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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佩弗在思考“Tuck-Wood命题”中注重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技巧来解释和批判马克思的经验型和规范性元素。佩弗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伦理和剥削观，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同时，佩弗的论述在分析范式、研究方法和分析内容上也不同程度存在局限。
关键词：罗德尼·佩弗；“Tuck-Wood命题”；马克思主义；正义
一、佩弗思考“Tuck-Wood命题”的意义和价值
总结佩弗对“ Tuck- Wood命题”的批评和反思，我们可能会发现佩弗理论的主要价值在于他的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与正义与权利之间关系进行了新的考察，进而获得新发现。概括来说，佩弗理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1.分析方法的价值
作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佩弗追求语言的科学性，准确性和严谨性和逻辑性。在思考“Tuck-Wood命题”中注重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技巧来解释、析清、重构和批判马克思的经验型和规范性元素。同时也试图在总体层面上析清马克思主义和道德的关系，并在具体层面上析清马克思主义与正义和权利概念及理论间的关系。这种分析方法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了新思路，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视野。
许多英美分析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意义上考量这种分析方法和“语言与实践”的关系。一些学者认为，佩弗的分析方法并无任何新意可言，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本身就包含着“分析的方法”，并且绝不排斥语言哲学的数学逻辑分析和分析方法。也有学者持另一种观点，认为佩弗的这种分析方法只表明了一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退步，佩弗的所谓注重语言分析的传统只是对其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退步的一种掩饰罢了。实际上，这两种观点过于极端，未能把握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殊价值。在佩弗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道德、剥削、正义、自由、权利等概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阐述，对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缜密分析和精确论证，这种方法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研究所缺少的。佩弗研究马克思主义正义问题时引入了哲学的语言分析传统，把一些过于抽象和晦涩的原理转化成精准、具体、明白易懂的理论。这有助于将理论精确化和普及化，也有利于避免使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陷入“那些教条主义的或是蒙昧主义的哲学传统”。此外，佩弗使用的分析哲学方法缺乏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不喜歡缜密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而习惯于诗化、意会式的思维，不喜欢严谨的论证，而习惯于直觉和顿悟。这种传统思维方式运用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阐释中，就会形成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学风。而佩弗所采用的这种分析方法对于国内学界来说，也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启发价值。
2.修正、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
批评与反思“Tuck-Wood命题”只是佩弗理论的一部分，“重建马克思的社会公正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来修正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佩弗关注自由平等，关注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利益，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原因在于“他把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他行动的最终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佩弗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佩弗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正义，伦理和剥削观，对于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佩弗对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研究体现了正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科学，而不是“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正义性，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追求正义和历史必然发展的最佳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以科学认识为基础的价值批判，根本而言是为了确证共产主义理想，为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为了人类的自由解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说，佩弗通过批判“Tuck-Wood命题”，然后纠正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为我们分析和解决“事实与价值”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实际上，佩弗对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修正和完善之所以能被接受，原因就在于这种修正是建立在经验主义或这种现实主义考虑之上的，即“由于在可预见到的未来，人类将处于正义的环境之中，如果马克思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将不会拒绝为人类贡献一种更为合理的和进步的正义理论”。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佩弗才将自己建立的“一种充分的道德和社会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的。
3.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敌意。其传播和发展面临种种限制，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现象。以佩弗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使马克思主义在英美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一大批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和相关的批评文章发表在《加拿大哲学杂志》、《哲学与公共事务》等学术刊物中，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出版物也成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立场。
4.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
