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作品应兼具时效性与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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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艺是我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它实现从无到有、从孱弱到兴盛的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为曲艺理论界所忽略,即曲艺的发展离不开曲艺作品的时效性和实效性。
  曲艺总是以“排头兵”的身份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在特定的时期内,曲艺作品对宣传时代、解读方针政策、歌颂英雄模范人物等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在毛泽东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后,歌颂雷锋的作品迅速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几十个曲种中,数不胜数。当时出现的由朱光斗创作并演唱的对口数来宝《学雷锋》,风靡全国。的确,优秀的作品能最大限度发挥出教化、认知、审美、娱乐等多种功能,这便是曲艺作品的实效性。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正视一个现实,即使是如此经典的作品,过去了几年也就不再演出了,只能放进曲艺博物馆中的作品宝库。这表明曲艺作品的时效性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曲艺作品因为“跟得紧,上得快”,在宣传方面走在其他艺术前列,另一方面,也因此而存在粗制滥造、空喊口号的现象,甚至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也随着时代变化而不复存在。这就意味着,虽然“学雷锋”是持久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雷锋精神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文明的同义语,但是当时颂扬雷锋的作品在今时今日在舞台上已很少出现。
  因而,曲艺作品虽然有时效性,但是,如何使其时效性延长,并能够无限期地具有“实效性”,是每一个曲艺作者应该关注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对快板书的创作者李润杰的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
  李润杰不是专门从事曲艺创作的创作人员,但是每次活动乃至社会上出现了任何一位英雄模范人物时,他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创作出新的作品,数量绝不少于专业创作者的作品。数量多是他创作的一个特点,而质量高则是另一个特点。他的作品至今仍在传唱,如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创作的《立井架》、为“红岩专场”创作的《劫刑车》等,已经演出了近六十年。李润杰作为一名曲艺创作者,能够使自己的作品久演不衰,最大限度使实效性无限期地延长,充分表明了他在创作上的功力。笔者有幸对他进行了多次采访,聆听他对创作的看法,笔者认为他的很多看法就是他的创作“窍门”,是他成功的秘诀。
  一、无限忠于自己的事业
  李润杰曾被抓过劳工,讨过饭,从旧社会走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他便有着一种强烈的“报恩”思想。他说:“一个在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戏子’变成了国家的主人,我要努力工作,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很普通的几句话,说明了他对自己所从事的曲艺工作的忠诚,也可以说是曲艺自觉与自信。
  他以传统的数来宝形式为基础,糅进评书、山东快书、相声、西河大鼓等曲种的特点创造了快板书这一在当今曲坛上依然火爆的曲种,创作了百余段经典作品。这是他的一种追求,而他的追求完全出于他的自愿自觉的行为。
  不可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李润杰也在自觉地提高演艺水平,而这种自觉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进入国营团体,他发生了本质变化,社会地位的改变使他一生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时代前行。他是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时代的需要就是他进行创作的主要内容。他的创作是自觉的,并绝对相信自己能够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这也是他在曲艺创作方面的绝对自信。
