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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个人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得到空前凸显，围绕该问题展开的哲学讨论业已辐射至文学艺术领域，尤其是在西方文艺之现代主义转型期，一些重要英美作家在创作时以一种“自我诗学”贯之，其中美国心理分析现实主义先驱亨利·詹姆斯（1843-1916）与英国最著名唯美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具有代表性。本文试以道德哲学中一些核心概念作为理论资源就上述问题对两位作家作品作对比研究，引出在主体日趋消解、破碎的现代社会自我实现的两种不同理路。
【关键词】亨利·詹姆斯 奥斯卡·王尔德 自我诗学 道德哲学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6.08.189
将亨利·詹姆斯与奥斯卡·王尔德并置于同一视域下研究，在Michèle Mendelssohn的著作Henry James， Oscar Wilde and Aesthetic Culture （2007）中已创先河。作者从两位作家初次晤面计起，细查二人社交圈层之集合，尤其着眼于詹氏对浮纨形象的关注，指出其作审美旨趣远不止于同大洋彼岸最著名的浪荡子遥相辉映，反而专美于前。亨利·詹姆斯不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人物，并且表现了这种唯美主义倾向在生活中可能导致的道德后果。
一、 王尔德：自我间离的个人诗学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身为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伦敦社交圈最著名的时尚先生，煽动了大批唯美主义教徒。他同时是语言的丹青手，依凭悖论隽语型塑“自我”。王尔德认为，正如“认识你自己”这几个字写在古代世界的入口处，新世界的大门上将写上“做你自己”。这一点，在其身陷囹圄时亦初衷不改。风化案后所作反思长信《自深深处》中有过如下剖白：“我远比任何时候都更是个有主见的自为主义者。除非出自本人，否则任你什么东西，对我一点价值也没有。我的心性在寻找一个新的自我实现的方式。这是我唯一关心的”[1]P263。乔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尝言，“王尔德的真正价值在于他对冲决社会习俗樊篱、解放主体个性的一贯追求。”除此之外，人们见到的便是王尔德“竭力实现自我卓越而终于彻底失败之意图”[2] P6。可以确信的是，王尔德唯美主义哲学的主体思路，所谓“寻找一个新的自我实现的方式”，意即以唯美艺术开启本真自我，希冀以美启真、以自我实现为旨归。
（一） 艺术是为自我
时值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文化危机关头，相比英国学界转向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冲动，王尔德所作唯一政论文《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似乎并非基于某种有关意识形态秩序的理念设计，反而意在对“个人主义”（一个明显和论题相互龃龉的概念）施以高光，甚至表明“社会主义自身有其价值，就因为它通向个人主义” [3] P289，以此消解二者分界、隔阂。王尔德甫一开篇即强调人生大事重在发展自我，且意欲在隔绝政治法令、社会经济以及物质力量的真空条件下定义“自我”，指出“一个人真正拥有的是他的内心，外界的事物对他应该是无关紧要的”[3]P294。他针对个人主义的讨论皆以不受外界纷扰的理想状态为前提，这种“自我间离”的个人诗学，与庄子之“逍遥游”于“定乎内外之分”层面，有着不期而至的亲和力。在他看来，“自我”是一个有着坚固内核的先验存在，类于席勒在《美育书简》中称为个体自身携带的“人的范型（archetype）”或完美人型，与这个不变的统一体（unchanging unity）保持协调合致是人们终其一生念兹在兹的必要使命。它与生俱来而非后天养成，人只需自然而然地把它释放出来即可。