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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市场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工作压力也没有像19世纪那样深受资本主义的压榨与剥削。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带给人类技术的进步，是市场经济带给人们幸福安康，并且资本主义社会赋予人们自由和正义，资本主义的到来预示着“历史的终结“。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本文主要依据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一书中的相关理论为基础，针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在与他人、工作、自身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异化现象进行无情的揭露，以及按照弗洛姆认为的精神健康的人所应该具有的爱，与他人联系的需要和创造性的满足等特征来深刻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境况。
关键词：消费异化；无名的权威；官僚主义；不受挫原则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037 — 05
德裔美籍著名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师从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后又师承多人并注重吸收先哲们的优秀思想成果。他的一生著作颇丰，学术活动涉及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宗教学等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他长期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并力图把两种不同的学说综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
作为一本以“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为视角，透过资本主义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来批判其各种异化形态的著作，以及作为《逃避自由》的后续，弗洛姆在很大的篇幅上阐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人的基本感情并不是植根于人的本能需要，而是产生于人類生存的特殊条件，这也是弗洛姆不同于弗洛伊德主义之处，后者认为人的精神之所以会出现病态，是由于“力比多”所造成的泛性欲主义学说。换句话而言，弗洛姆认为：人的七情六欲，他对权力的渴求，他的虚荣心，对真理的追求，恋爱及友爱的激情、他的破坏性和创造性，以及每一种促使他行动的强烈愿望，都来源于人类的特殊状况，而不是植根于弗洛伊德所制定的力比多发展的各个阶段。
弗洛姆在精神分析学方面，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他的老师——弗洛伊德的学说，而且自己通过长期的实证与理论研究，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学术体系。他既没有简单的停留在“力比多”的研究层面，相反，他认为人的异化是深受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他的结论也不是弗洛伊德主义所认为的通过性欲的满足来治疗人的精神疾病，而是通过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努力来纠正人的异化，其中单一某方面的努力不仅不会治愈人的精神疾病，反而会出现不利的后果，就在这一研究层次上，弗洛姆大大超越了弗洛伊德主义。那么，弗洛姆笔下的人的异化有哪些表现呢？
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表现
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的西方人来说，人们都有一个普遍的社会共识：即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会促成一个精神健全的社会，即使这个社会有个别人患有精神障碍症，也只能说是此人不能适应这个健全的社会，也就是说，这是个人的病症，而不是社会的缺陷。“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它能运转，它就是正常的，而所谓病态则只能从个人不能适应他所在的社会的生产方式的角度来加以界定”〔1〕。难道真的就是如同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个人对社会的不适应，是个人的缺陷而与整个“健全”的社会无关吗？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确是会患有精神病的，成为病态的、不健全的人，社会同样如此，也会成为病态的、不健全的社会。弗洛姆继承并发扬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弗洛姆认为，“正像是‘两个人疯了’和‘数百万人疯了’的不一致。数百万人具有共同的恶习的事实并不能把这些恶习变成美德，他们犯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事实也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数百万人患有相同的精神疾病的事实同样不能把他们变成健全的人”〔2〕。因为在大多數人都患有同一类型的精神病的情况下，个人与社会的相适应，正好说明了社会是病态的。当然，个人与社会的精神疾病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弗洛姆认为这其中的连接点是所谓的“共同确认感”。在大多数人具有某些共同的观念和感情的情况下，那怕这种观念和感情是病态的，在现实社会中，大多数人同样也会视这种病态为正常。如果从深层次的剖析，弗洛姆认为这种“共同确认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缺陷，正是由于大家都生活在这种文化的底蕴之下，才会对病态的人、病态的社会浑然不觉。那么，病态的人具体表现在那几个方面呢？
（一）人与工作
工作本身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是自己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的一个平台，人们只有在学习与工作之中，才能够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作却发生了变味，与其说是工作本身的变质，不如说是工作中的人的退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对生产并不感到有何种兴趣，他工作的出发点在于挣更多的钱。因为在工业流水线上，工人只需要做好属于自己的那一道工序，所以他并不熟悉自己所要制造的产品的原貌和性质，他自身只是机器的一部分，“他是机器的一部分，而不是掌握机器的主动的力量，机器不是为人服务，以取代纯粹的体力劳动，而是成了人的主人。也就是说，不是机器取代了人力，而是人成了机器的替代品。我们可以给人的工作下这样的定义：人的工作就是完成目前机器还不能做的事”〔3〕。在异化的社会里，工作本身不再是一种令人满意、给人以快乐的活动，而是变成了一种义务，一种令人困扰的负担。人们越是可以通过工作致富，就越是把工作单纯地当成他们发财和成功的手段，而爱、理性与创造性等人类高贵的品质在这里被全部的淹没。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如今所有的文明一文不值，因为异化的人并不需要思考，并不需要哲学，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机器所“交代”给他的一道简单的工序而已。
