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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关系日益密切且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结合中日双边服务贸易现状，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分析其专业化程度，并实证检验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通过服务贸易，对日本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逐渐加深，而日本却呈现相反现象；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的总体专业化程度较深，且呈现出逐步加深趋势；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服务业市场规模差异度，会对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而服务贸易差异度则表现为显著的负向效应。
关键词：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产业内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1.007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服务贸易大国的中日两国服务贸易呈现出高速发展态势，根据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公布的数据，2000年-2008年，中日两国服务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2.0%和10.5%，且WTO公布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9》显示，2008年中日两国服务出口分别位于第5和第6位，服务进口位于第5和第4位。同时，日本作为中国第4大服务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以及第3大服务逆差来源国，2000年-2008年，其对中国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以年均22.3%和10.8%的速度快速增长。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服务贸易关系十分密切，再加上在地理、文化等方面的有利因素，使得两国双边服务贸易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深入分析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对两国双边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和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与日本服务贸易逆差局面的扭转，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目前国内外关于服务贸易专业化的相关研究文献较少，Bobirca和Miclaus[1-2]在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研究时，采用贸易重叠指数（TO）分析了两国与欧盟25国的服务贸易专业化结构。Grigorovic[2]运用Krugman专业化指数、Grubel-Lloyd指数及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罗马尼亚与欧盟25国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进行了分析。国内的相关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方面，比如崔日明和陈付愉[3]，王涛和姜伟[4]及陈双喜和王磊，都有论述[5]。而在服务贸易专业化方面，国内学者尚未涉足。鉴于此，本文采取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公布的相关数据，同时，考虑到多数服务企业在非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运营而决定的，服务部门产业内贸易处于较高水平[6]的现实，本文在分析中日双边服务贸易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对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测度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双边服务贸易现状
1.服务市场融入程度。Marwah和Klein[7]提出了衡量一国在全球贸易中参与程度的贸易熵指数（trade entropy index，TEI），若一国拥有较高的贸易熵指数，则意味着该国贸易集中度较低，即世界贸易参与度较高；反之，则参与度较低。之后，贸易熵指数逐渐被应用于衡量一国通过贸易融入另一国市场的程度，如Simsek等的研究[8]。融入程度是深入分析两国产业内或产业间贸易的基础[9]。因此，本文将贸易熵指数进一步应用于双边服务贸易，对中日两国通过双边服务贸易融入另一方服务市场的程度进行分析，其计算公式为：
TEIA•Bx=∑iailn(1/ai),且ai=xA•Bi/∑xA•Bi （1）
TEIA•Bm=∑ibiln(1/bi)，且bi=mA•Bi/∑mA•Bi （2）
式中：TEIA•Bx和TEIA•Bm分别为A国对B国服务出口与进口的熵指数；xA•Bii和mA•Bi分别为A国服务行业i对B国的服务出口和进口。TEIA•Bx和TEIA•Bm值越大，表明A（B）国通过双边服务贸易对B（A）国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越深。
2.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Grubel-Lloyd指数是分析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一个常用指数，但该指数是对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静态分析。Brülhart[10]提出了用于动态分析产业内贸易水平的Brülhart-B指数，该指数采取进出口增加额的方式来体现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动态变化。本文采取Brülhart-B指数来分析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各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BA•Bi=|ΔxA•Bi-ΔmA•Bi|/|ΔxA•Bi|+|ΔmA•Bi|（3）
式中：BA•Bi为AB两国服务行业i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且B∈[0,1]；△xA•Bi和△mA•Bi分别为A国服务行业i对B国的出口与进口变动量。当BA•Bi=0时，两国服务行业i的双边贸易完全是产业内贸易；当BA•Bi=1时，两国服务行业i的贸易完全是产业间贸易；0 (二)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
Finger和Rosa[11]提出了用于分析两国贸易专业化程度的贸易重叠指数（trade overlap index，TOI），该指数是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来衡量两国的贸易专业化程度[1-3]。本文将运用贸易重叠指数来分析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的专业化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TOA•Bi=2min(xA•Bi,mA•Bi)/(xA•Bi+mA•Bi（4）
式中：TOA•Bi为AB两国服务行业i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且TOA•Bi∈[0,1]；xA•Bi和mA•Bi分别为A国服务行业i对B国的出口与进口。TOA•Bi指数越接近1时，AB两国服务行业i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越高；反之，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越低。
(三)数据说明
本文分析所需相关数据的来源如下：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和各服务行业数据以及中日服务进出口总额数据均来自于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人民币兑日元汇率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日服务业GDP数据、人均服务业GDP数据及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均来源于WB Database。其中，两国人均服务业GDP数据采用各年服务业GDP除以当年人口得出；人口数据是按照WB Database公布的两国各年GDP除以人均GDP得出。
二、双边服务贸易现状及专业化程度
(一)双边服务贸易现状
1.服务市场融入程度。采取贸易熵指数衡量的服务市场融入程度能够较好地反映中日双方对对方服务市场的渗透程度，是推进双边贸易快速发展的核心基础。本文采取日本对中国各服务行业的进出口数据，得到日本对华服务出口和进口的熵指数，见表1。
