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列子》制造出一个杞人忧天的寓言后，千百年来，杞人总是子孙不绝，无事生忧，本人就是一个。问题奶粉事件出来后，中央启动行政问责制度，刮起问责风暴，若干大员被免职，人人拍手称快，我却在拍手之余，有些杞人之忧。
　　重大事故的问责制度实行已有一段时间了，目的无非是强化安全管理，把官员的乌纱帽与事故的责任联系在一起，遏制重大事故发生。问责制度实行的现状是，但凡发生重大事故，死亡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直接和间接负责的官员一律按倒，就地免职或建议辞职。
　　凡是官员，几乎没有不在意自家乌纱帽的，出了事就免职，确能起到相当大的威慑作用。只是，官员应对的办法，未必会尽如制度设计者之意。为防止乌纱帽因重大事故而丢掉，官员可以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安全设备的投入，加强安全生产的管理，通过正向的努力来保住乌纱帽。但是，也可以在出事之后，隐瞒实情，将死亡人数通过特殊处理降下来，使重大事故变得不那么重大，从反向保住乌纱帽。在现实中，应该说两种方式都存在，而且仅就保乌纱帽的效果而言，还真不知道哪种更有效些。
　　采取第一种措施，注定要困难得多。就矿难而言，整治小矿涉及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国有大矿，加大安全投入，完善规章制度，加强职工培训，都不仅要花大笔的银子，还要有得力的干部主持。现在，为官一任，少则两三年，多则四五载，往往整治未了人已下台或调任。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在整治期间自己的辖区就不出事，有时由于正在调整，秩序反而更乱，出事的概率甚至可能更高。一旦出事，功夫、精力和资金白搭，跟那些什么事都不做者一样接受处分，弄不好一样遗臭万年。相对而言，采用不正当的欺瞒及人为操作等作伪的办法，固然会冒一定风险，但一来反正都是个“死”，冒险一下说不定就瞒过去了；二来也存在瞒住的可能性：“防火防盗防记者”，只要把媒体控制住，就八九不离十。前一段网上盛传½¬苏某县化工厂出事后，全县上下全体动员，最终让媒体记者全部铩羽而归的故事，相信不是空穴来风。
　　权衡利弊，两害之中取其轻。官员都是人，压力下非让他们选择的话，多半会倾向于选择不作为，出了事再设法处置，能瞒则瞒，实在瞒不了则自认倒霉。也许更糟的是，真正老实作为的官员，在事故处理中，未必会比那些耍奸弄滑的人下场更好。老实人吃亏，是现阶段官场的严酷现实，很多时候耍滑者作的恶，最后却是老实人顶雷，这无疑起了鼓励人们作伪的反向激励作用。
　　因此，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问责制能否最大限度地遏制重大事故的发生，是不是会导致事故依旧，但大家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隐瞒，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问责的力度越大，做官的风险越高，官员们趋利避害的动机就越强烈。
　　历史上，一种制度设计导致相反效果的事有很多。比如中唐之后，设置监军，原¬本为了防止军队叛逃，但监军来了之后，不仅叛逃问题没解决，将领反而对宦官的指手»¬脚更反感，即使不叛变，也使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再比如，明初废相是为了防止大臣专权，但结果却造成了太监专权，而且专得非常离谱，比大臣专权还要糟上一万倍。
　　因此，现在的重大事故问责制大有完善的必要。首先，不仅应有行政系统的垂直问责，更应有同级人大的平行问责，因为理论上地方官员都是人大选举出来的。事实上，只要人大制度被激活，运用它宪法上应有的权力，这种问责会更有力有效。人大代表是当地人，对当地的建设包括安全建设的关切度比官员要高得多，官员要想隐瞒事故，在众目睽睽之下也难得多，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因此，这种问责，或许可以有效地防止官员隐瞒，促使他们向加强安全生产的正向努力。
　　其次，事故的行政问责应该实事求是，把责任细化、科学化，该是ˬ就是ˬ，该负责多少就负责多少，不能胡桃杏子一起数，只要出了事就全体按倒。有些重大事故，死亡人数可能差不多，但性质完全不一样，比如因为不遵守安全生产规章、责任意识µ¬薄导致的列车相撞事故，虽然跟矿难一样有伤亡，根本性质就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行业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属高危行业，尽管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减少事故，但完全杜绝事故是不可能的。同样是矿难，原因各有不同，失职失责者有之，属于天灾者亦有之。因此，事故的问责应有所区分，把责任算到细处，不能粗枝大叶笼而统之，更不能因为群情激愤需要有人负责就扩大处罚面。这样，才能做到让受责者口服心服，真正达到遏制重大事故的效果。
　　其三，应该为媒体监督大开方便之门。作伪的官员真正害怕的，毕竟还是让事件见光。如果媒体监督的渠道畅通，不仅官员的正向努力会得到鼓励，不良媒体的行为也会受到遏制。媒体监督，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监督，这种监督，无论制度设计多么严密，都是必须存在的。
　　最后，必须提醒的一点是，自古以来中国的制度建设都喜欢就事论事，因事设制，为了特定目的，眼前救急打补丁，不大注意这些补丁跟整体制度的Ь调。其实，就问责制度而言，事实上必然涉及中国现存的干部制度，不对这个制度做整体性的修整，仅仅着眼于应急，最大的可能，往往会救了眼前而损害了其他部分，进而伤害制度本身。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