由此，自我实现的问题外化为自我表达如何成行。艺术品作为作家气质禀赋的外化，是表达个人特征最强烈的有效方式，“它的美来自于它的作者实现了自我这一事实”。如此类推，艺术与个人主义互为同义转述，同时具备颠覆功能：“艺术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是一种扰乱性和分裂性的力量。它的巨大价值就在这里。因为它要扰乱的是类型的单一，习俗的奴役，习惯的专制和由人到机器的降级”[3]P304。唯美艺术不单以装饰特性（decorative beauty）富于形式美感，更加成为用以反叛公议习俗压力的最坚决的内驱力量。对此，一些学者就安德烈·纪德和托马斯·曼流露出的王尔德与尼采存在相似之处的观点，评价二人均为“以美之名的叛逆”。王尔德和尼采关于先天自我同一性及反顾内省的概念是对“认识你自己”的古希腊格言的改写；改写的结果为“想象你自己”，即注重包含审美主体性的创造性想象攸关个人自我实现。“审美经验把个人从宗教道德和社会功能的镣铐中解放出来。唯美之境漫无疆界，不受制于客观道德、客观真理、或者上帝。这是一个充满狄奥尼索斯式的迷醉、僭越，以及超越普通原则之可能性的空间，它吸引唯美世界的观测者开始专注创造他们自己的价值”[4]P209。个体徜徉于纯美世界便会获得完善自我、形塑自身的空间而不受约束。
（二） 浪荡子的面具
有关王尔德艺术与个人自我实现的美学观点在评论性散文集《意图集》中以对话体转录、于揶揄笑骂间得到集中讨论。《谎言的衰朽》所言即是艺术与人生的辩证法，王尔德借主人公维维安之口捍卫艺术自律自主与绝对自由，宣告“摹仿论”的终结：“艺术本身的完美在于她内部而不在外部。她不应该有任何关于形似的外部标准来判断”[3]P342。艺术同生活保持敬而远之的距离，偶尔从中撷取素材，给以新的形式、重新塑造，依旧“在自己和现实之间保持了不可侵入的屏障，那就是优美的风格，装饰性的或理想的手法。”正是这一层“隔感”，艺术得以自保而与现实无关，并且超越时代、先于生活、游离在人生之外，甚至不关乎道德。参考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划分艺术批评的诸坐标（co-ordinate），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见地显然超越了“模仿说”，又不属于“表现说”，亦未遵从浪漫主义文学先父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用灯的类比（projective lamp）取代镜子隐喻描述美学视域内部“心灵比喻的变迁”的方法，而是提出“面具说”，即“人佩戴面具才讲出真理”的悖论。在其名篇《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王尔德不但对人通过艺术才能实现完美、抵御现实存在的可鄙危险的唯美主义策略给予进一步深化，还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推崇“面具（形式美）”的理念中汲取灵感，指出“人在亲自说话时，他几乎不是他自己。给他一个面具，他就会跟你说实话”（尼采说过同样的话，“每个深邃的精神都需要一个面具”）。 特里林在《诚与真》中观察“古代面具”的意象在“世纪末”被重新发现并广泛流行起来，取代了浪漫主义时期的真诚的自我与真实感的概念，对王尔德与尼采各自见解的内在一致性一言以蔽：“他们都原则性地反对真诚，他们都赞美他们所谓的面具。”特里林理解王尔德的行为，体会他的意思在于“直接地、有意识地去直面经验，又直接地、公开地把它表达出来，这样做不一定就能得到真理，反而有可能会歪曲真理”[5]P106。可见，面具成为主体自我内涵与外显之间的必需中项，于王尔德，掩藏即为彰显（to conceal is to reveal）——由于反应过程变曲折、被延长，其结果反而异乎明朗化，此间作用机制犹如陌生化之间离效果，不啻为带有解构意味的另一种发声方式。特里林继而通过考察“面具”词源学上近亲——掩盖者/反讽——解释该装置（device）的作用机制：于言此意彼中使真义显现。 相比其他作家（勃朗宁使用内心独白）把“面具”当做一种助力作者隐退的艺术手段，“面具”成为王尔德辨若悬河的代言人，借以抒发“最新情感”，是自我实现的权宜之计，它生发自舞台艺术使用服装、道具来增强戏剧效果的传统①，体现在其文学实践中，并指导作家生活中行事。