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类从自然地理环境中获得物质生活所需的一切，人类社会是在自然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气候乃自然地理组成要素之一，虽然气候不能完全决定社会的发展与演化。但在今天看来。早期气候对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它与农业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传统文化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一种成熟的观念形态。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二千多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一种独立的、颇具特色的文化形态。那么，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制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候背景是什么?气候又是如何影响到我国传统文化的?这些都是今天有待逐步深入了解的问题。
　　通过比较世界各大洲的气候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亚洲的季风性气候典型而又突出。我国恰好处在大陆(亚洲大陆)与大洋(太平洋)的交接部位，季风气候更趋显著。
　　植物长期适应于一年中温度水分的节律性变化。形成与此相适应的植物发育节律——物候。与同纬度的气候类型相比，季风气候能较之有效地创造出作物在发芽、生长、现蕾、开花、结实、果实成熟、落叶休眠等各个物候期的光、热、水配合适宜的生态环境。如亚热带季风气候与地中海式气候相比，前者表现出雨热同期的气候生态，后者则不然。事实上，我国农作物的种植北界比同纬度的其它地区更为偏北，这就是得益于季风气候的结果。
　　另一方面，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高辐射、高湿和高温集中，这对于发展单季生产十分有利。但气温年变化大则不利于多年生作物或生长期较长的农耕制度。为了经营那些生长期短的作物，只好投入更多的劳力。使社会大量劳动力被牢牢地束缚在耕地上。这又在客观上确立了种植业居于中心的地位。落后的生产方式，亦加深了耕作业对季风气候的依赖程度。历史上我国农业实行粗放经营和广种薄收的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气候对收成之丰歉尤为重要。古诗说：“季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说明夏季降水与收成的关系密切。
　　由上可知，季风气候为我国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说，气候环境提供了我国古代种植业持续发展、长盛不衰的客观必然性。从而使中国古代文化成为一种既区别于游牧社会文化，也不同于工业社会文化的种植农业社会文化类型。
　　“中和”的思想亦称“中庸之道”，它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长传不息。这种思想的形成与特定的气候环境条件有关。首先，农业社会小农经济靠天吃饭的特点，必然使人们重视风调雨顺、天人协调的气候条件。而这种认识和期望正是建立在我国农业气候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广泛、危害严重等区域自然特征的基础之上。季风气候在给耕作业带来实惠的同时，亦常常因为其不稳定性而伴随有周期性和多发性的农业气候灾害。如旱涝、寒潮、冻害、台风等灾害性天气都与季风气候密切相关。干旱是我国历史性的、范围极广泛的气候灾害。据记载，自公元元年至1900年全国范围内大旱出现984次，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这无疑给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带来巨大影响。在如此频繁的灾害性气候面前，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把希望寄托于好的年景，但是自然气候也一次又一次地使人们失望。于是，天人一体、天人相与、天人感应等“中和”的思想方法开始进入人们的意识领域。
　　其次，自古以来的多熟制农业，把春末秋初气候资源不足而又不稳定的部分也利用起来，势必增加劳动投入的风险，人为造成气候灾害的发生和扩大化。在辛勤劳动付之东流和劳而无获的时候，人们总以为苍天不作美，而往往忽视了自身是否按气候规律办事。在这种情况下，对上天恩赐的感激、崇尚和对上天惩罚的痛恨、恐惧之情往往交织在一起。而这种思想感情的理论抽象就必然是“致中和”的思想方法或中庸之道。“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传统文化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我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既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又是民族气节和民族文化特点的写照。可以认为，季风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双重影响不仅给种植业带来创伤，而且又带来了迅速弥补创伤的自然恢复能力。因此，社会经济也具备了一定的再生机能。从而成为我国传统文化颇具顽强延续力的坚实物质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最富有魅力并引起世人赞叹的，不仅在于它的古老，更在于它一次又一次表现出来的顽强再生能力。这种生生不已的文化活力不能不部分地归咎于气候两重性影响下人们的那种矛盾思维和心态。在这种思维结构的支配下，自然萌生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气候的灾难性和资源性的不断交替作用，渐渐磨练出一种坚强的民族意志，最终发展成为民族文化的强大驱动力和再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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