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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弃文从理 学成归国
钱伟长是一位典型的“偏科生”，当年以中文和历史双百的优异成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受叔父钱穆（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影响颇深的他，本该成为一代文章大家。“我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我写了一篇赋，45分钟450字，出题目的老师想改，一个字也改不了。后来他给了一百分。历史题目是写二十四史的名称、作者、卷数，我一点错误都没有，又是满分。”但“9·18”的炮火唤醒了他的热血，他执意要改学物理专业。
“我要学造飞机大炮！”——钱伟长这个戏剧性的激情选择，当然很难被冷静的清华物理系的系主任吴有训（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教育家）所接受，理由很简单：钱伟长大学考试物理得分是可怜巴巴的5分，数学、化学两科成绩加起来也不过20分，而英文则是0分，而清华大学的理工科课堂基本上是用英语讲授。为了说服吴有训教授，他针对吴有训心软的特点，每天软磨硬泡。吴有训给了他一个短暂的“试用期”，要求他在1年内将考试成绩提升至基准线以上才得“留用”。
为国家与民族生存而战所激发的生命活力，使在入学时身高1.49米、孱弱的钱伟长展示出性格中伟岸、倔强的一面。“物理上了7个礼拜，测验一塌糊涂。我当时也有点儿害怕，就拼命学，每天早晨5时到科学馆去背书，最后变成了全班最好的学生。”
1935年，钱伟长不仅成为物理系研究生，还获得奖学金，跟随导师吴有训教授做稀土元素等的光谱分析。
1940年8月，钱伟长乘坐“俄国皇后号”邮轮抵达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钱伟长与导师辛吉第一次面谈时就碰出火花，双方惊喜地发现两人都在研究板壳理论，即弹性力学基本理论具体应用到板壳结构中的一种工程简化理论。辛吉教授认为，他本人的“宏观方程组”与钱伟长的“微观方程组”，表述方式虽然不同，但其实质等同。于是，钱伟长融合两种理论写成一篇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秉理论》，被收入冯·卡门教授文集，奠定了他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
1942年，钱伟长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在“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和地球人造卫星轨道计算方面的研究。1946年，他与导师冯·卡门合作发表《变扭的扭转》，成为国际弹性力学理论的经典之作。
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回国。
2 科研多产 成就斐然
在科研上，钱伟长什么领域都去研究，在什么领域研究都有收获，于是有人戏称他为“万能科学家”，对此，他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从被打成“右派”到1966的9年间，这位被困在清华园里的科学家先后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100多个。1968年，钱伟长被分配到北京首都特钢厂做了一名炉前工，和工人们一起建立起了热处理车间，还设计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床，由此，也和工人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1972～1974年，当他接到为坦克和野外作业部门研制大电流高能电池的任务时，他查阅了有关的国内外资料，成功地研制出多项指标超过国际水平的锌空气电池，并协助建立了锌空气电池厂。
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新中国建立前，钱伟长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三校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及物理系的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等审稿工作。教学之余，钱伟长继续在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锥流和水轮机曲线导板的水流离角计算等领域不懈科研，撰写并发表了8篇有影响力的论文。
繁忙的科研与教学之外，钱伟长还为北京各所高校培训应用数学与力学的师资，1956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
钱伟长的社会兼职也令他忙得不亦乐乎。1951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钱伟长就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钱学森回国后建立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钱伟长又兼任了副所长……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钱伟长成了第一批被选聘的学部委员，并兼任中科院学术秘书。值得指出的是1954～1956年，钱伟长还花大量精力参与由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制定我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也就是在规划研讨会上，周总理公开赞誉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为“三钱”。此外，1953年，钱伟长还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是在忙得连喘气都很紧张的情况下，钱伟长还是没有打乱自己的科研节奏。凭着让新中国科技早日腾飞的满腔热情，他成绩卓著地发表了20多篇科研论文，出版了《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专著。
3 拆除隔篱 教研相长
1983年，已届71岁高龄的钱伟长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细心的邓小平还在指令上说明，担任大学校长不限其年龄。由此，钱伟长成为中国历史上上任时年龄最高、卸任时年龄同样最高的一位大学校长。
钱伟长在学校研究生复试时的提问，从来不问科学知识，只问人生方向。他特别看重学生的国家意识：“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
早在1993年，钱伟长率先在上海工业大学正式实行“学分制”，使得因材施教有了抓手，优秀学生提前毕业成为可能，“让你学”变成了“我要学”，同时还节省了教育资源。此举对整个国家教育制度改革具有垂范作用。
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组建成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继续担任校长。此时的上海工大已经建立起22个硕士点和5个博士点。钱伟长在行政管理之余，还亲自主持一个博士点，每年招收8名博士生。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提出了“拆除四堵墙”的高等教育理论，即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一堵墙；拆除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一堵墙；拆除各学院与各科系、各专业之间的一堵墙；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一堵墙。
应该说，钱伟长是带着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深深忧虑而去的。他最担心的两点是：师资队伍与人才培养。师资的资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学生的素质。他主张：“教授应该讲基础课。讲课与科研两不误才是好老师。坏老师把教材越编越厚，好老师把教材越编越薄。我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学方式。”
说到人才，钱伟长强调：“要培养全面的人，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他更注重培养对国家与民族有担当的人：“你们说天下是什么？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国家之忧、民族之忧，你们是否放在心上？不以国家为重的人，是没有分量的人。”综合
