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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忠实的小说内容涉及乡村的三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初至1949年、“十七年”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究其关注脉络，大致可以解释为先在对现实乡村世界与“十七年”乡村发展历史观照中呈现问题，后在乡土社会中尝试寻找解决方案。在提出问题并尝试解决的过程中，在对农民及底层生存状态的观照中，陈忠实的乡村书写体现出作者对国家民族审视的忧虑意识，折射出作者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陈忠实 乡村 个体 人文关怀
提及陈忠实的文学创作，不仅存有以《白鹿原》为代表的长篇小说，还存有以《四妹子》《蓝袍先生》为代表的中短篇小说。以陈忠实所创作文本的时间为线索，追根溯源，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20世纪初至1949年、“十七年”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事实上，陈忠实先是以现实的社会环境为关注点进行了中短篇小说的尝试，在此类作品中突显其问题意识，通过积极思考，后以《白鹿原》展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若要深入理解陈忠实的文学世界以及深层把握陈忠实的创作动机与创作历程，那么对于陈忠实的乡村历史书写进行细致梳理并厘清作者创作的嬗变过程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从当代到近代：乡村发展史的“逆向”书写
回顾20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环境，即中国进入破冰时期，从意识形态的捆绑中挣脱出来，文学以其敏锐的嗅觉对当时的新形势做出回应，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多种文学思潮此起彼伏。总体来说，这时期的文学注重自身的独立性，通过不同类型与不同风格的作品，折射出自身的审美价值，同时也传达了作者个人的见解。陈忠实在此环境中开始了文学探索，并展开对社会多方位的思考。
在《白鹿原》问世以前，陈忠实就致力于其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不論是《地窖》《信任》，还是《四妹子》，陈忠实自始至终都固守现实主义这一立场，关注特定时代环境，其对于社会的思考就渗透于作品中。身处于动荡的社会环境，陈忠实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物化为文本，企图通过人物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来实现对历史的反思。在《地窖》中作者透过唐生法写给关志雄的书信突显了其见解，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没有人是赢家。陈忠实正是通过《地窖》中关志雄与唐生法的人生经历来表达人们在这一时期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压抑。陈忠实不仅直接描写了个体生命的悲剧，还记叙了群体之间的恩怨与纠葛。这在《信任》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作者所要揭示的是随着政策重心的迁移，即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对之前不合理事件进行平反后，部分人沉冤昭雪，但也有部分人大权旁落。这是基于社会大背景之下的群体矛盾，这一矛盾的兴起、激化直到最后的平息，关涉着每个个体的荣誉、地位，甚至生命。可见，陈忠实试图回到历史现场，对“十七年”时期进行了全面而客观的分析，旨在对历史进行反思。进入20世纪80年代，陈忠实将眼光转向改革开放新时期，注意到经济水平的前后落差后，他积极地肯定了改革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对改革初期乡村经济发展进行细致描绘，陈忠实在《四妹子》中通过四妹子的言行不仅指明了时代发展的趋势，还彰显了村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成就。可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切实改善了人民的物质条件，因此，陈忠实在作品中透露出这是一次符合历史潮流的改革。
诚然，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丰厚利益的同时，随着金钱至上趋势的兴起，势必会给乡村带来负面的影响。陈忠实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气息，在《四妹子》中所提到的养鸡场的衰败则与吕家的两位大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人家四妹子辛苦一场，好心一场，结果把钱全让狠心的哥哥嫂嫂们搂挖去了。太不仁义了啊！”a作者通过吕克俭的内心独白表明，新时期村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他们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幸福，而是沉迷于争名夺利，就连从前引以为傲的淳朴民风也土崩瓦解，可见，在陈忠实看来，经济水平与人民生活的满意度及幸福感并非成正比。