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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房价一度成为全国标杆,作为杭州市民,在这场狂飙中又是怎样变迁的?
在我所知的家族历史中,父亲的家族在抗日战争时期从上海迁徙至杭州。在那里,据说有我爷爷的一幢两层小楼,但后来这幢楼的下落,已经无据可考。
母亲的家族来自浙江海宁,是上世纪初海宁的首富,做的是蜡烛生意,并且在海宁广置了田地。在民国初年一场大火中,母亲所在的海宁沈家被烧了三天三夜,整个家族也从此衰败。至今海宁的老人,依然听说过海宁沈家当年极盛时期的景况,海宁整条街都几乎曾是沈家的财产。
阔别了放眼望去皆沈家的盛况,我父母的房产却是从杭州武林路上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单位房开始的,我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不到20平方米的空间,对于一个三口之间来说实在有些拮据,后来在单位领导的过问之下,才算是添了一间能吃饭的厨房。就算这样,彼时的住房还是不稳定,我在出生之后的几年内还是数次搬家,连拆迁平房都住过。
几经辗转,到1978年的时候,父母总算是有了一套38平方米的“洋房”——2个卧室、1个客厅、1个厨房和1个厕所。最多的时候,这个房子一共住了6个人,奶奶和表哥住小房间,我和弟弟住客厅,父母则住最里面的卧室。每天晚上做功课,我都得到父母的卧室去。这个38平方米的“洋房”几乎容纳了我整个青少年时期,直到18年后,家里才终于搬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三室一厅——自然,这个还是“单位房子”,只有使用权而没有产权。直到几年后国家开始推行“房改”,这套曾经姓“公”的单位房才算真正归入我父母的名下。
说起这套房子的购买,父母还是颇费了一番思量。尽管“房改房”并不贵,但毕竟还是要自己掏出2万多块钱。住惯了单位给的房子,忽然要自己出钱,一下子还是有点不习惯。虽然一直没有产权,但在父亲看来,单位分的房子就等于自己的房子,再让自己掏钱去购买,似乎是在“重复收费”。在我记忆中他们为这个事情讨论了许多次,直到最后拖不下去了,才将房子买了下来。
我自己是没享受到他们这种“重复收费”,搬家之后我就结婚了,不久也有了自己的第一套住房。那是一套3室2厅2卫125平方米的涉外公寓。它几乎耗尽了我和太太工作几年的所有储蓄。当初买这套房子的价格是45万,不过现在早已翻了3倍都不止。当初买房的时候,正是杭州房价飙升的前夜,那个时候我算是典型的“持币待购者”,天天等着房价下跌,认为杭州两三千的房价太不正常了,这种心态和现在天天喊着“腰斩房价”的年轻人无异。但房价就是天天涨,我买下这套公寓之后不久,房价就开始直线飙升,每念及此,我都常有暗自庆幸的感觉。
父亲对这套房子的热情甚至还超过了我们夫妇。不仅在买房的时候到处帮我们挑选,还帮我们挑装修公司,甚至帮我们做了装修工程的监督。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他还送了我们四台房间的空调。选择这套公寓,他或多或少还有点私心,这是一套很少见的7层楼带电梯的房子,父亲当时已经快70岁,走楼梯已经觉得有点累,他就喜欢带电梯的房子。
父亲喜欢我的这套房子,直到他去世前重病住院,每个周末都还会和母亲一起到我家来,坐在他亲自选的大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便会响起鼾声,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父亲一直觉得我家的墙壁上少些东西,还会经常从家里拿些字画来替我装点。这些字画在他的家里没有地方可挂,挂在儿子的家里欣赏,倒也是遂了他的一些心愿。
而我对这套房最满意的是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不用再去挤父母的卧室或者抢占客厅那不够安静的空间。在这里,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自己也写了4本。工作一天回来之后,喝茶、看书、写书,成了我这几年的一大乐趣。在今年,多年闲着不用的客房也成了我女儿的“闺房”。小家伙出生才3个月,就和保姆住一间房了。她终于不用再像我小时候一样,和弟弟蜷缩在9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了。因为在她出生前,我和太太就已经给她买了一套170多平方米的公寓。