可以看出，日本对华服务出口和进口熵指数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趋势，其中，日本对华服务出口熵指数在2000年-2008年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说明日本通过服务出口对中国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逐渐减小；而日本对华服务进口熵指数在2001年达到最大值1.50后，在2002年- 2004年间呈现下降趋势，但自2004年触底以来，直至2008年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服务出口对日本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呈现逐渐加深趋势，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对日服务出口提供了较强的市场推动力。
2.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已有的研究发现，产业内贸易是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分析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表2给出了反映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Brülhart-B指数。
可以看出，2000年-2008年间，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Brülhart-B指数为0.27，说明在长期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较高，双边服务贸易发展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同时，从短期来看，除2000年-2001年Brülhart-B指数较大外，其他各年均较小，尤其是2004年-2005年，Brülhart-B指数只有0.09，说明短期内的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发展也以产业内贸易形式为主。
从服务业各行业来看，在长期上，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及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四个服务行业的贸易发展主要以产业内贸易形式为主，而其他服务行业的贸易发展主要以产业间贸易形式进行。但是，在短期内，除版权及许可费和政府服务的双边贸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产业间贸易特征外，其他服务行业的Brülhart-B指数波动较大，双边贸易发展形式表现的并不明显。
从服务业各行业来看，在长期上，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及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四个服务行业的贸易发展主要以产业内贸易形式为主，而其他服务行业的贸易发展主要以产业间贸易形式进行。但是，在短期内，除版权及许可费和政府服务的双边贸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产业间贸易特征外，其他服务行业的Brülhart-B指数波动较大，双边贸易发展形式表现的并不明显。
(二)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
确定了产业内贸易是中日双边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本文进一步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对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及各行业的贸易专业化程度进行分析，具体测算结果见表3。
可以看出，总体服务业的TO指数在2002年出现微弱的下降现象，由2001年的0.61下降到2002年的0.59；之后2年则表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TO指数分别为0.62和0.68；且在2005年出现小幅下降之后，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TO指数达到0.82；但2007和2008年又呈现出下降趋势，TO指数均为0.7。总之，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专业化程度较深且呈现出逐步加深趋势。
具体到各服务行业，2000年-2008年，运输及建筑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较深；旅游及通信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呈现快速深化趋势，且在2008年旅游服务已完全实现产业内贸易专业化，通信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也已达到0.95；保险、金融、其他商务服务及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在2000年-2004年呈现出逐渐深化趋势，但在2004年达到最高点之后，直至2008年，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计算机及信息服务、版权及许可费及政府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一直较低，说明这三类服务行业的双边贸易主要表现为产业间贸易专业化。
三、专业化程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设定
在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影响因素分析方面，本文分别从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选取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变量。国家层面选取两国需求结构差异度、汇率及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三个变量作为其主要影响因素；同时，选取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服务市场规模差异度、双边服务贸易差异度三个变量作为产业层面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影响因素的具体设定见表4。
首先，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专业化程度是在各服务行业专业化程度的基础上，采用加权方式得出。其次，关于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服务市场规模差异度和需求结构差异度的计算，均是在采取Balassa[12]提出的用于衡量两国经济发展相对不平衡指数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不同的权重计算而得，其中，采取一国人均服务业GDP占两国总人均服务业GDP比重作为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的权重[13-19]；
采取服务业GDP替代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权重中的人均服务业GDP，此时Balassa相对不平衡指数可用来衡量服务市场规模差异度[13-19]；采取一国人均收入占两国总人均收入的比重作为Balassa相对不平衡指数的权重时，该指数又可以用来衡量两国需求结构差异度[14]。再次，双边服务贸易差异度是将Fontagne等[15]提出的衡量产业内贸易产品差异指数应用于双边服务贸易而得出，该指数能够同时考虑到贸易产品或服务的横向和纵向差异。最后，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是在两国各自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权重而得，权重是两国在双边服务贸易中的出口占双边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 。
(二)计量模型构建
关于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因素，本文已分别从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进行了选取和设定，在此进一步构建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模型，在构建模型过程中，由于多数变量数值小于1，故模型设定无法通过变量取对数形式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只能在回归过程中采取加权等方式进行消除，所构建的模型为：
(三)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实证检验运用计量软件Eviews6.0进行分析，同时在回归过程中采取White heteroskedasticity-consistent standard errors & covariance来降低异方差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5。根据回归结果，模型修正决定系数达到0.930，说明模型能够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状况。此外，除变量QI、EX和DI对TO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P值均小于0.05，即都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
