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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业文明之果，是传统社会生活道德、情感与审美的若干表达。在与工业文明的磨合中，整体溃败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全球同质化的工业文明语境中，我们仍然需要本土文明和地方知识所具有的身份辨识、情感记忆和生活支撑作用……
一张镀金的狗皮膏药
四年前，在江南的某次论坛上，一位青年学者亮出观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提出质疑，他认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度渲染，似有民族主义的狭隘之嫌，同时，他还认为“非遗问题的提出和重视是现代文明更成熟更老练的表现，其意图是回避或掩盖现代文明真正的弊端，由此，非遗的保护是现代人的一种伪心理需求”。很明显，这一观点的核心所指，是针对“保护”初衷和意义的诘问。
笔者还曾看到过一幅漫画，大致情形是：一位气息奄奄的老者躺在病床上，两位医护人员神色紧张，手忙脚乱，似在将其推往急救室，以寻求挽救其性命的措施。有趣的是，老者的身上写着“非遗”二字，床边所挂的吊瓶上则写着“保护措施”四个字。如果不是笔者妄加猜测的话，这幅漫画意在挑出一个敏感的现实话题，即“非遗保护的必要性”。用一个垂暮老者来象征“非遗”，大抵符合当下社会的整体认同；将其描绘成一个重症的病人，可能也符合不少人士对于非遗资源的角色判断。漫画作者是在用一种世俗的功利眼光，提示甚或误导文化的走向问题。该画所暗示的观点是，对于病体垂危的老者来说，以巨大的资金挽救性命，是否合乎社会资本增长的逻辑？当然，持此观点的人士可能为数不少，他们认为，文化是优胜劣汰的更替过程，一种文化形态在自身尚无法自保的情况下，当然也无法为新时代的民众生活提供直接有效的驱动力，因此更多倾向为一种情感慰藉和历史记忆。
我们看到的现实状况是，政府在非遗保护工作中投入了愈来愈多的经济和人力资本，用如火如荼
来描述也不为过。中国社会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民间文化关注热潮，与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美术保护工作所不同的是，在国际与国内的范畴间，非遗保护成为了一种整体的国家文化立场，而且，产业化的资本注入对于民间文化的生态和走向产生着巨大外力，各类与非遗相关的展览、贸易、出版、论坛等活动络绎不绝，越来越多的官员、商家、研究者、策展人、出版商纷纷介入其中。“非遗”这个突然降临的词汇极大改变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命运，改变了人们看待传统文化的眼光，改变了文化经济化的发展轨迹，甚或已被异化为“一张镀金的狗皮膏药”，只要贴上它，就意味着文化与经济价值的双重意义。
笔者需要提醒的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体系之外，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和市场。以投机主义思维介入其中的从业者，都试图在以自己的市场规则运行，这是一个在规则和价值取向上可能均与非遗传承存在距离的市场体系。在这个市场中，更多人所关心的可能是经过他们价值体系改装的非遗形态，并非非遗资源在其自身语境中的传承生态。一时间，原本可能对非遗不屑一顾的很多人，在名利的驱动下，都摇身一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在各级官方机构和社会舆论的宣传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绝对热点的词汇之一。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我国经官方调查、整理、上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近87万项，已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项目7万余项，此后一直在不断增加。
该消亡就让它消亡？
