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原官话洛嵩片“儿系字”的音值差异表现在：洛阳市区及郊区、孟津县等读[？扪]，宜阳县、汝阳县、栾川县、偃师市、洛宁县等读[l？扪]，伊川县、嵩县、新安县等读[？藜r]。这一音值差异的实质是它们处在不同的语音演变层次，[l？扪]的出现早于[？扪]和[？藜r]，[？扪]和[？藜r]应该处于同一阶段，因为舌面元音[？扪]是卷舌韵母[？藜r]扩散至洛阳市区及郊区、孟津县方言时，受该方言发音习惯的影响，产生去卷舌化的结果。造成音值差异的原因是语言接触对语音变化的影响，宜阳、洛宁、栾川等洛阳周边县区“儿系字”读为[l？扪]或[l？藜]或许是受邻近山西方言影响后音值的保留。
关键词：中原官话 洛嵩片 “儿系字” 音值差异 语音演变层次 语言接触
“儿系字”是对“儿、二、贰、而、耳、尔、饵”这几个字的统称，它们属于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1]另外，根据贺巍的《中原官话分区（稿）》，洛阳市区、嵩县、偃师市、孟津县、伊川县、新安县、宜阳县、洛宁县、栾川县在方言片区划分上都属于中原官话洛嵩片。[2]
汉语方言分区虽划入同一个方言片，但内部还是有差异的。中原官话洛嵩片就是如此，洛阳市区、嵩县、偃师市、孟津县、伊川县、新安县、宜阳县、洛宁县、栾川县这些地方方言中的“儿系字”音值并不一致。本文将从音值差异的表现、音值差异的实质和音值差异的原因探析三个方面，对中原官话洛嵩片的“兒系字”音值差异进行仔细研究。
一、音值差异的表现
《洛阳方言志》和《洛阳方言词典》都有提到，“儿系字”在洛阳话中读音为舌面元音[？扪]。但是，这里的洛阳话是以市区的老城话为主的。行政区划属于洛阳市的宜阳县、新安县、孟津县等县，它们的“儿系字”实际读音并非如上所述的那样。
笔者发现，洛阳市区及郊区洛龙区的“儿系字”音值为舌面元音[？扪]，而周边地区，如紧邻市区的宜阳县的“儿系字”音值为[l？扪]或[l？藜]，新安县、伊川县的“儿系字”音值为[？藜r]。显然，它们之间不仅有零声母与边音声母的差别，还有主要元音是卷舌元音还是舌面元音的区别。
前人对这一差异也有描述。贺巍（1982）曾指出，古日母止摄开口“儿耳尔贰二”等字，洛阳市区、孟津今读[？扪]，宜阳、汝阳、栾川、偃师、洛宁今读[l？藜]，伊川、嵩县、新安今读[？藜r]。[5]贺文的观点与笔者的发现相比，中间存有一点不同之处：贺文将宜阳县等县的“儿系字”音值拟为[l？扪]，笔者将宜阳县等县的“儿系字”音值拟为[l？扪]或[l？藜]。一个是自成音节的边音声母，另一个是声母和韵母齐全并且还有可能带卷舌特征的音节。笔者之所以把宜阳县等县的“儿系字”音值拟为卷舌的[l？扪]或非卷舌的[l？藜]，是因为宜阳县城以西读[l？扪]、宜阳县城以东读[l？扪]。如果一定要选择其一的话，笔者将保留[l？藜]这个音。一则，宜阳县城中心地带的读音以[l？扪]居多；二则，[l？扪]是一个非卷舌音，与贺文的[l？扪]实际发音差异不大。
综上所述，可以将中原官话洛嵩片内部的“儿系字”音值差异概括如下：
（1）洛阳型：今读[？扪]。分布在洛阳市区及郊区、孟津县等。
（2）宜阳型：今读[l？扪]。分布在宜阳县、汝阳县、栾川县、偃师市、洛宁县等。
（3）伊川型：今读[？藜r]。分布在伊川县、嵩县、新安县等。
二、音值差异的实质
基于以上内容对中原官话洛嵩片的“儿系字”音值差异描述，笔者不禁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同属于一个方言小片并且地区极其邻近，会出现如此的音值差异呢？其实，上述三种不同的音值是处在不同的语音演变层次。这样的话，就要从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的演变来看以上三种有差异的音值之间的关系。