先是叙述了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压抑，随后描绘了经济基础提高后个体幸福感的下降，陈忠实便将着眼点置于文化，希冀通过文化实现美好人性的复归，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观察社会，试图揭示出文化与个体生存状态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篇小说《蓝袍先生》便应运而生。通过徐慎行的人生经历与思想转变，陈忠实对于传统文化与时代的关联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样态。文本中“我”为了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将传统的蓝袍改成了列宁服，从庄重的八字步变成了随意的蹦跳，将父亲交于我的“慎独”看作咒符烧掉，“我”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愉悦与自由，然而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与磨难。在《蓝袍先生》中，陈忠实透过徐慎行的人生选择与代价突显出对传统文化的呼唤，诚然，传统文化有其不合理因素亟须革新，然而也有历久弥新的特质须被传承。
陈忠实注重乡村发展中村民的生活历程，结合具体的时代环境，试图理解不同的人生选择，并尝试解析不同选择背后所蕴含的原因与价值。因而，《蓝袍先生》就是陈忠实对乡村社会摆脱传统文化禁锢后仍身陷囹圄的个人化解答，可见，对待传统文化全盘吸收行不通，就算是徐慎行也得在新环境中身着列宁服；对待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更行不通，当其自以为烧掉了慎独咒符就可以迎来真正的自由时，徐慎行提出的“好大喜功”使其受尽折损。也就是说，乡村社会对于传统文化全面而彻底的挣脱，在抛弃了其消极因素的同时，也置其积极因素于不顾。陈忠实正是透过这些现象看到了内在的本质，即正是传统文化或显或隐地影响了村民的心理结构。可以说，《白鹿原》彰显了对传统文化的追溯，是对其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延伸，也是陈忠实对当代乡村诸问题的思考与解答。
二、建构仁义村：白鹿原的两幅面孔
如果能够恪守慎独，徐慎行就不会卷入斗争中，可见，践行慎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慎独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要素，作者在《蓝袍先生》中赞颂慎独时，以点及面，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礼赞。传统文化有助于个体形成克己复礼的秉性，更重要的是，不管在何种境遇下都能使个体明哲保身。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整体观照之后，重新审视儒家伦理，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所进行的历史书写，突显出他对传统文化既有欣赏的一面，也有否定的一面；既有希望被传承的一面，也有亟须反思的一面，不仅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也不避讳其不合理之处，也可以说，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彰显了他对历史的思考与对未来的希冀。从宏观层面来看，陈忠实以新历史主义为创作立场，致力于拨开历史的迷雾，通过白鹿原的历史变迁，以小见大，不仅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动荡的社会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还揭示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性。 陈忠实真诚讴歌了传统文化的优越之处。能够延续数千年之久，这就说明儒家文化有其合理性与不可替代性，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作者在文本中细致表达了儒家伦理的优越性。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义、博爱以及为政以德的可贵精神，在白鹿村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首先，白嘉轩与鹿子霖不计前嫌地帮助李寡妇，县长特意提名仁义白鹿村，即希望原上村民能够见贤思齐，共同践行仁义精神。其次，朱先生有着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岸情怀，担忧数万士兵践踏过后生灵涂炭的情景，只身勇闯军营，为全体村民赢得了安全的生存环境。他不顾危险，视死如归，只为保护一方百姓，彰显了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博爱意识。再次，白嘉轩作为族长，其一言一行需符合儒家规范，也就是符合乡约。身正令行，村民才会追随白嘉轩、乡约以及儒家伦理，事实上，白嘉轩也注重强调德行以及教化。对于恪守规范的村民来说，进祠堂、践行乡约等是无上荣耀之事，然而对于与乡约背道而驰的村民来说，通过刺刷、礅刑等这种原始野蛮的方式，实现身体与精神的惩罚与规训，二者的结合，以儆效尤，使得村民对乡约更添了一层崇拜与敬畏。也就是说，每日程式化的读诵乡约、对违背者的族规惩治，乡民对这样的生活方式习以为常，并自觉维护这种价值体系，从外在的约束内化为主动的追从。陈忠实正是通过《白鹿原》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纵然恰逢乱世，各种灾难接连而至，白鹿原迸发出长盛不衰的生命活力，儒家文化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
