新的企业家生命周期，二代与一代相比，在公司工作积累的经验尚不足以抵消一代家族企业创始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广阔的社会人脉以及丰富的商业经历带来的经济效益。
实践证明二代受教育程度越高，企业绩效表现会更好，这与人们的主观认识以及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是相一致的。因而，创始人应当提高对二代教育的重视程度，二代增强理论知识的学习能力，从而实现企业绩效提高。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二代接任管理与企业短期绩效的关系。对于长期绩效，二代接任管理足够时间之后，其人脉和商业经历得到丰富，管理和创新经验逐步积累，其创新能力的优势会逐渐得以显现，这会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和家族企业的竞争优势，但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进行检验。
参考文献
晁上.论家族企业权力的代际传递[J].南开管理评论，2002（5）.
汪祥耀，金一禾.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及二代推动战略转型的绩效研究[J].财经论丛，2015（11）.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Xu，N.Yuan，Q.，Jiang，X.，Chan，K.C.Founder`s Political Connections，Second Generation Involvement，and Family Firm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5， 33（3）.
关键词：家族企业 代际传承 企业绩效 二代受教育程度 创新投入
中图分类号：F27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0）01（a）--03
1 文献回顾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学者有不同研究。Xu（2015）认为二代进入企业会降低企业的掏空行为并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Villalongaet等（2006）认为二代继任会降低企业价值。Zahra（2005）表示一代和二代之间观念的不同会导致双方之间矛盾的产生，会在短时间内降低企业绩效。同时，代际传承也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严若森等（2018）认为家族企业外部环境因素、二代继承人个体特征等会影响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2 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
2.1 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
一、二代之间权力交接引起家族经营管理权的变动，对家族企业绩效产生直接影响。针对代际传承过程中二代处于准备阶段，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二代处于准备阶段与家族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家族企业主要面临着双重委托代理问题。当家族二代加入企业高管，直接参与或共同管理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和战略决策，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减少代理冲突，从而提高决策和运营效率（汪祥耀等，2015）。在子承父业的模式下，一、二代之间的冲突矛盾较少，能够增强信任机制，减少代理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因此，针对代际传承过程中二代处于参与管理阶段，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二代处于参与管理阶段与家族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同样地，一、二代处于共同管理阶段时，二代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等职位，一、二代之间目标和利益基本一致，相比于职业经理人而言能够进一步降低代理成本。从现代管家理论来看，二代与一代共同管理能够增强协同效应，二代获得更多信任与授权，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作用，以提高企业绩效。因此，针对代际传承过程中一、二代处于共同管理阶段，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一、二代处于共同管理阶段与家族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家族二代凭借血缘关系进入企业，并有机会接管企业，但这种“差序格局”的代际传承更注重家族传承与延续（费孝通， 1998），虽然二代经过家族一代的精心培养，其个人背景、管理经验等仍需要长期锻炼与积累，而且裙带关系限制了更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接管家族企业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企业绩效。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二代处于接任管理阶段与家族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2.2 代际传承、二代受教育程度與企业绩效
本文选取受教育程度来调节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二代学历为衡量指标。国内外学者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二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学习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较强，掌握理论知识越丰富，对公司决策有深层次认识，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因此，针对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代际传承过程中，二代受教育程度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2.3 代际传承、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
从创新投入角度分析，家族企业普遍选择增加研发投入，这会耗费大量资金，降低当期会计盈余，很难在短时间提高企业绩效（Gomez-Mejia et al.，2014）。当二代处于准备阶段、参与管理、共同管理阶段时，家族一代能够正确把关研发投入方向，有效促进企业绩效提升;而进入接任管理阶段，二代失去家族一代的支持作用，采取一些激进的研发投入策略，往往使得家族企业增加创新投入的有效性降低，不能帮助家族二代在接任管理时期内提升企业绩效。因此，针对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二代处于参与管理和共同管理阶段时，创新投入增加能够增强企业绩效，二代处于接任管理阶段时，创新投入增加不能提高企业绩效。
考虑到二代处于准备阶段时期未进入公司高级管理层，其受教育程度及当期创新投入相对于二代未介入的家族企业而言对企业绩效没有明显调节作用，因此，本文仅研究二代参与管理、共同管理和接收管理中二代受教育程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
3 实证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深沪A股的上市家族企业2008—2016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样本的确定按照苏启林和朱文（2003）提出的家族企业的标准来筛选：（1）最终控制人能追踪到自然人或家族;（2）最终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必须是被投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时需要剔除ST类的上市家族企业;剔除外贸类、集体类、社会团体类和职工持股会控制类等非家族控制的企业;剔除金融类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剔除数据缺失或异常且无法手工获取的样本。本文对不符合条件的九年数据全部剔除后，最终得到1309家上市家族企业的研究样本，合计共5700个观测值。主要数据来源为国泰安数据库。