具体来看，中日两国需求结构差异度、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及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分别呈现正向、负向及负向影响效益，但影响效应不显著。这是由于一方面，中日两国在历史、文化及空间方面的因素而导致两国需求格局极为相近，需求结构差异度的增加能够引起产品差异度的提高，从而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生；另一方面，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能够影响两国的资本-劳动比率差异度，差异度越大，产业内贸易水平越低。而在汇率影响因素方面，汇率变动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复杂多变，故本币汇率的升值并不一定会提升产业内贸易水平[16]。
在影响显著的变量中，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差异度会对两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即随着服务贸易失衡规模的上升，其产业内贸易水平会逐渐降低。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服务业市场规模差异度会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一方面，服务业的贸易壁垒越高，则其产业内贸易水平越低；另一方面，由于多数产品的差异性是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实现的，市场规模差异度的增加能够提升两国产品的差异度，进而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对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的相关研究，得出结论如下：其一，双边服务贸易现状。首先，在服务市场融入程度方面，日本通过服务出口对中国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逐渐减小，而中国对日本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却呈现逐渐加深趋势。其次，不论从短期内还是长期上来看，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发展都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其二，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总体上来看，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较深，且呈现出逐渐加深趋势；具体到各服务行业，运输及建筑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较深，旅游及通信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呈现出快速加深趋势，而保险、金融、其他商务服务及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在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此外，计算机及信息服务、版权及许可费以及政府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较低。其三，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因素。中日两国需求结构差异度、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及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对两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影响不显著；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服务业市场规模差异度则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而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差异度却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
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形式以及专业化程度的逐渐加深揭示了两国服务贸易结构具有较强的趋同性，同时也推动了两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在中国对日本服务市场融入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时，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传统的服务行业，如旅游、运输等方面，在一些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如计算机及信息服务、版权及许可费等方面，其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却较低。对于中国而言，当前的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状况势必会减缓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且不利于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对日本服务贸易逆差局面的扭转。因此，中国应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政策。
在服务业发展方面，中国服务业发展体现出较为严重的行业不平衡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服务行业比重较大，2001年-2009年的增加值占服务业总增加值的平均比重达到33.3%，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则较为滞后。中国应加大在传统服务业的科技和人力投入，以保持传统服务项目的原有优势；同时，要拓展服务业新领域，通过在技术、管理、人力方面的突破以及构建良好的发展软环境来创新服务业竞争优势，发展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使其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在服务贸易方面，实证结果显示，服务贸易开放度是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的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因此，应把握中日经贸发展的重要机遇，加强两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逐步消除两国服务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为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此外，要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服务贸易行业协会，发挥行业协会在服务贸易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减少贸易摩擦，为中日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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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rigorovici C.Analysing th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in romania’s services trade[J].Romanian Jou-rnal for Economic Forecasting,2009(6):94-114.
[3] 崔日明,陈付愉.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8(8):51-55.
[4] 王 涛,姜 伟.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问题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0(6):51-56.
[5] 陈双喜,王 磊.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0(8):7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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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张谊浩.汇率变动对产业内贸易影响的一个分析模型[J].世界经济文汇,2003(3):13-21.