然而，陈忠实在传统文化中寻求民族发展之动力的同时也意识到传统文化本身的落后性。诚然，在《白鹿原》中作者通过白赵氏、白嘉轩以及鹿三的言行将传统文化中的冷漠、虚伪以及无情演绎得栩栩如生。首先，作为一名女性，白赵氏对于六位年轻女性的死亡没有丝毫的怜悯；作为白嘉轩的母亲，她对于六位儿媳妇的逝去并未表现出悲切的痛苦，而是心宽地认为女性作为糊窗户的纸，破了再糊一层就好。女性的生命在她看来，本就不值一提，因此即使目睹生命的消逝，她冷漠的态度也会一以贯之。其次，白嘉轩作为一族之长，在发现白鹿的隐匿之处后，心怀鬼胎地和鹿子霖换了地，期冀白家兴旺繁盛，白嘉轩天衣无缝地实施计划并轻松实现了这一目的，其虚伪可见一斑，而鹿子霖将永远都无从知晓真相。再次，鹿三作为小娥的公公，先是嫌弃她败坏门风，不准其踏入家门，之后亲自了结了小娥的生命。在遵循乡约的鹿三看来，田小娥不是正经货色，因此从未承认过她儿媳的身份。对田小娥的残忍杀害，鹿三并没有表现出万分的悔过与愧疚，即使面对黑娃的质问，其态度也不改分毫，作者正是通过鹿三的言行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中无情的一面。可见，儒家伦理并非真善美的代名词，事实上，可以看作是美好高尚与冷漠虚伪的混合体，尤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在某些方面就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存在戕害人性的弊病。
陈忠实敏锐地指出了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问题，一方面，传统文化固然有可承袭之处，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值得革新之处。可以这样理解，儒家文化具有双面性，即有呼唤歌颂人性中美好善良的一面，也有钳制贬抑人性中欲望自由的一面，作者正是形成了对儒家文化的精准认识，对此双面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三、国家民族历史的审视与乡村历史书写的人文关怀
可见，陈忠实的乡村书写按时间线索大致分为三类。首先，20世纪初至1949年，以白鹿原为代表的乡村，旨在揭示出传统文化发挥向心力的同时，也存有消极因素。其次，“十七年”时期的乡村，到处都充斥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紧张气息；最后，新时期的乡村，虽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然而淳朴民风已不复存在。“所谓良好的环境，从促进自我实现或者促进健康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提供所有必需的原料，然后放开手脚，让机体自己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求，自己进行选择。”b总体来看，陈忠实对乡村进行了近百年的历史叙述，然而在他笔下的乡村更多呈现的要么是物质的贫瘠，要么是文化的束缚。此类乡村无法提供给个体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也就无法从根本上促进个体的自我实现。
从宏观层面来看，陈忠实笔下的乡村并不是一个封闭空间，实际上，众多的微观乡村个体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宏大图景。在一定意义上，这些乡村是中国社会的缩影。陈忠实正是以乡村为地理依托，展开对历史的全方位描绘，在其作品中的乡村既有共通之处，又因侧重点的不同而具有特殊性。总体来看，陈忠实通过展现乡村中动荡不安的整体氛围，以此影射百年中国风云激荡的社会环境，透露出对国家民族历史的反思。陈忠实透过具体的乡村状况指认中国社会的复杂形势，先是对“十七年”时期进行反思，紧接着对新时期问题进行探索，之后通过回顾历史企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力，也就是追寻民族之“根”。在其作品中，隐含着对乡村问题的思索，亦即对中国社会的考量，陈忠实从现实出发，观照当下乡村境遇，探寻民族之根，进而完成对民族历史的审思。
對乡村社会的描摹是以个体的生命轨迹为依托，同时指出美好乡村的复归离不开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陈忠实通过个体的生命历程指明乡村社会的问题，进而，问题的解决又有助于提高个体的生命意识，因此，其人文关怀已在多部文本中得到体现，可大致分为以人为本与人的价值及人生观两方面。一方面，在他看来，以人为本即是以所有人为本，试图理解不同的人生选择，即并非每个个体在历史洪流中都要响应时代的号召，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从而做出一致性的选择。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更多地突显了乡民们不问世事的避世态度，这些乡民不去思考革命、政党这些新鲜词汇，能吸引到他们的也不过是耕种、收成等关切自身生理需求的问题，绝非革命者的崇高理想的实现问题，也即“一种生存状态，对于某些人是满足的，但对于另一些人却是远远不够的”c。面对纷乱的时局，他们无法力挽狂澜，只能选择明哲保身。不同的民众有着不同的选择，陈忠实在赞扬革命人物的同时，也并未体现出对隐忍村民的苛责。一方面，透过中短篇小说陈忠实对不同身份的人的价值抑或不同际遇下的人生观进行了发掘。