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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大院的概况及其名字的由来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由《红旗》杂志改名而来），办公所在地在今北京市沙滩北街２号大院，简称
“沙滩大院”。当年，《红旗》杂志创刊时就在这里。这里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地，在它之前，是北京大学校址。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成立于１８９８年，地址在现在的沙滩后街北侧中段，即现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院内。此地明朝时叫马神庙，清代是乾隆皇帝的女儿和嘉公主府邸。学堂就办在已闲置的公主府内，并在公主府西侧花园建造了学生宿舍，称为西斋，也称第一学生寄宿舍。后来学校逐步扩大，向东发展。２０世纪初，在原清代内务府所属汉花园大街（即现在的五四大街）北侧、北河沿大街西侧、沙滩北街东侧之间，开建了新校园。校园东半部开辟一大操场，此院就被称为操场大院。清末民初的地图上就是这么标的，以后才称为北大一院，即文学院（原马神庙旧校址为北大二院，即理学院）。操场南端靠近大街处，于１９１６年动工兴建了一座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教学大楼，因全楼用红砖砌就，故人们称之为“红楼”。１９１８年完工后，学校一些行政部门就搬进此楼，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等均在此楼办公。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到１９１９年春，毛泽东曾在一层西端的阅览室工作过。操场北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修建了学生宿舍，各单元秩号以《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命名，也称第三学生寄宿舍。
大院的西半侧布局为：南边靠近大街即“红楼”的西侧，建立了学生宿舍，名为东斋，也称第二学生寄宿舍。东斋以北，为学生餐厅和礼堂并列。再往北，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蒋梦麟掌北大校印时建造的图书馆，楼为倒山字形二层，东西两翼，上下各有两个大阅览室；主楼中间为借书大厅，向北伸延部分为书库；主楼两端向北均有侧楼，也是二层，东侧每层各有四个单间，西侧每层各有八个单间共２４个研究室，供教学人员阅览、研究、备课使用。此楼已被北京市列入北京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图书馆再往北，为一典型的四合院，前有垂花门，进门有回廊，东西为厢房，正房坐北朝南，五开间，东西两端有耳房相连；正房后有一狭长小院，北侧有一排平房即后罩房。此处原为清代乾隆时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府邸，光绪时由其孙松椿承袭公爵入住，时称松公府。１９３１年为北大购得，作为校本部的办公处。１９４７年，为纪念蔡元培，命此处为“孑民纪念堂”，简称“孑民堂”。再往北，有一灰白色三层东西走向的长条教学楼，即北大文史楼。
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北大由城内全部搬迁到西郊燕京大学所在地——燕园内。沙滩大院改为北大工农速成中学。１９５４年划拨给中央宣传部。中宣部原在中南海办公，得此院后，即在操场中部盖起地下一层、地上五层的办公大楼。大院内除将东斋拆掉，新盖了工作人员宿舍外，其他建筑没有动。学生宿舍变为职工宿舍，文史楼一、二层为幼儿园，“孑民堂”成了会议室。变动大的是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把“红楼”划到院外，调拨给国家文物局使用。现在，“红楼”被辟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１９５８年《红旗》杂志创刊时，是以中央政治研究室为基础创办的。当时政研室在西郊万寿路，办刊物不方便，经中央办公厅统筹，中央宣传部把沙滩的办公大楼三、四层西侧及五层全部房间划归《红旗》杂志和政研室使用。
这里交代一下沙滩大院之“沙滩”称呼的由来及周围地貌、地名近百年来的演变情况。“红楼”初建时，其南侧大街叫汉花园大街。那时一提汉花园，人们都知道是北京大学所在地。大院东墙外有一条河，是明清皇城内的玉河。民国后，河水已干枯，河床里有裸露的沙石，两岸长有稀疏的柳树，“沙滩”之名即由此而来。汉花园大街与河道交叉处，建有东西向石桥一座，叫汉花园桥，直到１９５５年初才拆桥填河，修成平坦的大路，就是现在的南、北河沿大街。原河东侧即为皇城的东城墙。此墙分别于１９１７年及１９２３年拆除后建了民居。１９９９年，民居被拆迁，建成了今日的东皇城根遗址公园。大院西侧街原叫松公府夹道，因原松公府在此路东侧而得名，１９６５年改称沙滩北街，汉花园大街也在“文革”初期改叫五四大街了。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我一直工作和生活在这里（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干校６年），看了一些前人有关这里的回忆文章，加上自己的感受，大院中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实在太让人回味和难以忘怀了。
