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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一，但对三星中国的1.6万多名员工来说却有些不同寻常：从这一天开始，他们每天都将收到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SERI China）量身定做的视频节目，内容从戒烟的方法、劝说的方式，到张东健是如何在电视剧中自毁形象的五花八门，主要关于最新的管理知识、文化或者相关的健康问题等。
在此之前，这项被称为“SERI CEO”的计划只是2000多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特权”,即使在韩国总部依然如此，三星中国的普通员工却率先享有了这项权利。
“这个计划不仅有利于提高员工的管理技能，而且能增强员工的忠诚度。”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院长朴胜虎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说。
三星经济研究院，被韩国公认为最大的智囊库，它成立于1986年。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韩国经济和商界最有影响力的舆论创造者和信息源泉。
2005年，三星经济研究院在中国设立了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分支机构。朴胜虎从而成为“一脚跨在现实世界，一脚跨在理论研究”的院长。
研制本土化基因
“这儿只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但它的花费甚至可能比一个本地的大学还要多。”
关于设立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的必要性，朴胜虎曾经专门做过论述。在他看来，三星中国所做的贡献和它的战略眼光处于不平衡的状态 ：最近几年，中国市场每年为三星贡献了总收入的20%。与这种规模不相称的是，在三星经济研究院成立之前，三星中国考虑的重点是产品而不是针对当地市场进行战略思考。
自从1995年1月，三星集团设立中国总部已经十多年时间，管理层深谙要想正确了解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巨大而复杂，各城市、各地区的习惯和办事方式各异，并且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变化着。
“成为一家真正的本土企业”，这是现在几乎所有跨国公司的愿景。但进行本土化的运营，就需要及时了解公司外部变化和内部运行的情况。
作为三星全球化战略中的重要一步，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从2008年开始，三星将考虑在美国和印度也设立经济研究院。
虽然只有三四十人的规模，但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每年的花费达到上百万美元。“这儿只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但它的花费甚至可能比一个本地的大学还要多。”朴胜虎说，在韩国总部，有300多人，每年的研究经费是中国的十多倍。
在研究项目的设置上，目前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与总部研究范围相似，包括宏观经济、产业和技术、企业战略和中韩关系。
以企业战略组为例，它负责研究国外在华机构和本地公司的管理。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就对在华70家跨国企业进行了研究，写成案例的形式。朴胜虎还专门针对近些年日本企业在中国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研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国绝大多数消费者印象中，日本制造甚至成了‘质量上乘’的代名词。是什么导致日企日渐衰微，步入沼泽？”朴胜虎说，这是三星集团老板交给他的任务，希望从中吸取到经验和教训。
朴胜虎用一句话概括，“他们（日本企业）误解了中国”。中国开放初期，日本企业低估了中国的潜力，所以他们不愿意来；后来虽然发现中国市场如此巨大，却又过高地估计了风险，还是不敢来。
2007年，朴胜虎还组织研究人员做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未来和公司反应”、“环境问题与公司反应”、“消费模式的变革与公司战略”等研究报告，每个项目大概进行三四个月。
中国劳动力市场未来五年的变化对公司会有哪些影响？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会发生哪些改变？这些都是三星中国的高管需要思考的长期战略。
在研究消费模式的变革时，研究人员就提出，20岁的年轻人和三四十岁人的想法是大相径庭的，但是十年以后，这些20岁的年轻人，都将有自己的家庭，到时候他们的消费行为会变成什么样？
现在主要是上层阶级影响了中国潮流的变化，但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未来将是中产阶级影响中国的潮流。为此，研究建议，三星消费类产品在保持高品质形象的同时，应该面向更为广泛的人群，而不是仅仅面对高端人群。
揭开“智库”时代
“如果有能力支付得起，我认为每家公司都应该建立一个智囊库。”
在信息时代，时刻把握行业的趋势是未来竞争的关键，在朴胜虎看来，要完成这项任务只有依靠智囊库，光凭借经理人个人的能力，是很难实现的。