在《日子》中，陈忠实透过女人的言语“我只操心自家的日子”d表达了对个体生存哲学的认识，不仅如此，在《地窖》中，作者也透露出类似的见解，唐生法的爱人对自身有着清晰的定位，因此才会说出“她只好和她的儿子混日月！她不混怎么办呢？”e这些人物自身都有共同点，即生活于乡村，无力改变自身处境，面对不同的时代环境都能恪守本分，积极向内寻求。这与弗洛姆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即强调人格是个体在后天生活中受社会条件影响而形成的相当稳定的行为模式。每一个体都以其特有的行为模式在同化与社会化的过程中拓展（Canalize）自己的潜能”f。这些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的人物，她们关切自身行为模式的由来既有历史沿革，也受到环境影响，诚然，也离不开自身的思维惯性。难能可贵的是，陈忠实在字里行间渗透出感同身受的共情情感。
总的来说，国家民族的历史正是由成千上万的乡村所建构，而乡村虽为地域空间，却仍是由数以万计的乡民所组成，因此，探究乡村的历史发展则必须观照乡民的生存状况。可以发现，以人文关怀为突破口，进入陈忠实的文学世界，读者就会形成全新的认知并提高对生命价值的认识。
a 陈忠实：《四妹子》，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页。
bc 〔美〕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成明译，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第70页。
d 陈忠实：《李十三推磨》，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e 陈忠实：《十八岁的哥哥》，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31页。
f 罗继才：《现代人的人格发展趋势——弗洛姆的人格发展理论书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9期。
参考文献：
[1] 陈忠实.李十三推磨[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
[2] 陈忠实.十八岁的哥哥[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
[3]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4] 陈忠实.四妹子[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
[5] 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M].成明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6] 罗继才.现代人的人格发展趋势——弗洛姆的人格发展理论书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9）.
作 者： 罗建华，西安工业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陈忠实 乡村 个体 人文关怀
提及陈忠实的文学创作，不仅存有以《白鹿原》为代表的长篇小说，还存有以《四妹子》《蓝袍先生》为代表的中短篇小说。以陈忠实所创作文本的时间为线索，追根溯源，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20世纪初至1949年、“十七年”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事实上，陈忠实先是以现实的社会环境为关注点进行了中短篇小说的尝试，在此类作品中突显其问题意识，通过积极思考，后以《白鹿原》展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若要深入理解陈忠实的文学世界以及深层把握陈忠实的创作动机与创作历程，那么对于陈忠实的乡村历史书写进行细致梳理并厘清作者创作的嬗变过程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从当代到近代：乡村发展史的“逆向”书写
回顾20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环境，即中国进入破冰时期，从意识形态的捆绑中挣脱出来，文学以其敏锐的嗅觉对当时的新形势做出回应，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多种文学思潮此起彼伏。总体来说，这时期的文学注重自身的独立性，通过不同类型与不同风格的作品，折射出自身的审美价值，同时也传达了作者个人的见解。陈忠实在此环境中开始了文学探索，并展开对社会多方位的思考。