江泽民对沙滩大院这个地方曾有过概括介绍。他说：这里“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民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的著名活动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一些著名的进步学者，都曾在这里工作过或学习过”。我们以此为线索分别说说。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蔡元培于１９１７年１月４日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之职，１９１８年“红楼”竣工后即搬入二层西侧办公。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是维新运动的产物，是按西方新式教育制度建立的新式学校。但学校初设时招收的学生是当时的官员，所以，对学生称呼为老爷，对教师称呼为中堂或大人。曾有一篇文章记述上体育课时的一个花絮——体育教师喊口令：“立正，老爷！”“稍息，老爷！”今天看来是笑话，而这确是当时的实情。民国以后，情况有所改变，但学生绝大多数为官僚及富家子弟，学习只为混得一纸文凭，以便为毕业后谋得一个好职业。学校充满官僚衙门习气，陈腐不堪。因此许多人都劝蔡元培不要当校长，以免掉进去出不来。蔡元培还是去了，他有他的抱负。
到任后，蔡元培即提出：大学应当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他推行“兼容并包”的方针，并积极寻求新式先进人物做教授。经人介绍，他首聘因编《新青年》杂志而名声大噪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聘请留日归国的李大钊为图书馆馆长，聘请一批留美归来的留学生如胡适等人为教授，支持他们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主张，把新鲜空气引进北大，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正是他的“兼容并包”方针，允许并支持教师、学生课外研究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北大课堂。他对学生从事的反帝爱国进步活动持不同看法，但并没有压制。相反，当学生因爱国活动受到镇压时，他挺身而出，加以保护。在他逝世后，毛泽东曾题词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陈独秀于１９１５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提出思想革命主张，在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半年后，杂志更名为《新青年》。１９１７年他到北大，也把杂志带了进来。之后，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等人轮流主编。它聚集了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代表人物，当时许多震撼文坛和思想界的名篇都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如鲁迅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里程碑式的革命文学作品，以及一些笔锋犀利深刻的杂文、随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吴虞号召“打倒孔家店”的檄文等，形成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坚强阵地。《新青年》编辑部设在五四大街南侧不远的箭杆胡同陈独秀住宅内，但这些骁将们主要活动地点是在北大，在沙滩大院。鲁迅从１９２０年８月起直到１９２６年离开北京，一直在北大任课，讲授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课。因此，这里成为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策源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处理战后事宜，实际上是几个取胜强国把持的分赃会议。他们把中国代表提出的正当要求排斥于会外，却承认日本强占中国胶州湾的要求。这极大刺激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北京大学等学校的学生首先行动，数千人于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下午在“红楼”后面的大操场集合，然后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短短一个月内，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形成全国性的反帝、反卖国政府运动，迫使北洋反动政府不得不接受学生的爱国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北大学生在这场爱国运动中起了先锋带头作用。这一光荣传统薪火相传。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３日，“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会”在民主广场举行，北京学生总会党团书记陈毅任大会主席，并发表演说。在日本侵略者大举侵略华北的紧急关头，北大学生与清华等各大中学校学生一起发动了“一二·九”抗日救亡游行，推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又发生了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以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１９４７年６月１日，北平各校学生代表聚集沙滩大院，正式命名大操场为“民主广场”。“红楼”成为这些悲壮、激烈的历史活剧的见证者。
中共初创时期最早组织的产生地