（责任编辑 易 明）
Th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ino-Japanese Bilateral Trade in Servic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ra-Industry Trade
WANG Shu-li，LIU Jun
（School of Economics,WUT,Wuhan 430070,Hubei,China）
Abstract：There is a broad space for development due to the increasingly close relationship in Sino-Japanese bilateral trade in services.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bilateral trade in service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of the bilateral trade in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ra-industry,and then,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are analyzed through the method of empirical study,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the degree that integrated into Japan's services market through service trade in China has gradually deepened,but there is a completely opposite phenomenon in Japan;the aggregat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in the bilateral service trade is deep,and the trend of gradually deepening is shown;trade openness and differences in market size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aggregat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but the difference in bilateral service trade shows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Key words：bilateral trade in services;degree of specialization;intra-industry trade
关键词：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产业内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1.007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服务贸易大国的中日两国服务贸易呈现出高速发展态势，根据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公布的数据，2000年-2008年，中日两国服务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2.0%和10.5%，且WTO公布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9》显示，2008年中日两国服务出口分别位于第5和第6位，服务进口位于第5和第4位。同时，日本作为中国第4大服务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以及第3大服务逆差来源国，2000年-2008年，其对中国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以年均22.3%和10.8%的速度快速增长。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服务贸易关系十分密切，再加上在地理、文化等方面的有利因素，使得两国双边服务贸易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深入分析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对两国双边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和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与日本服务贸易逆差局面的扭转，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目前国内外关于服务贸易专业化的相关研究文献较少，Bobirca和Miclaus[1-2]在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研究时，采用贸易重叠指数（TO）分析了两国与欧盟25国的服务贸易专业化结构。Grigorovic[2]运用Krugman专业化指数、Grubel-Lloyd指数及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罗马尼亚与欧盟25国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进行了分析。国内的相关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方面，比如崔日明和陈付愉[3]，王涛和姜伟[4]及陈双喜和王磊，都有论述[5]。而在服务贸易专业化方面，国内学者尚未涉足。鉴于此，本文采取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公布的相关数据，同时，考虑到多数服务企业在非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运营而决定的，服务部门产业内贸易处于较高水平[6]的现实，本文在分析中日双边服务贸易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对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测度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双边服务贸易现状
1.服务市场融入程度。Marwah和Klein[7]提出了衡量一国在全球贸易中参与程度的贸易熵指数（trade entropy index，TEI），若一国拥有较高的贸易熵指数，则意味着该国贸易集中度较低，即世界贸易参与度较高；反之，则参与度较低。之后，贸易熵指数逐渐被应用于衡量一国通过贸易融入另一国市场的程度，如Simsek等的研究[8]。融入程度是深入分析两国产业内或产业间贸易的基础[9]。因此，本文将贸易熵指数进一步应用于双边服务贸易，对中日两国通过双边服务贸易融入另一方服务市场的程度进行分析，其计算公式为：
TEIA•Bx=∑iailn(1/ai),且ai=xA•Bi/∑xA•Bi （1）
TEIA•Bm=∑ibiln(1/bi)，且bi=mA•Bi/∑mA•Bi （2）
式中：TEIA•Bx和TEIA•Bm分别为A国对B国服务出口与进口的熵指数；xA•Bii和mA•Bi分别为A国服务行业i对B国的服务出口和进口。TEIA•Bx和TEIA•Bm值越大，表明A（B）国通过双边服务贸易对B（A）国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越深。
2.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Grubel-Lloyd指数是分析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一个常用指数，但该指数是对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静态分析。Brülhart[10]提出了用于动态分析产业内贸易水平的Brülhart-B指数，该指数采取进出口增加额的方式来体现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动态变化。本文采取Brülhart-B指数来分析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各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BA•Bi=|ΔxA•Bi-ΔmA•Bi|/|ΔxA•Bi|+|ΔmA•Bi|（3）
式中：BA•Bi为AB两国服务行业i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且B∈[0,1]；△xA•Bi和△mA•Bi分别为A国服务行业i对B国的出口与进口变动量。当BA•Bi=0时，两国服务行业i的双边贸易完全是产业内贸易；当BA•Bi=1时，两国服务行业i的贸易完全是产业间贸易；0
Finger和Rosa[11]提出了用于分析两国贸易专业化程度的贸易重叠指数（trade overlap index，TOI），该指数是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来衡量两国的贸易专业化程度[1-3]。本文将运用贸易重叠指数来分析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的专业化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TOA•Bi=2min(xA•Bi,mA•Bi)/(xA•Bi+mA•Bi（4）
式中：TOA•Bi为AB两国服务行业i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且TOA•Bi∈[0,1]；xA•Bi和mA•Bi分别为A国服务行业i对B国的出口与进口。TOA•Bi指数越接近1时，AB两国服务行业i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越高；反之，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越低。
(三)数据说明
本文分析所需相关数据的来源如下：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和各服务行业数据以及中日服务进出口总额数据均来自于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人民币兑日元汇率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日服务业GDP数据、人均服务业GDP数据及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均来源于WB Database。其中，两国人均服务业GDP数据采用各年服务业GDP除以当年人口得出；人口数据是按照WB Database公布的两国各年GDP除以人均GDP得出。
