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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信中得知陈忠实先生谢世的消息后,妻子第一时间就告诉我:陈老师走了。此时,我们全家正在万里之外的阿联酋,领略这个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沙漠国家的独特风情。我当即就抱歉地对妻子和儿子说:我要一个人静一静。
面对蔚蓝色的波斯大海湾,我默默地坐了一个上午,又默默地坐了一个下午。满脑子都是那张遍布黄土沟壑浮雕般的脸,我总觉着,先生没有走。
那天,我去南郊先生工作室聊天。不知怎的,扯到了中国文学在世界传播的话题。我说,大凡世界级的文学名著,大抵上都有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的经历。这个传播过程中,作品因能给世界读者以精神鼓励、智慧启示和情感抚慰而活的更长久。《白鹿原》面世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有世界上使用最广泛语言英语的出版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先生当时狠劲地抽了口雪茄,直截了当地回应:“问题出在我身上。”据先生回忆,早在2000年前后,法国一家出版社来找,要出法文版。临签约时,法方说还想出别的语言版本,要将其他外语版一并签出。“我想,人家把咱的书翻译到其他国家,是好事,也没往深处细想,稀里糊涂就签了字。”2012年出版的《白鹿原》法文版,成为继日文、韩文和越南文版之后小说的第四个外文版。先生告诉我,这十多年来,“至少有六七拨人来谈过出英文版的事”,美国一家大出版社还派人到北京,找到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甚至还来西安找到他,想取得英文版的授权,“但,因为有和法国签的那个合同在”,所以出英文版的事就搁下了。
听完这些,我很愤然:这事,怪先生,也不能怪先生。毕竟,一个作家不可能是精通知识产权的律师。直觉告诉我,这个洋合同,是郁结在先生心头的一个隐痛。征得先生同意,我后来写了篇《当心 洋合同暗算中国作家》公开披露此事,为中国作家维权鼓与呼。所幸,此事得到了中国作协的重视。
那一天,先生还兴致很高地讲了越南文版的事。上世纪末的某天,经朋友推荐,一位在越南留学的中国青年来见先生,说越南有读者想出版越文版,不知先生是否有意。得到先生的应允后,不久一位越南老太太便飞到西安,如愿拿到了先生的授权。
大概两三年后,再次碰到那个留学生,先生才知道越南文版《白鹿原》已由舰港出版社出版,并在越南大小书店上架销售。于是,先生就出了机票的费用委托该留学生捎本样书。先生说,当时想的不周全,那个学生娃也老实,只捎回来一本越文版《白鹿原》。陈忠实文学馆在白鹿原落成后,这部上下两册的越文版就以展品形式“定居”其中。结果是,“我手头也没得越文版,有时想翻一下都不能……”
听到这里,我便接话:可以托人来找一本越文版《白鹿原》。那一刻,先生眼里流出一缕明亮的神光。
我没有料到的是,寻找越文版《白鹿原》会那么艰难——
考虑到越南从地理上距离中国广西最近,我便委托文友、北海文联董晓燕主席代为寻找。大约两三个多月后,董来电说:先委托几家旅行社的导游去越南找,但没有找到;后来,又委托北海驻越南办事处的朋友找,还是没有找到。
于是,我便发动其他去越南办事的文朋诗友代为寻找。接连找了几个月,依然没有结果。
没有办法,我去母校陕西师大求救。汉学院院办的张丽老师告诉我,正好有河内大学的教师在师大留学,而且其家人在政府部门工作,可以委托其寒假时代劳。
在绿意盎然的师大校园,我急切地把这消息告诉给了先生。为确保落实,我还当即提醒先生,最好能将越文版书的封面和版权页各复印一份,以备河内大学老师带回去比照之用。很快,先生安排陈忠實文学馆的工作人员照办。不久,又通知我随后到陕西作协杨毅处去取复印件。
我想,这回总该能为先生找到一本越南文版的《白鹿原》了吧。
2013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张丽的电话:“真抱歉,还是没找到。”同时,她还告诉我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真相:河内大学的这位老师,找遍河内大小书店没有发现目标,就专程跑到舰港去寻找,但依然没有结果。最后,便动用家人在政府部门的人脉,还真的查找到了舰港出版社的相关记录资料。资料显示,舰港出版社是一个私人在1999年出资注册的,该社在只出版了一本越文版的《白鹿原》后,就自行宣告破产了。遗憾的是,当时所留电话打不通,注册办公地也已易主。
我立即联系先生,告诉所获得的最新信息。
我推测,舰港出版社的申请注册人,应该就是取得授权的越南老太太。如果这个推测是真的话,那么这个越南老太太实在太可爱、太伟大了。为用家乡的语言来传播自己喜爱的中国小说,她以一个读者的虔诚和力量,将50万汉字的《白鹿原》翻译成越南文,还成立出版社斥资印刷出版。这样的事情,在世界文学史和出版史上也是罕见的。
虽然,帮助先生寻找越文版《白鹿原》未遂,但却证明《白鹿原》是跨越国界的优秀作品。
想起这段未竟的往事,念及先生给予我的诸多帮助,诸多人生感慨和遗憾郁结心头,一时间竟难以呼吸。突然,想到白嘉轩在朱先生谢世后喊出的那句悲叫:“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