但是由于经济研究院只是帮助企业进行长期战略思考，并不能使企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公司陷入经济危机时，通常容易被短视的管理层精简掉。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不少韩国公司砍掉了对研究机构的支持。而三星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裁员达30%，出售了100个非核心业务，最多一个月亏损1700亿韩元，依然保存了经济研究院。
彼时，三星高层已经确定了摆脱低端品牌定位的策略，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不一定知道如何获取，经济研究院作为智囊库，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年很多与三星相似的企业现在都倒闭了，三星却成为亚洲唯一的在全球成功从低端转型到高端的公司。
三四年前，三星的高管开始担心海外的投资者控制三星集团，于是经济研究院通过各方面的研究寻找对策。
2007年，三星集团又陷入这样的恐慌：在手机、液晶面板等旗舰产品过后，新的利润增长点在哪里？朴胜虎一次次地与其他研究人员讨论，寻找三星未来快速增长的产业。
为了提升自身的管理能力，三星曾寻找过外部顾问公司，希望获得一些发展策略的建议。后来发现，由于三星是一个全球化的大集团，涉及电子、金融、机械等众多业务，外部机构往往不能清晰地理解三星的需求。
这样的任务就落在了经济研究院的身上。由于三星经济研究院是集团的一个内部机构，它有多种途径深入三星内部，随时获取信息。
以三星中国为例，朴胜虎每周都会拿到公司各个层级开会的列表，他可以参加任何一个会议。同时，每年他都会一对一地与三星中国负责每个业务的高管进行交谈。几乎一半的研究话题正是在这种交流中获得的。
朴胜虎在和三星电子管理层的一次交谈中发现，他们很关心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当中国的城市不断膨胀，人们从自己传统的住房里搬出来，住进公寓里，拥有跟以前不一样的厨房、客厅，消费行为会发生哪些变化？
这样的话题就很快被收集到经济研究院，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它的现实价值也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体现。
除了帮助三星高层制订长期的战略外，经济研究院还承担着进行内部知识管理的功能。由于研究报告涉及的范围有限，篇幅又比较长，管理者往往没有太多的时间仔细看，三星经济研究院就设计出视频的节目，让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很容易看到世界发生了什么。
到今年底，三星中国的所有员工将有可能每天收到八九条这样的视频节目，每个视频通常五六分钟，“除了烦人的商业技能，还有关于爱好、健康等各方面的内容”朴胜虎开玩笑地说。
许多社会问题也是三星经济研究院关注的焦点。2007年底，李明博当选韩国总统后，在组建自己的团队时，就有两位原来三星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员成为政府顾问。
在此之前，这项被称为“SERI CEO”的计划只是2000多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特权”,即使在韩国总部依然如此，三星中国的普通员工却率先享有了这项权利。
“这个计划不仅有利于提高员工的管理技能，而且能增强员工的忠诚度。”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院长朴胜虎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说。
三星经济研究院，被韩国公认为最大的智囊库，它成立于1986年。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韩国经济和商界最有影响力的舆论创造者和信息源泉。
2005年，三星经济研究院在中国设立了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分支机构。朴胜虎从而成为“一脚跨在现实世界，一脚跨在理论研究”的院长。
研制本土化基因
“这儿只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但它的花费甚至可能比一个本地的大学还要多。”
关于设立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的必要性，朴胜虎曾经专门做过论述。在他看来，三星中国所做的贡献和它的战略眼光处于不平衡的状态 ：最近几年，中国市场每年为三星贡献了总收入的20%。与这种规模不相称的是，在三星经济研究院成立之前，三星中国考虑的重点是产品而不是针对当地市场进行战略思考。
自从1995年1月，三星集团设立中国总部已经十多年时间，管理层深谙要想正确了解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巨大而复杂，各城市、各地区的习惯和办事方式各异，并且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变化着。
“成为一家真正的本土企业”，这是现在几乎所有跨国公司的愿景。但进行本土化的运营，就需要及时了解公司外部变化和内部运行的情况。
作为三星全球化战略中的重要一步，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从2008年开始，三星将考虑在美国和印度也设立经济研究院。
虽然只有三四十人的规模，但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每年的花费达到上百万美元。“这儿只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但它的花费甚至可能比一个本地的大学还要多。”朴胜虎说，在韩国总部，有300多人，每年的研究经费是中国的十多倍。