关于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的演变，不少学者对此有研究。高本汉曾谈到：“官话里[？覺？諺]类字（读[？覺？諺]的“儿系字”）可以这样解释：[？拮i]>[？拮i]>[？拮i]>[？拮？誾]>[？誾？拮]>[ ？拮]>[？覺？諺]等。”[6]李思敬（1986）认为，“儿系字”的音值自金元时期，经历了一个[？諺？尥]>[？尥]>[？誰]的阶段。[7]朱晓农、焦妮娜（2006）从山西晋城方言“儿系字”的读音出发，结合山西、河南方言中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的8类音值，拟测出一个大致的演变过程：[i]→[（z）？誺]→[l]→[？尥]→[？諺]（=[？諺？尥]）→[？読]→[？読u、？蘧r、？読r、？覿]→各种元音。[8]张维佳（2011）指出，官话方言“儿”读音的历史演变路径为：声母擦化（[zi]→[z？誺]）→声韵卷舌化（[？諺？誺]）→声母脱落、韵尾（[？藜？尢]）→韵母卷舌（[？誰]）/卷舌脱落（[e]→[？藓]→[a]→[ɑ]→[o]）/卷舌脱落（[？諺]→[？扪]）。[9]高晓虹（2013）拟测出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的演变过程大致又是这样的：[i]→[？諷i]→[？拶？尢]→[？捺？謀]→[？藜r]等卷舌元音/[？謀] / [z？誺]。[10]王利（2014）以《中原音韵》为参照，认为“儿”系字在元代以后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拮？謀]→[？謀？謀]→[？謀]→[？謀？藜]。[11]她赞同支建刚（2012）的说法，认为而[？謀？藜]中的[？藜]是个后衍音，是在发完[？謀]后顺便带出的。[12]亓文婧（2014）归纳出“儿系字”读音在《中原音韵》后的演变过程为：[？捺？謀]>[？諺？尥]>[？尥]>[？藜]。[13]
这些观点中，李思敬（1986）、王利（2014）和亓文婧（2014）拟测的仅是“儿系字”在近代汉语中的语音演变链条，而其他几位学者拟测的是“儿系字”自中古汉语以来的语音演变链条。在语音简化的方式方面，各家看法也不一致：高本汉、朱晓农和焦妮娜（2006）、王利（2014）认为元音失落在前，而其他四位学者则认为辅音失落在先。至于舌面元音[？扪]，朱晓农和焦妮娜（2006）认为是去卷舌化形成的，也就是说，舌面元音[？扪]产生于卷舌韵母[？鬢]之后；张维佳（2011）认为舌面元音[？扪]来自[？奕]，[？奕]与[？鬢]同属一个阶段，这样的话，[？扪]产生晚于[？鬢]；高晓虹（2013）拟测的演变链条中似乎并没有体现像洛阳话读零声母舌面元音[？扪]这类情况，但是，高文又指出：卷舌韵母扩散至某方言时，受该方言发音习惯的影响，会产生去卷舌化的现象，从而形成不同的舌面元音。[5]由此可见，像洛阳话读零声母舌面元音[？扪]这类情况，在高晓虹看来，应该属于[？藜r]等卷舌元音阶段。[？謀]类、[l]类和卷舌韵母[？読]的顺序先后问题，朱晓农和焦妮娜（2006）认为三者顺序是[l]>[？謀]>[？読]，高晓虹（2013）认为[？藜r]等卷舌元音和[？誾]是[？拮？謀]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变化，即[？藜r]和[？謀]处于同一阶段；王利（2014）指出，[l]和[？謀]的读音是很相近的，一个是舌尖前边音，一个是舌尖后边音，读[l]类的方言是[？謀]类读音在方言中前化的结果，那就是[？謀]>[l]。 基于以上的论述，笔者认为中原官话洛嵩片的“儿系字”[？扪]、[l？扪]、[？藜r]三类音值排序为：[l？扪]>[？扪]=[？藜r]。如果加上宜阳县城以西的“儿系字”音值[？謀？藜]，则排序为：[？謀？藜]>[l？扪]>[？扪]=[？藜r]。“儿系字”在宜阳县等地的读音[？謀？藜]和[l？扪]应该早于洛阳市区及郊区的读音[？扪]、伊川等县的读音[？藜r]出现时期，它们分别处于不同的语音演变层次。语音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发音省力和方便的需要。为追求发音省力，声母逐渐弱化为零声母是符合演变规律的。因此，从发音机制的角度考虑，判断音值[？謀？藜]和[l？扪]早于[？扪]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扪]和[？藜r]时期相同，这主要是认同高晓虹（2013）的观点，卷舌韵母[？藜r]进入洛阳市区及郊区、孟津县等地方方言时，由于本方言音系没有这一韵母，只能用类似的舌面元音[？扪]去替代。伊川等县方言则是卷舌韵母[？藜r]进入后排挤了原有的读音。