（二）人与自身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己的关系表现为，人无法体验到自己是一个主动体、人类权力的持有者，他所能体验到的是一件在市场上待卖的商品，弗洛姆把这种倾向称之为“交易倾向”。在交易倾向的驱使下，人们的目的就是能够在市场上将自己卖出个好的价钱，而这种异化的人格体验不到自己是一个有爱、恐惧、信仰和疑虑，他所能够感受到的是与自己本性相分离的、在社会制度中起着某种作用的抽象品。他唯一的价值感取决于他的成功：他是否将自己卖出个好的价钱，能否让自己增值。在其中，他的肉体、头脑、灵魂就是他的资本；人的品质，比如说：友好、礼貌、仁爱等成了“人格包裹”中的资产。如果一个人不能在市场上卖出个好价钱，获得更高的利润，就他的交换价值而言，他就一文不值。这种待价而沽的异化人格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尊严的丧失，而尊严正是人类所特有的，异化的人几乎完全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实体。他们不会说“我就是我”，而只会说“我就是你需要的”。人丧失了万物的尺度的地位，变成了如同商品一般的“物”，而“物”无所谓自己。 （三）人与他人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同样也存在着异化。人与他的同胞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相互的理解与友爱，而是两部活着的机器之间的相互利用关系。雇主利用他雇来的工人，商人利用他的顾客。每个人对其他的人来说，都是一件物品，这件物品或许现在用不到，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为我所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找不到多少爱与恨，更多的是一种表面上的友好，以及一种更为表面的公平，而在这种表面现象之下，则显示着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疏离与冷漠。
（四）消费异化
“消费行为应当是一种具体的人的行为，其中包括了我们的感觉、身体需要、审美感；这是说，在消费中，我们是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感情的、有判断力的人，消费行为应当是一种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创造性的经验”〔4〕。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不是为了给人以快乐，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而是消费本身成了目的，为了消费而消费。人们在市场购买许多东西不是为了用，而是为了占有。弗洛姆认为造成人的消费行为疏离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我们无时无刻地被物所包围着，而对于这些物的性质和来源，我们却一无所知，我们与所要消费的物的唯一的联系仅存在于晓得如何操纵或者消费他们。弗洛姆认为，由于我们不是以真实具体的人来消费真实具体的物，于是我们一天比一天需要消费更多的东西，这种消费方式导致的结果便是更多的贪欲与永不满足。在书中，弗洛姆描绘了这樣的一幅画面，如果现代人敢于明白道出他心目中的天堂，那么，他会描绘出这样的一种景象：天堂就像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公司，里面有各种新东西、新玩意儿。
对待消费的异化态度不仅表现在人们对商品的获得及消费中，它甚至决定着人们闲暇时间的安排。弗洛姆认为，如果一个人同他所做的事没有真正的联系，如果他以抽象的、异化的方式购买、消费商品，他怎么能积极地、有意义地安排他的空闲时间呢？他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证明这样的一个事实：人们消费球赛、电影、报纸、杂志……就像消费他所购买的商品一样，采取的都是异化的、抽象的方式；他不是积极地参与其中，而是接纳他所有可以得到的东西，而实际上，他并不能自由的享受他所得到的东西，他消磨闲暇的方式，如同他所购买的商品一样，受到工业生产的支配；他的趣味被人操纵，他想看、想听的都是他被操纵着想要去看和听的东西。
（五）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最严重的异化。官僚把人当成了数字或者物来操纵，而人们又像对待神那样的尊重官僚，因为庞大的国家机器，极度的劳动分工，任何个人都无法看到社会的全体，这对官僚的控制、管理又是十分必要的，人们普遍意识到了官僚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样人们就会拜倒在自己创造的官僚面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制度所表达的选民意志也表现出了异化的形式。因为这时候人们没有自己的意志和信念，只是一些异化的机器人，他们的趣味、意见以及倾向都受到了大的政治控制机器的操纵，他们怎么还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呢？
（六）无名的权威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公开的权威占主导的地位。在书中，弗洛姆分析了公开的权威有理性权威和非理性权威之分，关于它们之间的区别，作者举了几个形象的例子：理性权威就好比是教师与学生之间，非理性权威就好比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教师与学生的利益一致，教师如果成功地促进了学生的成长，他会感到满意，如果失败了，这种失败是他们双方共同的失败；与此相对，奴隶主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剥削奴隶，剥削的越多，奴隶主就越感到满意，而奴隶也仅最大的努力去护卫自己应该得到的最起码的幸福。20世纪中期，权威的特点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公开的权威，而是无名的、不可见的、异化的权威，这种权威来源于利润、经济需要、市场、常识、舆论等，集体所做、所想、所感受到的一切。无名的权威藉以运转的机制是“协调一致”，我要与他们保持一致，不要突出个性，随时准备并乐于按照社会模式来改变自我。“美德即适应，即与他者一致；恶即与众不同”〔5〕。受到无名权威支配的人便丧失了自我感，一切的趣味和判断全部被齐一化了，由于人的自我感的丧失，他体验到自己被无尽的虚无与恐惧所包围，为了从这种困境之中逃脱出来，他便急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同。“他尽可能地同他的同胞相似，这使他感到安全。他的最高目标就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他最担心的是得不到他人的赞同。与众不同，属于少数派，是威胁他的安全感的危险因素，其结果是无止境地追求与他人一致。显然，这种求同的渴望反过来又产生了持续的尽管是隐藏的不安全感。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任何批评意见，都会导致恐惧与不安全感”〔6〕。这些异化的人沒有理性、爱和创造性的工作，就像他们在机械化大生产所制造出来的商品一样，他们就是异化的社会里，被资本主义社会这台巨大的机器制造出来的一个个商品。
（七）不受挫原则
在消费异化的驱使下，人们普遍相信这样的原则：每个欲望都必须立即满足，任何愿望都不得受挫。如果我不推迟对愿望的满足，我就没有冲突，没有疑惑，也不必做什么决定；我从来没有独处的时候，因为我总是很忙——不是工作，就是取乐。取乐主要是对消费与“吸纳”愿望的满足；商品、景色……电影——都在被消耗、被吞噬之列。“整个世界就是作为我们的欲望的对象的一个大东西：一个大苹果，一大瓶饮料，一个大乳房；我们是些嗷嗷待哺者，是永远在期待的一群，是永远在希望的一群——也是永远在失望的一群”〔7〕。在书中，弗洛姆还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性解放运动，与传统的情爱相比，性解放运动认为“爱”是一种短暂的性欲，应该立即得到满足，没有什么道德的牵制，更没有法律的禁止，弗洛伊德主义在这时候得到极大的贯彻。然而，欲望之无节制，与缺少公开的权威一样，会导致自我的瘫痪，以及最终的毁灭。
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原因