王尔德笃信人因为佩戴面具获得万花筒般多重身份，因而似乎不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个人生活中，总以一副面具示人。在《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王尔德也毫不讳言地自况： “贝泽尔·霍尔渥德是我心中的我；亨利勋爵是世人眼里的我；道连是我想要——也许， 在别的时代——成为的我”[6]P80。至于文外，王尔德为生活审美化作出积极尝试，身体力行地进行自我建构，把自己当做一件艺术品精心打造，以一副“浪荡子”面具示人，借此作为宣扬唯美布道词的有力策略，而颇具颠覆意义。雷吉尼娅·加格尼尔（Regenia Gagnier）认为浪荡作风是王尔德用以对抗腓力士文化的努力的延续，指出“王尔德笔下的维多利亚社会晚期的浪荡子及其自身身体力行是人类在唯美主义艺术表现形式中的对应物；他移步生活之外，是反对粗鄙庸俗及唯目的论生活的活生生的代表” [7]P7。浪荡子的历史可上溯至复辟时期的英国，最初作为对以着奇装异服、公开蓄意反对粗俗物质文明的社群的冠名。后经波德莱尔正名，拔高至与宗教、美学齐名。波氏认为，浪荡精神是一种自我崇拜（cult of the self），源自“使自己成为独特之人的热切需要”[8]P74。把故作姿态与抵抗时代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是其出生地（英国）赋予它的个性特质。浪荡精神表现了人们在充满敌意的社会中试图显示完美的外表来象征内心世界的真正价值，以完善自我的心态。这在当时成为人们反对传统束缚的举动，具有现代嬉皮士的特征。“浪荡子对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有所不满；但是他并没有怀恋过去，也不去瞻望未来。他的目光收敛于自身之上，其乌托邦冲动转化为对个人魅力的追求。他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与中产阶级伦理和现代性观念大相径庭；他既不乐天，也非理性，只是最最憎恨庸俗。他追求自我的感觉，而且是那种强烈、超常的感觉极限”[9]P47。
王尔德对美的本质的认识论与英国经验主义属近似理路——美即快感，他诉诸感官享乐之种种极至表现又无不回响着黑格尔“自我意识即是欲望本身（Begierde überhaupt）”的箴言。其浪荡作风以感性和瞬时性为关键词，二者合力使浪荡子思想上的离经叛道转化成情欲的乖戾变态，美开始统摄道德。以道德哲学为佐证，其中的断裂、矛盾之处蔚为清晰。参照查尔斯？泰勒提炼的“现代性三个隐忧”，其中之首便是个人主义导致的英雄维度、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 以“感觉”为尺度一味追求即兴冲动和本能共鸣的主体势必空心，徒留“为反叛而反叛”的执念；对本真自我的追求日常平庸化而蜕变成新型“感官拜物教”，因而自我意识达成实现的过程亟需一个道德道德的向度饶有分寸地纠偏。
二、 詹姆斯：社会认同的自我
与奥斯卡·王尔德式的注重瞬间性美学经验的唯美主义思想不同，被康拉德誉为“具有美好道德意识的历史学家”的亨利·詹姆斯对主体意识和个人主义不断投以关注，始终不渝的是其中的德性——智识色彩，即被F. R.利维斯称为“兴味关怀”的道德观[10]P268。詹姆斯将自我实现和社会道德的辩证关系前景化，十分契合查尔斯·泰勒于《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将“自我”概念定义为社会建构的提法，即一种社会认同的自我，它包涵隐藏在身份背后的认识，而身份可以加强自我感觉。詹姆斯为“自我实现”问题加入一个“社会维度”，他的作品中有一些实属“修养小说Erziehungsroman”范畴，主人公成长路径与社会经验纹理浑然，可以说，角色主体意识发轫内在于社会伦理。参照本真自我实为一种道德理想之内涵，詹姆斯创作出超越本能享受、坚持道德判断并至臻完善的人物，显然更上层楼。