在其理论中，佩弗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公正的批判和他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看法将有助于加强人们的社会主义信仰。佩弗探讨了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并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非理性和不公正。这对于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走向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无疑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客观地说，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一样，以佩弗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所处的和面对的也是资本主义现实。在解释这些现实和并解决现实问题时，他们致力于重新诠释、批判和纠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正如佩弗在所说，“有些人会质疑马克思主义对本书所提出的观点的看法；从根本上说，我不在乎这些观点是否被归类为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但在我看来，由于这些观点显然是在捍卫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范政治立场，那么否认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将显得很不坦率。”在佩弗等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理论工具是构建其理论的必要手段。社会主义是以正义为突出特征的社会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必将到来，也值得人们为之奋斗。 二、佩弗思考“Tuck-Wood命题”的局限性
1.分析范式的困境
首先，佩弗的分析范式是由他的方法论定义的，即“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他的方法论基础并非都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上，这些假设也是“有争议的，或者显然是错误的”。佩弗尊重个人主义方法论而忽视了整体主义，过分强调“个体”，忽视了他在论证过程中的“社会”解释状态。倡导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核心观点是所谓的“理性辩护”。
其次，佩弗的文本分析方法存在重大缺陷。在分析和重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过程中，佩弗放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解释马克思主义作品的松散，肤浅和混乱的风格。为此，他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实现叙事中的清晰，严谨和逻辑统一。然而，除了正式必要性的严格性之外，还必须在内容上清晰务实。佩弗的分析方法既不是辩证的，也不是历史的，这使他走上了“文本实用主义”的错误道路。正如凯？尼尔森所说，“当分析哲学应用于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哲学时，它不仅不能达到清晰和严谨，反而会导致系统的误解和误解。”
第三，佩弗的研究缺乏辩证的思维方式。佩弗认为，正义作为一种绝对的标准，它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永恒的、普遍有效的标准。但是，马克思是以历史的方法来看待道德，这一方面避免了訴诸绝对的价值，另一方面避免了倒向纯粹的相对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基于对人类历史本质的理解的方法论。此外，马克思确实批评了私有制，但他没有从相对的道德标准出发去做这种批评。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属于资本主义秩序，也不是纯粹相对主义的资本主义标准。在评估资本主义剥削时，马克思坚持历史与价值的统一。它还批评了剥削的不公正及其造成的恶。尽管佩弗承认社会主义剥削的合理性，但他并不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剥削的历史合理性。恩格斯一直批评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持认为，“任何问题的研究都不应受'理论'和'文本'的限制，而应该融入现实生活，并在历史研究中得到真正的答案；他们所创立的理论只是研究问题的指南，是人们具体的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指导，而不是要被奉为经典的教条。”
2.分析内容的批判
佩弗对“Tuck-Wood命题”的批评和反思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他着重于马克思主义与正义和权利的相容性，然后重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内容。但他缺乏“研究和讨论实现目的的可行手段”特别是，忽视了对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的分析，从而进一步忽视了市场经济在实现和保障社会正义方面的作用。佩弗的理论缺乏实现目的的手段，因此包含某种幻想。他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之‘水’可以‘覆舟’但也可以‘载舟’”。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比纯粹的道德理论更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较原来的计划经济更具优越性，这已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所证明。
其次，佩弗的理论关注自由和平等。因为为了维护社会和经济平等，它肯定会阻碍另一群人的自由。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佩弗强调平等。然而，佩弗似乎只关注平等，却忽略了如何保持研究社会的活力和效率，从而忽视了福利超载现象带来的社会问题。
最后，佩弗理论丧失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正义目标。佩弗认为，“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只有社会主义——相对于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才具有现实的历史可能性；所以，只有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最需要为其论证的。”但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平等的第一阶段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而不是内容平等。因为劳动力只是生产者权利的衡量标准，所以看似公平。但是从内容方面来说，“这种平等的权利，默认情况下，工人的不同个人才能，以及不同的工作能力，是一种自然的特权；因此，就其内容而言，它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就如同其它权利一样。”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能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用阶级和阶级反对来取代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盟，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伟大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的自由王国，它标志着正义的完成，也意味着正义的终结。虽然佩弗将社会正义的目标放在平等上，但他的论证到此为止，在他的潜意识中，共产主义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参考文献：
[1]龙玉其.对我国退休制度改革的反思与前瞻[J].理论导刊，2013（3）.
[2]张明丽，李方，秦笑梅.我国退休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创新发展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1（3）.
[3]刘碧强.比较与超越：西方国家公务员退休养老模式与经验借鉴[J].行政论坛，2013（6）.
[4]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J].国外社会科学，2002（5）.