在弗洛姆看来，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社会经济状况造就了现代西方人的性格，使人的精神健康处于紊乱状态。因此，要了解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性质，以及工业时代“贪欲社会”的特性〔8〕。 什么是“社会性格”呢？弗洛姆认为，“社会性格”是指在某一文化中，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在与个体性格截然不同，属于同一文化的个体的性格彼此有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性格并不是简单的指在某一文化中大多数人的性格特征的简单总和，而它的功能是在特定的社会中锻塑及引导人的能量，目的在于保证社会的持续运行。那么，资本主义社会性格是怎样一步一步的使人丧失了万物的尺度的地位呢？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作者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不同的阶段来阐述。
（一）17、8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性格
弗洛姆认为，17、8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还处于一个早期的階段，技术和工业处于起步阶段，中世纪的文化、习俗和观念在当时的经济活动还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书中，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在当时一个商人用较低的价格抢走了其他商人的生意，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在当时机器正在逐步的普及，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部分人的失业，如果因为机器的使用而减少了所需工人的数量，被认为使用机器是对社会、对道德来说是有害的。由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水平不够高，自然经济还占有相当大的地位，市场经济的原则还没有能够威胁中世纪宗教法则、社会习俗的位置，所以人们还被传统宗教习俗所把控。当时的社会和经济依然为人的存在而存在，人是万物的尺度。
（二）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性格
弗洛姆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了19世纪，传统的十八世纪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人越来越丧失了在社会体系中的中央地位，这个中央地位让位与商业和生产。
首先，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市场摆脱了一切传统的限制性因素，成为了首要的调节机制。人人都被市场规律这个庞大的无形的势力所压迫，中世纪所保留下来的宗教、习俗在这里荡然无存，市场经济“丛林法则”在这时候得到良好的贯彻。当时的人们认为，成千上万的工人在饥饿线上挣扎是一种自然的或者是社会的法则。资本所有者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剥削雇工，也被认为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事情。
其次，作者认为在19世纪不仅市场规律具有生命力，支配着人，就连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同样如此。由于众多方面的原因，科学家无法自行选择所要解决的问题，而问题是被强加给科学家的。他解决了一个问题，并不代表着他会得到安全感或者满足感，情况恰恰相反，在已解决的这个问题的位置上又冒出了十个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迫使科学家不得不努力去寻找解决它们的办法，如此往复，一环套着一环，科学家们就仿佛是科学问题这架庞大机器里面的一个部件，为了使这架机器能够运转，不得不发挥自己拥有的技能。
第三、关于财富的分配。假如社会的财富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实际需要相当，那就不存在财富的分配问题。19世纪的资本主义市场是一种自我的调节分配机制，人们都遵从这种表面上是自由的分配机制。在个人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情况下，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追逐着利润，每一个人都在为争夺最好的位置而奋斗。在争夺成功的竞争中，人类团结的社会与道德规范崩溃了，生存成了最主要的问题。在这种分配机制影响下，个人的努力和工作同社会给予他的承认——经济报酬——之间存在着比例的严重失调。总之，19世纪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竞争的、囤积的、剥削的，造成了人的苦难和对人性尊严的不尊重。
（三）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性格
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20世纪的西方社会好像表现出一副欣欣向荣的局面：封建特征愈来愈淡化，工业生产激增，资本日益集中、业务与管理趋于庞大，操纵数字的人员愈来愈多，大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上升，工人和机关不断采用新的工作方法……总的来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19世纪改革家们的主要要求差不多都实现了，“拿美国来说，工人阶级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好处，不再有显著的贫穷存在，并且工人作为人的地位和政治地位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发生了一次性观念的革命，性压抑已减少到可观的地步。如果用19世纪的标准来看，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已经成了一个较健全的社会”〔9〕。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弗洛姆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二十世纪尽管拥有物质上的繁荣，经济与政治上的自由，但是在精神上，二十世纪比十九世纪病得更加严重。在书中，弗洛姆引用史蒂文森的一句话：“的确，我们不再有成为奴隶的危险，可是，我们却有成为机器人的隐忧”〔10〕。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更为严重，是遍布方方面面的。人并不能感受到自己是他本身力量和充实生命的主动持有者，而觉得自己是一个贫乏的、任外部力量所摆布的东西。首先，弗洛姆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数量化”和“抽象化”的不断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认为，数量化和抽象化不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而且影响到了人们看待人与事物的方式。在数量化和抽象化的影响下，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衡量，“三百万美元的桥”，“百万元的大灾”……数量化和抽象化遮蔽了事物的实际价值和人的具体经验，而当人们远离了具体经验时，他们的破坏性行为也就很难引起他们良心的不安，因为他们可能完全看不到其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在书中，弗洛姆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在现代战争中，一个人就能造成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毁灭。他只消按下一按钮就能办到；他正在做的事可能不会造成情感上的困扰，因为他不认识他所杀的人。他按按钮的行为与那千万人之死之间似乎并没有真正的联系。同样是他，面对一个无助的人，可能甚至不忍心斥责他，更不用说去杀他了。在后一种情况下，具体的情景激发了他的良心，普通人都会作出这样的反应；而在按按钮的行为中则没有这种反应，因为行为和目标都与施动者很疏离，他的行为不再是他的了，可以说，行为本身具有了生命，对自己负责”〔11〕。数量化与抽象化使科学、商业、政治都丧失了一切对人而言可理解的基础和维度，由于没有什么是具体的，也就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噩梦、夢想和真实之间也是一样。人们活在由自己所制造的梦魇之中，进而丧失了他应有的界限，异化现象也就随之而来。 三、何为精神健全的人