3.2 变量定义
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具体的变量有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解释变量——代际传承，调节变量——二代受教育程度、创新投入，以及企业特征、年度和行业相关的控制变量。以下为具体分析变量的含义和要求。
被解释变量方面。本文选择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代际传承中的企业绩效。 解释变量方面。本文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分为准备阶段（Pre）、参与管理（Invo）、共同管理（Coma）、接任管理（Take）四个阶段，以二代未进入公司即未发生代际传承为基准，共设置4个哑变量，将四个阶段分别与基准阶段做对比。
调节变量方面。本文选取体现继承人特质的指标——受教育程度（Edu）对代际传承和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同时，考虑到传承不同阶段创新投入对绩效影响的不确定性，本文主要选取创新投入（RD）来分析家族代际传承的不同阶段创新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
控制变量方面。参考已有文献研究和相关理论，选取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财务杠杆（Lev）、资产结构（Tan）、独董比例（Indr）、股权制衡（Bal）以及行业和年度作为控制变量，控制其对传承绩效的影响。
3.3 模型构建
基于前文提出的假设，本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加入受教育程度、创新投入的调节变量以及相关控制变量。模型设计如下：
4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截至2016年底，1309家上市家族企业中有667家（占50.95%）企业仍然是一代掌权，有339家占（占25.90%）企业处于准备阶段，有262家（占20.02%）企业处于二代参与管理阶段，有187家（占14.29%）企业处于一、二代共同管理阶段，只有124家（占9.47%）企业处于接任管理阶段，完全由二代接任完成传承。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4.2 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进行基础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如表2所示。在模型1（a）中，以二代继承人未进入家族企业的阶段为基准，只检验准备阶段（Pre）、参与管理（Invo）、共同管理（Coma）、接任管理（Take）与企业绩效（ROE）的关系，模型总体拟合程度不高。在模型1（b）中，加入了企业的基本控制变量，准备阶段（Pre）与企业绩效（ROE）呈正相关关系，且在5%水平上显著;参与管理（Invo）与企业绩效（ROE）呈正相关关系，且在10%水平上显著;共同管理（Coma）与企业绩效（ROE）呈正相关关系，且在5%水平上显著;接任管理（Take）与企业绩效（ROE）的回归系数为-0.0082，呈负相关关系，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显著低于二代未进入企业的绩效水平。模型1（c）同时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回归结果显示，调整的R2为0.0887，拟合程度一般。共同管理（Coma）与企业绩效（ROE）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性较高，说明这一阶段的绩效水平与基准阶段相比，有明显提高，假设H3得到验证;接任管理（Take）与企业绩效（ROE）的回归系数为-0.0088，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接任管理阶段绩效水平显著低于继承人未进入家族企业阶段，假设H4得到验证。
本文进一步检验二代受教育程度（Edu）对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ROE）之间相关性的调节作用，需要重点关注交互项（DJ*Edu）的调节方向和显著性。在二代参与管理（Invo）、共同管理（Coma）、接任管理（Take）阶段，受教育程度（Edu）与企业绩效（ROE）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增强企业绩效。而这三个阶段的交互项（DJ*Edu）与企业绩效（ROE）的相关性均为显著正，且显著性较高，说明在二代参与管理（Invo）、共同管理（Coma）、接任管理（Take）阶段中，二代受教育程度均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假设H5得到验证。调整的R2在0.16左右，整体拟合程度较好。
本文又進一步检验创新投入（RD）对代际传承与企业绩效（ROE）之间相关性的调节作用，需要重点关注交互项（DJ*Rd）的调节方向和显著性。创新投入（RD）与企业绩效（ROE）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会降低当期会计盈余，减损短期企业绩效。共同管理阶段（Coma）的交互项相关系数为0.4201，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该阶段创新投入增加显著促进企业绩效增长;接任管理（Take）与企业绩效（ROE）的回归系数为-0.2776，为负相关且显著性水平为10%，说明创新投入对接任管理与企业绩效的负相关性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假设H6中共同管理、接任管理得到验证。三个阶段调整后的R2均在0.2左右，拟合效果较好。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本文使用资产回报率（ROA）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与前述结论基本一致。
5 结语
本文选取2008—2016年A股上市家族企业的样本数据，研究代际传承过程对于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得到如下的研究结果。
首先，二代继承人涉入公司管理的程度与家族企业绩效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二代处于准备阶段、参与管理、共同管理阶段，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二代参与家族企业的日常经营，增加实践经验有助于二代与企业内部建立信任、加强交流和合作，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二代处于接任管理阶段，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担任董事长接任管理公司时，企业进入新的企业家生命周期，二代与一代相比，在公司工作积累的经验尚不足以抵消一代家族企业创始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广阔的社会人脉以及丰富的商业经历带来的经济效益。
实践证明二代受教育程度越高，企业绩效表现会更好，这与人们的主观认识以及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是相一致的。因而，创始人应当提高对二代教育的重视程度，二代增强理论知识的学习能力，从而实现企业绩效提高。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二代接任管理与企业短期绩效的关系。对于长期绩效，二代接任管理足够时间之后，其人脉和商业经历得到丰富，管理和创新经验逐步积累，其创新能力的优势会逐渐得以显现，这会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和家族企业的竞争优势，但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进行检验。
参考文献
晁上.论家族企业权力的代际传递[J].南开管理评论，2002（5）.
汪祥耀，金一禾.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及二代推动战略转型的绩效研究[J].财经论丛，2015（11）.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Xu，N.Yuan，Q.，Jiang，X.，Chan，K.C.Founder`s Political Connections，Second Generation Involvement，and Family Firm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5， 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