沙滩大院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最早组织的产生地。当时，中国有一批受十月革命影响、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考虑成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即被捕入狱，释放后又遭通缉，不能再在北京了。在李大钊送他去上海的路上，两人相约分别在南北两地筹建党的组织。由于李大钊坚持不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１９２０年３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到中国，找到李大钊，研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李又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找陈独秀。在李大钊积极筹划下，北京第一个党组织——共产党小组在北大成立，１１月更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北京小组曾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过促进作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成立，高君宇当选为书记。１９２２年１月，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在北大创刊。１９２１年７月，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约有５０名党员，其中近四分之一为北大师生。而共产党的名称也是由陈独秀与李大钊商定，在党的一大会上通过的。
陈独秀于１９２０年初回上海时，又把《新青年》带回了上海。在筹划建党过程中，确定《新青年》作为党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谁曾想到，３８年后，中共中央又在它在北方的最早诞生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最集中宣传地的沙滩大院，创立了作为执政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真是让人回味无穷，感慨万千。历史潮流，由涓涓细流发展到巨浪滔天、席卷大地、势不可当，发人深省。
北大迁走，中宣部搬到这里办公后，新中国思想文化战线、意识形态领域里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几乎都同大院有关。宣、教、文、体、卫部门领导，各界专家、名流经常进出大院，或开会，或座谈，或办事，这是常事。每年一次的宣传工作、文教工作会议，各类报告会经常在教育楼举行，小轿车停满沙滩大院。这在当时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这里，每逢周末都放映最新电影，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等人都是常客，普通干部也可以观看。
当时，《红旗》的具体编务出版工作由副总编辑胡绳、邓力群主持，他们经常召集大家传达中央有关精神、领导指示，或结合国内外情况及编辑要求作形势报告，或主持撰写文章、修改文章。１９６４年以后，编辑部的工作由副总编辑范若愚主持，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文化大革命”中的沙滩大院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文化部首当其冲，均属被砸烂之列。“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是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之一。１９６６年５月３０日，中宣部大楼内开始出现大字报，不几天大楼上下已被大字报贴满。８月下旬开始，各单位可以互相串联，大院一下子热闹起来。首先来中宣部造反的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一派红卫兵。他们在办公大楼大门处贴了这样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横批：“牛鬼蛇神窝”。大院每天挤满了人，串联造反、看大字报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揪斗“阎王”、“判官”的大会小会一个接一个。“声讨”、“批斗”、“打倒”、“砸烂”之声不绝于耳，各种耸人听闻、无限上纲、爆炸式的大字报让人目不暇接。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派陶铸接管中宣部。开始他讲话还有人听，后来就出现了打倒陶铸的大字报。还有由中宣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单位造反派成立的的所谓“批陶联络站”进驻大楼，并编印了《批陶战报》。不久，又发生了外来的造反派夺权闹剧，直到红卫兵停止串联，回原单位闹革命，大院才稍微消停了一下。
１９６７年６月１日，王力、关锋、戚本禹在教育楼召开中宣部全体人员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撤销中宣部的决定。之后，中宣部工作人员都集中到北京市委党校继续搞运动。在这前后，中央文革文艺组、宣传组进驻大楼。沙滩大院便由《红旗》杂志等单位组成的中直沙滩机关行政管理小组负责管理。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旗杂志社是由陈伯达、关锋掌控的单位，他们决不允许外单位人来《红旗》串联，外人也不敢来。《红旗》除对要打倒的所谓“走资派”（邓力群、胡绳、范若愚等）开几次批斗会外，就是把他们关起来审查，编辑出版《红旗》的工作正常进行。陈伯达及文革小组在沙滩大院接见过两次红卫兵，没有搞过其他大的活动。自１９６６年《红旗》第１３期发表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以后，造反派就常常敲锣打鼓来红旗杂志社“报喜”。以后，凡新出版的《红旗》上刊有最高、最新指示，不管深更半夜，还是月落黎明，都会有人前来“报喜”，工作人员也得从宿舍赶来接待。后来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红旗杂志社，“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也开展起来。中共九大以后，大院又搞起了深挖洞工程——建造地下防空工事，地面上原来的绿化带全部被挖出的泥土占据了。１９７６年７月唐山大地震后，家属又在大院搭建地震棚，作为临时安身之所。