弗洛姆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无疑是直白而有力的，但是评价万物优良与否得需要个标准，那么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到底需要哪些品格呢？弗洛姆认为，人有生理需要，但生理需要的满足并不足以使人感到快乐和健全。人最迫切的需要和渴望并不是根源于肉体，而是根源于人的生存特质。源于人的生存特质的基本精神需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需要。弗洛姆认为，人与动物不同，很重要的一条是人有自我意识，人是能说“我是我”的动物。有时保持自身独立性的需要比肉体的需要还要强烈。“我们最感到羞耻的事莫过于，我们所作所为不是我们自己想做想为的，而最令人感到快乐的则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发自内心的”。在现实工作中，很多年轻的人宁愿选择薪金报酬比较低而工作舒适、称心如意的工作，也不去从事薪金报酬很高而工作压抑的差事。人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他不仅能够感受到喜怒哀乐，更重要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能够妥善的利用自己的理性而压抑住自己的非理性，能够感受到自己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现代西方资本主義社会，由于其特有的生产方式，迫使人像机器一般的从事生产，压抑人的理性，造成人格的流失。“工业化社会中的人们狂热地寻求致富的手段以获得财富，却忽略了使追求财富的行为具有价值的那些目标……”〔12〕 人类漫长的历史跨过原始社会，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却发现自己被资本主义社会所软禁，资本主义社会如同一个巨大的监狱一样，无时无刻的监视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人与人之间稍微有什么不同，就会被社会所抛弃。市场经济准则成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法宝，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规则：“社会必须这样组织工业：强调经济活动只是手段，使经济活动从属于它的社会目的”。或许，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只有战争或者一次大的灾难，才会迫使人们去找寻已经失去的“诺亚方舟”。
其次，与他人联系的需要，即友谊和爱的需要。弗洛姆认为，人的生存状态越来越独立，同时也就变得越与别人隔离，变得孤独。人不能忍受这种隔离与孤独，就需要寻求同别人的联系与一致。人一方面需要保持自己独立性，另一方面又需要与他人联系起来，只有爱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某种形式的联系是任何形式的健全的生活的前提。但在多种形式的联系中，只有创造性的联系，即爱，能够让人在保持自由与完整的同时与他人融合起来”〔13〕。真正的爱必须尊重被爱的人，不能把他变成自己的占有物和控制对象，否则就是虐到狂的爱；真正的爱还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完全服从被爱的人，否则就是被虐狂的爱。只有真正的爱才能使人保持各人的自由与完整，而同时又能与他人相合一。这种爱不是为了追求一时欢愉的性爱，而是包含着一种人生的态度，即关心、责任、尊重和理解。正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生产方式，造成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冷漠与利已性。他缺乏独立性的认知，将自己体验为受自己和他人所支配的一件东西、一项投资，所以他缺乏自我感，更不会感受到与他人之间的爱。自我感的缺失导致了深刻的焦虑，深刻的焦虑使他急于寻求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同而不是与他人之间建立起爱的桥梁。
最后，超越自己，即创造性的需要。弗洛姆认为，人同动物、植物一样，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但由于人有理性和想象力，他不会以被动的、消极的生物角色为满足，他要做个“创造者”来超越其生物的地位。人能种植植物，生产物品、创造艺术等。在创造中人类才能超越其生物的地位，进入目的性和自由的领域。创造性需要的满足，导致快乐。当创造的意志无法满足时，破坏的念头就会抬头。破坏对破坏者本人也多半造成痛苦。正是由于一个健全的人所具有的独立性与他人联系的需要，才会得到创造性的满足。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人们沉浸在用机器化大生产所造就的一幅幅的“艺术品”时，当人们痴迷于用电子摄影技术拍摄的一张张照片时，当人们还在陶醉于现在科技所赋予的城市化的一座座高楼大厦时，艺术的创造性活动也快戛然而止了。艺术品的“原晕”正在消失，人类的所特有的创造性也趋于瓦解。“我们发现，在现代社会中，异化几乎无所不在，它弥漫在人与他的工作、人与消费品、人与国家、人与他的同胞、人与他自己的关系中。人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世界。他构筑了一部复杂的社会机器来管理他造的技术机器。但是，他所创造的一切却高踞于他之上。他没有感到自己是创造者，是中心，而觉得自己是他双手创造出来的机器人的奴仆。人释放出的力量越大，人越感到，作为一个人，他是多么无能为力。他面对着自己的力量，这些力量体现在他所创造的物中，已从他身上独立出来。他被他所造之物控制着，失掉了对自己的所有权”〔14〕。
总之，按照人本主义的观点，精神健康的人具有这样一些特征：能够爱，能够创造，从家庭和自然乱伦束缚中解脱了出来，将自己体验为自身力量的主体，他的身份感就建立在这种体验之上，他能够掌握内在和外在于自己的现实，也就是说，他的客观性与理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精神健康的人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矛盾的事实：人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但同时又不比一只苍蝇或一片草叶更重要。能热爱生命，但同时能无畏地接受死亡；能承受那些生活要求我们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的不确定性，但同时又坚信自己的思想、感情，只要这些思想、感情确实是我们自己的。能够独立自处，同时又能同心爱的人，普天下的兄弟，所有有生命的东西融为一体；听从良心的召唤，这种召唤令我们回到自身，但同时，在听不清良心的声音因而无法遵从之时，不沉溺与个人的仇恨之中。精神健康的人还是一位具有建设精神的人，他能够与整个世界友好地联系在一起，用理性客观地把握现实，他不屈从于非理性的权威，而乐于接受良心和理性的合理的权威。只要活着，他就在不停的自我完善，并且把生命这一赠礼当成他最宝贵的机会。
〔参 考 文 献〕
〔1〕〔2〕〔3〕〔4〕〔5〕〔6〕〔7〕〔10〕〔11〕〔12〕〔13〕〔14〕〔美〕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凯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8，12，149，109，
130，163，137，82，97，183，30，101.
