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身為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受到猛烈的冲击。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与保护，王震在“文革”初期始终没有被打倒、批臭，属于“挂起来”、“靠边站”之列。
　　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党集团之后，王震从他下放劳动的江西红星垦殖场奉召回到北京，被任命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王震仍没有实权，基本是赋闲在家。他时时回忆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常常金戈铁马入梦来。
　　四届全国人大是“文革”中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围绕着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老一辈革命家同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帮”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王震很清楚江青一伙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很想重登政治舞台，给周恩来以有力的支持。四届人大筹备期间，许多刚解放出来的老同志纷纷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出来工作。王震受到鼓舞，也给周思来写了一封厚厚的信。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
　　找把他的信送给总理时，总理示意我拆开，看看是什么内容。我拆开一看，真是字如其人，页数不少，字字斗大，16开的信笺上，每页也就十几、二十来个毛笔字，字体虽不秀美，却粗壮有力。信中王震在汇报了思想情况，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之后，强调说自己的身体很好，还可以干体力活，还能扛200斤的麻袋。最后，他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希望批准他组织一支以知青為主的垦荒部队，像当年南泥湾大生产那样，到陕北垦荒，改变延安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并表示一定做出成绩来!
　　周恩来听纪东读完信，笑着问：“你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吗?”
　　“王震同志决心很坚决啊!”
　　“哈哈!这你就不懂了，他这是在要求给他安排工作。”周恩来又笑着说：“他的信先放着吧，这件事我记着了。”看得出，这封信让周恩来非常高兴。
　　几天后，周恩来找来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李德生等几位领导开会，商量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事情，把王震也请来了。会议中间，周恩来对王震说：“胡子，主席想让你当个副的，你是想管外呢，还是想主内呀?”听了这话，王震感到有点突然，但也听清了总理的意思，马上站起来，神态既激动，又不好意思。王震“嘿嘿”笑了两声小心翼翼地回答：“总理。您知道，我不懂外事，我还是在您和各位老领导的下边做具体工作吧。”
　　这样，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会议上，王震被任命為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主管国内有关事务。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王震，处境有所改善，但他从未忘记那些仍在遭受迫害的老干部、老战友。他為他们的平反与复出四处奔走，出谋划策。
　　王震还有一次“要官”的经历，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王震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一些地方青少年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中小学生辍学现象严重，教师队伍不够稳定，这使戎马一生的老将军深感不安。
　　他与多年从事教育的老伴王季青反复交换看法，并多次与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的记者们探讨，越来越坚定了他的看法：培养“四有”新人，必须从中小学生教育抓起，而且要抓好基础教育，必须建设一支稳定、高质量的中小学幼儿剃币队伍。
　　1986年5月，国家教委着手研究建立教师表彰奖励制度，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同志建议，要建立一个教师奖励基金会，集社会之力，表彰教师功绩，提高教师的待遇，并请王震同志担任名誉理事长，许多工作就好做了。
　　王震一向坦诚、直率，他稍许思考，诙谐地说：“我从来没有向组织上要过官，这次嘛，我要破个例，要伸手要官了!”
　　教委的同志一听愕然了：王老现為国家副主席，还向国家教委要啥官?
　　“我现在除国家副主席外，还兼着中日友好名誉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名誉会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会长，我虚衔的职务已经不少了。”王震认真地说，“你们再要我当名誉的我不干了。”
　　教委的同志愈加茫然不解：“王老，您老的意思是…”
　　“把‘名誉’二字去掉。”王震说，“就当理事长，做个有职有权的理事长，做个做实事的理事长!”
　　顿时，教委的同志们欣喜若狂—这是他们预先没有料到的。原想，王震能当个“名誉”的，就已经是对教委工作的莫大支持了，哪有让国家副主席当国家教委下属的职务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