“四人帮”垮台后，被砸烂的中央宣传部恢复了建制，但当时中宣部不想回到沙滩大院，于是原来曾在此办公的国务院文化组（后成为１９７５年四届人大之后新成立的文化部一部分）就没动。文化部恢复原来建制后，因原办公地被别的单位占用，便在沙滩大院安营扎寨。全国文联、全国作协恢复活动后因无家可归，便在沙滩大院借几间房办公。人多屋少，怎么办？大家打起了大院空地的主意。各家纷纷抢占地盘，搭建临时建筑。空地占完了，就见缝插针，连树林也不放过，有的房子就把树干包围在内，把树冠留在屋外；平房占地多，就建二层临时建筑……大院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用脏、乱、差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没有人管，有人想管也管不了。这种源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连环恶果，就这么乱着、拖着，让人烦，大家都烦，各方都烦。
沙滩大院的新面貌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５日，胡锦涛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求是》杂志工作汇报。会上，就沙滩大院的彻底整顿，作出几项决定：一、所有临时建筑全部拆除；二、凡在其他地方已建有新的办公处所的一律搬走，凡办公用房有困难的由国家财政拨款另建，外单位在一定期限内全部搬出；三、空出的大院，按北京市总体规划做好绿化工程，中央拨专款给《求是》装修办公大楼与绿化；四、由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牵头协调处理此事。此后，大院内拆除临时建筑、复建绿地工程迅速开展起来，原来整洁、美丽的环境又逐步呈现出来。按照规划，又把大院食堂拆除，扩展为绿地，在其西侧新建了四层综合楼。整个大院布局错落有致，整洁开阔，绿茵铺地，夏槐飘香，冬竹摇翠，春花耀眼，百鸟鸣汇，给人一种久违而又全新的感受。每当漫步在这葱茏静谧、人与自然谐和相亲的境界，心中常常情不自禁地涌起一幕又一幕历史画面，仿佛看到曾经进出过大院的那些吒咤风云的杰出人物，那些为新文化鼓吹呐喊的先驱、骁将，那些意气风发、英勇无畏的革命青年，那些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鸿儒巨匠。他们就在我们的身旁，注视着我们，期盼着我们，令我们深深感到生活、工作在这块地方是一种幸运，一种激励。
（作者注：本文有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查找资料，有些叙述也不一定妥当，现发表出来，以便大家给以指正和提供有关资料。）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由《红旗》杂志改名而来），办公所在地在今北京市沙滩北街２号大院，简称
“沙滩大院”。当年，《红旗》杂志创刊时就在这里。这里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地，在它之前，是北京大学校址。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成立于１８９８年，地址在现在的沙滩后街北侧中段，即现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院内。此地明朝时叫马神庙，清代是乾隆皇帝的女儿和嘉公主府邸。学堂就办在已闲置的公主府内，并在公主府西侧花园建造了学生宿舍，称为西斋，也称第一学生寄宿舍。后来学校逐步扩大，向东发展。２０世纪初，在原清代内务府所属汉花园大街（即现在的五四大街）北侧、北河沿大街西侧、沙滩北街东侧之间，开建了新校园。校园东半部开辟一大操场，此院就被称为操场大院。清末民初的地图上就是这么标的，以后才称为北大一院，即文学院（原马神庙旧校址为北大二院，即理学院）。操场南端靠近大街处，于１９１６年动工兴建了一座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教学大楼，因全楼用红砖砌就，故人们称之为“红楼”。１９１８年完工后，学校一些行政部门就搬进此楼，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等均在此楼办公。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到１９１９年春，毛泽东曾在一层西端的阅览室工作过。操场北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修建了学生宿舍，各单元秩号以《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命名，也称第三学生寄宿舍。
大院的西半侧布局为：南边靠近大街即“红楼”的西侧，建立了学生宿舍，名为东斋，也称第二学生寄宿舍。东斋以北，为学生餐厅和礼堂并列。再往北，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蒋梦麟掌北大校印时建造的图书馆，楼为倒山字形二层，东西两翼，上下各有两个大阅览室；主楼中间为借书大厅，向北伸延部分为书库；主楼两端向北均有侧楼，也是二层，东侧每层各有四个单间，西侧每层各有八个单间共２４个研究室，供教学人员阅览、研究、备课使用。此楼已被北京市列入北京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图书馆再往北，为一典型的四合院，前有垂花门，进门有回廊，东西为厢房，正房坐北朝南，五开间，东西两端有耳房相连；正房后有一狭长小院，北侧有一排平房即后罩房。此处原为清代乾隆时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府邸，光绪时由其孙松椿承袭公爵入住，时称松公府。１９３１年为北大购得，作为校本部的办公处。１９４７年，为纪念蔡元培，命此处为“孑民纪念堂”，简称“孑民堂”。再往北，有一灰白色三层东西走向的长条教学楼，即北大文史楼。
