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介入》三部曲是王逸舟耗时五年观察中国外交的心得体会。王逸舟介绍说，“创造性介入”的命题是从2010年开始构思的，灵感来源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所感受到的中国“气场”发生的变化。第一部《中国外交新取向》所概括的“新取向”实际上指中国不再守拙，而是在全球展现出更加活跃的姿态，发生了从“奉行搭便车式逻辑”到“主动承担、有所作为”的转变，越来越有底气、有作为，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也越来越希望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
　　第二部《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提出了一个命题：中国外交转型的本质是什么？如何界定自己从国际关系当中的“革命者”向建设者的转变？如何让利己与利他相统一，学会在世界上维护、改进国际体系，帮助他人、提供公共产品？作为世界的新领导者，中国需要强化自己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吸引力。欧洲的规范力为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尽管二战后欧洲的硬实力衰退，但是规范号召力更强，这确保了欧洲在世界格局中始终占有独特地位。
　　第三部《中国外交的转型》开始把聚集点转向新外交的社会基础，把外交转型与国内改革结合在一起加以观察、研究，因此也是写得最艰难的一部。过去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外交就是外交，领袖和外交主管机构的作用最为突出，现在则需要把外交看作社会进步的一部分，调动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外交发生的变化既是中国国内社会变迁的反映，也推动着中国国内社会的转型。换句话讲，中国社会的转型、外交的调整与国际社会的发展进步应是相连通、相统一、相协调的。决定中国外交未来的因素很多，其中既包括外交人员的努力，也要有“国家—社会”关系的互动，取决于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也就是说，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世界范围内，“人”字都应该被大写，对外交的社会化参与都是大势所趋。
　　王逸舟说，外交需要多一些全球思考和中国情怀，而这两者是相通的。他的思考没有结束，因此也就尚未决定《创造性介入》系列是否会止步于迄已出版的三部曲。中国外交正在继续发生变化和调整，也许《创造性介入》还会有后续的思考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