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宝山上多摩崖，石钟寺、狮子关、沙登箐诸岩窟中，各有分踞。一雕一凿，费时逾三百年，方才形神皆出，坚牢得倒不下身。依附太阳的金光，穿过飞翘的廊檐，安静地贴紧古旧的刻像，一束束透亮的光线给苍老的面庞敷釉似的添加了莹润的色泽，细密的斑纹泛出白瓷的高贵质感，依稀透露出灵魂的底蕴。这些唐宋年间的造像，理应配饰“山中之宝”的光环。
　　石宝山摩崖，起于南诏国，止于大理国，是抱定献祭热忱的无名工匠，用粗大的手掌赋予崖石一定的意义，立誓要把整座山雕制成一件纪念性建筑。而苍莽的奇峰，又多么适合雕刻家展开宏大的艺术构思。我想起罗曼·罗兰评赞米开朗基罗的话：“这位伟大的美妙形体的创造者，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信徒，对他而言，美的躯体是神圣的，一个美丽的躯体，是神灵在肉身覆盖下的显现。如同摩西面对火棘树丛，只能颤抖着走近它。”锤錾迸击，在幽谷间回荡起第一声脆响，意味着工匠们开始了与神同行的过程。横列的窟龛里，无论是佛，还是王，都带着高原古国的遥远痕迹。流连其前，谁也无法忽略它的史诗气质。
　　徐霞客游滇，是到过这个地方的，以“高穹独耸”四字，摹其危峻之状。尝曰：“一里余而入石宝寺山门。门殿三四层，俱东向，荒落不整，僧道亦寂寥。然石阶殿址，固自雄也。”那番光景，叫人伤怀，而石色殷红，如烙霞痕，不逊春日烂漫的绯桃，遂在寡欢的心上添了欣悦。山中的石钟寺，颓圮不蔽风雨，崇攀仰陟的他，哪里晓得“崖石嵌磊，巨木盘纠”之处，不光有石花涌动，礼佛的古寺仍如旧皮囊似的，尚存一丝气息。“穿门蹈瓣，觉其有异，而不知其即钟山也。”离开后才听说，想掉头去看，来不及了。虽则路遇石宝山主僧，“欲留余还观钟山”，亦未折返。没能看见崖上刻像，故霞客之笔未能顾到它，可算一憾。便是这样，我犹能想见马缨花的艳红光影间，他踩着莲瓣似的丹霞石穿越巉崖的情景。
　　彝族先民创建的南诏国，一些史书述其事较略，在我这里，像是成了记忆中偏于生疏的名词。既然多所阙闻不载，我也就少知竟至未知，所谓读史后的拾得、补遗、纠谬更是谈不到，连那南诏、大理该不该配上“藩国”二字也要存疑。
　　血统的迷恋，延续着世袭制度。中原王朝的风习，在西南边地落了根。南诏始祖细奴逻在巍山亮出大蒙国旗号，他的曾孙皮逻阁建起南诏政权，十三代嗣位之王的姓氏，皆父子连名（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成了儿子的姓），谱系也就不乱。只是有的姓，《百家姓》中恐难找见。
　　时间永远年轻，只有江山老去。南诏政权用二百
　　五十三年完成了自身的兴衰周期，工匠凭借崖石让这个逝去的王朝在无限循环的年月中留迹。从诞生那天起，这些石化的人物，远离政治和军事的争锋，享受着恒久的宁寂。身后，则积存着越来越多的评断。世上的声息消隐了，耽入沉静的他们，透过岁月的缝隙，以凝定的神情回应一切叩问和想象。
　　凝愁的维摩诘、微笑的甘露观音、跣足踏莲的地藏王，还有那华严三圣，多在他处见过。南诏第五代国王阁罗凤、第六代国王异牟寻的面目，我是在这里初识的。匠师们把他俩凿刻在石壁上，此片崖麓有了人的温度，也被赋予某种奇异的力量。他俩应该向石宝山深深致谢，在寿数已尽的绝望关头，朴古的大山接纳了他们，热情地引往超现实空间。漫长的光阴里，他俩和佛菩萨一起，在山水间度日，静听每一片树叶的轻响，每一道流泉的喧沸，每一声林鸟的鸣啭。在坚硬的山石面前，任何改变都需要时间的代价，细心端详，我发现春秋对于他俩的容颜没有多少消损。石头能够抗拒血肉之躯无法躲避的衰老，二人的眉宇间依然透露出当年的意气。我的心可说是被这二位接到此处来的。
