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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树又一次经过那个大大的挂钟，时间越来越少，他觉得下一秒自己就会放声大哭。今天是沙树正式成为小学生的第一天，尽管几天前妈妈刚刚带他走过两遍从家到学校的这段路程，但今天地铁站里人真多，要换乘的6号线到底在哪？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要冷静。沙树的眼睛在人群中急切的搜索，一个和他穿着同样校服的少年正急急的穿过人流，沙树连忙跟了上去。当地铁门终于在他身后关闭，一种混杂如释重负、酸楚和骄傲的情绪在沙树的心里弥散开。
多年后，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的齐田沙树在他的散文集《品咂时光的声音》中回忆到，正是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的成长。
并不是每个少年都会有这种非常敏感的反映，大多数的日本学生并不会觉得自己第一天独自上学和其后每一天的上学路有任何奇特之处，当然也不会意识到这段路程对他们独立性格的塑造有何重要意义。
独立的第一步
在日本，孩子上小学就需要独自去学校，这是学校和父母们约定俗成的惯例，甚至如果学校离家很近，3、4岁正上幼儿园的孩子也会自己走路上学。大人们认为，独自上学是他们迈出独立的第一步。
教育学家麻赖俊新说：“孩子需要面对问题，如果他迷路或者迟到了，那么他就需要自己想办法找出原因。”
实际上，日本的孩子们在上学的路上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很小。首先，日本的小学的建立是根据人口密度来划分的，保证绝大多数的孩子只要步行15到20分钟就能够到达，而且不允许跨区域入学，如果有学生中途搬到较远的地方但仍然想在原来的学校就读的，需要进行非常严格的审批。并且学生还得保证自己能够独立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学、放学，否则就只能被劝转校了。
另外，父母们不再送孩子去学校并不意味着他们需要一个人孤独的上路。住在附近的孩子们往往会结伴通行，一些高年级的孩子也会担任“领队”，途中会起到引领和保护的作用。而且每间学校都配备有“学童拥护员”，他们由3位老师担任，每天上下学时间，会分别站在校外3个车流量大、交通比较复杂的路口引导学生们安全通过。私人自發组织“PTA”（家长教师联合会）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几乎每所中小学校都有这样一个组织，其职责是协助并促进学校的各项教育制度和设施完善，帮助学生过好学校生活，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保障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安全。“PTA”的成员定期轮流担任安全员，每周3至4次去“交通要道”护送孩子，几乎每个孩子的家长都担任过这样的角色。
曾经担任安全员很多次的36岁的岛由美女士她7岁的儿子已经自己走路上学一年多了，她说：“安全问题从来没有让我很担心，我认为上小学后意味他应该开始独立处理一些问题，还包括要吃苦的态度。”
日本的小学生们很早前就开始被要求自己整理书包，他们前一天晚上就要将课本、练习本、联系簿、文具，还有运动服、换洗衣服、室内鞋和毛巾等都整理好放进书包，有绘画课的时候还要带整套绘画用具，游泳课时则要带泳衣、大浴巾、水镜、游泳帽和沙滩鞋等等。而这些东西加起来，重量一般都会在5、6斤以上，都需要他们自己背到学校。
几乎没有孩子抱怨，因为他们身边每个人都是如此成长起来的。曾有调查称，日本孩子是独立性最强的孩子，与能力无关，而与他们从小就被灌输的要求有很直接关系。
曾经有一个美国的电视台做过一个节目，名叫《第一个任务》，会分别请不同国家的2-3岁的孩子去完成一个简单的任务，比如便利店购物或者投递信件等，通过隐藏摄像机拍摄，观察他们的行为，而日本的孩子往往完成的非常出色。他们似乎有非常准确的眼光和超越年龄的沟通能力。
这大概也是他们独自去上学前所要必须学习的本领吧，他们会识别各种公职制服、标志，还要在人群中准确的找出哪些是他能够求助的安全的陌生人，警察、保卫队、带小孩的妈妈总要比那些身材魁梧的男性可靠性要高些。
人们似乎也很习惯接收孩子们的求助，即使是形色匆匆的上班族也不会拒绝孩子的问路;驾驶员看到小学生会远远的停住等他们通行;公车上的人会关注站点，以免孩子错过;孩子也会帮助孩子，高年级的孩子见到低年级的孩子会默默等着他。只要是顺路的，随便遇到的两个孩子就会默契的把手牵在一起。
