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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双龙将军投笔从戎几十年，参战数十起，在我军现在的高级将领中有这样经历的人已经很少了，但老将军毫无表功之举，讲话平易近人，在向记者表示了欢迎之后，信手翻了一下笔记本，谈话很快就进入了主题。
1981年5月1日至7月13日，我们14军42师126团在扣林山地区执行作战任务共74天，其中进攻2天，防御66天，往返耗时6天。我们团先后拔除了敌军在骑线上抢占的我国领土上的1705.2、1682.3、1574.7诸高地，并牢牢地守住了阵地。共歼敌802名，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后勤物资。我军伤369人，亡104人。打了一场漂亮仗，被中央军委誉为“创造了在山岳丛林地作战的典范”，国防大学也将这次作战作为教学材料使用。作为126团团长，我深为自己的战士在作战中的卓越表现而骄傲，也深深地怀念在作战中为国捐躯的参战的烈士。
下面我先谈一下这次作战的概况。1981年1月，中央军委和昆明军区向我们126团下达了在扣林山地区骑线拔点作战任务。
我们接受任务以后，组织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详细的战前侦察。敌人在侵占扣林山地区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费尽心机修建了各种复杂的地表和地下工事，进可攻退可守，像个烂“螃蟹窝”，稍有疏忽则可能打成击溃战，而完不成上级强调的一定要打歼灭战、不放跑一个敌人的要求。
我带领团作战部门一班人，根据侦察来的一手资料和各方汇总的情报，结合我军的人员装备情况，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报请上级批准。是年4月的一天，总参、昆明军区、军师两级领导来到我团，检查备战情况。可当我用近两个小时汇报完作战方案情况之后，所有到会的领导居然没有一个人讲一句话，只是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就上车离去了！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这是我几十年从军生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仅是我，全团上下也是莫名其妙，方案究竟行还是不行？全团莫衷一是，怎么办呢？最后还是我拍板，不说话就是默认，那我们就执行：集中主要兵力、兵器，采取多穿插包围，小群多路先围后歼的战术。首先歼灭1574.7和1682.3高地之敌，然后视情况歼灭1574.2高地南侧诸高地。力争在扣林山地区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战前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绝不应该是一句空话。在战前的训练中，我们针对作战需要，吸收1979年自卫反击作战中的成功经验训练部队。我举一个例子。在炮连的训练场上，无后坐力炮班长肩上扛着八二无后坐力炮，快速蹲下站起的向战士们做着示范，这个看似简单的战术动作就来源于1979年初的反击作战。那次在我们团消灭满镁马店的作战中，一连在向17号高地进攻时，突遭敌无名高地暗堡的火力阻击。攻击被迫停了下来。在这危急时刻。配属一连的炮一连八班战士程国林，眼见部队受阻，而身旁又无可以架炮的地形地物，急中生智，他趁敌暗堡火暂停的一瞬间，猛然站起，向敌开炮，刹那间一声巨晌，敌堡飞上了天，攻击部队一举占领17号高地。战后一连战士为陈国林请功，为全营胜利攻占马店起了重要作用，程国林荣立了一等功！像这样在实战中的宝贵经验还有很多，我们在训练中都加以发扬光大。
我团126团及配属的作战部队共有6000人，大小汽车450余辆，大口径火炮100余门。在接近战区14千米的两段公路上，是部队集结展开的必须地段，而且在敌人的视线之中，要做到“出奇不意攻其不备”是很困难的。我到团侦察排去了解情况，战士们讲，靠近公路和战区的多处村寨里边民都养着很多狗，到晚间，一有动静，这些狗就狂吠不止，扣林山上的敌人就会警觉。战士们要求部队下令让边民把狗全部杀掉或把狗关起来，不让它们出声。我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觉得不妥，不如让狗叫声为我们“服务”。于是在部队向战地开进时，这些化了妆的侦察兵在各种村寨里，成心逗引狗叫，从5月1日到6日，战区的村村寨寨里白天晚上都是狗叫，而这在敌人心中则认为是士兵在寨子里巡逻，时间一长就放松了警惕。而我们部队则在集结地段秘密行动，不发声、光、电（战斗发起前，保持无线电静默）。就这样，我攻击部队都秘密安全地到达指定位置。5月7日，战斗发起前，我团的两个加强步兵营已成功地潜伏在距离前沿150-300米处，所以战斗一打响，我军即神速攻占敌前沿阵地，敌人从梦中惊醒，有的未进入工事就被击毙。有的穿着裤叉背心还想抵抗我军，结果只能送死。