钱伟长是一位典型的“偏科生”，当年以中文和历史双百的优异成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受叔父钱穆（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影响颇深的他，本该成为一代文章大家。“我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我写了一篇赋，45分钟450字，出题目的老师想改，一个字也改不了。后来他给了一百分。历史题目是写二十四史的名称、作者、卷数，我一点错误都没有，又是满分。”但“9·18”的炮火唤醒了他的热血，他执意要改学物理专业。
“我要学造飞机大炮！”——钱伟长这个戏剧性的激情选择，当然很难被冷静的清华物理系的系主任吴有训（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教育家）所接受，理由很简单：钱伟长大学考试物理得分是可怜巴巴的5分，数学、化学两科成绩加起来也不过20分，而英文则是0分，而清华大学的理工科课堂基本上是用英语讲授。为了说服吴有训教授，他针对吴有训心软的特点，每天软磨硬泡。吴有训给了他一个短暂的“试用期”，要求他在1年内将考试成绩提升至基准线以上才得“留用”。
为国家与民族生存而战所激发的生命活力，使在入学时身高1.49米、孱弱的钱伟长展示出性格中伟岸、倔强的一面。“物理上了7个礼拜，测验一塌糊涂。我当时也有点儿害怕，就拼命学，每天早晨5时到科学馆去背书，最后变成了全班最好的学生。”
1935年，钱伟长不仅成为物理系研究生，还获得奖学金，跟随导师吴有训教授做稀土元素等的光谱分析。
1940年8月，钱伟长乘坐“俄国皇后号”邮轮抵达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钱伟长与导师辛吉第一次面谈时就碰出火花，双方惊喜地发现两人都在研究板壳理论，即弹性力学基本理论具体应用到板壳结构中的一种工程简化理论。辛吉教授认为，他本人的“宏观方程组”与钱伟长的“微观方程组”，表述方式虽然不同，但其实质等同。于是，钱伟长融合两种理论写成一篇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秉理论》，被收入冯·卡门教授文集，奠定了他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
1942年，钱伟长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在“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和地球人造卫星轨道计算方面的研究。1946年，他与导师冯·卡门合作发表《变扭的扭转》，成为国际弹性力学理论的经典之作。
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回国。
2 科研多产 成就斐然
在科研上，钱伟长什么领域都去研究，在什么领域研究都有收获，于是有人戏称他为“万能科学家”，对此，他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从被打成“右派”到1966的9年间，这位被困在清华园里的科学家先后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100多个。1968年，钱伟长被分配到北京首都特钢厂做了一名炉前工，和工人们一起建立起了热处理车间，还设计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床，由此，也和工人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1972～1974年，当他接到为坦克和野外作业部门研制大电流高能电池的任务时，他查阅了有关的国内外资料，成功地研制出多项指标超过国际水平的锌空气电池，并协助建立了锌空气电池厂。
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新中国建立前，钱伟长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三校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及物理系的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等审稿工作。教学之余，钱伟长继续在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锥流和水轮机曲线导板的水流离角计算等领域不懈科研，撰写并发表了8篇有影响力的论文。
繁忙的科研与教学之外，钱伟长还为北京各所高校培训应用数学与力学的师资，1956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
钱伟长的社会兼职也令他忙得不亦乐乎。1951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钱伟长就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钱学森回国后建立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钱伟长又兼任了副所长……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钱伟长成了第一批被选聘的学部委员，并兼任中科院学术秘书。值得指出的是1954～1956年，钱伟长还花大量精力参与由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制定我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也就是在规划研讨会上，周总理公开赞誉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为“三钱”。此外，1953年，钱伟长还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是在忙得连喘气都很紧张的情况下，钱伟长还是没有打乱自己的科研节奏。凭着让新中国科技早日腾飞的满腔热情，他成绩卓著地发表了20多篇科研论文，出版了《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专著。
3 拆除隔篱 教研相长
1983年，已届71岁高龄的钱伟长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细心的邓小平还在指令上说明，担任大学校长不限其年龄。由此，钱伟长成为中国历史上上任时年龄最高、卸任时年龄同样最高的一位大学校长。
钱伟长在学校研究生复试时的提问，从来不问科学知识，只问人生方向。他特别看重学生的国家意识：“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
早在1993年，钱伟长率先在上海工业大学正式实行“学分制”，使得因材施教有了抓手，优秀学生提前毕业成为可能，“让你学”变成了“我要学”，同时还节省了教育资源。此举对整个国家教育制度改革具有垂范作用。
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组建成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继续担任校长。此时的上海工大已经建立起22个硕士点和5个博士点。钱伟长在行政管理之余，还亲自主持一个博士点，每年招收8名博士生。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提出了“拆除四堵墙”的高等教育理论，即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一堵墙；拆除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一堵墙；拆除各学院与各科系、各专业之间的一堵墙；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一堵墙。
应该说，钱伟长是带着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深深忧虑而去的。他最担心的两点是：师资队伍与人才培养。师资的资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学生的素质。他主张：“教授应该讲基础课。讲课与科研两不误才是好老师。坏老师把教材越编越厚，好老师把教材越编越薄。我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学方式。”
说到人才，钱伟长强调：“要培养全面的人，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他更注重培养对国家与民族有担当的人：“你们说天下是什么？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国家之忧、民族之忧，你们是否放在心上？不以国家为重的人，是没有分量的人。”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