二、双边服务贸易现状及专业化程度
(一)双边服务贸易现状
1.服务市场融入程度。采取贸易熵指数衡量的服务市场融入程度能够较好地反映中日双方对对方服务市场的渗透程度，是推进双边贸易快速发展的核心基础。本文采取日本对中国各服务行业的进出口数据，得到日本对华服务出口和进口的熵指数，见表1。
可以看出，日本对华服务出口和进口熵指数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趋势，其中，日本对华服务出口熵指数在2000年-2008年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说明日本通过服务出口对中国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逐渐减小；而日本对华服务进口熵指数在2001年达到最大值1.50后，在2002年- 2004年间呈现下降趋势，但自2004年触底以来，直至2008年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服务出口对日本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呈现逐渐加深趋势，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对日服务出口提供了较强的市场推动力。
2.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已有的研究发现，产业内贸易是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分析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水平。表2给出了反映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Brülhart-B指数。
可以看出，2000年-2008年间，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Brülhart-B指数为0.27，说明在长期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较高，双边服务贸易发展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同时，从短期来看，除2000年-2001年Brülhart-B指数较大外，其他各年均较小，尤其是2004年-2005年，Brülhart-B指数只有0.09，说明短期内的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发展也以产业内贸易形式为主。
从服务业各行业来看，在长期上，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及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四个服务行业的贸易发展主要以产业内贸易形式为主，而其他服务行业的贸易发展主要以产业间贸易形式进行。但是，在短期内，除版权及许可费和政府服务的双边贸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产业间贸易特征外，其他服务行业的Brülhart-B指数波动较大，双边贸易发展形式表现的并不明显。
从服务业各行业来看，在长期上，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及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四个服务行业的贸易发展主要以产业内贸易形式为主，而其他服务行业的贸易发展主要以产业间贸易形式进行。但是，在短期内，除版权及许可费和政府服务的双边贸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产业间贸易特征外，其他服务行业的Brülhart-B指数波动较大，双边贸易发展形式表现的并不明显。
(二)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
确定了产业内贸易是中日双边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本文进一步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对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及各行业的贸易专业化程度进行分析，具体测算结果见表3。
可以看出，总体服务业的TO指数在2002年出现微弱的下降现象，由2001年的0.61下降到2002年的0.59；之后2年则表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TO指数分别为0.62和0.68；且在2005年出现小幅下降之后，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TO指数达到0.82；但2007和2008年又呈现出下降趋势，TO指数均为0.7。总之，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专业化程度较深且呈现出逐步加深趋势。
具体到各服务行业，2000年-2008年，运输及建筑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较深；旅游及通信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呈现快速深化趋势，且在2008年旅游服务已完全实现产业内贸易专业化，通信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也已达到0.95；保险、金融、其他商务服务及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在2000年-2004年呈现出逐渐深化趋势，但在2004年达到最高点之后，直至2008年，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计算机及信息服务、版权及许可费及政府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一直较低，说明这三类服务行业的双边贸易主要表现为产业间贸易专业化。
三、专业化程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设定
在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影响因素分析方面，本文分别从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选取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变量。国家层面选取两国需求结构差异度、汇率及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三个变量作为其主要影响因素；同时，选取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服务市场规模差异度、双边服务贸易差异度三个变量作为产业层面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影响因素的具体设定见表4。
首先，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总体专业化程度是在各服务行业专业化程度的基础上，采用加权方式得出。其次，关于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服务市场规模差异度和需求结构差异度的计算，均是在采取Balassa[12]提出的用于衡量两国经济发展相对不平衡指数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不同的权重计算而得，其中，采取一国人均服务业GDP占两国总人均服务业GDP比重作为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的权重[13-19]；
采取服务业GDP替代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权重中的人均服务业GDP，此时Balassa相对不平衡指数可用来衡量服务市场规模差异度[13-19]；采取一国人均收入占两国总人均收入的比重作为Balassa相对不平衡指数的权重时，该指数又可以用来衡量两国需求结构差异度[14]。再次，双边服务贸易差异度是将Fontagne等[15]提出的衡量产业内贸易产品差异指数应用于双边服务贸易而得出，该指数能够同时考虑到贸易产品或服务的横向和纵向差异。最后，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是在两国各自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权重而得，权重是两国在双边服务贸易中的出口占双边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 。
(二)计量模型构建
关于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因素，本文已分别从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进行了选取和设定，在此进一步构建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模型，在构建模型过程中，由于多数变量数值小于1，故模型设定无法通过变量取对数形式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只能在回归过程中采取加权等方式进行消除，所构建的模型为：
(三)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实证检验运用计量软件Eviews6.0进行分析，同时在回归过程中采取White heteroskedasticity-consistent standard errors & covariance来降低异方差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5。根据回归结果，模型修正决定系数达到0.930，说明模型能够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状况。此外，除变量QI、EX和DI对TO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P值均小于0.05，即都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