三、音值差异的原因探析
洛陽市区及郊区、宜阳县、新安县和伊川县等地距离十分接近，方言同属中原官话洛嵩片，但其“儿系字”音值[？扪]、[l？扪]、[？藜r]处于不同的语音演变层次。究其原因，不得不考虑语言接触对语音变化的影响。
根据已有研究得知，“儿系字”读[？謀]或[l]声母在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均有出现，并且多是这几个地方的交界处附近。因地域接近而读音相近，理应寻常。但是，历史移民造成同方言小片内部同类字有音值差异的作用，不可忽视。明初，山西向河南大量移民，结果使豫北地区为移民带来的山西方言所覆盖，河南中部也受山西方言的重大影响。[14]那么，非中心区域的宜阳、洛宁、栾川等洛阳周边县区“儿系字”读为[？謀？藜]或[l？扪]应该是受邻近山西方言影响后音值的保留，并且这些地区多位于中心区域洛阳市区的西边，距离晋南地区较近，所以今天没有变同于中心区域洛阳市区的“儿系字”读音。但是，中间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过渡阶段：“儿系字”在宜阳县城以西读[？謀？藜]，而在宜阳县城以东和接近市区的宜东新区则读为[l？扪]，渐渐向市区舌面元音[？扪]靠近。
四、结语
上文从音值差异的表现、音值差异的实质和音值差异的原因探析三个方面，对中原官话洛嵩片的“儿系字”音值差异进行研究。中原官话洛嵩片“儿系字”的音值差异表现在：洛阳市区及郊区、孟津县等读[？扪]，宜阳县、汝阳县、栾川县、偃师市、洛宁县等读[l？扪]，伊川县、嵩县、新安县等读[？藜r]。笔者认为，音值差异的实质是它们处在不同的语音演变层次，[l？扪]的出现早于[？扪]和[？藜r]，[？扪]和[？藜r]应该处于同一阶段，因为舌面元音[？扪]是卷舌韵母[？藜r]扩散至洛阳市区及郊区、孟津县方言时，受该方言发音习惯的影响，产生去卷舌化的结果。并且，文章还指出，造成音值差异的原因是语言接触对语音变化的影响，宜阳、洛宁、栾川等洛阳周边县区“儿系字”读为[？謀？藜]或[l？扪]或许是受邻近山西方言影响后音值的保留。
虽然文章对中原官话洛嵩片的“儿系字”音值差异研究得较为详细，但是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儿系字”音值的拟测是根据笔者的听感发现和参考已有文献研究确定的，可能不够准确，如果能够通过声学实验确定“儿系字”的精确音值，将会更好一些。另外，造成“儿系字”音值差异的原因方面，笔者只是列出语言接触这一条，或许还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仍有待探究、发掘。
参考文献
[1] 张树铮.方言历史探索[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2] 贺巍.中原官话分区（稿）[J].方言，2005（2）：136-140.
[3] 曾光平，张启焕，许留森.洛阳方言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4] 李荣，主编.贺巍，编纂.洛阳方言词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5] 贺巍.河南西南部方言的语音异同[J].方言，1982（2）：119-123.
[6]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7] 李思敬.汉语“儿”[？読]音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8] 朱晓农，焦妮娜.晋城方言中的卷舌边近音[？謀][J].南开语言学刊，2006 （1）：33-39.