面对蔚蓝的波斯大海湾,我默默地看沉落的夕阳一点点地将余晖洒向大海深处。满脑子都是那张遍布黄土沟壑浮雕般的脸,我总觉着,先生没有走。
栏目责编:丁小龙 马小盐
面对蔚蓝色的波斯大海湾,我默默地坐了一个上午,又默默地坐了一个下午。满脑子都是那张遍布黄土沟壑浮雕般的脸,我总觉着,先生没有走。
那天,我去南郊先生工作室聊天。不知怎的,扯到了中国文学在世界传播的话题。我说,大凡世界级的文学名著,大抵上都有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的经历。这个传播过程中,作品因能给世界读者以精神鼓励、智慧启示和情感抚慰而活的更长久。《白鹿原》面世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有世界上使用最广泛语言英语的出版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先生当时狠劲地抽了口雪茄,直截了当地回应:“问题出在我身上。”据先生回忆,早在2000年前后,法国一家出版社来找,要出法文版。临签约时,法方说还想出别的语言版本,要将其他外语版一并签出。“我想,人家把咱的书翻译到其他国家,是好事,也没往深处细想,稀里糊涂就签了字。”2012年出版的《白鹿原》法文版,成为继日文、韩文和越南文版之后小说的第四个外文版。先生告诉我,这十多年来,“至少有六七拨人来谈过出英文版的事”,美国一家大出版社还派人到北京,找到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甚至还来西安找到他,想取得英文版的授权,“但,因为有和法国签的那个合同在”,所以出英文版的事就搁下了。
听完这些,我很愤然:这事,怪先生,也不能怪先生。毕竟,一个作家不可能是精通知识产权的律师。直觉告诉我,这个洋合同,是郁结在先生心头的一个隐痛。征得先生同意,我后来写了篇《当心 洋合同暗算中国作家》公开披露此事,为中国作家维权鼓与呼。所幸,此事得到了中国作协的重视。
那一天,先生还兴致很高地讲了越南文版的事。上世纪末的某天,经朋友推荐,一位在越南留学的中国青年来见先生,说越南有读者想出版越文版,不知先生是否有意。得到先生的应允后,不久一位越南老太太便飞到西安,如愿拿到了先生的授权。
大概两三年后,再次碰到那个留学生,先生才知道越南文版《白鹿原》已由舰港出版社出版,并在越南大小书店上架销售。于是,先生就出了机票的费用委托该留学生捎本样书。先生说,当时想的不周全,那个学生娃也老实,只捎回来一本越文版《白鹿原》。陈忠实文学馆在白鹿原落成后,这部上下两册的越文版就以展品形式“定居”其中。结果是,“我手头也没得越文版,有时想翻一下都不能……”
听到这里,我便接话:可以托人来找一本越文版《白鹿原》。那一刻,先生眼里流出一缕明亮的神光。
我没有料到的是,寻找越文版《白鹿原》会那么艰难——
考虑到越南从地理上距离中国广西最近,我便委托文友、北海文联董晓燕主席代为寻找。大约两三个多月后,董来电说:先委托几家旅行社的导游去越南找,但没有找到;后来,又委托北海驻越南办事处的朋友找,还是没有找到。
于是,我便发动其他去越南办事的文朋诗友代为寻找。接连找了几个月,依然没有结果。
没有办法,我去母校陕西师大求救。汉学院院办的张丽老师告诉我,正好有河内大学的教师在师大留学,而且其家人在政府部门工作,可以委托其寒假时代劳。
在绿意盎然的师大校园,我急切地把这消息告诉给了先生。为确保落实,我还当即提醒先生,最好能将越文版书的封面和版权页各复印一份,以备河内大学老师带回去比照之用。很快,先生安排陈忠實文学馆的工作人员照办。不久,又通知我随后到陕西作协杨毅处去取复印件。
我想,这回总该能为先生找到一本越南文版的《白鹿原》了吧。
2013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张丽的电话:“真抱歉,还是没找到。”同时,她还告诉我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真相:河内大学的这位老师,找遍河内大小书店没有发现目标,就专程跑到舰港去寻找,但依然没有结果。最后,便动用家人在政府部门的人脉,还真的查找到了舰港出版社的相关记录资料。资料显示,舰港出版社是一个私人在1999年出资注册的,该社在只出版了一本越文版的《白鹿原》后,就自行宣告破产了。遗憾的是,当时所留电话打不通,注册办公地也已易主。
我立即联系先生,告诉所获得的最新信息。
我推测,舰港出版社的申请注册人,应该就是取得授权的越南老太太。如果这个推测是真的话,那么这个越南老太太实在太可爱、太伟大了。为用家乡的语言来传播自己喜爱的中国小说,她以一个读者的虔诚和力量,将50万汉字的《白鹿原》翻译成越南文,还成立出版社斥资印刷出版。这样的事情,在世界文学史和出版史上也是罕见的。
虽然,帮助先生寻找越文版《白鹿原》未遂,但却证明《白鹿原》是跨越国界的优秀作品。
想起这段未竟的往事,念及先生给予我的诸多帮助,诸多人生感慨和遗憾郁结心头,一时间竟难以呼吸。突然,想到白嘉轩在朱先生谢世后喊出的那句悲叫:“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
面对蔚蓝的波斯大海湾,我默默地看沉落的夕阳一点点地将余晖洒向大海深处。满脑子都是那张遍布黄土沟壑浮雕般的脸,我总觉着,先生没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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