在这样环境成长起来的孩子，也会习惯帮助别人，这形成一个良性的社会信任度增长。
信任陌生人
澳大利亚SBS电视台最近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自立的日本孩子》，片中对比了澳大利亚和日本的一些孩子上学时的不同差别，虽然因为日澳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对孩子的期望的不同，但仍然难以掩盖日本孩子高度的自立性，片子的编剧弗雷迪认为，这和日本家长对社会的信任度和安全感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放心让孩子去闯去独自面对世界。
日本的犯罪率很低，日本有超澳大利亚人五倍的人口，但凶杀犯罪率却不及澳大利亚的四分之一。日本孩子遇到了麻烦就会向陌生人，尤其向长者去求助而化解。而别的国家的孩子则完全相反，他们被告之每一个陌生人都可能是个坏蛋，或者有害人之心。
美国的人类学家人类学家迪克森·戴尔曾经写过一篇论文，文中写道，“日本孩子很早就习惯了一种观念：集体中的任何人要服务或帮助他人。”这种观念让他们放心地求助于陌生人。
而他们本身也属于这集体中。集体归属感在学校被进一步加强。在日本学校里，孩子们不但需要轮流打扫卫生，收集作业，甚至午餐也需要自己付出大量的劳动，他们要自己摆盘，监督分配，饭后还要进行清理打扫。“（这种方式）让每个人都能轮换着劳动，还教会大家如何为公共空间负责，比如清理餐桌、整理器械和打扫厕所。”迪克森说。
共享空间和为公共区域负责培养了孩子们的主人公意识，他们会认识到破坏秩序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因为他们必须自己收拾残局。类似意识被扩展至更大的社会公共场所，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的垃圾分类如此的彻底，街道如此干净，而犯罪率又如此的低了。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成人们因为社会的信任度而放心让孩子们去探索世界，而孩子们则通过自我感触和学习更加深了这种社会安全感的未来，而从这方面看来，孩子的独立性却不是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的获得了。“认识了这一点，或许我们能够改善一些什么，至少让我们的孩子们在高中前能够独自去上学”弗雷迪笑着说。
多年后，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的齐田沙树在他的散文集《品咂时光的声音》中回忆到，正是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的成长。
并不是每个少年都会有这种非常敏感的反映，大多数的日本学生并不会觉得自己第一天独自上学和其后每一天的上学路有任何奇特之处，当然也不会意识到这段路程对他们独立性格的塑造有何重要意义。
独立的第一步
在日本，孩子上小学就需要独自去学校，这是学校和父母们约定俗成的惯例，甚至如果学校离家很近，3、4岁正上幼儿园的孩子也会自己走路上学。大人们认为，独自上学是他们迈出独立的第一步。
教育学家麻赖俊新说：“孩子需要面对问题，如果他迷路或者迟到了，那么他就需要自己想办法找出原因。”
实际上，日本的孩子们在上学的路上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很小。首先，日本的小学的建立是根据人口密度来划分的，保证绝大多数的孩子只要步行15到20分钟就能够到达，而且不允许跨区域入学，如果有学生中途搬到较远的地方但仍然想在原来的学校就读的，需要进行非常严格的审批。并且学生还得保证自己能够独立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学、放学，否则就只能被劝转校了。
另外，父母们不再送孩子去学校并不意味着他们需要一个人孤独的上路。住在附近的孩子们往往会结伴通行，一些高年级的孩子也会担任“领队”，途中会起到引领和保护的作用。而且每间学校都配备有“学童拥护员”，他们由3位老师担任，每天上下学时间，会分别站在校外3个车流量大、交通比较复杂的路口引导学生们安全通过。私人自發组织“PTA”（家长教师联合会）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几乎每所中小学校都有这样一个组织，其职责是协助并促进学校的各项教育制度和设施完善，帮助学生过好学校生活，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保障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安全。“PTA”的成员定期轮流担任安全员，每周3至4次去“交通要道”护送孩子，几乎每个孩子的家长都担任过这样的角色。