[5]吕普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J].公共管理学报，2007（1）.
作者简介：
张艺烁，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主要从事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关键词：罗德尼·佩弗；“Tuck-Wood命题”；马克思主义；正义
一、佩弗思考“Tuck-Wood命题”的意义和价值
总结佩弗对“ Tuck- Wood命题”的批评和反思，我们可能会发现佩弗理论的主要价值在于他的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与正义与权利之间关系进行了新的考察，进而获得新发现。概括来说，佩弗理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1.分析方法的价值
作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佩弗追求语言的科学性，准确性和严谨性和逻辑性。在思考“Tuck-Wood命题”中注重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技巧来解释、析清、重构和批判马克思的经验型和规范性元素。同时也试图在总体层面上析清马克思主义和道德的关系，并在具体层面上析清马克思主义与正义和权利概念及理论间的关系。这种分析方法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了新思路，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视野。
许多英美分析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意义上考量这种分析方法和“语言与实践”的关系。一些学者认为，佩弗的分析方法并无任何新意可言，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本身就包含着“分析的方法”，并且绝不排斥语言哲学的数学逻辑分析和分析方法。也有学者持另一种观点，认为佩弗的这种分析方法只表明了一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退步，佩弗的所谓注重语言分析的传统只是对其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退步的一种掩饰罢了。实际上，这两种观点过于极端，未能把握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殊价值。在佩弗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道德、剥削、正义、自由、权利等概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阐述，对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缜密分析和精确论证，这种方法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研究所缺少的。佩弗研究马克思主义正义问题时引入了哲学的语言分析传统，把一些过于抽象和晦涩的原理转化成精准、具体、明白易懂的理论。这有助于将理论精确化和普及化，也有利于避免使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陷入“那些教条主义的或是蒙昧主义的哲学传统”。此外，佩弗使用的分析哲学方法缺乏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不喜歡缜密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而习惯于诗化、意会式的思维，不喜欢严谨的论证，而习惯于直觉和顿悟。这种传统思维方式运用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阐释中，就会形成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学风。而佩弗所采用的这种分析方法对于国内学界来说，也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启发价值。
2.修正、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
批评与反思“Tuck-Wood命题”只是佩弗理论的一部分，“重建马克思的社会公正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来修正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佩弗关注自由平等，关注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利益，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原因在于“他把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他行动的最终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佩弗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佩弗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正义，伦理和剥削观，对于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佩弗对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研究体现了正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科学，而不是“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正义性，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追求正义和历史必然发展的最佳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以科学认识为基础的价值批判，根本而言是为了确证共产主义理想，为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为了人类的自由解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说，佩弗通过批判“Tuck-Wood命题”，然后纠正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为我们分析和解决“事实与价值”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实际上，佩弗对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修正和完善之所以能被接受，原因就在于这种修正是建立在经验主义或这种现实主义考虑之上的，即“由于在可预见到的未来，人类将处于正义的环境之中，如果马克思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将不会拒绝为人类贡献一种更为合理的和进步的正义理论”。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佩弗才将自己建立的“一种充分的道德和社会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的。
3.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敌意。其传播和发展面临种种限制，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现象。以佩弗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使马克思主义在英美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一大批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和相关的批评文章发表在《加拿大哲学杂志》、《哲学与公共事务》等学术刊物中，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出版物也成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立场。
4.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