〔8〕陳爱华.论弗洛姆批判资本主义的伦理维度——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解读.〔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03）.
〔9〕王元明.论弗洛姆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批判.〔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
〔责任编辑：侯庆海〕
关键词：消费异化；无名的权威；官僚主义；不受挫原则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037 — 05
德裔美籍著名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师从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后又师承多人并注重吸收先哲们的优秀思想成果。他的一生著作颇丰，学术活动涉及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宗教学等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他长期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并力图把两种不同的学说综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
作为一本以“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为视角，透过资本主义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来批判其各种异化形态的著作，以及作为《逃避自由》的后续，弗洛姆在很大的篇幅上阐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人的基本感情并不是植根于人的本能需要，而是产生于人類生存的特殊条件，这也是弗洛姆不同于弗洛伊德主义之处，后者认为人的精神之所以会出现病态，是由于“力比多”所造成的泛性欲主义学说。换句话而言，弗洛姆认为：人的七情六欲，他对权力的渴求，他的虚荣心，对真理的追求，恋爱及友爱的激情、他的破坏性和创造性，以及每一种促使他行动的强烈愿望，都来源于人类的特殊状况，而不是植根于弗洛伊德所制定的力比多发展的各个阶段。
弗洛姆在精神分析学方面，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他的老师——弗洛伊德的学说，而且自己通过长期的实证与理论研究，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学术体系。他既没有简单的停留在“力比多”的研究层面，相反，他认为人的异化是深受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他的结论也不是弗洛伊德主义所认为的通过性欲的满足来治疗人的精神疾病，而是通过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努力来纠正人的异化，其中单一某方面的努力不仅不会治愈人的精神疾病，反而会出现不利的后果，就在这一研究层次上，弗洛姆大大超越了弗洛伊德主义。那么，弗洛姆笔下的人的异化有哪些表现呢？
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表现
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的西方人来说，人们都有一个普遍的社会共识：即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会促成一个精神健全的社会，即使这个社会有个别人患有精神障碍症，也只能说是此人不能适应这个健全的社会，也就是说，这是个人的病症，而不是社会的缺陷。“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它能运转，它就是正常的，而所谓病态则只能从个人不能适应他所在的社会的生产方式的角度来加以界定”〔1〕。难道真的就是如同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个人对社会的不适应，是个人的缺陷而与整个“健全”的社会无关吗？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确是会患有精神病的，成为病态的、不健全的人，社会同样如此，也会成为病态的、不健全的社会。弗洛姆继承并发扬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弗洛姆认为，“正像是‘两个人疯了’和‘数百万人疯了’的不一致。数百万人具有共同的恶习的事实并不能把这些恶习变成美德，他们犯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事实也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数百万人患有相同的精神疾病的事实同样不能把他们变成健全的人”〔2〕。因为在大多數人都患有同一类型的精神病的情况下，个人与社会的相适应，正好说明了社会是病态的。当然，个人与社会的精神疾病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弗洛姆认为这其中的连接点是所谓的“共同确认感”。在大多数人具有某些共同的观念和感情的情况下，那怕这种观念和感情是病态的，在现实社会中，大多数人同样也会视这种病态为正常。如果从深层次的剖析，弗洛姆认为这种“共同确认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缺陷，正是由于大家都生活在这种文化的底蕴之下，才会对病态的人、病态的社会浑然不觉。那么，病态的人具体表现在那几个方面呢？
（一）人与工作
工作本身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是自己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的一个平台，人们只有在学习与工作之中，才能够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作却发生了变味，与其说是工作本身的变质，不如说是工作中的人的退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对生产并不感到有何种兴趣，他工作的出发点在于挣更多的钱。因为在工业流水线上，工人只需要做好属于自己的那一道工序，所以他并不熟悉自己所要制造的产品的原貌和性质，他自身只是机器的一部分，“他是机器的一部分，而不是掌握机器的主动的力量，机器不是为人服务，以取代纯粹的体力劳动，而是成了人的主人。也就是说，不是机器取代了人力，而是人成了机器的替代品。我们可以给人的工作下这样的定义：人的工作就是完成目前机器还不能做的事”〔3〕。在异化的社会里，工作本身不再是一种令人满意、给人以快乐的活动，而是变成了一种义务，一种令人困扰的负担。人们越是可以通过工作致富，就越是把工作单纯地当成他们发财和成功的手段，而爱、理性与创造性等人类高贵的品质在这里被全部的淹没。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如今所有的文明一文不值，因为异化的人并不需要思考，并不需要哲学，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机器所“交代”给他的一道简单的工序而已。