身处马克·吐温所描绘的“镀金时代”，面对人们更加迷恋物质生活的享受，抛弃传统的理想主义， 詹姆斯认为有必要对道德上、文化上的自我确认问题进行研究。他誓要透过“生活的幻觉”，揭示其背后的哲理和道义以小说的方式关注社会现实和人们的道德倾向。亨利·詹姆斯作品多以年轻女主人公作为意识中心展开情节而符合成长小说范式。不论是在《一位女士的画像》还是《华盛顿广场》中，女主角必经失败婚姻或爱情炼狱之考验，她们的个人判断能力随之成熟，最终完成精神道德的自我超越，勇敢地挺身面对现实。“詹姆斯采用婚姻的情节结构（marriage plot）之目的就在于将个人主义哲学所提出的自由观置于社会的伦理秩序中加以思考和改写”[11]P47。对伊莎贝尔来说，自由是人生的最高价值，生命所有尊严的总和，生活就意味着自由地体验人生。除了独立自主和选择的权利，自我身份的确立是伊莎贝尔自由观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及其核心。她坚持自我同社会相对立而存在： “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表现我自己，但是我知道，其它一切都不足以表现我。任何属于我的东西都不能成为衡量我的尺度”[12]P238。似乎同社会的背离成了保持自我的个性和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如同爱琳·桑托斯所说，“在詹姆斯的小说世界中，个体越来越关注自我意识，以致于同社会的背离程度成为衡量自我身份的尺度”[13]P81。然而詹姆斯令他的角色对人生与个人时刻保持一种智性理解，即要不断修正自我认知。在这个转化过程中，阿切尔增加了对他人和社会的关照，多了一份对个人主义思想存在局限性的认识，她思想中增添了一份对他人的责任意识，对社会和历史的意识。
阿切尔的个人主义思想内容不仅包括她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独立自主”意识，而且还有她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到底的自治自律。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与潘茜的关系让伊莎贝尔体会到另一种自由，一种必须在具体的伦理形式中才有可能存在和实现的自由，一种“内在于社会（freedom as immanence）”的个人自由[11]P51。
此外，亨利·詹姆斯“女性成长小说”中的类似“顿悟时刻”的强烈的体验来自于思想意识道德判断。作者为主人公常常为主人公创设一场“欧洲之旅”，选取社会经验和历史意识进入主人公的思想之时，个人不幸与历史相互融合。从这一点上看，詹姆斯的个人主义是在他糅合了自己的理想和欧洲文明之后形成的个人主义观念，是融合了个人对历史、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心之后的个人主义。在微妙复杂的欧洲社会中，他的那些单纯、善良而缺乏社会阅历的美国人走向成熟的惟一标志也许就是他们在挫折和失败面前意识到了自由意志的局限性、同时又保持自己的道德活力和自由精神，这其实也是詹姆斯走进欧洲文化环境之后为美国的个人主义寻找的最佳出路：美国个人主义的自由精神和道德活力与欧洲的社会、历史意识相结合。 伊莎贝尔·阿切尔黄昏时分坐在没有灯光的屋子里用自己丰富的意识对自己的一段有限的婚姻生活所做的一番透彻的梳理和总结便是这样一种理解生活、战胜困难的具体展示，这一番意识使她超越了以前那种狭隘的个人主义自由观，使她从思想上进入一个成熟、有责任心、有自制力的自由王国。在伊莎贝尔坚决地拒绝旧我、坚持对生活神圣的承诺的行为中有詹姆斯明确的道德指向。伊莎贝尔的个人主义是融合了自由精神与社会责任意识的个人主义。她对世界的知识完善了她的人生经验， 增进了她对世界和人生的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①见诸莎士比亚戏剧研究论文《面具的真理》：“形而上学的真理就是面具的真理”。
[1] 奥斯卡·王尔德. 自深深处[M]. 朱纯深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
[2] Kohl， Norbert. Oscar Wilde： the Work of a Conformist Rebel [M]. Trans. David Henry Wilson.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3] 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全集·评论随笔卷[M]. 杨东霞、杨烈等译.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0.