那些认为“该消亡就让它消亡”的观点，其实在逻辑上不能自洽。那就是“断定其可否消亡”的话语权者是谁？是政府，专家，还是创造和传承这些非遗资源的社会群体？非遗名录及传承人制度的建立，似乎已在昭告非遗保护的范畴。理所当然，进入非遗名录者，将会获得国家资金的扶持，但未进入各级名录的非遗资源，基本处在自寻生路的境地中。似乎，对于哪些非遗资源值得保护，哪些不值得保护的讨论，官方已经有了预先标准，但是这种标准的公正性也值得怀疑。过度保护和泛非遗论成为当下社会热议的话题，这种热议中也时常不乏调侃的意味。譬如，范曾家族诗文成为省级非遗项目，麻将申请非遗，南京“六合猪头肉”申请非遗等事态，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疑问：到底什么是非遗？什么样的非遗需要保护？如何保护？
在利益面前，有时常识也会贬值，从而闹出笑话。一些学者从“Protection”和“safekeeping”两词词义的角度，对“保护”一词的内涵进行了不少分析，但是，在一些思想激进的学者那里，对其所持有的贬义和质疑从未消减。学者田松认为：“在现代文明的强势话语下，传统对自身的命运几乎没有话语权。而在以传统为名的具体操作中，常常是在破坏传统。”十余年来，以官方意志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愈来愈显现出一种矛盾性景观，那就是一方面巨大的资本投入和利益争夺，另一方面则是非遗生态的急剧沙化和变异。可以说，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距离自发性的文化认同还很遥远，其驱动力仍然是资本撩拨下的产业形态。在理论或口号的修饰中，非遗意义重大，但在现实存在中，非遗保护则迅速演变成了经济图谋的由头和借口。在这样的语境中，非遗的自身价值可能会变得模糊不清，一个“哪些可以消亡，哪些不可以消亡”的问题会摆在我们面前。
“被保护”的究竟是谁？
总体来讲，民间艺术的地位比较被动，始终处于一种“被关怀”“被保护”的境遇之中。所以，我们目前所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许不是非物质文化本身，而是经过“保护”色彩罩染的一种现象，一种文化景观。这种景观中，可能充斥着人为的诸多因素。在以生产力推演为背景的文化更迭中，新旧更替是不可避免的，在全球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出于文化多元化的需求，而提出来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但常有滑入象征性大于本真性的局面。所以，非遗保护工作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往下贯彻的时候，其本身的思维就可能导致景观现象与民间艺术的本体相脱离。在目前的生态格局中，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工业文明尚不发达的僻远地区，为了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类似“南水北调”的做法已经成为了非遗保护工作的现实选择，随着该趋势的加剧，自然产生的新问题是：非遗保护最终的受益者可能并非原住民群体。
就属性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业文明之果，是传统社会生活道德、情感与审美的若干表达。在与工业文明的磨合中，整体溃败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全球同质化的工业文明语境中，我们仍然需要本土文明和地方知识所具有的身份辨识、情感记忆和生活支撑作用。抛开文本而言，传统也可以理解为某种经久流传的生存方式。我们很难在所谓传统和现代之间画出一条明晰的界线，文化的汇流是一种复杂的历史景象。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乡俗生活格局也是一个活态和渐变的过程。活态文化依赖的是活态的载体。除此之外，文化的鲜活性、多元性都要大打折扣。但是文化的活态性也带来很大的现实难题，如果不是用标本化的方式，文化的曾经样态如何保持呢？因此，生态的本质属性是活态，原生态只是相对的，其概念的别有用心也一直被质疑。我们似乎陷入到一种热情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不是人为能力的矛盾，而是文化生存变迁的自身矛盾。所以，直至当下所衍生出来的活化石、博物馆、家庭传承、学校教育、旅游开发、整体人文生态、数字网络等的多种保护方式，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局限性。在形形色色的保护措施中，各类观点也是参差错落。但是这些讨论均来自保护群体所组成的优势阶层，作为普通群众而言，其对于生存方式的在意远远大于对生活文化的思考，文化更多是一种从外围的观察和体味，但是其文化本身的生态确应是取决于他们而不是别人。我们所能看到的文化保护现象，大多则是他者所表露出来的一种文化责任，这是文化变迁中值得思考的一种有趣现象。这种持有话语权强势的文化者，是否真正具有对其文化生态的准确把握？
