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对于硅谷的独角兽们（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来说，难言太平。過山车上，各有各的不如意。
　　最近遭遇“大崩塌”的是明星独角兽、联合办公空间初创企业WeWork。这场大崩塌发生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在不到两个月间，WeWork就经历了从“一级市场估值最高的美国独角兽”、“今年美股第二大IPO”到“估值缩水四分之三”、“最终取消IPO”的疯狂坠落。
　　表面上看，巨变的分水岭是今年8月中旬，WeWork公布上市招股书。
　　作为自Uber上市后最受瞩目的科技独角兽，在此之前，成立九年的WeWork光环重重。除了和Uber、Airbnb并称为“共享经济”代表企业，它是纽约、伦敦最大的办公地产租赁方，孙正义首期千亿软银愿景基金的重仓对象。据其招股书，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WeWork已在全球29个国家111个城市的528个地点设有联合办公室区，会员数量达到52.7万。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WeWork联合创始人、原CEO亚当·诺伊曼原本对此次上市颇有信心。事实上，作为这头在IPO前估值达到470亿美元“巨兽”的绝对控制人，这位身高1米96、拥有黑色长卷发、曾在以色列海军服役5年的创始人甚至对上市后的丰厚收益做了一番预先分配。
　　可出乎意料，一个多月后，不仅上市加冕的目标蒙尘，甚至和uber的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一样，他将在一场持续不断的风波后，被董事会逐下CEO宝座，陷入舆论的泥潭之中。而比卡兰尼克更不幸的是，诺伊曼甚至连在阳台上旁观敲钟仪式的机会都没有。10月1日，在经过大幅下调估值、推迟IPO等尝试后，WeWork的母公司We Company最终宣布撤回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招股说明书，一度轰轰烈烈的IPO遭遇搁浅。
　　上市是对初创企业及其投资者、员工的一次回馈，标志着企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同时也是一道关卡，意味着需要更加坦诚地披露信息，并接受资本市场的冷酷拷问。对于所有未实现盈利的科技独角兽公司而言，无论是上市前的路演估值，还是上市后的交易股价，无不与二级市场对其盈利能力的判断紧密相关。对于WeWork来说，也同样如此。
　　尽管人们对于WeWork的运营状况早有猜测，但招股说明书对公司近年来持续亏损数据的披露还是让不少潜在投资者捏了把汗。据招股书，2016年到2018年，WeWork的营收分别为4.36亿美元、8.86亿美元、18.21亿美元，而对应的净亏损分别为4.30亿美元、9.33亿美元和19.27亿美元。今年上半年，虽然WeWork营收相较2018年同期翻了一番，达到15.35亿美元，但净亏损也同样高企，达到9.04亿美元。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几乎每赚1美元就要花2美元。”
　　事实上，相较“共享经济”的其他两个代表——Uber和Airbnb只是作为中间商，WeWork属于重资产业态，它首先需要垫付钱从房东手里拿下房子的长期使用权，然后通过向企业和个人短期租赁，赚取差价。这种模式背后最关键的莫过于现金流，如果没有持续稳定增长的用户，就会导致坏账的出现，进而资金链会断裂。而外界则一直质疑，在无法实现自体造血的情况下，WeWork长期依赖投资机构的注资来实现其疯狂扩张，吹大了估值的泡沫。
　　据这份招股书对企业发展风险的提示，截至今年初，WeWork的长期租约合同高达140亿美元，未来最低租赁支付义务也有472亿美元，而相对应的，目前可统计的租赁承诺为15个月，预期收入约合40亿美元。
　　不过，“盈利难”这一科技独角兽的通病并不是人们对这份报告反应如此之大的唯一原因。当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分析师、记者想要借机一窥这家“明星公司”的全貌时，更多的麻烦反而是在盈利之外。