[4] Hext， Kate. “Oscar Wilde and Friedrich Nietzsche： ‘Rebels in the Name of Beauty’”. Victoriographies [J]， 1.2 （2011）： 202-220.
[5] 莱昂内尔·特里林. 诚与真[M]. 刘佳林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6] 张介明. 唯美叙事：王尔德新论[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7] Gagnier， Regenia. Idylls of the Marketplace： Oscar Wilde and the Victorian Public [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8] 李元. 唯美主义的浪荡子——奥斯卡·王尔德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9] 周小仪. 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0] F. R.利维斯. 伟大的传统[M]. 袁伟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11] 毛亮. 《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婚姻与自我. 国外文学[J]， 2009， （1）.
[12] 亨利·詹姆斯. 一位女士的画像[M]. 项星耀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13] 陈丽. 《女士画像》中的唯美主义与道德. 国外文学[J]， 2007， （1）.
【关键词】亨利·詹姆斯 奥斯卡·王尔德 自我诗学 道德哲学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6.08.189
将亨利·詹姆斯与奥斯卡·王尔德并置于同一视域下研究，在Michèle Mendelssohn的著作Henry James， Oscar Wilde and Aesthetic Culture （2007）中已创先河。作者从两位作家初次晤面计起，细查二人社交圈层之集合，尤其着眼于詹氏对浮纨形象的关注，指出其作审美旨趣远不止于同大洋彼岸最著名的浪荡子遥相辉映，反而专美于前。亨利·詹姆斯不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人物，并且表现了这种唯美主义倾向在生活中可能导致的道德后果。
一、 王尔德：自我间离的个人诗学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身为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伦敦社交圈最著名的时尚先生，煽动了大批唯美主义教徒。他同时是语言的丹青手，依凭悖论隽语型塑“自我”。王尔德认为，正如“认识你自己”这几个字写在古代世界的入口处，新世界的大门上将写上“做你自己”。这一点，在其身陷囹圄时亦初衷不改。风化案后所作反思长信《自深深处》中有过如下剖白：“我远比任何时候都更是个有主见的自为主义者。除非出自本人，否则任你什么东西，对我一点价值也没有。我的心性在寻找一个新的自我实现的方式。这是我唯一关心的”[1]P263。乔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尝言，“王尔德的真正价值在于他对冲决社会习俗樊篱、解放主体个性的一贯追求。”除此之外，人们见到的便是王尔德“竭力实现自我卓越而终于彻底失败之意图”[2] P6。可以确信的是，王尔德唯美主义哲学的主体思路，所谓“寻找一个新的自我实现的方式”，意即以唯美艺术开启本真自我，希冀以美启真、以自我实现为旨归。
（一） 艺术是为自我