曾经担任安全员很多次的36岁的岛由美女士她7岁的儿子已经自己走路上学一年多了，她说：“安全问题从来没有让我很担心，我认为上小学后意味他应该开始独立处理一些问题，还包括要吃苦的态度。”
日本的小学生们很早前就开始被要求自己整理书包，他们前一天晚上就要将课本、练习本、联系簿、文具，还有运动服、换洗衣服、室内鞋和毛巾等都整理好放进书包，有绘画课的时候还要带整套绘画用具，游泳课时则要带泳衣、大浴巾、水镜、游泳帽和沙滩鞋等等。而这些东西加起来，重量一般都会在5、6斤以上，都需要他们自己背到学校。
几乎没有孩子抱怨，因为他们身边每个人都是如此成长起来的。曾有调查称，日本孩子是独立性最强的孩子，与能力无关，而与他们从小就被灌输的要求有很直接关系。
曾经有一个美国的电视台做过一个节目，名叫《第一个任务》，会分别请不同国家的2-3岁的孩子去完成一个简单的任务，比如便利店购物或者投递信件等，通过隐藏摄像机拍摄，观察他们的行为，而日本的孩子往往完成的非常出色。他们似乎有非常准确的眼光和超越年龄的沟通能力。
这大概也是他们独自去上学前所要必须学习的本领吧，他们会识别各种公职制服、标志，还要在人群中准确的找出哪些是他能够求助的安全的陌生人，警察、保卫队、带小孩的妈妈总要比那些身材魁梧的男性可靠性要高些。
人们似乎也很习惯接收孩子们的求助，即使是形色匆匆的上班族也不会拒绝孩子的问路;驾驶员看到小学生会远远的停住等他们通行;公车上的人会关注站点，以免孩子错过;孩子也会帮助孩子，高年级的孩子见到低年级的孩子会默默等着他。只要是顺路的，随便遇到的两个孩子就会默契的把手牵在一起。
在这样环境成长起来的孩子，也会习惯帮助别人，这形成一个良性的社会信任度增长。
信任陌生人
澳大利亚SBS电视台最近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自立的日本孩子》，片中对比了澳大利亚和日本的一些孩子上学时的不同差别，虽然因为日澳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对孩子的期望的不同，但仍然难以掩盖日本孩子高度的自立性，片子的编剧弗雷迪认为，这和日本家长对社会的信任度和安全感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放心让孩子去闯去独自面对世界。
日本的犯罪率很低，日本有超澳大利亚人五倍的人口，但凶杀犯罪率却不及澳大利亚的四分之一。日本孩子遇到了麻烦就会向陌生人，尤其向长者去求助而化解。而别的国家的孩子则完全相反，他们被告之每一个陌生人都可能是个坏蛋，或者有害人之心。
美国的人类学家人类学家迪克森·戴尔曾经写过一篇论文，文中写道，“日本孩子很早就习惯了一种观念：集体中的任何人要服务或帮助他人。”这种观念让他们放心地求助于陌生人。
而他们本身也属于这集体中。集体归属感在学校被进一步加强。在日本学校里，孩子们不但需要轮流打扫卫生，收集作业，甚至午餐也需要自己付出大量的劳动，他们要自己摆盘，监督分配，饭后还要进行清理打扫。“（这种方式）让每个人都能轮换着劳动，还教会大家如何为公共空间负责，比如清理餐桌、整理器械和打扫厕所。”迪克森说。
共享空间和为公共区域负责培养了孩子们的主人公意识，他们会认识到破坏秩序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因为他们必须自己收拾残局。类似意识被扩展至更大的社会公共场所，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的垃圾分类如此的彻底，街道如此干净，而犯罪率又如此的低了。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成人们因为社会的信任度而放心让孩子们去探索世界，而孩子们则通过自我感触和学习更加深了这种社会安全感的未来，而从这方面看来，孩子的独立性却不是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的获得了。“认识了这一点，或许我们能够改善一些什么，至少让我们的孩子们在高中前能够独自去上学”弗雷迪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