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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泡沫必须挤干净
(2008年第21期《阵痛中的民生突围》)
美国金融危机的总祸根是高房价，是房地产泡沫。中国必须汲取美国的沉痛教训，把金融风险消灭在萌芽中。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是“纸里包火”、“打止痛针”的观点。即，拿中国经济、银行、百姓做“人质”，抛出房价下跌经济滑坡论、银行先死论、百姓负资产论、农民工失业论等，要挟政府救助房地产，目的在于维护高房价，维护自己的暴利，根本不考虑造成金融风险的后患。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结成强势利益集团，使得这股力量还相当强大。
二是釜底抽薪的观点。即：吸取美国教训，既然祸起高房价，凶手是房地产泡沫，就要彻底消除高房价，使住房价格回归理性，向真实价值靠拢。
后一种观点是长远和负责任的观点。这就要求，必须回到基本面来，首先保证住房是用来居住的消费品属性，而不是用来投机的。中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决定了只能先保证其居住的消费属性，然后再考虑其他附属作用。
因此，各级政府不能把经济发展过分寄托在楼市上。在我国当前宏观调控政策转向以保增长为主时，应该适度放松经济调控政策，但是，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应包括在内，第二套住房贷款首付款比例以及利率政策不能有丝毫松动。否则。就是鼓励投机，助长泡沫，危害民生问题。
(余丰慧)
知识生产应是公民权利
(2008年第21期《台社，异议思想二十年》)
在现有历史和政治格局下，大陆和台湾互为彼此提供了一个审视与反思本体的镜像。这其中，在政治民主实践与公民社会的发育上，台湾社会可视作此方面的“先行者”。先行者的成败得失，都值得大陆方面认真地反思与借鉴。
在中国政治传统中，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在三级间跳摆，合作、反抗、失语。相应的知识生产，特别是思想生产，总被看作是政治事业，导致持批判立场的独立知识团体很难在社会中长久生存下去，更遑论以知识生产的方式，独立地、持续地参与社会变革的深耕工作。
而台社自台湾社会1988年“解严”以来的独立生存实践，对华人世界中的独立知识团体来说，无疑开拓了参与社会变革的可能空间，更重要的是证明了一个独立的知识团体存在的价值——基于批判和反思立场上的异议。
异议不仅是作为态度上的简单反对，还是对高蹈的理论的修正，是对流行概念和话语的祛魅，而这一切都扎根于对历史纵深和现实社会演进的思想深耕和现实调研。对一个社会来说，异议的存在，不仅是补充了一种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还意味着社会演进多了一个选择方向上的维度，和多了一套社会偏离健康轨道行驶时的刹车装置。
异议的价值就在于它不是对主流话语的一味附会，而是“求是”的独立思索与探求，是一种知识生产上的创新努力。给异议思想提供容身之地，实际上就是承认独立的进行知识生产应该是公民的一项权利。而目前两岸格局中，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改革都有待破局，当今世界局势也处在大变革的起点上，任何垄断知识生产，垄断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解释的行为，都是在扼杀着有可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多事之秋，更应呵护“智力激荡”。
(程 国)
多重博弈下的社会生态失衡
(2008年第20期《新奶粉事件暴露食品安监症结》)
频繁的食品安全漏洞已迫使我们不能将其中的症结仅仅归为政府管理水平的落后或企业社会道德的缺失。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生态结构依然维持着“两强一弱”的格局。如果按社会主体来进行划分，社会结构可以看作是一场由政府、企业、公民所组成的三角博弈。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结构中，“政府－企业”是一对天然的利益同盟。政府既能够利用其政治权力制定政策，规范企业市场行为，同时也可以通过制度外的寻租行为来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企业通过商业资本影响政策制定，公民则利用手中选票来约束政府行为。一旦民意对政府权限的制约失效，权力和资本就会在某些市场领域产生“强强联合”的冲动，由此形成的“官商勾结”必然会严重挤占大部分的公民生存空间。虽然理论上公民的消费选择对企业的产品质量有一定的约束力，但在信息不对称、政企“关系密切”的某些领域，公民注定仍将成为社会生态结构失衡的受害方。
除上述三者的复杂关系，政府内部存在着的政治博弈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失衡的局面。笔者注意到，近年来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舆论形象的民调数据反差巨大。似乎一旦出现重大事件，中央总是习惯一生地先和地方划清界限，再处理地方“相关责任人员”，这一规律在诸如上海社保案、煤矿矿难、松花江污染等事故的相关处理中都有所体现。政治系统的这一纵向裂痕使得中央为改善公民地位的政策总是得不到地方的长期有效支持。从拦截殴打上访者到暴力镇压群体性公民诉求行为，包括奶粉事件背后奶牛村村民为自救而进行的“危机公关”努力被地方屏蔽，中央赋予公民权利的政治努力不断遭到来自地方的反弹。为此，如何有效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将是公民权利能否得到提高和保证的另一关键。