　　首先是关联交易的问题。今年1月，《华尔街日报》曾报道，诺伊曼曾将自己拥有的几栋建筑物出租给WeWork，并因此赚取了数百万美元。招股书对此做出回应，称诺伊曼同意将来不再购买与WeWork有业务往来的房地产，任何未来的关联交易都需要经过WeWork审核委员会的一致同意或董事会批准。
　　事实证明，诺伊曼的相关交易并不止于此。原来，诺伊曼曾通过一家控股公司购买了“We”商标，后来为获得该商标的使用权，WeWork向诺伊曼支付了590万美元的许可费用。该文件还显示，除了诺伊曼的妻子、WeWork联合创始人、首席品牌官丽贝卡·诺伊曼以外，他的其他家庭成员也曾与公司有业务往来。而丽贝卡更是被其指定为他去世后公司的继任者。
　　招股书被不断挖掘出的信息叠加媒体的追踪报道，让诺伊曼和他一手打造的WeWork迅速成为舆论的标靶。包括BI在内的知名科技媒体则援引了来自WeWork内部员工的爆料，曝光了公司内部存在的饮酒和兄弟会文化，其中还涉及性骚扰等问题。之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更是直指诺伊曼有饮用龙舌兰酒和吸食大麻的爱好，直接送上致命的一击。
　　有Uber和卡兰尼克的前车之鉴，故事接下来的进展显得更为理所应当。
　　9月底，在董事会大股东软银等的主导下，诺伊曼被夺去了指挥棒，改由副董事长塞巴斯蒂安·冈宁安和首席财务官阿蒂·明森出任WeWork联合首席执行官。
　　根据CLSA等券商的估算，作为WeWork前期最坚定的支持者，软银及软银远景基金在过去两年多次押注WeWork母公司We Company，以近110亿美元的累计投资额获得了后者近30%的股权。这次糟糕的IPO风波无疑让软银颇为难堪。要知道今年年初，软银刚刚以470亿美元的估值对WeWork进行了投资。而这次风波后，因市场遇冷，WeWork曾一度试图将估值腰斩至200亿美元。如今上市集资的计划不成，作为大股东，为了让游戏继续下去，已经上船的软银接下来不得不追加更多的筹码。 　　作为全球最大的科技投资机构，软银近年来的命运和独角兽们一样颠簸。Uber和WeWork作为全球前五大科技独角兽，曾一度是软银投资列表中最亮丽的代表。但即便是帮助软银成功退出的Uber，上市5个月来，股价也已经下跌了超过30%。华尔街显然对于这些在一级市场被资本重金簇拥的商业模式逐渐失去了耐心。相比漂亮的PPT和未来承诺，在市场低迷的环境下，他们更愿意看到现实的盈利。

　　经常被资本市场拿来与WeWork对比的是欧洲一家共享办公空间公司IWG。截至2018年底，该公司拥有3306个办公网点和44.5万个办公桌，这是一个足以媲美WeWork的数据，可IWG的市值只有WeWork的十分之一，而且已经实现了盈利。
　　独角兽们在资本市场的接连遇冷也引发了业界的反思。摩根士丹利首席美股策略师迈克·威尔逊就将WeWork这次的IPO失败视作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个科技公司即使无法盈利也能获得超高估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而另一些人则开始给WeWork“科技公司”的定位打上问号，他们认为WeWork可能更偏向于一家房地产公司。也有声音指出，近年来，几乎所有的创业公司都在致力于把自己包装为科技公司，以获得更高的估值和投资者的青睐，甚至有些投资人出于自身利益驱使，也参与了这场“包装”。这一观点也得到了Benchmark合伙人比尔·格林的回应，Benchmark同时也是WeWork的重要股东。在他看来，是不是科技公司，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正確的提问应该是，这些初创公司能否证明自己在未来具备强大的盈利能力？
　　显然，如今问题缠身的WeWork给出的答案无法让资本市场信服。
　　虽然招股书已被撤回，但在一份最新的声明里，WeWork依然宣称成为上市公司是其目标。据《商业内幕》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两位新任首席执行官正试图让WeWork更聚焦于核心业务，为此一场裁员正在开展中，裁员范围在10%至25%，受波及的员工数量在1000至3000人左右。除此之外，二人也在考虑出售近年来WeWork收购的一些公司，以缓解资金压力。
　　2019年注定是独角兽的多事之秋，但这或许仅仅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