时值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文化危机关头，相比英国学界转向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冲动，王尔德所作唯一政论文《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似乎并非基于某种有关意识形态秩序的理念设计，反而意在对“个人主义”（一个明显和论题相互龃龉的概念）施以高光，甚至表明“社会主义自身有其价值，就因为它通向个人主义” [3] P289，以此消解二者分界、隔阂。王尔德甫一开篇即强调人生大事重在发展自我，且意欲在隔绝政治法令、社会经济以及物质力量的真空条件下定义“自我”，指出“一个人真正拥有的是他的内心，外界的事物对他应该是无关紧要的”[3]P294。他针对个人主义的讨论皆以不受外界纷扰的理想状态为前提，这种“自我间离”的个人诗学，与庄子之“逍遥游”于“定乎内外之分”层面，有着不期而至的亲和力。在他看来，“自我”是一个有着坚固内核的先验存在，类于席勒在《美育书简》中称为个体自身携带的“人的范型（archetype）”或完美人型，与这个不变的统一体（unchanging unity）保持协调合致是人们终其一生念兹在兹的必要使命。它与生俱来而非后天养成，人只需自然而然地把它释放出来即可。由此，自我实现的问题外化为自我表达如何成行。艺术品作为作家气质禀赋的外化，是表达个人特征最强烈的有效方式，“它的美来自于它的作者实现了自我这一事实”。如此类推，艺术与个人主义互为同义转述，同时具备颠覆功能：“艺术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是一种扰乱性和分裂性的力量。它的巨大价值就在这里。因为它要扰乱的是类型的单一，习俗的奴役，习惯的专制和由人到机器的降级”[3]P304。唯美艺术不单以装饰特性（decorative beauty）富于形式美感，更加成为用以反叛公议习俗压力的最坚决的内驱力量。对此，一些学者就安德烈·纪德和托马斯·曼流露出的王尔德与尼采存在相似之处的观点，评价二人均为“以美之名的叛逆”。王尔德和尼采关于先天自我同一性及反顾内省的概念是对“认识你自己”的古希腊格言的改写；改写的结果为“想象你自己”，即注重包含审美主体性的创造性想象攸关个人自我实现。“审美经验把个人从宗教道德和社会功能的镣铐中解放出来。唯美之境漫无疆界，不受制于客观道德、客观真理、或者上帝。这是一个充满狄奥尼索斯式的迷醉、僭越，以及超越普通原则之可能性的空间，它吸引唯美世界的观测者开始专注创造他们自己的价值”[4]P209。个体徜徉于纯美世界便会获得完善自我、形塑自身的空间而不受约束。
（二） 浪荡子的面具
有关王尔德艺术与个人自我实现的美学观点在评论性散文集《意图集》中以对话体转录、于揶揄笑骂间得到集中讨论。《谎言的衰朽》所言即是艺术与人生的辩证法，王尔德借主人公维维安之口捍卫艺术自律自主与绝对自由，宣告“摹仿论”的终结：“艺术本身的完美在于她内部而不在外部。她不应该有任何关于形似的外部标准来判断”[3]P342。艺术同生活保持敬而远之的距离，偶尔从中撷取素材，给以新的形式、重新塑造，依旧“在自己和现实之间保持了不可侵入的屏障，那就是优美的风格，装饰性的或理想的手法。”正是这一层“隔感”，艺术得以自保而与现实无关，并且超越时代、先于生活、游离在人生之外，甚至不关乎道德。参考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划分艺术批评的诸坐标（co-ordinate），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见地显然超越了“模仿说”，又不属于“表现说”，亦未遵从浪漫主义文学先父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用灯的类比（projective lamp）取代镜子隐喻描述美学视域内部“心灵比喻的变迁”的方法，而是提出“面具说”，即“人佩戴面具才讲出真理”的悖论。在其名篇《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王尔德不但对人通过艺术才能实现完美、抵御现实存在的可鄙危险的唯美主义策略给予进一步深化，还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推崇“面具（形式美）”的理念中汲取灵感，指出“人在亲自说话时，他几乎不是他自己。给他一个面具，他就会跟你说实话”（尼采说过同样的话，“每个深邃的精神都需要一个面具”）。 特里林在《诚与真》中观察“古代面具”的意象在“世纪末”被重新发现并广泛流行起来，取代了浪漫主义时期的真诚的自我与真实感的概念，对王尔德与尼采各自见解的内在一致性一言以蔽：“他们都原则性地反对真诚，他们都赞美他们所谓的面具。”特里林理解王尔德的行为，体会他的意思在于“直接地、有意识地去直面经验，又直接地、公开地把它表达出来，这样做不一定就能得到真理，反而有可能会歪曲真理”[5]P106。