这套住房一方面是为她准备,一方面也是为了投资。想买这套房是在2006年,即楼价飙升的前一年。那年已经有很多朋友和我说,股票会大涨,让我去投资股票。的确,2006年是投资股市的绝好机会,但我在这一年,却依然把投资方向锁定在了房产上。这一年的每个周末,我们全家几乎都在看房旅游。父亲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太好,但对看房还是兴致盎然。每到一个楼盘,他都会在展厅休息,然后我们夫妇和母亲一起去看房型。和多年前一样,最后还是父亲拍板买下了我们日后给女儿的房子。这房子也是带电梯的,只是楼层更高,房子更大了。2007年3月底,我买下这套房子三天后,这个楼盘的房价就和整个杭州或是整个中国的房价一样开始狂飙。到年底,已经涨了几乎一倍。
楼价有下滑或是“暴跌”是必然的,但却永远跌不到我当初买进的那个价格了。房价会上升也是必然,这是经济规律使然。暴跌正是买进的好时机,暴涨也是出售的好时机。中国人对自有产权房的渴望远甚西方人,所以,在中国,房地产永远是最好的投资,不对的只是你买入的时机而已。
现在,我永远有一套房挂着出售,但那并非真是为了卖,二手房公司电话的多少,他们的急切程度,是我了解房价走势和需求量变化的晴雨表。
如今父亲已经去世,弟弟也在他工作的上海买了房成了家。母亲一个人住三室一厅,尽管房子现在已经够大,但糟糕的交通使得来去还是要花费不少时间。我现在想的,是在自己住的小区再买套房给母亲居住,或是换套更大的能住下全家的房子了。
中国人从单位分房、货币分房到购买自有产权住房,历经了20余年的变化,但这种变化越来越快。“温州炒房团”的出现,亦是将房产投资极端化的一个表现。许多人将房产飙升怪罪于这些“炒房者”,我并不认同。价格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买者其实比卖者更为强势,没有需求,就不会有市场,也不会有“炒房团”的出现。所谓打压房价、腰斩房价之类的言论,亦是一厢情愿。市场经济的年代,我们更需要的是公平和法制,房价只能取决于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博弈。只要博弈的基础是公平的,价格就是公平的,而涨或者跌,便是博弈的结果。市场没有理由去满足每个人有一套住房的梦想,“居者有其屋”是政府的事情,但价格,却是市场的事情了。
在我所知的家族历史中,父亲的家族在抗日战争时期从上海迁徙至杭州。在那里,据说有我爷爷的一幢两层小楼,但后来这幢楼的下落,已经无据可考。
母亲的家族来自浙江海宁,是上世纪初海宁的首富,做的是蜡烛生意,并且在海宁广置了田地。在民国初年一场大火中,母亲所在的海宁沈家被烧了三天三夜,整个家族也从此衰败。至今海宁的老人,依然听说过海宁沈家当年极盛时期的景况,海宁整条街都几乎曾是沈家的财产。
阔别了放眼望去皆沈家的盛况,我父母的房产却是从杭州武林路上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单位房开始的,我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不到20平方米的空间,对于一个三口之间来说实在有些拮据,后来在单位领导的过问之下,才算是添了一间能吃饭的厨房。就算这样,彼时的住房还是不稳定,我在出生之后的几年内还是数次搬家,连拆迁平房都住过。
几经辗转,到1978年的时候,父母总算是有了一套38平方米的“洋房”——2个卧室、1个客厅、1个厨房和1个厕所。最多的时候,这个房子一共住了6个人,奶奶和表哥住小房间,我和弟弟住客厅,父母则住最里面的卧室。每天晚上做功课,我都得到父母的卧室去。这个38平方米的“洋房”几乎容纳了我整个青少年时期,直到18年后,家里才终于搬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三室一厅——自然,这个还是“单位房子”,只有使用权而没有产权。直到几年后国家开始推行“房改”,这套曾经姓“公”的单位房才算真正归入我父母的名下。
说起这套房子的购买,父母还是颇费了一番思量。尽管“房改房”并不贵,但毕竟还是要自己掏出2万多块钱。住惯了单位给的房子,忽然要自己出钱,一下子还是有点不习惯。虽然一直没有产权,但在父亲看来,单位分的房子就等于自己的房子,再让自己掏钱去购买,似乎是在“重复收费”。在我记忆中他们为这个事情讨论了许多次,直到最后拖不下去了,才将房子买了下来。