　　二号石窟所刻，为阁罗凤出巡图，那场面自然是盛大的。南诏诸王的装束，以尖顶峨冠最为醒目，袍服上的纹，雕刻亦极细腻，莲瓣似的衬着他的从容气度。僧人、护卫、武士、侍从围在左右，花一样环簇。不肯丧失的细节，维系着场景的生动性。明暗变幻的日影从不同角度投射，犹在造像的各个侧面布设暗示和隐喻，映射出年代的折光。阁罗凤当政，南诏叛唐，北臣吐蕃，并非无端，盖因狡诈的云南太守张虔陀、褊急寡谋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待之不以礼”而生忿怨。天宝年间，洱海生战，唐军败还，留下一片尸骸，而安史之乱也跟来了。李唐江山，危矣哉。此段史实，《旧唐书》和《新唐书》均有记载。巍山县的南诏博物馆里立着一块“南诏德化碑”，乃南诏军灭唐将李宓十万之师后所勒。刻石铭功，当然是镌此碑石的考虑，却也寄托着奉唐的心迹：“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执戈交兵的态度，分明软下来了。我似能觉出阁罗凤内心的纠结。悲剧人物还有李宓，本为阁罗凤好友，奉旨出戎，一路蛮烟瘴雨，终因兵败投洱海殉节。几天前，我在双廊镇的南诏风情岛上见过他的石像，呼为“利济将军”，本主神一般尊祀。古碑苍黑冷硬，大部刻字已叫流年抹去，我上下看几眼，认不出什么了。
　　一号石窟里，坐着阁罗凤的孙子异牟寻，身姿颇为端然。其父凤伽异早逝，未及袭位，南诏第六代国王的宝冠便落到他的头上。全寺八窟，把异牟寻排在先，表明其功业的不凡。绝吐蕃，跟唐王朝重新修好，最让人记住。点苍山林麓间，尚有神祠的残址可看，唐使崔佐时和异牟寻在祠内盟誓的盛景，犹能浮想。跽受册印，稽首拜过，异牟寻拿在手里的，不再是杀伐的兵刃，而是那枚闪光的贞元册南诏金印。归顺王化的作为，赢来的不单是个人的盛名，更是西南边地的安靖。这是从血光中悟出的道理。
　　异牟寻刻像的左右，分坐两位清平官。清平官，是辅佐诏王的重臣，类近唐朝的宰相。裹着幞头的老者，是郑回。此公一笔好文字，南诏德化碑文，即出其手。窟中静坐的另一位，便是向南诏子弟弘扬文教的杜光庭。这个杜光庭，不是写传奇小说《虬髯客传》的那位，而是一个流寓御史。流寓御史算个什么官呢？德化碑上的三千八百字，为其所书。
　　两代南诏王的形神，都在议政的氛围中雕出。那时的设计师，心中充满政治化的创作意图。握书的文官，仗剑的武士，执净瓶、长扇、拂尘的侍者，从四方拥簇过来，目光的中心，是那恭奉的圣王。站在时间深处的角色们，把生动的表情交给崖壁，等待后世的目光照亮历史的瞬间。他们的肌体充盈着旺沛的生命能量，纵是年代深远，当我们抬眼和他们的视线交触时，仍可本能地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和后世的目光相遇，受了感动的石像，眼角会滴下清泪吗？
　　寺内的八个石窟，至东南而尽，仿佛雅乐法曲，戛然休止，思绪却如余音一般袅袅远去。在工匠心里，南诏的历程已尽，钎凿一落，它那被拉长的时段便渺远得难以丈量。在石崖上存在的，是他们的精神生命。过眼造像所展示的历史长度与思想宽度，因而无从限定。
　　窄门外面，伸着一条通往山那边的荒径。我倚栏朝北面的狮子关凝望片时，云雾来去，那边的刻像愈觉隐约了。转向崖后，不辨方向地只管走。过了一座耸在高冈上的亭子，匾上留着三个字：玉皇阁。双层檐角翘向晴蓝的天空，几抹白云轻荡，惹得横脊上的鸱吻仰首张望，像要飞身追去。那一刻，我很觉出中国古建筑在造型上的灵妙。檐翼下的风铎悠悠地响着，那是南诏的苍老声音。从这里折向草树丛杂处，似非人迹所到也，光景的清与幽，恰宜养出散淡的心境。在一个地方，芜草掩着路旁一座四柱石坊，坊额题着字：南天福地。昔年的马帮，是从坊下走过的。沉重的蹄音，把深山衬得越发寂寥，也就殆近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