可见，面具成为主体自我内涵与外显之间的必需中项，于王尔德，掩藏即为彰显（to conceal is to reveal）——由于反应过程变曲折、被延长，其结果反而异乎明朗化，此间作用机制犹如陌生化之间离效果，不啻为带有解构意味的另一种发声方式。特里林继而通过考察“面具”词源学上近亲——掩盖者/反讽——解释该装置（device）的作用机制：于言此意彼中使真义显现。 相比其他作家（勃朗宁使用内心独白）把“面具”当做一种助力作者隐退的艺术手段，“面具”成为王尔德辨若悬河的代言人，借以抒发“最新情感”，是自我实现的权宜之计，它生发自舞台艺术使用服装、道具来增强戏剧效果的传统①，体现在其文学实践中，并指导作家生活中行事。王尔德笃信人因为佩戴面具获得万花筒般多重身份，因而似乎不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个人生活中，总以一副面具示人。在《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王尔德也毫不讳言地自况： “贝泽尔·霍尔渥德是我心中的我；亨利勋爵是世人眼里的我；道连是我想要——也许， 在别的时代——成为的我”[6]P80。至于文外，王尔德为生活审美化作出积极尝试，身体力行地进行自我建构，把自己当做一件艺术品精心打造，以一副“浪荡子”面具示人，借此作为宣扬唯美布道词的有力策略，而颇具颠覆意义。雷吉尼娅·加格尼尔（Regenia Gagnier）认为浪荡作风是王尔德用以对抗腓力士文化的努力的延续，指出“王尔德笔下的维多利亚社会晚期的浪荡子及其自身身体力行是人类在唯美主义艺术表现形式中的对应物；他移步生活之外，是反对粗鄙庸俗及唯目的论生活的活生生的代表” [7]P7。浪荡子的历史可上溯至复辟时期的英国，最初作为对以着奇装异服、公开蓄意反对粗俗物质文明的社群的冠名。后经波德莱尔正名，拔高至与宗教、美学齐名。波氏认为，浪荡精神是一种自我崇拜（cult of the self），源自“使自己成为独特之人的热切需要”[8]P74。把故作姿态与抵抗时代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是其出生地（英国）赋予它的个性特质。浪荡精神表现了人们在充满敌意的社会中试图显示完美的外表来象征内心世界的真正价值，以完善自我的心态。这在当时成为人们反对传统束缚的举动，具有现代嬉皮士的特征。“浪荡子对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有所不满；但是他并没有怀恋过去，也不去瞻望未来。他的目光收敛于自身之上，其乌托邦冲动转化为对个人魅力的追求。他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与中产阶级伦理和现代性观念大相径庭；他既不乐天，也非理性，只是最最憎恨庸俗。他追求自我的感觉，而且是那种强烈、超常的感觉极限”[9]P47。
王尔德对美的本质的认识论与英国经验主义属近似理路——美即快感，他诉诸感官享乐之种种极至表现又无不回响着黑格尔“自我意识即是欲望本身（Begierde überhaupt）”的箴言。其浪荡作风以感性和瞬时性为关键词，二者合力使浪荡子思想上的离经叛道转化成情欲的乖戾变态，美开始统摄道德。以道德哲学为佐证，其中的断裂、矛盾之处蔚为清晰。参照查尔斯？泰勒提炼的“现代性三个隐忧”，其中之首便是个人主义导致的英雄维度、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 以“感觉”为尺度一味追求即兴冲动和本能共鸣的主体势必空心，徒留“为反叛而反叛”的执念；对本真自我的追求日常平庸化而蜕变成新型“感官拜物教”，因而自我意识达成实现的过程亟需一个道德道德的向度饶有分寸地纠偏。
二、 詹姆斯：社会认同的自我
与奥斯卡·王尔德式的注重瞬间性美学经验的唯美主义思想不同，被康拉德誉为“具有美好道德意识的历史学家”的亨利·詹姆斯对主体意识和个人主义不断投以关注，始终不渝的是其中的德性——智识色彩，即被F. R.利维斯称为“兴味关怀”的道德观[10]P268。詹姆斯将自我实现和社会道德的辩证关系前景化，十分契合查尔斯·泰勒于《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将“自我”概念定义为社会建构的提法，即一种社会认同的自我，它包涵隐藏在身份背后的认识，而身份可以加强自我感觉。詹姆斯为“自我实现”问题加入一个“社会维度”，他的作品中有一些实属“修养小说Erziehungsroman”范畴，主人公成长路径与社会经验纹理浑然，可以说，角色主体意识发轫内在于社会伦理。参照本真自我实为一种道德理想之内涵，詹姆斯创作出超越本能享受、坚持道德判断并至臻完善的人物，显然更上层楼。