在研究项目的设置上，目前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与总部研究范围相似，包括宏观经济、产业和技术、企业战略和中韩关系。
以企业战略组为例，它负责研究国外在华机构和本地公司的管理。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就对在华70家跨国企业进行了研究，写成案例的形式。朴胜虎还专门针对近些年日本企业在中国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研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国绝大多数消费者印象中，日本制造甚至成了‘质量上乘’的代名词。是什么导致日企日渐衰微，步入沼泽？”朴胜虎说，这是三星集团老板交给他的任务，希望从中吸取到经验和教训。
朴胜虎用一句话概括，“他们（日本企业）误解了中国”。中国开放初期，日本企业低估了中国的潜力，所以他们不愿意来；后来虽然发现中国市场如此巨大，却又过高地估计了风险，还是不敢来。
2007年，朴胜虎还组织研究人员做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未来和公司反应”、“环境问题与公司反应”、“消费模式的变革与公司战略”等研究报告，每个项目大概进行三四个月。
中国劳动力市场未来五年的变化对公司会有哪些影响？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会发生哪些改变？这些都是三星中国的高管需要思考的长期战略。
在研究消费模式的变革时，研究人员就提出，20岁的年轻人和三四十岁人的想法是大相径庭的，但是十年以后，这些20岁的年轻人，都将有自己的家庭，到时候他们的消费行为会变成什么样？
现在主要是上层阶级影响了中国潮流的变化，但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未来将是中产阶级影响中国的潮流。为此，研究建议，三星消费类产品在保持高品质形象的同时，应该面向更为广泛的人群，而不是仅仅面对高端人群。
揭开“智库”时代
“如果有能力支付得起，我认为每家公司都应该建立一个智囊库。”
在信息时代，时刻把握行业的趋势是未来竞争的关键，在朴胜虎看来，要完成这项任务只有依靠智囊库，光凭借经理人个人的能力，是很难实现的。
但是由于经济研究院只是帮助企业进行长期战略思考，并不能使企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公司陷入经济危机时，通常容易被短视的管理层精简掉。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不少韩国公司砍掉了对研究机构的支持。而三星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裁员达30%，出售了100个非核心业务，最多一个月亏损1700亿韩元，依然保存了经济研究院。
彼时，三星高层已经确定了摆脱低端品牌定位的策略，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不一定知道如何获取，经济研究院作为智囊库，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年很多与三星相似的企业现在都倒闭了，三星却成为亚洲唯一的在全球成功从低端转型到高端的公司。
三四年前，三星的高管开始担心海外的投资者控制三星集团，于是经济研究院通过各方面的研究寻找对策。
2007年，三星集团又陷入这样的恐慌：在手机、液晶面板等旗舰产品过后，新的利润增长点在哪里？朴胜虎一次次地与其他研究人员讨论，寻找三星未来快速增长的产业。
为了提升自身的管理能力，三星曾寻找过外部顾问公司，希望获得一些发展策略的建议。后来发现，由于三星是一个全球化的大集团，涉及电子、金融、机械等众多业务，外部机构往往不能清晰地理解三星的需求。
这样的任务就落在了经济研究院的身上。由于三星经济研究院是集团的一个内部机构，它有多种途径深入三星内部，随时获取信息。
以三星中国为例，朴胜虎每周都会拿到公司各个层级开会的列表，他可以参加任何一个会议。同时，每年他都会一对一地与三星中国负责每个业务的高管进行交谈。几乎一半的研究话题正是在这种交流中获得的。
朴胜虎在和三星电子管理层的一次交谈中发现，他们很关心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当中国的城市不断膨胀，人们从自己传统的住房里搬出来，住进公寓里，拥有跟以前不一样的厨房、客厅，消费行为会发生哪些变化？
这样的话题就很快被收集到经济研究院，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它的现实价值也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体现。
除了帮助三星高层制订长期的战略外，经济研究院还承担着进行内部知识管理的功能。由于研究报告涉及的范围有限，篇幅又比较长，管理者往往没有太多的时间仔细看，三星经济研究院就设计出视频的节目，让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很容易看到世界发生了什么。
到今年底，三星中国的所有员工将有可能每天收到八九条这样的视频节目，每个视频通常五六分钟，“除了烦人的商业技能，还有关于爱好、健康等各方面的内容”朴胜虎开玩笑地说。
许多社会问题也是三星经济研究院关注的焦点。2007年底，李明博当选韩国总统后，在组建自己的团队时，就有两位原来三星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员成为政府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