原生环境，非遗的存在土壤
非遗消失的核心和背景因素是科学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文明之间的错位与对抗所造成的，这是时代性话题，其逐渐消失的趋势也不可避免。目前，我们所做的只能是一种局部绿化。比如，在目前的保护格局中，游演类民俗的危机很大，以社火为例，某个国家级的“中国社火之乡”，在数年前一直采用集中展演的方式，在市县两级城市中调演，意图打造国际性的社火艺术节，其导致的结果则是，原本属于乡村空间的社火民俗产生生态危机，同时，民俗活动原本的精神性也被大大削减，娱乐化、表演性增强。在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的城市空间中，反倒对于社火文化中的宗教信仰缺乏乡土语境中的虔诚与敬畏。同时，也正是那些外出务工人员较少，经济比较贫弱的村落能够相对较好地组织起此类的民俗活动。所以，经过多年集中性的社火调演，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民力与资金，也造成了该区域暂时的民俗空心化倾向，群众意见很大。因而从去年开始，该区域的社火民俗又重新回归村落语境，这样的迂回过程，也正是非遗保护方式探求摸索的表现。同时还需注意到，这种纯消费式的民俗活动，往往难有经济的回报，因此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也很难依靠政府行为来促动长久传承，因为民俗土壤的变异，必将使得普遍化的民俗需求向局部化或职业化的状态转变，而一旦此类民俗彻底消失，倒已不是恢复它的技术难度有多大，而是它所赖以生存的原生环境，我们的某种生活方式、观念和审美将一去不复返了。这种精神的荡涤，不是工业文明可以补偿的。
因此，从理论的角度而言，“该消亡就让它消亡，能进博物馆就让它进博物馆”说起来似乎很是轻松，但在现实的甄别中，却很容易受到人为干涉。笔者认为，数字资源库或实物博物馆的方式，这都是活态生存失去效能时的被迫选择。我们承认现代化手段在保存方面的优势，但是不能夸大虚拟手段的保护价值。物态的保存永远无法替代文化本身，生活文化的意义在于这些物态被人使用而不在于其本身。出于文化多样化的现实需求，文化保护依然会成为持续性的社会话题，因为受保护者，往往是处在生存被动位置、生态堪忧的文化形态。所以在保护行为中，由于关注角度的差异性，往往带来保护方式的不同。可以说，不存在左右逢源、甚至八面玲珑的文化保护举措。忽视以人为主体的保护，只是一种迫于无奈的现实举措。如果没有人的具体生活，文化的保护也无生态可言。
一张镀金的狗皮膏药
四年前，在江南的某次论坛上，一位青年学者亮出观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提出质疑，他认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度渲染，似有民族主义的狭隘之嫌，同时，他还认为“非遗问题的提出和重视是现代文明更成熟更老练的表现，其意图是回避或掩盖现代文明真正的弊端，由此，非遗的保护是现代人的一种伪心理需求”。很明显，这一观点的核心所指，是针对“保护”初衷和意义的诘问。
笔者还曾看到过一幅漫画，大致情形是：一位气息奄奄的老者躺在病床上，两位医护人员神色紧张，手忙脚乱，似在将其推往急救室，以寻求挽救其性命的措施。有趣的是，老者的身上写着“非遗”二字，床边所挂的吊瓶上则写着“保护措施”四个字。如果不是笔者妄加猜测的话，这幅漫画意在挑出一个敏感的现实话题，即“非遗保护的必要性”。用一个垂暮老者来象征“非遗”，大抵符合当下社会的整体认同；将其描绘成一个重症的病人，可能也符合不少人士对于非遗资源的角色判断。漫画作者是在用一种世俗的功利眼光，提示甚或误导文化的走向问题。该画所暗示的观点是，对于病体垂危的老者来说，以巨大的资金挽救性命，是否合乎社会资本增长的逻辑？当然，持此观点的人士可能为数不少，他们认为，文化是优胜劣汰的更替过程，一种文化形态在自身尚无法自保的情况下，当然也无法为新时代的民众生活提供直接有效的驱动力，因此更多倾向为一种情感慰藉和历史记忆。
我们看到的现实状况是，政府在非遗保护工作中投入了愈来愈多的经济和人力资本，用如火如荼
来描述也不为过。中国社会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民间文化关注热潮，与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美术保护工作所不同的是，在国际与国内的范畴间，非遗保护成为了一种整体的国家文化立场，而且，产业化的资本注入对于民间文化的生态和走向产生着巨大外力，各类与非遗相关的展览、贸易、出版、论坛等活动络绎不绝，越来越多的官员、商家、研究者、策展人、出版商纷纷介入其中。“非遗”这个突然降临的词汇极大改变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命运，改变了人们看待传统文化的眼光，改变了文化经济化的发展轨迹，甚或已被异化为“一张镀金的狗皮膏药”，只要贴上它，就意味着文化与经济价值的双重意义。