[9] 张维佳.汉语方言卷舌音类的地理共现与共变[J].语言研究，2010（4）： 80-91.
[10] 高晓虹.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在官话方言中的演变[J].语文研究，2013 （2）：54-59.
[11] 王利.晋豫两省太行山沿麓方言“儿”系字的演变[J].汉语学报，2014（3）： 46-49.
[12] 支建刚.豫北晋语语音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13] 亓文婧. 冀鲁官话日母字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14]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关键词：中原官话 洛嵩片 “儿系字” 音值差异 语音演变层次 语言接触
“儿系字”是对“儿、二、贰、而、耳、尔、饵”这几个字的统称，它们属于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1]另外，根据贺巍的《中原官话分区（稿）》，洛阳市区、嵩县、偃师市、孟津县、伊川县、新安县、宜阳县、洛宁县、栾川县在方言片区划分上都属于中原官话洛嵩片。[2]
汉语方言分区虽划入同一个方言片，但内部还是有差异的。中原官话洛嵩片就是如此，洛阳市区、嵩县、偃师市、孟津县、伊川县、新安县、宜阳县、洛宁县、栾川县这些地方方言中的“儿系字”音值并不一致。本文将从音值差异的表现、音值差异的实质和音值差异的原因探析三个方面，对中原官话洛嵩片的“兒系字”音值差异进行仔细研究。
一、音值差异的表现
《洛阳方言志》和《洛阳方言词典》都有提到，“儿系字”在洛阳话中读音为舌面元音[？扪]。但是，这里的洛阳话是以市区的老城话为主的。行政区划属于洛阳市的宜阳县、新安县、孟津县等县，它们的“儿系字”实际读音并非如上所述的那样。
笔者发现，洛阳市区及郊区洛龙区的“儿系字”音值为舌面元音[？扪]，而周边地区，如紧邻市区的宜阳县的“儿系字”音值为[l？扪]或[l？藜]，新安县、伊川县的“儿系字”音值为[？藜r]。显然，它们之间不仅有零声母与边音声母的差别，还有主要元音是卷舌元音还是舌面元音的区别。
前人对这一差异也有描述。贺巍（1982）曾指出，古日母止摄开口“儿耳尔贰二”等字，洛阳市区、孟津今读[？扪]，宜阳、汝阳、栾川、偃师、洛宁今读[l？藜]，伊川、嵩县、新安今读[？藜r]。[5]贺文的观点与笔者的发现相比，中间存有一点不同之处：贺文将宜阳县等县的“儿系字”音值拟为[l？扪]，笔者将宜阳县等县的“儿系字”音值拟为[l？扪]或[l？藜]。一个是自成音节的边音声母，另一个是声母和韵母齐全并且还有可能带卷舌特征的音节。笔者之所以把宜阳县等县的“儿系字”音值拟为卷舌的[l？扪]或非卷舌的[l？藜]，是因为宜阳县城以西读[l？扪]、宜阳县城以东读[l？扪]。如果一定要选择其一的话，笔者将保留[l？藜]这个音。一则，宜阳县城中心地带的读音以[l？扪]居多；二则，[l？扪]是一个非卷舌音，与贺文的[l？扪]实际发音差异不大。
综上所述，可以将中原官话洛嵩片内部的“儿系字”音值差异概括如下：
（1）洛阳型：今读[？扪]。分布在洛阳市区及郊区、孟津县等。
（2）宜阳型：今读[l？扪]。分布在宜阳县、汝阳县、栾川县、偃师市、洛宁县等。
（3）伊川型：今读[？藜r]。分布在伊川县、嵩县、新安县等。
二、音值差异的实质
基于以上内容对中原官话洛嵩片的“儿系字”音值差异描述，笔者不禁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同属于一个方言小片并且地区极其邻近，会出现如此的音值差异呢？其实，上述三种不同的音值是处在不同的语音演变层次。这样的话，就要从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的演变来看以上三种有差异的音值之间的关系。