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北大由城内全部搬迁到西郊燕京大学所在地——燕园内。沙滩大院改为北大工农速成中学。１９５４年划拨给中央宣传部。中宣部原在中南海办公，得此院后，即在操场中部盖起地下一层、地上五层的办公大楼。大院内除将东斋拆掉，新盖了工作人员宿舍外，其他建筑没有动。学生宿舍变为职工宿舍，文史楼一、二层为幼儿园，“孑民堂”成了会议室。变动大的是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把“红楼”划到院外，调拨给国家文物局使用。现在，“红楼”被辟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１９５８年《红旗》杂志创刊时，是以中央政治研究室为基础创办的。当时政研室在西郊万寿路，办刊物不方便，经中央办公厅统筹，中央宣传部把沙滩的办公大楼三、四层西侧及五层全部房间划归《红旗》杂志和政研室使用。
这里交代一下沙滩大院之“沙滩”称呼的由来及周围地貌、地名近百年来的演变情况。“红楼”初建时，其南侧大街叫汉花园大街。那时一提汉花园，人们都知道是北京大学所在地。大院东墙外有一条河，是明清皇城内的玉河。民国后，河水已干枯，河床里有裸露的沙石，两岸长有稀疏的柳树，“沙滩”之名即由此而来。汉花园大街与河道交叉处，建有东西向石桥一座，叫汉花园桥，直到１９５５年初才拆桥填河，修成平坦的大路，就是现在的南、北河沿大街。原河东侧即为皇城的东城墙。此墙分别于１９１７年及１９２３年拆除后建了民居。１９９９年，民居被拆迁，建成了今日的东皇城根遗址公园。大院西侧街原叫松公府夹道，因原松公府在此路东侧而得名，１９６５年改称沙滩北街，汉花园大街也在“文革”初期改叫五四大街了。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我一直工作和生活在这里（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干校６年），看了一些前人有关这里的回忆文章，加上自己的感受，大院中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实在太让人回味和难以忘怀了。
江泽民对沙滩大院这个地方曾有过概括介绍。他说：这里“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民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的著名活动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一些著名的进步学者，都曾在这里工作过或学习过”。我们以此为线索分别说说。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蔡元培于１９１７年１月４日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之职，１９１８年“红楼”竣工后即搬入二层西侧办公。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是维新运动的产物，是按西方新式教育制度建立的新式学校。但学校初设时招收的学生是当时的官员，所以，对学生称呼为老爷，对教师称呼为中堂或大人。曾有一篇文章记述上体育课时的一个花絮——体育教师喊口令：“立正，老爷！”“稍息，老爷！”今天看来是笑话，而这确是当时的实情。民国以后，情况有所改变，但学生绝大多数为官僚及富家子弟，学习只为混得一纸文凭，以便为毕业后谋得一个好职业。学校充满官僚衙门习气，陈腐不堪。因此许多人都劝蔡元培不要当校长，以免掉进去出不来。蔡元培还是去了，他有他的抱负。
到任后，蔡元培即提出：大学应当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他推行“兼容并包”的方针，并积极寻求新式先进人物做教授。经人介绍，他首聘因编《新青年》杂志而名声大噪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聘请留日归国的李大钊为图书馆馆长，聘请一批留美归来的留学生如胡适等人为教授，支持他们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主张，把新鲜空气引进北大，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正是他的“兼容并包”方针，允许并支持教师、学生课外研究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北大课堂。他对学生从事的反帝爱国进步活动持不同看法，但并没有压制。相反，当学生因爱国活动受到镇压时，他挺身而出，加以保护。在他逝世后，毛泽东曾题词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陈独秀于１９１５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提出思想革命主张，在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半年后，杂志更名为《新青年》。１９１７年他到北大，也把杂志带了进来。之后，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等人轮流主编。它聚集了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代表人物，当时许多震撼文坛和思想界的名篇都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如鲁迅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里程碑式的革命文学作品，以及一些笔锋犀利深刻的杂文、随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吴虞号召“打倒孔家店”的檄文等，形成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坚强阵地。