具体来看，中日两国需求结构差异度、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及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分别呈现正向、负向及负向影响效益，但影响效应不显著。这是由于一方面，中日两国在历史、文化及空间方面的因素而导致两国需求格局极为相近，需求结构差异度的增加能够引起产品差异度的提高，从而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生；另一方面，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能够影响两国的资本-劳动比率差异度，差异度越大，产业内贸易水平越低。而在汇率影响因素方面，汇率变动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复杂多变，故本币汇率的升值并不一定会提升产业内贸易水平[16]。
在影响显著的变量中，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差异度会对两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即随着服务贸易失衡规模的上升，其产业内贸易水平会逐渐降低。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服务业市场规模差异度会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一方面，服务业的贸易壁垒越高，则其产业内贸易水平越低；另一方面，由于多数产品的差异性是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实现的，市场规模差异度的增加能够提升两国产品的差异度，进而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对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专业化程度的相关研究，得出结论如下：其一，双边服务贸易现状。首先，在服务市场融入程度方面，日本通过服务出口对中国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逐渐减小，而中国对日本服务市场的融入程度却呈现逐渐加深趋势。其次，不论从短期内还是长期上来看，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发展都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其二，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总体上来看，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较深，且呈现出逐渐加深趋势；具体到各服务行业，运输及建筑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较深，旅游及通信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呈现出快速加深趋势，而保险、金融、其他商务服务及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在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此外，计算机及信息服务、版权及许可费以及政府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较低。其三，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因素。中日两国需求结构差异度、服务业发展不平衡度及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对两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影响不显著；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服务业市场规模差异度则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而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差异度却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
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形式以及专业化程度的逐渐加深揭示了两国服务贸易结构具有较强的趋同性，同时也推动了两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在中国对日本服务市场融入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时，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传统的服务行业，如旅游、运输等方面，在一些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如计算机及信息服务、版权及许可费等方面，其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却较低。对于中国而言，当前的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状况势必会减缓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且不利于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对日本服务贸易逆差局面的扭转。因此，中国应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政策。
在服务业发展方面，中国服务业发展体现出较为严重的行业不平衡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服务行业比重较大，2001年-2009年的增加值占服务业总增加值的平均比重达到33.3%，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则较为滞后。中国应加大在传统服务业的科技和人力投入，以保持传统服务项目的原有优势；同时，要拓展服务业新领域，通过在技术、管理、人力方面的突破以及构建良好的发展软环境来创新服务业竞争优势，发展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使其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在服务贸易方面，实证结果显示，服务贸易开放度是中日双边服务产业内贸易专业化程度的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因此，应把握中日经贸发展的重要机遇，加强两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逐步消除两国服务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为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此外，要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服务贸易行业协会，发挥行业协会在服务贸易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减少贸易摩擦，为中日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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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易 明）
Th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ino-Japanese Bilateral Trade in Servic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ra-Industry Trade
WANG Shu-li，LIU Jun
（School of Economics,WUT,Wuhan 430070,Hubei,China）
Abstract：There is a broad space for development due to the increasingly close relationship in Sino-Japanese bilateral trade in services.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bilateral trade in service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of the bilateral trade in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ra-industry,and then,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are analyzed through the method of empirical study,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the degree that integrated into Japan's services market through service trade in China has gradually deepened,but there is a completely opposite phenomenon in Japan;the aggregat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in the bilateral service trade is deep,and the trend of gradually deepening is shown;trade openness and differences in market size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aggregat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but the difference in bilateral service trade shows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Key words：bilateral trade in services;degree of specialization;intra-industry tr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