在《白鹿原》问世以前，陈忠实就致力于其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不論是《地窖》《信任》，还是《四妹子》，陈忠实自始至终都固守现实主义这一立场，关注特定时代环境，其对于社会的思考就渗透于作品中。身处于动荡的社会环境，陈忠实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物化为文本，企图通过人物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来实现对历史的反思。在《地窖》中作者透过唐生法写给关志雄的书信突显了其见解，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没有人是赢家。陈忠实正是通过《地窖》中关志雄与唐生法的人生经历来表达人们在这一时期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压抑。陈忠实不仅直接描写了个体生命的悲剧，还记叙了群体之间的恩怨与纠葛。这在《信任》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作者所要揭示的是随着政策重心的迁移，即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对之前不合理事件进行平反后，部分人沉冤昭雪，但也有部分人大权旁落。这是基于社会大背景之下的群体矛盾，这一矛盾的兴起、激化直到最后的平息，关涉着每个个体的荣誉、地位，甚至生命。可见，陈忠实试图回到历史现场，对“十七年”时期进行了全面而客观的分析，旨在对历史进行反思。进入20世纪80年代，陈忠实将眼光转向改革开放新时期，注意到经济水平的前后落差后，他积极地肯定了改革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对改革初期乡村经济发展进行细致描绘，陈忠实在《四妹子》中通过四妹子的言行不仅指明了时代发展的趋势，还彰显了村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成就。可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切实改善了人民的物质条件，因此，陈忠实在作品中透露出这是一次符合历史潮流的改革。
诚然，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丰厚利益的同时，随着金钱至上趋势的兴起，势必会给乡村带来负面的影响。陈忠实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气息，在《四妹子》中所提到的养鸡场的衰败则与吕家的两位大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人家四妹子辛苦一场，好心一场，结果把钱全让狠心的哥哥嫂嫂们搂挖去了。太不仁义了啊！”a作者通过吕克俭的内心独白表明，新时期村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他们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幸福，而是沉迷于争名夺利，就连从前引以为傲的淳朴民风也土崩瓦解，可见，在陈忠实看来，经济水平与人民生活的满意度及幸福感并非成正比。先是叙述了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压抑，随后描绘了经济基础提高后个体幸福感的下降，陈忠实便将着眼点置于文化，希冀通过文化实现美好人性的复归，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观察社会，试图揭示出文化与个体生存状态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篇小说《蓝袍先生》便应运而生。通过徐慎行的人生经历与思想转变，陈忠实对于传统文化与时代的关联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样态。文本中“我”为了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将传统的蓝袍改成了列宁服，从庄重的八字步变成了随意的蹦跳，将父亲交于我的“慎独”看作咒符烧掉，“我”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愉悦与自由，然而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与磨难。在《蓝袍先生》中，陈忠实透过徐慎行的人生选择与代价突显出对传统文化的呼唤，诚然，传统文化有其不合理因素亟须革新，然而也有历久弥新的特质须被传承。
陈忠实注重乡村发展中村民的生活历程，结合具体的时代环境，试图理解不同的人生选择，并尝试解析不同选择背后所蕴含的原因与价值。因而，《蓝袍先生》就是陈忠实对乡村社会摆脱传统文化禁锢后仍身陷囹圄的个人化解答，可见，对待传统文化全盘吸收行不通，就算是徐慎行也得在新环境中身着列宁服；对待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更行不通，当其自以为烧掉了慎独咒符就可以迎来真正的自由时，徐慎行提出的“好大喜功”使其受尽折损。也就是说，乡村社会对于传统文化全面而彻底的挣脱，在抛弃了其消极因素的同时，也置其积极因素于不顾。陈忠实正是透过这些现象看到了内在的本质，即正是传统文化或显或隐地影响了村民的心理结构。可以说，《白鹿原》彰显了对传统文化的追溯，是对其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延伸，也是陈忠实对当代乡村诸问题的思考与解答。
二、建构仁义村：白鹿原的两幅面孔
如果能够恪守慎独，徐慎行就不会卷入斗争中，可见，践行慎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慎独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要素，作者在《蓝袍先生》中赞颂慎独时，以点及面，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礼赞。传统文化有助于个体形成克己复礼的秉性，更重要的是，不管在何种境遇下都能使个体明哲保身。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整体观照之后，重新审视儒家伦理，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所进行的历史书写，突显出他对传统文化既有欣赏的一面，也有否定的一面；既有希望被传承的一面，也有亟须反思的一面，不仅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也不避讳其不合理之处，也可以说，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彰显了他对历史的思考与对未来的希冀。