《新青年》编辑部设在五四大街南侧不远的箭杆胡同陈独秀住宅内，但这些骁将们主要活动地点是在北大，在沙滩大院。鲁迅从１９２０年８月起直到１９２６年离开北京，一直在北大任课，讲授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课。因此，这里成为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策源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处理战后事宜，实际上是几个取胜强国把持的分赃会议。他们把中国代表提出的正当要求排斥于会外，却承认日本强占中国胶州湾的要求。这极大刺激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北京大学等学校的学生首先行动，数千人于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下午在“红楼”后面的大操场集合，然后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短短一个月内，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形成全国性的反帝、反卖国政府运动，迫使北洋反动政府不得不接受学生的爱国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北大学生在这场爱国运动中起了先锋带头作用。这一光荣传统薪火相传。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３日，“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会”在民主广场举行，北京学生总会党团书记陈毅任大会主席，并发表演说。在日本侵略者大举侵略华北的紧急关头，北大学生与清华等各大中学校学生一起发动了“一二·九”抗日救亡游行，推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又发生了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以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１９４７年６月１日，北平各校学生代表聚集沙滩大院，正式命名大操场为“民主广场”。“红楼”成为这些悲壮、激烈的历史活剧的见证者。
中共初创时期最早组织的产生地
沙滩大院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最早组织的产生地。当时，中国有一批受十月革命影响、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考虑成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即被捕入狱，释放后又遭通缉，不能再在北京了。在李大钊送他去上海的路上，两人相约分别在南北两地筹建党的组织。由于李大钊坚持不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１９２０年３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到中国，找到李大钊，研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李又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找陈独秀。在李大钊积极筹划下，北京第一个党组织——共产党小组在北大成立，１１月更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北京小组曾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过促进作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成立，高君宇当选为书记。１９２２年１月，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在北大创刊。１９２１年７月，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约有５０名党员，其中近四分之一为北大师生。而共产党的名称也是由陈独秀与李大钊商定，在党的一大会上通过的。
陈独秀于１９２０年初回上海时，又把《新青年》带回了上海。在筹划建党过程中，确定《新青年》作为党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谁曾想到，３８年后，中共中央又在它在北方的最早诞生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最集中宣传地的沙滩大院，创立了作为执政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真是让人回味无穷，感慨万千。历史潮流，由涓涓细流发展到巨浪滔天、席卷大地、势不可当，发人深省。
北大迁走，中宣部搬到这里办公后，新中国思想文化战线、意识形态领域里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几乎都同大院有关。宣、教、文、体、卫部门领导，各界专家、名流经常进出大院，或开会，或座谈，或办事，这是常事。每年一次的宣传工作、文教工作会议，各类报告会经常在教育楼举行，小轿车停满沙滩大院。这在当时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这里，每逢周末都放映最新电影，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等人都是常客，普通干部也可以观看。