关于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的演变，不少学者对此有研究。高本汉曾谈到：“官话里[？覺？諺]类字（读[？覺？諺]的“儿系字”）可以这样解释：[？拮i]>[？拮i]>[？拮i]>[？拮？誾]>[？誾？拮]>[ ？拮]>[？覺？諺]等。”[6]李思敬（1986）认为，“儿系字”的音值自金元时期，经历了一个[？諺？尥]>[？尥]>[？誰]的阶段。[7]朱晓农、焦妮娜（2006）从山西晋城方言“儿系字”的读音出发，结合山西、河南方言中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的8类音值，拟测出一个大致的演变过程：[i]→[（z）？誺]→[l]→[？尥]→[？諺]（=[？諺？尥]）→[？読]→[？読u、？蘧r、？読r、？覿]→各种元音。[8]张维佳（2011）指出，官话方言“儿”读音的历史演变路径为：声母擦化（[zi]→[z？誺]）→声韵卷舌化（[？諺？誺]）→声母脱落、韵尾（[？藜？尢]）→韵母卷舌（[？誰]）/卷舌脱落（[e]→[？藓]→[a]→[ɑ]→[o]）/卷舌脱落（[？諺]→[？扪]）。[9]高晓虹（2013）拟测出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的演变过程大致又是这样的：[i]→[？諷i]→[？拶？尢]→[？捺？謀]→[？藜r]等卷舌元音/[？謀] / [z？誺]。[10]王利（2014）以《中原音韵》为参照，认为“儿”系字在元代以后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拮？謀]→[？謀？謀]→[？謀]→[？謀？藜]。[11]她赞同支建刚（2012）的说法，认为而[？謀？藜]中的[？藜]是个后衍音，是在发完[？謀]后顺便带出的。[12]亓文婧（2014）归纳出“儿系字”读音在《中原音韵》后的演变过程为：[？捺？謀]>[？諺？尥]>[？尥]>[？藜]。[13]
这些观点中，李思敬（1986）、王利（2014）和亓文婧（2014）拟测的仅是“儿系字”在近代汉语中的语音演变链条，而其他几位学者拟测的是“儿系字”自中古汉语以来的语音演变链条。在语音简化的方式方面，各家看法也不一致：高本汉、朱晓农和焦妮娜（2006）、王利（2014）认为元音失落在前，而其他四位学者则认为辅音失落在先。至于舌面元音[？扪]，朱晓农和焦妮娜（2006）认为是去卷舌化形成的，也就是说，舌面元音[？扪]产生于卷舌韵母[？鬢]之后；张维佳（2011）认为舌面元音[？扪]来自[？奕]，[？奕]与[？鬢]同属一个阶段，这样的话，[？扪]产生晚于[？鬢]；高晓虹（2013）拟测的演变链条中似乎并没有体现像洛阳话读零声母舌面元音[？扪]这类情况，但是，高文又指出：卷舌韵母扩散至某方言时，受该方言发音习惯的影响，会产生去卷舌化的现象，从而形成不同的舌面元音。[5]由此可见，像洛阳话读零声母舌面元音[？扪]这类情况，在高晓虹看来，应该属于[？藜r]等卷舌元音阶段。[？謀]类、[l]类和卷舌韵母[？読]的顺序先后问题，朱晓农和焦妮娜（2006）认为三者顺序是[l]>[？謀]>[？読]，高晓虹（2013）认为[？藜r]等卷舌元音和[？誾]是[？拮？謀]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变化，即[？藜r]和[？謀]处于同一阶段；王利（2014）指出，[l]和[？謀]的读音是很相近的，一个是舌尖前边音，一个是舌尖后边音，读[l]类的方言是[？謀]类读音在方言中前化的结果，那就是[？謀]>[l]。 基于以上的论述，笔者认为中原官话洛嵩片的“儿系字”[？扪]、[l？扪]、[？藜r]三类音值排序为：[l？扪]>[？扪]=[？藜r]。如果加上宜阳县城以西的“儿系字”音值[？謀？藜]，则排序为：[？謀？藜]>[l？扪]>[？扪]=[？藜r]。“儿系字”在宜阳县等地的读音[？謀？藜]和[l？扪]应该早于洛阳市区及郊区的读音[？扪]、伊川等县的读音[？藜r]出现时期，它们分别处于不同的语音演变层次。语音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发音省力和方便的需要。为追求发音省力，声母逐渐弱化为零声母是符合演变规律的。因此，从发音机制的角度考虑，判断音值[？謀？藜]和[l？扪]早于[？扪]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扪]和[？藜r]时期相同，这主要是认同高晓虹（2013）的观点，卷舌韵母[？藜r]进入洛阳市区及郊区、孟津县等地方方言时，由于本方言音系没有这一韵母，只能用类似的舌面元音[？扪]去替代。伊川等县方言则是卷舌韵母[？藜r]进入后排挤了原有的读音。
三、音值差异的原因探析
洛陽市区及郊区、宜阳县、新安县和伊川县等地距离十分接近，方言同属中原官话洛嵩片，但其“儿系字”音值[？扪]、[l？扪]、[？藜r]处于不同的语音演变层次。究其原因，不得不考虑语言接触对语音变化的影响。