（二）人与自身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己的关系表现为，人无法体验到自己是一个主动体、人类权力的持有者，他所能体验到的是一件在市场上待卖的商品，弗洛姆把这种倾向称之为“交易倾向”。在交易倾向的驱使下，人们的目的就是能够在市场上将自己卖出个好的价钱，而这种异化的人格体验不到自己是一个有爱、恐惧、信仰和疑虑，他所能够感受到的是与自己本性相分离的、在社会制度中起着某种作用的抽象品。他唯一的价值感取决于他的成功：他是否将自己卖出个好的价钱，能否让自己增值。在其中，他的肉体、头脑、灵魂就是他的资本；人的品质，比如说：友好、礼貌、仁爱等成了“人格包裹”中的资产。如果一个人不能在市场上卖出个好价钱，获得更高的利润，就他的交换价值而言，他就一文不值。这种待价而沽的异化人格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尊严的丧失，而尊严正是人类所特有的，异化的人几乎完全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实体。他们不会说“我就是我”，而只会说“我就是你需要的”。人丧失了万物的尺度的地位，变成了如同商品一般的“物”，而“物”无所谓自己。 （三）人与他人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同样也存在着异化。人与他的同胞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相互的理解与友爱，而是两部活着的机器之间的相互利用关系。雇主利用他雇来的工人，商人利用他的顾客。每个人对其他的人来说，都是一件物品，这件物品或许现在用不到，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为我所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找不到多少爱与恨，更多的是一种表面上的友好，以及一种更为表面的公平，而在这种表面现象之下，则显示着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疏离与冷漠。
（四）消费异化
“消费行为应当是一种具体的人的行为，其中包括了我们的感觉、身体需要、审美感；这是说，在消费中，我们是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感情的、有判断力的人，消费行为应当是一种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创造性的经验”〔4〕。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不是为了给人以快乐，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而是消费本身成了目的，为了消费而消费。人们在市场购买许多东西不是为了用，而是为了占有。弗洛姆认为造成人的消费行为疏离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我们无时无刻地被物所包围着，而对于这些物的性质和来源，我们却一无所知，我们与所要消费的物的唯一的联系仅存在于晓得如何操纵或者消费他们。弗洛姆认为，由于我们不是以真实具体的人来消费真实具体的物，于是我们一天比一天需要消费更多的东西，这种消费方式导致的结果便是更多的贪欲与永不满足。在书中，弗洛姆描绘了这樣的一幅画面，如果现代人敢于明白道出他心目中的天堂，那么，他会描绘出这样的一种景象：天堂就像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公司，里面有各种新东西、新玩意儿。
对待消费的异化态度不仅表现在人们对商品的获得及消费中，它甚至决定着人们闲暇时间的安排。弗洛姆认为，如果一个人同他所做的事没有真正的联系，如果他以抽象的、异化的方式购买、消费商品，他怎么能积极地、有意义地安排他的空闲时间呢？他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证明这样的一个事实：人们消费球赛、电影、报纸、杂志……就像消费他所购买的商品一样，采取的都是异化的、抽象的方式；他不是积极地参与其中，而是接纳他所有可以得到的东西，而实际上，他并不能自由的享受他所得到的东西，他消磨闲暇的方式，如同他所购买的商品一样，受到工业生产的支配；他的趣味被人操纵，他想看、想听的都是他被操纵着想要去看和听的东西。
（五）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最严重的异化。官僚把人当成了数字或者物来操纵，而人们又像对待神那样的尊重官僚，因为庞大的国家机器，极度的劳动分工，任何个人都无法看到社会的全体，这对官僚的控制、管理又是十分必要的，人们普遍意识到了官僚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样人们就会拜倒在自己创造的官僚面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制度所表达的选民意志也表现出了异化的形式。因为这时候人们没有自己的意志和信念，只是一些异化的机器人，他们的趣味、意见以及倾向都受到了大的政治控制机器的操纵，他们怎么还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呢？
（六）无名的权威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公开的权威占主导的地位。在书中，弗洛姆分析了公开的权威有理性权威和非理性权威之分，关于它们之间的区别，作者举了几个形象的例子：理性权威就好比是教师与学生之间，非理性权威就好比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教师与学生的利益一致，教师如果成功地促进了学生的成长，他会感到满意，如果失败了，这种失败是他们双方共同的失败；与此相对，奴隶主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剥削奴隶，剥削的越多，奴隶主就越感到满意，而奴隶也仅最大的努力去护卫自己应该得到的最起码的幸福。20世纪中期，权威的特点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公开的权威，而是无名的、不可见的、异化的权威，这种权威来源于利润、经济需要、市场、常识、舆论等，集体所做、所想、所感受到的一切。无名的权威藉以运转的机制是“协调一致”，我要与他们保持一致，不要突出个性，随时准备并乐于按照社会模式来改变自我。“美德即适应，即与他者一致；恶即与众不同”〔5〕。受到无名权威支配的人便丧失了自我感，一切的趣味和判断全部被齐一化了，由于人的自我感的丧失，他体验到自己被无尽的虚无与恐惧所包围，为了从这种困境之中逃脱出来，他便急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同。“他尽可能地同他的同胞相似，这使他感到安全。他的最高目标就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他最担心的是得不到他人的赞同。与众不同，属于少数派，是威胁他的安全感的危险因素，其结果是无止境地追求与他人一致。显然，这种求同的渴望反过来又产生了持续的尽管是隐藏的不安全感。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任何批评意见，都会导致恐惧与不安全感”〔6〕。这些异化的人沒有理性、爱和创造性的工作，就像他们在机械化大生产所制造出来的商品一样，他们就是异化的社会里，被资本主义社会这台巨大的机器制造出来的一个个商品。
（七）不受挫原则
在消费异化的驱使下，人们普遍相信这样的原则：每个欲望都必须立即满足，任何愿望都不得受挫。如果我不推迟对愿望的满足，我就没有冲突，没有疑惑，也不必做什么决定；我从来没有独处的时候，因为我总是很忙——不是工作，就是取乐。取乐主要是对消费与“吸纳”愿望的满足；商品、景色……电影——都在被消耗、被吞噬之列。“整个世界就是作为我们的欲望的对象的一个大东西：一个大苹果，一大瓶饮料，一个大乳房；我们是些嗷嗷待哺者，是永远在期待的一群，是永远在希望的一群——也是永远在失望的一群”〔7〕。在书中，弗洛姆还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性解放运动，与传统的情爱相比，性解放运动认为“爱”是一种短暂的性欲，应该立即得到满足，没有什么道德的牵制，更没有法律的禁止，弗洛伊德主义在这时候得到极大的贯彻。然而，欲望之无节制，与缺少公开的权威一样，会导致自我的瘫痪，以及最终的毁灭。
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原因
在弗洛姆看来，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社会经济状况造就了现代西方人的性格，使人的精神健康处于紊乱状态。因此，要了解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性质，以及工业时代“贪欲社会”的特性〔8〕。 什么是“社会性格”呢？弗洛姆认为，“社会性格”是指在某一文化中，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在与个体性格截然不同，属于同一文化的个体的性格彼此有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性格并不是简单的指在某一文化中大多数人的性格特征的简单总和，而它的功能是在特定的社会中锻塑及引导人的能量，目的在于保证社会的持续运行。那么，资本主义社会性格是怎样一步一步的使人丧失了万物的尺度的地位呢？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作者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不同的阶段来阐述。