当时，《红旗》的具体编务出版工作由副总编辑胡绳、邓力群主持，他们经常召集大家传达中央有关精神、领导指示，或结合国内外情况及编辑要求作形势报告，或主持撰写文章、修改文章。１９６４年以后，编辑部的工作由副总编辑范若愚主持，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文化大革命”中的沙滩大院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文化部首当其冲，均属被砸烂之列。“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是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之一。１９６６年５月３０日，中宣部大楼内开始出现大字报，不几天大楼上下已被大字报贴满。８月下旬开始，各单位可以互相串联，大院一下子热闹起来。首先来中宣部造反的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一派红卫兵。他们在办公大楼大门处贴了这样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横批：“牛鬼蛇神窝”。大院每天挤满了人，串联造反、看大字报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揪斗“阎王”、“判官”的大会小会一个接一个。“声讨”、“批斗”、“打倒”、“砸烂”之声不绝于耳，各种耸人听闻、无限上纲、爆炸式的大字报让人目不暇接。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派陶铸接管中宣部。开始他讲话还有人听，后来就出现了打倒陶铸的大字报。还有由中宣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单位造反派成立的的所谓“批陶联络站”进驻大楼，并编印了《批陶战报》。不久，又发生了外来的造反派夺权闹剧，直到红卫兵停止串联，回原单位闹革命，大院才稍微消停了一下。
１９６７年６月１日，王力、关锋、戚本禹在教育楼召开中宣部全体人员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撤销中宣部的决定。之后，中宣部工作人员都集中到北京市委党校继续搞运动。在这前后，中央文革文艺组、宣传组进驻大楼。沙滩大院便由《红旗》杂志等单位组成的中直沙滩机关行政管理小组负责管理。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旗杂志社是由陈伯达、关锋掌控的单位，他们决不允许外单位人来《红旗》串联，外人也不敢来。《红旗》除对要打倒的所谓“走资派”（邓力群、胡绳、范若愚等）开几次批斗会外，就是把他们关起来审查，编辑出版《红旗》的工作正常进行。陈伯达及文革小组在沙滩大院接见过两次红卫兵，没有搞过其他大的活动。自１９６６年《红旗》第１３期发表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以后，造反派就常常敲锣打鼓来红旗杂志社“报喜”。以后，凡新出版的《红旗》上刊有最高、最新指示，不管深更半夜，还是月落黎明，都会有人前来“报喜”，工作人员也得从宿舍赶来接待。后来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红旗杂志社，“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也开展起来。中共九大以后，大院又搞起了深挖洞工程——建造地下防空工事，地面上原来的绿化带全部被挖出的泥土占据了。１９７６年７月唐山大地震后，家属又在大院搭建地震棚，作为临时安身之所。
“四人帮”垮台后，被砸烂的中央宣传部恢复了建制，但当时中宣部不想回到沙滩大院，于是原来曾在此办公的国务院文化组（后成为１９７５年四届人大之后新成立的文化部一部分）就没动。文化部恢复原来建制后，因原办公地被别的单位占用，便在沙滩大院安营扎寨。全国文联、全国作协恢复活动后因无家可归，便在沙滩大院借几间房办公。人多屋少，怎么办？大家打起了大院空地的主意。各家纷纷抢占地盘，搭建临时建筑。空地占完了，就见缝插针，连树林也不放过，有的房子就把树干包围在内，把树冠留在屋外；平房占地多，就建二层临时建筑……大院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用脏、乱、差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没有人管，有人想管也管不了。这种源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连环恶果，就这么乱着、拖着，让人烦，大家都烦，各方都烦。
沙滩大院的新面貌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５日，胡锦涛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求是》杂志工作汇报。会上，就沙滩大院的彻底整顿，作出几项决定：一、所有临时建筑全部拆除；二、凡在其他地方已建有新的办公处所的一律搬走，凡办公用房有困难的由国家财政拨款另建，外单位在一定期限内全部搬出；三、空出的大院，按北京市总体规划做好绿化工程，中央拨专款给《求是》装修办公大楼与绿化；四、由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牵头协调处理此事。此后，大院内拆除临时建筑、复建绿地工程迅速开展起来，原来整洁、美丽的环境又逐步呈现出来。按照规划，又把大院食堂拆除，扩展为绿地，在其西侧新建了四层综合楼。整个大院布局错落有致，整洁开阔，绿茵铺地，夏槐飘香，冬竹摇翠，春花耀眼，百鸟鸣汇，给人一种久违而又全新的感受。每当漫步在这葱茏静谧、人与自然谐和相亲的境界，心中常常情不自禁地涌起一幕又一幕历史画面，仿佛看到曾经进出过大院的那些吒咤风云的杰出人物，那些为新文化鼓吹呐喊的先驱、骁将，那些意气风发、英勇无畏的革命青年，那些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鸿儒巨匠。他们就在我们的身旁，注视着我们，期盼着我们，令我们深深感到生活、工作在这块地方是一种幸运，一种激励。
（作者注：本文有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查找资料，有些叙述也不一定妥当，现发表出来，以便大家给以指正和提供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