(鲍 晟)
(2008年第21期《阵痛中的民生突围》)
美国金融危机的总祸根是高房价，是房地产泡沫。中国必须汲取美国的沉痛教训，把金融风险消灭在萌芽中。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是“纸里包火”、“打止痛针”的观点。即，拿中国经济、银行、百姓做“人质”，抛出房价下跌经济滑坡论、银行先死论、百姓负资产论、农民工失业论等，要挟政府救助房地产，目的在于维护高房价，维护自己的暴利，根本不考虑造成金融风险的后患。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结成强势利益集团，使得这股力量还相当强大。
二是釜底抽薪的观点。即：吸取美国教训，既然祸起高房价，凶手是房地产泡沫，就要彻底消除高房价，使住房价格回归理性，向真实价值靠拢。
后一种观点是长远和负责任的观点。这就要求，必须回到基本面来，首先保证住房是用来居住的消费品属性，而不是用来投机的。中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决定了只能先保证其居住的消费属性，然后再考虑其他附属作用。
因此，各级政府不能把经济发展过分寄托在楼市上。在我国当前宏观调控政策转向以保增长为主时，应该适度放松经济调控政策，但是，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应包括在内，第二套住房贷款首付款比例以及利率政策不能有丝毫松动。否则。就是鼓励投机，助长泡沫，危害民生问题。
(余丰慧)
知识生产应是公民权利
(2008年第21期《台社，异议思想二十年》)
在现有历史和政治格局下，大陆和台湾互为彼此提供了一个审视与反思本体的镜像。这其中，在政治民主实践与公民社会的发育上，台湾社会可视作此方面的“先行者”。先行者的成败得失，都值得大陆方面认真地反思与借鉴。
在中国政治传统中，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在三级间跳摆，合作、反抗、失语。相应的知识生产，特别是思想生产，总被看作是政治事业，导致持批判立场的独立知识团体很难在社会中长久生存下去，更遑论以知识生产的方式，独立地、持续地参与社会变革的深耕工作。
而台社自台湾社会1988年“解严”以来的独立生存实践，对华人世界中的独立知识团体来说，无疑开拓了参与社会变革的可能空间，更重要的是证明了一个独立的知识团体存在的价值——基于批判和反思立场上的异议。
异议不仅是作为态度上的简单反对，还是对高蹈的理论的修正，是对流行概念和话语的祛魅，而这一切都扎根于对历史纵深和现实社会演进的思想深耕和现实调研。对一个社会来说，异议的存在，不仅是补充了一种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还意味着社会演进多了一个选择方向上的维度，和多了一套社会偏离健康轨道行驶时的刹车装置。
异议的价值就在于它不是对主流话语的一味附会，而是“求是”的独立思索与探求，是一种知识生产上的创新努力。给异议思想提供容身之地，实际上就是承认独立的进行知识生产应该是公民的一项权利。而目前两岸格局中，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改革都有待破局，当今世界局势也处在大变革的起点上，任何垄断知识生产，垄断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解释的行为，都是在扼杀着有可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多事之秋，更应呵护“智力激荡”。
(程 国)
多重博弈下的社会生态失衡
(2008年第20期《新奶粉事件暴露食品安监症结》)
频繁的食品安全漏洞已迫使我们不能将其中的症结仅仅归为政府管理水平的落后或企业社会道德的缺失。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生态结构依然维持着“两强一弱”的格局。如果按社会主体来进行划分，社会结构可以看作是一场由政府、企业、公民所组成的三角博弈。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结构中，“政府－企业”是一对天然的利益同盟。政府既能够利用其政治权力制定政策，规范企业市场行为，同时也可以通过制度外的寻租行为来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企业通过商业资本影响政策制定，公民则利用手中选票来约束政府行为。一旦民意对政府权限的制约失效，权力和资本就会在某些市场领域产生“强强联合”的冲动，由此形成的“官商勾结”必然会严重挤占大部分的公民生存空间。虽然理论上公民的消费选择对企业的产品质量有一定的约束力，但在信息不对称、政企“关系密切”的某些领域，公民注定仍将成为社会生态结构失衡的受害方。
除上述三者的复杂关系，政府内部存在着的政治博弈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失衡的局面。笔者注意到，近年来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舆论形象的民调数据反差巨大。似乎一旦出现重大事件，中央总是习惯一生地先和地方划清界限，再处理地方“相关责任人员”，这一规律在诸如上海社保案、煤矿矿难、松花江污染等事故的相关处理中都有所体现。政治系统的这一纵向裂痕使得中央为改善公民地位的政策总是得不到地方的长期有效支持。从拦截殴打上访者到暴力镇压群体性公民诉求行为，包括奶粉事件背后奶牛村村民为自救而进行的“危机公关”努力被地方屏蔽，中央赋予公民权利的政治努力不断遭到来自地方的反弹。为此，如何有效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将是公民权利能否得到提高和保证的另一关键。
(鲍 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