（一）17、8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性格
弗洛姆认为，17、8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还处于一个早期的階段，技术和工业处于起步阶段，中世纪的文化、习俗和观念在当时的经济活动还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书中，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在当时一个商人用较低的价格抢走了其他商人的生意，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在当时机器正在逐步的普及，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部分人的失业，如果因为机器的使用而减少了所需工人的数量，被认为使用机器是对社会、对道德来说是有害的。由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水平不够高，自然经济还占有相当大的地位，市场经济的原则还没有能够威胁中世纪宗教法则、社会习俗的位置，所以人们还被传统宗教习俗所把控。当时的社会和经济依然为人的存在而存在，人是万物的尺度。
（二）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性格
弗洛姆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了19世纪，传统的十八世纪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人越来越丧失了在社会体系中的中央地位，这个中央地位让位与商业和生产。
首先，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市场摆脱了一切传统的限制性因素，成为了首要的调节机制。人人都被市场规律这个庞大的无形的势力所压迫，中世纪所保留下来的宗教、习俗在这里荡然无存，市场经济“丛林法则”在这时候得到良好的贯彻。当时的人们认为，成千上万的工人在饥饿线上挣扎是一种自然的或者是社会的法则。资本所有者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剥削雇工，也被认为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事情。
其次，作者认为在19世纪不仅市场规律具有生命力，支配着人，就连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同样如此。由于众多方面的原因，科学家无法自行选择所要解决的问题，而问题是被强加给科学家的。他解决了一个问题，并不代表着他会得到安全感或者满足感，情况恰恰相反，在已解决的这个问题的位置上又冒出了十个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迫使科学家不得不努力去寻找解决它们的办法，如此往复，一环套着一环，科学家们就仿佛是科学问题这架庞大机器里面的一个部件，为了使这架机器能够运转，不得不发挥自己拥有的技能。
第三、关于财富的分配。假如社会的财富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实际需要相当，那就不存在财富的分配问题。19世纪的资本主义市场是一种自我的调节分配机制，人们都遵从这种表面上是自由的分配机制。在个人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情况下，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追逐着利润，每一个人都在为争夺最好的位置而奋斗。在争夺成功的竞争中，人类团结的社会与道德规范崩溃了，生存成了最主要的问题。在这种分配机制影响下，个人的努力和工作同社会给予他的承认——经济报酬——之间存在着比例的严重失调。总之，19世纪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竞争的、囤积的、剥削的，造成了人的苦难和对人性尊严的不尊重。
（三）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性格
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20世纪的西方社会好像表现出一副欣欣向荣的局面：封建特征愈来愈淡化，工业生产激增，资本日益集中、业务与管理趋于庞大，操纵数字的人员愈来愈多，大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上升，工人和机关不断采用新的工作方法……总的来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19世纪改革家们的主要要求差不多都实现了，“拿美国来说，工人阶级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好处，不再有显著的贫穷存在，并且工人作为人的地位和政治地位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发生了一次性观念的革命，性压抑已减少到可观的地步。如果用19世纪的标准来看，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已经成了一个较健全的社会”〔9〕。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弗洛姆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二十世纪尽管拥有物质上的繁荣，经济与政治上的自由，但是在精神上，二十世纪比十九世纪病得更加严重。在书中，弗洛姆引用史蒂文森的一句话：“的确，我们不再有成为奴隶的危险，可是，我们却有成为机器人的隐忧”〔10〕。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更为严重，是遍布方方面面的。人并不能感受到自己是他本身力量和充实生命的主动持有者，而觉得自己是一个贫乏的、任外部力量所摆布的东西。首先，弗洛姆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数量化”和“抽象化”的不断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认为，数量化和抽象化不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而且影响到了人们看待人与事物的方式。在数量化和抽象化的影响下，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衡量，“三百万美元的桥”，“百万元的大灾”……数量化和抽象化遮蔽了事物的实际价值和人的具体经验，而当人们远离了具体经验时，他们的破坏性行为也就很难引起他们良心的不安，因为他们可能完全看不到其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在书中，弗洛姆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在现代战争中，一个人就能造成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毁灭。他只消按下一按钮就能办到；他正在做的事可能不会造成情感上的困扰，因为他不认识他所杀的人。他按按钮的行为与那千万人之死之间似乎并没有真正的联系。同样是他，面对一个无助的人，可能甚至不忍心斥责他，更不用说去杀他了。在后一种情况下，具体的情景激发了他的良心，普通人都会作出这样的反应；而在按按钮的行为中则没有这种反应，因为行为和目标都与施动者很疏离，他的行为不再是他的了，可以说，行为本身具有了生命，对自己负责”〔11〕。数量化与抽象化使科学、商业、政治都丧失了一切对人而言可理解的基础和维度，由于没有什么是具体的，也就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噩梦、夢想和真实之间也是一样。人们活在由自己所制造的梦魇之中，进而丧失了他应有的界限，异化现象也就随之而来。 三、何为精神健全的人