在我军猛烈迅速准确的打击下，敌军很快就失去了1705.2和1682.3两处高地。盘踞在1574.7南侧诸高地的敌人，加强了防备，给我军下一步作战带来了困难。但由于我侦察分队和八连先敌占领了1574.7高地主峰，遂与南侧高地上的敌人形成对峙，并不时以炮火和出击部队袭扰敌人。5月22日，三营部队秘密接敌，在敌人前沿隐蔽了4个小时，敌人也未发现，最后成功占领敌人阵地。六点半攻击部队发起激战至十二点二十分胜利结束，至此部队转入防御。在防御作战中，我们团指战员以“人在阵地在”的精神，顶住了敌人18000余发炮弹的轮番炮击，先后粉碎敌营连排规模的反扑192次，在66昼夜的防御作战期间共毙敌特工、步兵130名，缴获了大批作战物资，圆满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在整个扣林山地区作战期间，我们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和个人。他们的鲜血洒在扣林山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每当想起那些烈士，我都心潮难平………
老将军讲到这里，停顿了很长时间。
边境扫雷虽然前几年曾见诸媒体，但对于记者来讲，总觉得读来如轻风掠水，不深入，今天能听老将军亲述，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了。
中越边境云南段总长1353千米，双方共布雷达百余万枚，形成161个雷区，分布在277.18平方千米的国土面积上。布雷品种有压发雷、绊发雷、定向雷、触发雷、抛撒雷，反坦克雷等20余种。由交战时间长达10余年，多批部队轮战，反复埋雷、雷场资料缺失严重。而敌军长期以来越境埋的地雷，和所遗各种爆炸物更是无从统计。漫长的边境地区差不多都是山地丛林地形，而且雨量丰沛，长期的雨水冲刷造成了许多地雷移位，雷场变形，有的地雷甚至被掩埋到了两米多深的泥土之中。总的讲在边境地区形成了一个地雷与炮弹（哑炮）、手榴弹、子弹、引信等各种爆炸物混合在一起的宽正面、大纵深、高密度的混乱雷区。 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云南省提出“走出国门，走向南亚”的口号。而这些雷场严重阻碍着边境口岸开放，以及边民的正常生产生活。数百个自然村，十万亩粮田和经济林被地雷包围。几年间仅文山地区边民就有4000多人触雷伤亡。雷障已经严重危胁着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
1992年4月，遵照上级命令，云南省军区从相关部队抽调人员组成三支扫雷队共116人开始扫除麻栗坡县天保口岸雷场，从而拉开千里边境大扫雷的序幕。
为了加强扫雷工作的领导，云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于1992年5月23日在昆明召开扫雷联席会议。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及相关地市州的主要领导出席了会议。我那时任省军区副司令员，主持了会议。
会上，为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1991]88号文件精神，省军地成立省扫雷领导小组。朱成友司令任组长，赵廷光副省长、我和刘昌友副参谋长任副组长，下设扫雷指挥部，统一指挥云南扫雷工作。截止到1992年12月，三个扫雷大队共扫除天保口岸雷障269.3万平方米，部队无一伤亡。
1993年4月1日，我扫雷部队在东起富宁县24号碑西至江城县十层大山的1353千米的边境线上开始全线扫雷。
当时任扫雷指挥部指挥长的是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昌友少将，他是1984年老山之战主攻师师长，闻名全军。我作为扫雷领导小组副组长也多次与刘副司令一齐到雷区察看地形，勘察雷场。那次我们二人，还有军区后勤部金家庆副部长等一行到船头、片马地区检查扫雷，在一处营地略事休息。战士们搬来几条小板凳，让我们坐下喝水抽烟。就在我们离开不久，突然后面一声巨响，原来是在我座位下的地雷爆炸了。好险！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后来这个故事在边境扫雷官兵之中越传越神。有的讲，“地雷只炸小兵，不炸大官！”有的讲，“将军坐镇雷场，威武凛然正气，压得地雷不敢冒烟！”有的讲，“姚双龙又经历了一次危险，这是血与火的考验”。