我自己是没享受到他们这种“重复收费”,搬家之后我就结婚了,不久也有了自己的第一套住房。那是一套3室2厅2卫125平方米的涉外公寓。它几乎耗尽了我和太太工作几年的所有储蓄。当初买这套房子的价格是45万,不过现在早已翻了3倍都不止。当初买房的时候,正是杭州房价飙升的前夜,那个时候我算是典型的“持币待购者”,天天等着房价下跌,认为杭州两三千的房价太不正常了,这种心态和现在天天喊着“腰斩房价”的年轻人无异。但房价就是天天涨,我买下这套公寓之后不久,房价就开始直线飙升,每念及此,我都常有暗自庆幸的感觉。
父亲对这套房子的热情甚至还超过了我们夫妇。不仅在买房的时候到处帮我们挑选,还帮我们挑装修公司,甚至帮我们做了装修工程的监督。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他还送了我们四台房间的空调。选择这套公寓,他或多或少还有点私心,这是一套很少见的7层楼带电梯的房子,父亲当时已经快70岁,走楼梯已经觉得有点累,他就喜欢带电梯的房子。
父亲喜欢我的这套房子,直到他去世前重病住院,每个周末都还会和母亲一起到我家来,坐在他亲自选的大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便会响起鼾声,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父亲一直觉得我家的墙壁上少些东西,还会经常从家里拿些字画来替我装点。这些字画在他的家里没有地方可挂,挂在儿子的家里欣赏,倒也是遂了他的一些心愿。
而我对这套房最满意的是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不用再去挤父母的卧室或者抢占客厅那不够安静的空间。在这里,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自己也写了4本。工作一天回来之后,喝茶、看书、写书,成了我这几年的一大乐趣。在今年,多年闲着不用的客房也成了我女儿的“闺房”。小家伙出生才3个月,就和保姆住一间房了。她终于不用再像我小时候一样,和弟弟蜷缩在9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了。因为在她出生前,我和太太就已经给她买了一套170多平方米的公寓。
这套住房一方面是为她准备,一方面也是为了投资。想买这套房是在2006年,即楼价飙升的前一年。那年已经有很多朋友和我说,股票会大涨,让我去投资股票。的确,2006年是投资股市的绝好机会,但我在这一年,却依然把投资方向锁定在了房产上。这一年的每个周末,我们全家几乎都在看房旅游。父亲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太好,但对看房还是兴致盎然。每到一个楼盘,他都会在展厅休息,然后我们夫妇和母亲一起去看房型。和多年前一样,最后还是父亲拍板买下了我们日后给女儿的房子。这房子也是带电梯的,只是楼层更高,房子更大了。2007年3月底,我买下这套房子三天后,这个楼盘的房价就和整个杭州或是整个中国的房价一样开始狂飙。到年底,已经涨了几乎一倍。
楼价有下滑或是“暴跌”是必然的,但却永远跌不到我当初买进的那个价格了。房价会上升也是必然,这是经济规律使然。暴跌正是买进的好时机,暴涨也是出售的好时机。中国人对自有产权房的渴望远甚西方人,所以,在中国,房地产永远是最好的投资,不对的只是你买入的时机而已。
现在,我永远有一套房挂着出售,但那并非真是为了卖,二手房公司电话的多少,他们的急切程度,是我了解房价走势和需求量变化的晴雨表。
如今父亲已经去世,弟弟也在他工作的上海买了房成了家。母亲一个人住三室一厅,尽管房子现在已经够大,但糟糕的交通使得来去还是要花费不少时间。我现在想的,是在自己住的小区再买套房给母亲居住,或是换套更大的能住下全家的房子了。
中国人从单位分房、货币分房到购买自有产权住房,历经了20余年的变化,但这种变化越来越快。“温州炒房团”的出现,亦是将房产投资极端化的一个表现。许多人将房产飙升怪罪于这些“炒房者”,我并不认同。价格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买者其实比卖者更为强势,没有需求,就不会有市场,也不会有“炒房团”的出现。所谓打压房价、腰斩房价之类的言论,亦是一厢情愿。市场经济的年代,我们更需要的是公平和法制,房价只能取决于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博弈。只要博弈的基础是公平的,价格就是公平的,而涨或者跌,便是博弈的结果。市场没有理由去满足每个人有一套住房的梦想,“居者有其屋”是政府的事情,但价格,却是市场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