笔者需要提醒的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体系之外，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和市场。以投机主义思维介入其中的从业者，都试图在以自己的市场规则运行，这是一个在规则和价值取向上可能均与非遗传承存在距离的市场体系。在这个市场中，更多人所关心的可能是经过他们价值体系改装的非遗形态，并非非遗资源在其自身语境中的传承生态。一时间，原本可能对非遗不屑一顾的很多人，在名利的驱动下，都摇身一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在各级官方机构和社会舆论的宣传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绝对热点的词汇之一。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我国经官方调查、整理、上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近87万项，已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项目7万余项，此后一直在不断增加。
该消亡就让它消亡？
那些认为“该消亡就让它消亡”的观点，其实在逻辑上不能自洽。那就是“断定其可否消亡”的话语权者是谁？是政府，专家，还是创造和传承这些非遗资源的社会群体？非遗名录及传承人制度的建立，似乎已在昭告非遗保护的范畴。理所当然，进入非遗名录者，将会获得国家资金的扶持，但未进入各级名录的非遗资源，基本处在自寻生路的境地中。似乎，对于哪些非遗资源值得保护，哪些不值得保护的讨论，官方已经有了预先标准，但是这种标准的公正性也值得怀疑。过度保护和泛非遗论成为当下社会热议的话题，这种热议中也时常不乏调侃的意味。譬如，范曾家族诗文成为省级非遗项目，麻将申请非遗，南京“六合猪头肉”申请非遗等事态，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疑问：到底什么是非遗？什么样的非遗需要保护？如何保护？
在利益面前，有时常识也会贬值，从而闹出笑话。一些学者从“Protection”和“safekeeping”两词词义的角度，对“保护”一词的内涵进行了不少分析，但是，在一些思想激进的学者那里，对其所持有的贬义和质疑从未消减。学者田松认为：“在现代文明的强势话语下，传统对自身的命运几乎没有话语权。而在以传统为名的具体操作中，常常是在破坏传统。”十余年来，以官方意志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愈来愈显现出一种矛盾性景观，那就是一方面巨大的资本投入和利益争夺，另一方面则是非遗生态的急剧沙化和变异。可以说，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距离自发性的文化认同还很遥远，其驱动力仍然是资本撩拨下的产业形态。在理论或口号的修饰中，非遗意义重大，但在现实存在中，非遗保护则迅速演变成了经济图谋的由头和借口。在这样的语境中，非遗的自身价值可能会变得模糊不清，一个“哪些可以消亡，哪些不可以消亡”的问题会摆在我们面前。
“被保护”的究竟是谁？
总体来讲，民间艺术的地位比较被动，始终处于一种“被关怀”“被保护”的境遇之中。所以，我们目前所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许不是非物质文化本身，而是经过“保护”色彩罩染的一种现象，一种文化景观。这种景观中，可能充斥着人为的诸多因素。在以生产力推演为背景的文化更迭中，新旧更替是不可避免的，在全球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出于文化多元化的需求，而提出来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但常有滑入象征性大于本真性的局面。所以，非遗保护工作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往下贯彻的时候，其本身的思维就可能导致景观现象与民间艺术的本体相脱离。在目前的生态格局中，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工业文明尚不发达的僻远地区，为了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类似“南水北调”的做法已经成为了非遗保护工作的现实选择，随着该趋势的加剧，自然产生的新问题是：非遗保护最终的受益者可能并非原住民群体。