  二、生活体验决定作品质量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句话在不少的作者心里就是陈词滥调,即使是去体验生活,也只是敷衍。而对李润杰来说,同样的一句话却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他不但相信创作离不开生活,而且身体力行。他曾创作一段《熔炉炼金刚》,作品塑造了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王若飞和绿林好汉张金刚两个人物。他觉得对王若飞的塑造不成功,而对张金刚的描写活灵活现。对此,他坦言:
  每每唱这个段子里的张金刚,我的底气特别足,唱王若飞,心里却有点儿“虚”。为什么?像张金刚那样的绿林人物,身上有一些社会上的混混甚至地痞一类人的影子。对这些人,我见过的多了,能看到他们的骨子里。所以写张金刚,我的底气足。写王若飞就不行了,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高的领导,所以就发虚。
  李润杰说的实际上就是“缺少了生活的体验”。其实,这个作品写王若飞也是非常成功的。原因何在?他为塑造《熔炉炼金刚》王若飞的形象,查阅了大量王若飞和与其有关的资料,在心里反复酝酿,以书面资料补生活体验之匮乏,然后才着笔创作。
  在不能体验生活的情况下,李润杰在资料中“体验生活”。一丝一毫的体验生活机会,他都不放过。1965年,他在赴云贵川慰问解放军铁道兵时,在“杨连弟英雄连”驻守的一座大桥上,看到两名战士在修大桥,他看得非常仔细。下雨了,战士仍在抢修,他在一旁看着。抢修结束,他采访了战士。事件很简单,人物也很少。但他没有放过机会,采访了两名战士后,他开始构思,并在一夜间完成了近三百句的《千锤百炼》,在途中进行的慰问中演唱。返回天津后,李润杰又为周恩来总理演唱了这个节目。总理听了他的演唱后,亲自到后台,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你就是马云龙!(两名战士中的一个)”
  李润杰更多的作品是在深入生活的第一线写成的,如在大庆油田创作的《立井架》,在抗洪大堤上创作的《抗洪凯歌》,在云南的深山老林里创作的《红太阳照进苦聪家》……
  深入体验生活,而后从生活中提炼闪光点,进行升华。这样的作品,即使是“应时、应势”的节目,也能受到观众的喜爱,他的许多作品观众听了无数次,却能百听不厌。自然而然,作品的时效性得以无限期延长,实效性也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综观李润杰的作品,大多数是为各种活动或专场所创作。关于他的创作,他曾说:
  我所以写册子,因为解放了,是要唱老的段子,像《武松打虎》《武松赶会》《鲁达除霸》什么的,还都不错。但只唱老的不行,要唱新的,就是要唱对得起国家的,老百姓爱听的。我写册子,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觉着自己写得越来越好。什么原因呢?我曾说过,快板书叫“书”,写书就得抓人,得懂像什么“小包袱,大炸弹”“拴马桩”“安爪、选典、攥弄蔓儿”“开脸”什么的。还有一点,我得明白我写东西的目的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为了宣传,能很好地宣传。1958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盘踞在台湾、金门,美帝国主义也添乱,叫嚣反攻大陆,那是痴心妄想,做白日梦!1963年,天津要发大水,市里人心惶惶的。写段子就要考虑这一点,什么敌人,什么灾害,什么危险,什么困难,都“耍”着写,就是耍笑敌人哪,灾害哪,危险哪……我这样写了,老百姓这样听了,我想,或多或少会消除一些恐懼、害怕的心理。因此,也只有这样写才能起到鼓舞士气的最佳效果……   从李润杰的这段话中,可以分析出几层意思:一是自进入新社会后,要唱更多的新段子;二是写段子要掌握一些方法;三是写出效果好的作品。关于第一、二两点,已有很多人进行研究了。而第三点少有人论及,恰恰是这一点决定了一个作品的时效是否能延长,宣传能否取得最佳效果。
  李润杰说对敌人、灾害、困难等要“耍”着写,这个“耍”字,实际上他是在创作上运用了一种“军事思想”: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他的藐视是对某种工作举步维艰的情况,对天灾人祸,乃至对敌人的嚣张气焰等的藐视。
  如他在大庆油田初建时期创作的《立井架》,写当时立井架的困难:
  这井架高达四十米,
  重量超过了几十吨儿,
  拴绳子儿可是系扣子儿,
  这个扣子儿系得紧抻抻儿,
  这个拉一拉,不松劲儿,
  弹一弹可是嘚嘚嘚儿,
  多好的乐师弦子手,
  有功夫可弹不动这一根儿。
  钻井队员抖精神儿,
  把这绳子紧紧握在手心儿,
  一组一组排好了队,
  劳动号子喊出了音儿,
  (唱号子)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嗨嗷哇!
  拉起这个井架子儿啊——哎嗨嗷哇!
  千万可别松劲儿啊——哎嗨嗷哇!
  大家么一条心儿啊——哎嗨嗷哇!
  咱们呐为石油啊,
  争秒又夺分儿啊,
  情愿吃大苦啊,
  越苦越舒心儿啊,
  摘掉贫油帽啊,
  石油大翻身儿啊,
  为祖国争荣耀啊,
  不怕累断筋儿啊,
  咱们的大油海啊,
  就要出地皮儿啊,
  敌人敢侵犯啊,
  淹没他的脑门儿啊,嘿——
  (数)钻井队员拉架子儿,
  一个口号一条心儿,
  口号喊出了一个音儿,
  石油生产大翻身儿,
  要为祖国争口气儿,
  给社会主义建设加大油门儿!