根据已有研究得知，“儿系字”读[？謀]或[l]声母在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均有出现，并且多是这几个地方的交界处附近。因地域接近而读音相近，理应寻常。但是，历史移民造成同方言小片内部同类字有音值差异的作用，不可忽视。明初，山西向河南大量移民，结果使豫北地区为移民带来的山西方言所覆盖，河南中部也受山西方言的重大影响。[14]那么，非中心区域的宜阳、洛宁、栾川等洛阳周边县区“儿系字”读为[？謀？藜]或[l？扪]应该是受邻近山西方言影响后音值的保留，并且这些地区多位于中心区域洛阳市区的西边，距离晋南地区较近，所以今天没有变同于中心区域洛阳市区的“儿系字”读音。但是，中间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过渡阶段：“儿系字”在宜阳县城以西读[？謀？藜]，而在宜阳县城以东和接近市区的宜东新区则读为[l？扪]，渐渐向市区舌面元音[？扪]靠近。
四、结语
上文从音值差异的表现、音值差异的实质和音值差异的原因探析三个方面，对中原官话洛嵩片的“儿系字”音值差异进行研究。中原官话洛嵩片“儿系字”的音值差异表现在：洛阳市区及郊区、孟津县等读[？扪]，宜阳县、汝阳县、栾川县、偃师市、洛宁县等读[l？扪]，伊川县、嵩县、新安县等读[？藜r]。笔者认为，音值差异的实质是它们处在不同的语音演变层次，[l？扪]的出现早于[？扪]和[？藜r]，[？扪]和[？藜r]应该处于同一阶段，因为舌面元音[？扪]是卷舌韵母[？藜r]扩散至洛阳市区及郊区、孟津县方言时，受该方言发音习惯的影响，产生去卷舌化的结果。并且，文章还指出，造成音值差异的原因是语言接触对语音变化的影响，宜阳、洛宁、栾川等洛阳周边县区“儿系字”读为[？謀？藜]或[l？扪]或许是受邻近山西方言影响后音值的保留。
虽然文章对中原官话洛嵩片的“儿系字”音值差异研究得较为详细，但是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儿系字”音值的拟测是根据笔者的听感发现和参考已有文献研究确定的，可能不够准确，如果能够通过声学实验确定“儿系字”的精确音值，将会更好一些。另外，造成“儿系字”音值差异的原因方面，笔者只是列出语言接触这一条，或许还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仍有待探究、发掘。
参考文献
[1] 张树铮.方言历史探索[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2] 贺巍.中原官话分区（稿）[J].方言，2005（2）：136-140.
[3] 曾光平，张启焕，许留森.洛阳方言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4] 李荣，主编.贺巍，编纂.洛阳方言词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5] 贺巍.河南西南部方言的语音异同[J].方言，1982（2）：119-123.
[6]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7] 李思敬.汉语“儿”[？読]音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8] 朱晓农，焦妮娜.晋城方言中的卷舌边近音[？謀][J].南开语言学刊，2006 （1）：33-39.
[9] 张维佳.汉语方言卷舌音类的地理共现与共变[J].语言研究，2010（4）： 80-91.
[10] 高晓虹.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在官话方言中的演变[J].语文研究，2013 （2）：54-59.
[11] 王利.晋豫两省太行山沿麓方言“儿”系字的演变[J].汉语学报，2014（3）： 46-49.
[12] 支建刚.豫北晋语语音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13] 亓文婧. 冀鲁官话日母字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14]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