而刘副司令员却说：“坐好了，不要乱动，就没有什么事了。”
记者听到这里，顿生许多感叹，从老将军讲述的这件亲历之事足可见当年扫雷工作多么艰巨。按常理请上级领导坐下休息的地方，肯定是预先已经扫过雷了，但仍有残雷。由此可见布雷密度之高！听到姚司令的话，使记者不由得想起日前采访陆航曲顺平处长（他在老山打过仗）讲的话，“当时上级告诫我们，要想活着回去，在阵地上就不要乱走半步！”
当时云南边境扫雷的难度是很大的，在世界军事史上绝无可参照，在我军扫雷史上也属首次。这就需要针对云南边境雷场特点，摸索出一套针对性强，有实际效果，又能尽可能保证扫雷官兵人身安全的扫雷器材、方法。而我军当时入役列装的扫雷装备和器材并不太适用于边境扫雷，必须在干中学，干中改，干中造。还有参加扫雷的工作的新组建的部队中有72%根本没有参加过工兵基础训练和专业扫雷训练。必须加强岗前练兵。针对种种不利情况，我们制定了详细的规划，一丝不苟，遵照执行。
全体扫雷官兵勇于探索，大胆革新，会同相关工厂科研单位，改进了7种扫雷工具，其中5项获得军队科技成果二等奖，2项获三等奖。通过官兵扫雷技术的熟练和装备的改善，使扫雷速度提高了8～10倍，每日单兵扫雷面积由80-200平方米提高到800-1200平方米。仅云南省军区第一扫雷队76名官兵，从1992年2月至1994年10月，就在麻栗坡县15个任务区内共清除雷障4820.75平方米。扫除各种地雷117380多枚，手榴弹10980枚，炮弹10920发，引信8400发，各种地爆器材70余吨，从而为当地恢复耕地4万多亩。
1994年3月27日，总参边境扫雷工作组对我们第一阶段扫雷工作全面细致考察后指出：“在240平方千米的面积上、在1353平方千米正面宽的雷场上展开大面积扫雷，在有20多种地雷和多种爆炸混和物混和在一起的雷场上，你们使用这么多爆炸器材，做到不亡一人。并创造了20多种扫雷手段18种排雷方法，在中外扫雷史上是少见的。
云南边境第一次扫雷获得巨大成功，为下一阶段扫雷打下了良好基础，前面我已经讲过，在云南边境扫雷的艰难程度无论在我军还是外军都是空前的。举一个例子，最早开始扫雷的麻栗坡县天保口岸地区，自古就被称为“滇南火炉”，旱季温度达40多度。穿上重达六七千克的全封闭防护装具，用不了一刻钟，就大汗淋漓了，何况战士们要整天穿着它还是爬山越岭，困难可想而知。百分之九十的战士都得了烂裆病，走路都痛痒钻心，但同志们没有一个退缩。推土机手蔡振华既当机手，又当喷火手，数次晕倒，但仍不下一线。一队班长陈宏刚进行人工搜排雷时，一枚藏在一尺多厚枯草下的木柄手雷突然爆炸，他多处负伤，但伤愈后仍回一线排雷。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扫雷行动后勤补给不同于平时作战、训练补给。因为后勤部保障地域横跨三地一州（相当于内地的专区）7县28个乡镇。长1353千米，总面积262，26平方千米，56个作业点，161片雷场。而且雷场地形、气候非常复杂。当地经济落后交通不便，部队筹措运输都很困难，而且后勤物资也有很大不同。当时主要物资有干粮、罐头、被装、冰箱、药材、帐篷、营具和扫雷用的喷火油料、炸药、扫雷器材等很多种。在这样大的面积上，要按一线扫雷部队作业需要适时足额配齐这些物资，耗费了我们很大精力。当然，云南省委、省政府及各族人民也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
1994年3月27日，云南省军区确定了第二次扫雷指挥部的负责人。第一次扫雷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智伦被任命为指挥长，李作久任政委，梁蜀生任副政委。1997年11月27日，新组建的扫雷部队举行誓师大会。12月1日，云南边境第二次扫雷全面展开。经过扫雷部队官兵艰苦卓绝的努力，到1999年3月，云南边境第二次大面积扫雷任务圆满完成。至此，云南边境的地雷被彻底清除干净。
经过7年的奋战，我们云南边境扫雷部队分两次大规模扫雷行动，共扫除雷区面积212.47平方千米，扫除各型地雷83万余枚，各种爆炸物32万余发，销毁遗留的地雷、炮弹等爆炸物194吨。恢复耕地、经济林达27万亩。开通边境公路53.9千米，通路77条，开通口岸7个，集市点3个，打通巡逻路线17条，约70余千米。边境扫雷的成功，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生产生活和改革开放。昔日炮火连天、雷区密布的战争禁区，成了边境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家园。