身处马克·吐温所描绘的“镀金时代”，面对人们更加迷恋物质生活的享受，抛弃传统的理想主义， 詹姆斯认为有必要对道德上、文化上的自我确认问题进行研究。他誓要透过“生活的幻觉”，揭示其背后的哲理和道义以小说的方式关注社会现实和人们的道德倾向。亨利·詹姆斯作品多以年轻女主人公作为意识中心展开情节而符合成长小说范式。不论是在《一位女士的画像》还是《华盛顿广场》中，女主角必经失败婚姻或爱情炼狱之考验，她们的个人判断能力随之成熟，最终完成精神道德的自我超越，勇敢地挺身面对现实。“詹姆斯采用婚姻的情节结构（marriage plot）之目的就在于将个人主义哲学所提出的自由观置于社会的伦理秩序中加以思考和改写”[11]P47。对伊莎贝尔来说，自由是人生的最高价值，生命所有尊严的总和，生活就意味着自由地体验人生。除了独立自主和选择的权利，自我身份的确立是伊莎贝尔自由观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及其核心。她坚持自我同社会相对立而存在： “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表现我自己，但是我知道，其它一切都不足以表现我。任何属于我的东西都不能成为衡量我的尺度”[12]P238。似乎同社会的背离成了保持自我的个性和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如同爱琳·桑托斯所说，“在詹姆斯的小说世界中，个体越来越关注自我意识，以致于同社会的背离程度成为衡量自我身份的尺度”[13]P81。然而詹姆斯令他的角色对人生与个人时刻保持一种智性理解，即要不断修正自我认知。在这个转化过程中，阿切尔增加了对他人和社会的关照，多了一份对个人主义思想存在局限性的认识，她思想中增添了一份对他人的责任意识，对社会和历史的意识。
阿切尔的个人主义思想内容不仅包括她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独立自主”意识，而且还有她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到底的自治自律。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与潘茜的关系让伊莎贝尔体会到另一种自由，一种必须在具体的伦理形式中才有可能存在和实现的自由，一种“内在于社会（freedom as immanence）”的个人自由[11]P51。
此外，亨利·詹姆斯“女性成长小说”中的类似“顿悟时刻”的强烈的体验来自于思想意识道德判断。作者为主人公常常为主人公创设一场“欧洲之旅”，选取社会经验和历史意识进入主人公的思想之时，个人不幸与历史相互融合。从这一点上看，詹姆斯的个人主义是在他糅合了自己的理想和欧洲文明之后形成的个人主义观念，是融合了个人对历史、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心之后的个人主义。在微妙复杂的欧洲社会中，他的那些单纯、善良而缺乏社会阅历的美国人走向成熟的惟一标志也许就是他们在挫折和失败面前意识到了自由意志的局限性、同时又保持自己的道德活力和自由精神，这其实也是詹姆斯走进欧洲文化环境之后为美国的个人主义寻找的最佳出路：美国个人主义的自由精神和道德活力与欧洲的社会、历史意识相结合。 伊莎贝尔·阿切尔黄昏时分坐在没有灯光的屋子里用自己丰富的意识对自己的一段有限的婚姻生活所做的一番透彻的梳理和总结便是这样一种理解生活、战胜困难的具体展示，这一番意识使她超越了以前那种狭隘的个人主义自由观，使她从思想上进入一个成熟、有责任心、有自制力的自由王国。在伊莎贝尔坚决地拒绝旧我、坚持对生活神圣的承诺的行为中有詹姆斯明确的道德指向。伊莎贝尔的个人主义是融合了自由精神与社会责任意识的个人主义。她对世界的知识完善了她的人生经验， 增进了她对世界和人生的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①见诸莎士比亚戏剧研究论文《面具的真理》：“形而上学的真理就是面具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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