从宏观层面来看，陈忠实以新历史主义为创作立场，致力于拨开历史的迷雾，通过白鹿原的历史变迁，以小见大，不仅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动荡的社会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还揭示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性。 陈忠实真诚讴歌了传统文化的优越之处。能够延续数千年之久，这就说明儒家文化有其合理性与不可替代性，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作者在文本中细致表达了儒家伦理的优越性。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义、博爱以及为政以德的可贵精神，在白鹿村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首先，白嘉轩与鹿子霖不计前嫌地帮助李寡妇，县长特意提名仁义白鹿村，即希望原上村民能够见贤思齐，共同践行仁义精神。其次，朱先生有着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岸情怀，担忧数万士兵践踏过后生灵涂炭的情景，只身勇闯军营，为全体村民赢得了安全的生存环境。他不顾危险，视死如归，只为保护一方百姓，彰显了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博爱意识。再次，白嘉轩作为族长，其一言一行需符合儒家规范，也就是符合乡约。身正令行，村民才会追随白嘉轩、乡约以及儒家伦理，事实上，白嘉轩也注重强调德行以及教化。对于恪守规范的村民来说，进祠堂、践行乡约等是无上荣耀之事，然而对于与乡约背道而驰的村民来说，通过刺刷、礅刑等这种原始野蛮的方式，实现身体与精神的惩罚与规训，二者的结合，以儆效尤，使得村民对乡约更添了一层崇拜与敬畏。也就是说，每日程式化的读诵乡约、对违背者的族规惩治，乡民对这样的生活方式习以为常，并自觉维护这种价值体系，从外在的约束内化为主动的追从。陈忠实正是通过《白鹿原》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纵然恰逢乱世，各种灾难接连而至，白鹿原迸发出长盛不衰的生命活力，儒家文化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
然而，陈忠实在传统文化中寻求民族发展之动力的同时也意识到传统文化本身的落后性。诚然，在《白鹿原》中作者通过白赵氏、白嘉轩以及鹿三的言行将传统文化中的冷漠、虚伪以及无情演绎得栩栩如生。首先，作为一名女性，白赵氏对于六位年轻女性的死亡没有丝毫的怜悯；作为白嘉轩的母亲，她对于六位儿媳妇的逝去并未表现出悲切的痛苦，而是心宽地认为女性作为糊窗户的纸，破了再糊一层就好。女性的生命在她看来，本就不值一提，因此即使目睹生命的消逝，她冷漠的态度也会一以贯之。其次，白嘉轩作为一族之长，在发现白鹿的隐匿之处后，心怀鬼胎地和鹿子霖换了地，期冀白家兴旺繁盛，白嘉轩天衣无缝地实施计划并轻松实现了这一目的，其虚伪可见一斑，而鹿子霖将永远都无从知晓真相。再次，鹿三作为小娥的公公，先是嫌弃她败坏门风，不准其踏入家门，之后亲自了结了小娥的生命。在遵循乡约的鹿三看来，田小娥不是正经货色，因此从未承认过她儿媳的身份。对田小娥的残忍杀害，鹿三并没有表现出万分的悔过与愧疚，即使面对黑娃的质问，其态度也不改分毫，作者正是通过鹿三的言行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中无情的一面。可见，儒家伦理并非真善美的代名词，事实上，可以看作是美好高尚与冷漠虚伪的混合体，尤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在某些方面就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存在戕害人性的弊病。
陈忠实敏锐地指出了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问题，一方面，传统文化固然有可承袭之处，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值得革新之处。可以这样理解，儒家文化具有双面性，即有呼唤歌颂人性中美好善良的一面，也有钳制贬抑人性中欲望自由的一面，作者正是形成了对儒家文化的精准认识，对此双面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三、国家民族历史的审视与乡村历史书写的人文关怀
可见，陈忠实的乡村书写按时间线索大致分为三类。首先，20世纪初至1949年，以白鹿原为代表的乡村，旨在揭示出传统文化发挥向心力的同时，也存有消极因素。其次，“十七年”时期的乡村，到处都充斥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紧张气息；最后，新时期的乡村，虽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然而淳朴民风已不复存在。“所谓良好的环境，从促进自我实现或者促进健康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提供所有必需的原料，然后放开手脚，让机体自己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求，自己进行选择。”b总体来看，陈忠实对乡村进行了近百年的历史叙述，然而在他笔下的乡村更多呈现的要么是物质的贫瘠，要么是文化的束缚。此类乡村无法提供给个体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也就无法从根本上促进个体的自我实现。