弗洛姆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无疑是直白而有力的，但是评价万物优良与否得需要个标准，那么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到底需要哪些品格呢？弗洛姆认为，人有生理需要，但生理需要的满足并不足以使人感到快乐和健全。人最迫切的需要和渴望并不是根源于肉体，而是根源于人的生存特质。源于人的生存特质的基本精神需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需要。弗洛姆认为，人与动物不同，很重要的一条是人有自我意识，人是能说“我是我”的动物。有时保持自身独立性的需要比肉体的需要还要强烈。“我们最感到羞耻的事莫过于，我们所作所为不是我们自己想做想为的，而最令人感到快乐的则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发自内心的”。在现实工作中，很多年轻的人宁愿选择薪金报酬比较低而工作舒适、称心如意的工作，也不去从事薪金报酬很高而工作压抑的差事。人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他不仅能够感受到喜怒哀乐，更重要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能够妥善的利用自己的理性而压抑住自己的非理性，能够感受到自己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现代西方资本主義社会，由于其特有的生产方式，迫使人像机器一般的从事生产，压抑人的理性，造成人格的流失。“工业化社会中的人们狂热地寻求致富的手段以获得财富，却忽略了使追求财富的行为具有价值的那些目标……”〔12〕 人类漫长的历史跨过原始社会，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却发现自己被资本主义社会所软禁，资本主义社会如同一个巨大的监狱一样，无时无刻的监视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人与人之间稍微有什么不同，就会被社会所抛弃。市场经济准则成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法宝，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规则：“社会必须这样组织工业：强调经济活动只是手段，使经济活动从属于它的社会目的”。或许，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只有战争或者一次大的灾难，才会迫使人们去找寻已经失去的“诺亚方舟”。
其次，与他人联系的需要，即友谊和爱的需要。弗洛姆认为，人的生存状态越来越独立，同时也就变得越与别人隔离，变得孤独。人不能忍受这种隔离与孤独，就需要寻求同别人的联系与一致。人一方面需要保持自己独立性，另一方面又需要与他人联系起来，只有爱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某种形式的联系是任何形式的健全的生活的前提。但在多种形式的联系中，只有创造性的联系，即爱，能够让人在保持自由与完整的同时与他人融合起来”〔13〕。真正的爱必须尊重被爱的人，不能把他变成自己的占有物和控制对象，否则就是虐到狂的爱；真正的爱还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完全服从被爱的人，否则就是被虐狂的爱。只有真正的爱才能使人保持各人的自由与完整，而同时又能与他人相合一。这种爱不是为了追求一时欢愉的性爱，而是包含着一种人生的态度，即关心、责任、尊重和理解。正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生产方式，造成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冷漠与利已性。他缺乏独立性的认知，将自己体验为受自己和他人所支配的一件东西、一项投资，所以他缺乏自我感，更不会感受到与他人之间的爱。自我感的缺失导致了深刻的焦虑，深刻的焦虑使他急于寻求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同而不是与他人之间建立起爱的桥梁。
最后，超越自己，即创造性的需要。弗洛姆认为，人同动物、植物一样，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但由于人有理性和想象力，他不会以被动的、消极的生物角色为满足，他要做个“创造者”来超越其生物的地位。人能种植植物，生产物品、创造艺术等。在创造中人类才能超越其生物的地位，进入目的性和自由的领域。创造性需要的满足，导致快乐。当创造的意志无法满足时，破坏的念头就会抬头。破坏对破坏者本人也多半造成痛苦。正是由于一个健全的人所具有的独立性与他人联系的需要，才会得到创造性的满足。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人们沉浸在用机器化大生产所造就的一幅幅的“艺术品”时，当人们痴迷于用电子摄影技术拍摄的一张张照片时，当人们还在陶醉于现在科技所赋予的城市化的一座座高楼大厦时，艺术的创造性活动也快戛然而止了。艺术品的“原晕”正在消失，人类的所特有的创造性也趋于瓦解。“我们发现，在现代社会中，异化几乎无所不在，它弥漫在人与他的工作、人与消费品、人与国家、人与他的同胞、人与他自己的关系中。人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世界。他构筑了一部复杂的社会机器来管理他造的技术机器。但是，他所创造的一切却高踞于他之上。他没有感到自己是创造者，是中心，而觉得自己是他双手创造出来的机器人的奴仆。人释放出的力量越大，人越感到，作为一个人，他是多么无能为力。他面对着自己的力量，这些力量体现在他所创造的物中，已从他身上独立出来。他被他所造之物控制着，失掉了对自己的所有权”〔14〕。
总之，按照人本主义的观点，精神健康的人具有这样一些特征：能够爱，能够创造，从家庭和自然乱伦束缚中解脱了出来，将自己体验为自身力量的主体，他的身份感就建立在这种体验之上，他能够掌握内在和外在于自己的现实，也就是说，他的客观性与理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精神健康的人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矛盾的事实：人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但同时又不比一只苍蝇或一片草叶更重要。能热爱生命，但同时能无畏地接受死亡；能承受那些生活要求我们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的不确定性，但同时又坚信自己的思想、感情，只要这些思想、感情确实是我们自己的。能够独立自处，同时又能同心爱的人，普天下的兄弟，所有有生命的东西融为一体；听从良心的召唤，这种召唤令我们回到自身，但同时，在听不清良心的声音因而无法遵从之时，不沉溺与个人的仇恨之中。精神健康的人还是一位具有建设精神的人，他能够与整个世界友好地联系在一起，用理性客观地把握现实，他不屈从于非理性的权威，而乐于接受良心和理性的合理的权威。只要活着，他就在不停的自我完善，并且把生命这一赠礼当成他最宝贵的机会。
〔参 考 文 献〕
〔1〕〔2〕〔3〕〔4〕〔5〕〔6〕〔7〕〔10〕〔11〕〔12〕〔13〕〔14〕〔美〕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凯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8，12，149，109，
130，163，137，82，97，183，30，101.
〔8〕陳爱华.论弗洛姆批判资本主义的伦理维度——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解读.〔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03）.
〔9〕王元明.论弗洛姆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批判.〔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