在其理论中，佩弗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公正的批判和他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看法将有助于加强人们的社会主义信仰。佩弗探讨了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并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非理性和不公正。这对于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走向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无疑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客观地说，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一样，以佩弗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所处的和面对的也是资本主义现实。在解释这些现实和并解决现实问题时，他们致力于重新诠释、批判和纠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正如佩弗在所说，“有些人会质疑马克思主义对本书所提出的观点的看法；从根本上说，我不在乎这些观点是否被归类为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但在我看来，由于这些观点显然是在捍卫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范政治立场，那么否认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将显得很不坦率。”在佩弗等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理论工具是构建其理论的必要手段。社会主义是以正义为突出特征的社会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必将到来，也值得人们为之奋斗。 二、佩弗思考“Tuck-Wood命题”的局限性
1.分析范式的困境
首先，佩弗的分析范式是由他的方法论定义的，即“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他的方法论基础并非都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上，这些假设也是“有争议的，或者显然是错误的”。佩弗尊重个人主义方法论而忽视了整体主义，过分强调“个体”，忽视了他在论证过程中的“社会”解释状态。倡导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核心观点是所谓的“理性辩护”。
其次，佩弗的文本分析方法存在重大缺陷。在分析和重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过程中，佩弗放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解释马克思主义作品的松散，肤浅和混乱的风格。为此，他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实现叙事中的清晰，严谨和逻辑统一。然而，除了正式必要性的严格性之外，还必须在内容上清晰务实。佩弗的分析方法既不是辩证的，也不是历史的，这使他走上了“文本实用主义”的错误道路。正如凯？尼尔森所说，“当分析哲学应用于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哲学时，它不仅不能达到清晰和严谨，反而会导致系统的误解和误解。”
第三，佩弗的研究缺乏辩证的思维方式。佩弗认为，正义作为一种绝对的标准，它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永恒的、普遍有效的标准。但是，马克思是以历史的方法来看待道德，这一方面避免了訴诸绝对的价值，另一方面避免了倒向纯粹的相对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基于对人类历史本质的理解的方法论。此外，马克思确实批评了私有制，但他没有从相对的道德标准出发去做这种批评。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属于资本主义秩序，也不是纯粹相对主义的资本主义标准。在评估资本主义剥削时，马克思坚持历史与价值的统一。它还批评了剥削的不公正及其造成的恶。尽管佩弗承认社会主义剥削的合理性，但他并不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剥削的历史合理性。恩格斯一直批评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持认为，“任何问题的研究都不应受'理论'和'文本'的限制，而应该融入现实生活，并在历史研究中得到真正的答案；他们所创立的理论只是研究问题的指南，是人们具体的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指导，而不是要被奉为经典的教条。”
2.分析内容的批判
佩弗对“Tuck-Wood命题”的批评和反思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他着重于马克思主义与正义和权利的相容性，然后重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内容。但他缺乏“研究和讨论实现目的的可行手段”特别是，忽视了对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的分析，从而进一步忽视了市场经济在实现和保障社会正义方面的作用。佩弗的理论缺乏实现目的的手段，因此包含某种幻想。他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之‘水’可以‘覆舟’但也可以‘载舟’”。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比纯粹的道德理论更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较原来的计划经济更具优越性，这已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所证明。
其次，佩弗的理论关注自由和平等。因为为了维护社会和经济平等，它肯定会阻碍另一群人的自由。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佩弗强调平等。然而，佩弗似乎只关注平等，却忽略了如何保持研究社会的活力和效率，从而忽视了福利超载现象带来的社会问题。
最后，佩弗理论丧失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正义目标。佩弗认为，“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只有社会主义——相对于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才具有现实的历史可能性；所以，只有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最需要为其论证的。”但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平等的第一阶段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而不是内容平等。因为劳动力只是生产者权利的衡量标准，所以看似公平。但是从内容方面来说，“这种平等的权利，默认情况下，工人的不同个人才能，以及不同的工作能力，是一种自然的特权；因此，就其内容而言，它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就如同其它权利一样。”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能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用阶级和阶级反对来取代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盟，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伟大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的自由王国，它标志着正义的完成，也意味着正义的终结。虽然佩弗将社会正义的目标放在平等上，但他的论证到此为止，在他的潜意识中，共产主义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参考文献：
[1]龙玉其.对我国退休制度改革的反思与前瞻[J].理论导刊，2013（3）.
[2]张明丽，李方，秦笑梅.我国退休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创新发展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1（3）.
[3]刘碧强.比较与超越：西方国家公务员退休养老模式与经验借鉴[J].行政论坛，2013（6）.
[4]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J].国外社会科学，2002（5）.
[5]吕普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J].公共管理学报，2007（1）.
作者简介：
张艺烁，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主要从事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