从宏观层面来看，陈忠实笔下的乡村并不是一个封闭空间，实际上，众多的微观乡村个体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宏大图景。在一定意义上，这些乡村是中国社会的缩影。陈忠实正是以乡村为地理依托，展开对历史的全方位描绘，在其作品中的乡村既有共通之处，又因侧重点的不同而具有特殊性。总体来看，陈忠实通过展现乡村中动荡不安的整体氛围，以此影射百年中国风云激荡的社会环境，透露出对国家民族历史的反思。陈忠实透过具体的乡村状况指认中国社会的复杂形势，先是对“十七年”时期进行反思，紧接着对新时期问题进行探索，之后通过回顾历史企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力，也就是追寻民族之“根”。在其作品中，隐含着对乡村问题的思索，亦即对中国社会的考量，陈忠实从现实出发，观照当下乡村境遇，探寻民族之根，进而完成对民族历史的审思。
對乡村社会的描摹是以个体的生命轨迹为依托，同时指出美好乡村的复归离不开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陈忠实通过个体的生命历程指明乡村社会的问题，进而，问题的解决又有助于提高个体的生命意识，因此，其人文关怀已在多部文本中得到体现，可大致分为以人为本与人的价值及人生观两方面。一方面，在他看来，以人为本即是以所有人为本，试图理解不同的人生选择，即并非每个个体在历史洪流中都要响应时代的号召，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从而做出一致性的选择。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更多地突显了乡民们不问世事的避世态度，这些乡民不去思考革命、政党这些新鲜词汇，能吸引到他们的也不过是耕种、收成等关切自身生理需求的问题，绝非革命者的崇高理想的实现问题，也即“一种生存状态，对于某些人是满足的，但对于另一些人却是远远不够的”c。面对纷乱的时局，他们无法力挽狂澜，只能选择明哲保身。不同的民众有着不同的选择，陈忠实在赞扬革命人物的同时，也并未体现出对隐忍村民的苛责。一方面，透过中短篇小说陈忠实对不同身份的人的价值抑或不同际遇下的人生观进行了发掘。在《日子》中，陈忠实透过女人的言语“我只操心自家的日子”d表达了对个体生存哲学的认识，不仅如此，在《地窖》中，作者也透露出类似的见解，唐生法的爱人对自身有着清晰的定位，因此才会说出“她只好和她的儿子混日月！她不混怎么办呢？”e这些人物自身都有共同点，即生活于乡村，无力改变自身处境，面对不同的时代环境都能恪守本分，积极向内寻求。这与弗洛姆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即强调人格是个体在后天生活中受社会条件影响而形成的相当稳定的行为模式。每一个体都以其特有的行为模式在同化与社会化的过程中拓展（Canalize）自己的潜能”f。这些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的人物，她们关切自身行为模式的由来既有历史沿革，也受到环境影响，诚然，也离不开自身的思维惯性。难能可贵的是，陈忠实在字里行间渗透出感同身受的共情情感。
总的来说，国家民族的历史正是由成千上万的乡村所建构，而乡村虽为地域空间，却仍是由数以万计的乡民所组成，因此，探究乡村的历史发展则必须观照乡民的生存状况。可以发现，以人文关怀为突破口，进入陈忠实的文学世界，读者就会形成全新的认知并提高对生命价值的认识。
a 陈忠实：《四妹子》，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页。
bc 〔美〕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成明译，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第70页。
d 陈忠实：《李十三推磨》，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e 陈忠实：《十八岁的哥哥》，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31页。
f 罗继才：《现代人的人格发展趋势——弗洛姆的人格发展理论书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9期。
参考文献：
[1] 陈忠实.李十三推磨[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
[2] 陈忠实.十八岁的哥哥[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
[3]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4] 陈忠实.四妹子[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
[5] 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M].成明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6] 罗继才.现代人的人格发展趋势——弗洛姆的人格发展理论书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9）.
作 者： 罗建华，西安工业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