  1960年也就是大庆油田初建时期,当时我们国家还戴着“贫油国家”的帽子。毛泽东曾說:“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毛泽东是把石油资源作为战略资源来看待的。如何摘掉“贫油国家”的帽子,只有自力更生,建自己的大油田。但是,大庆初建时,条件是非常恶劣的,要竖起井架却没有机械,全靠人力。以上的这段唱词就是写石油工人在铁人王进喜的带领下齐心协力,靠绳子拉起了高达四十米、重达六十吨的井架。“绳子的扣子系得紧抻抻儿”,接下来的一句“多好的乐师弦子手,有功夫可弹不动这一根儿”,是完完全全的对困难条件的藐视,也是戏耍。而最大的目的就是他们喊出的口号——“石油生产大翻身儿,要为祖国争口气儿,给社会主义建设加大油门儿!”
  在毛泽东提出“工业学大庆”后,李润杰亲自到大庆,多次进行采访,从诸多素材中只选择了“立井架”一事,看似事小,实际上以小衬大,“艺术”地表现出了大庆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战地的革命精神。
  再如1963年天津面对着洪水的巨大威胁,他创作的《抗洪凯歌》:
  (洪水)来得猛,快似箭,
  它一心要把天津漫。
  它要把天津都走遍,
  它要到市里看一看,
  它要到大街转一转,
  它要到胡同串一串,
  它要把工厂的机器涮一涮,
  它要把自来水给换一换,
  它要到三楼顶上站一站,
  这特大的洪峰要把天津灌!
  ……
  (抗洪英雄们)白天太阳晒,
  汗水雨水浇,
  汗水加雨水,
  洗成铁背腰,
  夜晚席棚睡,
  身下地返潮,
  风动席棚角,
  耳听长鸣哨,
  水打莲花落,
  啪啪把堤敲,
  群声大奏乐,
  各自显花招,
  沙蓬来打鼓,
  蚊子吹管箫,
  蠓虫专扑脸,
  蛤蟆喊声高,
  长虫到处跑,
  蝼蛄乱摔跤,
  哥俩划拳十对十,
  起名就叫全来了!
  又是撞,又是咬,
  又是闹,又是搅,
  英雄们鼓掌直叫好,
  你也笑,我也笑,
  都说听这个杂耍不买票,
  这种玩意儿真热闹,
  吹打弹拉说唱变练带舞蹈,
  中国戏院演不了,
  这种玩意儿没处找!
  1939年8月,洪灾使天津市百分之八十的地区被淹没,一些地方被浸泡长达一个半月。1963年的这次洪水来势更为凶猛。为此,几十万军民在第一线奋战,李润杰就是其中一人。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他要用作品鼓舞抗洪军民的斗志。如何才能起到最佳的鼓舞斗志的效果?他依然是“耍”着写,是以藐视的态度用“它一心要把天津漫,它要把天津都走遍……”一组诙谐排比句“戏谑”洪水。对抗洪水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恶劣条件,他只当是一种“吹打弹拉说唱变练带舞蹈”的杂耍表演。因为他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关怀下,在数十万军民的奋斗下,一定能取得抗洪的最后胜利。他创作了这个作品,并在抗洪大堤上演唱了,宣传效果颇佳。
  李润杰说自己的作品很多是“耍”着写出来的,确实,他的许多作品都有“耍”的词句,而所有“耍”的对象,或是敌对阶级,或是自然灾害,或是艰难困苦等。他的“耍”也是对毛泽东所提出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文艺作品创作上的最佳解读,也是对无产阶级文艺作品创作中革命浪漫主义的最佳诠释。他作品中的浪漫主义词句,无不是在写实的基础上,以丰富的想象、诙谐的夸张、形象的譬喻、生动的对比等诸多艺术手法,出色地完成了鼓舞人民斗志、娱乐人民群众的任务。
  李润杰的作品,看似很俗,但是,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他的作品文以载道,其作品具有极强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所谓的俗就是为了把某个道理说得明明白白,使某种精神得到最大弘扬。这个目的达到了,自然也就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
  处理曲艺作品的时效性与实效性的辩证关系是被曲艺研究长时期忽略的一个特点,而李润杰的诸多作品证实了即使是为活动或为专场演出创作的作品,也是可以延长时效性,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实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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