就属性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业文明之果，是传统社会生活道德、情感与审美的若干表达。在与工业文明的磨合中，整体溃败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全球同质化的工业文明语境中，我们仍然需要本土文明和地方知识所具有的身份辨识、情感记忆和生活支撑作用。抛开文本而言，传统也可以理解为某种经久流传的生存方式。我们很难在所谓传统和现代之间画出一条明晰的界线，文化的汇流是一种复杂的历史景象。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乡俗生活格局也是一个活态和渐变的过程。活态文化依赖的是活态的载体。除此之外，文化的鲜活性、多元性都要大打折扣。但是文化的活态性也带来很大的现实难题，如果不是用标本化的方式，文化的曾经样态如何保持呢？因此，生态的本质属性是活态，原生态只是相对的，其概念的别有用心也一直被质疑。我们似乎陷入到一种热情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不是人为能力的矛盾，而是文化生存变迁的自身矛盾。所以，直至当下所衍生出来的活化石、博物馆、家庭传承、学校教育、旅游开发、整体人文生态、数字网络等的多种保护方式，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局限性。在形形色色的保护措施中，各类观点也是参差错落。但是这些讨论均来自保护群体所组成的优势阶层，作为普通群众而言，其对于生存方式的在意远远大于对生活文化的思考，文化更多是一种从外围的观察和体味，但是其文化本身的生态确应是取决于他们而不是别人。我们所能看到的文化保护现象，大多则是他者所表露出来的一种文化责任，这是文化变迁中值得思考的一种有趣现象。这种持有话语权强势的文化者，是否真正具有对其文化生态的准确把握？
原生环境，非遗的存在土壤
非遗消失的核心和背景因素是科学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文明之间的错位与对抗所造成的，这是时代性话题，其逐渐消失的趋势也不可避免。目前，我们所做的只能是一种局部绿化。比如，在目前的保护格局中，游演类民俗的危机很大，以社火为例，某个国家级的“中国社火之乡”，在数年前一直采用集中展演的方式，在市县两级城市中调演，意图打造国际性的社火艺术节，其导致的结果则是，原本属于乡村空间的社火民俗产生生态危机，同时，民俗活动原本的精神性也被大大削减，娱乐化、表演性增强。在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的城市空间中，反倒对于社火文化中的宗教信仰缺乏乡土语境中的虔诚与敬畏。同时，也正是那些外出务工人员较少，经济比较贫弱的村落能够相对较好地组织起此类的民俗活动。所以，经过多年集中性的社火调演，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民力与资金，也造成了该区域暂时的民俗空心化倾向，群众意见很大。因而从去年开始，该区域的社火民俗又重新回归村落语境，这样的迂回过程，也正是非遗保护方式探求摸索的表现。同时还需注意到，这种纯消费式的民俗活动，往往难有经济的回报，因此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也很难依靠政府行为来促动长久传承，因为民俗土壤的变异，必将使得普遍化的民俗需求向局部化或职业化的状态转变，而一旦此类民俗彻底消失，倒已不是恢复它的技术难度有多大，而是它所赖以生存的原生环境，我们的某种生活方式、观念和审美将一去不复返了。这种精神的荡涤，不是工业文明可以补偿的。
因此，从理论的角度而言，“该消亡就让它消亡，能进博物馆就让它进博物馆”说起来似乎很是轻松，但在现实的甄别中，却很容易受到人为干涉。笔者认为，数字资源库或实物博物馆的方式，这都是活态生存失去效能时的被迫选择。我们承认现代化手段在保存方面的优势，但是不能夸大虚拟手段的保护价值。物态的保存永远无法替代文化本身，生活文化的意义在于这些物态被人使用而不在于其本身。出于文化多样化的现实需求，文化保护依然会成为持续性的社会话题，因为受保护者，往往是处在生存被动位置、生态堪忧的文化形态。所以在保护行为中，由于关注角度的差异性，往往带来保护方式的不同。可以说，不存在左右逢源、甚至八面玲珑的文化保护举措。忽视以人为主体的保护，只是一种迫于无奈的现实举措。如果没有人的具体生活，文化的保护也无生态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