中国驻联合国裁军大使李长和到扫雷部队实地考察后称赞：我们这支部队是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扫雷队，扫雷效果好。
云南边境扫雷部队的辉煌业绩，为人民军队光荣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和那些反击地区小霸、捍卫祖国西南边境安全的作战部队一样，都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我从1956年3月入伍，1999年从云南省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退休，整整度过46年的从军生涯。我参加了云南、四川康南、西藏平叛作战。又在1979年、1981年参加自卫反击和骑线拔点作战。1990年至1993年又指挥了老山防御作战任务，以后又参与了云南边境的扫雷行动。几十年里，无论是当列兵、班排长还是司令员，我都坚持一个原则：始终牢记我军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扎扎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要对得起民心、军心、党心和自己的良心。
望着眼前这位从一个白族的苦孩子成长到共和国高级将领的老将军，记者心中充满了敬意。六十多年，人民共和国能在世界风云变幻中巍然屹立，姚双龙将军等老一辈革命者为此贡献了青春和热血！
[承蒙张学宁先生为本文的采访提供了重要帮助，谨此致谢！]
1981年5月1日至7月13日，我们14军42师126团在扣林山地区执行作战任务共74天，其中进攻2天，防御66天，往返耗时6天。我们团先后拔除了敌军在骑线上抢占的我国领土上的1705.2、1682.3、1574.7诸高地，并牢牢地守住了阵地。共歼敌802名，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后勤物资。我军伤369人，亡104人。打了一场漂亮仗，被中央军委誉为“创造了在山岳丛林地作战的典范”，国防大学也将这次作战作为教学材料使用。作为126团团长，我深为自己的战士在作战中的卓越表现而骄傲，也深深地怀念在作战中为国捐躯的参战的烈士。
下面我先谈一下这次作战的概况。1981年1月，中央军委和昆明军区向我们126团下达了在扣林山地区骑线拔点作战任务。
我们接受任务以后，组织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详细的战前侦察。敌人在侵占扣林山地区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费尽心机修建了各种复杂的地表和地下工事，进可攻退可守，像个烂“螃蟹窝”，稍有疏忽则可能打成击溃战，而完不成上级强调的一定要打歼灭战、不放跑一个敌人的要求。
我带领团作战部门一班人，根据侦察来的一手资料和各方汇总的情报，结合我军的人员装备情况，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报请上级批准。是年4月的一天，总参、昆明军区、军师两级领导来到我团，检查备战情况。可当我用近两个小时汇报完作战方案情况之后，所有到会的领导居然没有一个人讲一句话，只是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就上车离去了！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这是我几十年从军生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仅是我，全团上下也是莫名其妙，方案究竟行还是不行？全团莫衷一是，怎么办呢？最后还是我拍板，不说话就是默认，那我们就执行：集中主要兵力、兵器，采取多穿插包围，小群多路先围后歼的战术。首先歼灭1574.7和1682.3高地之敌，然后视情况歼灭1574.2高地南侧诸高地。力争在扣林山地区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战前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绝不应该是一句空话。在战前的训练中，我们针对作战需要，吸收1979年自卫反击作战中的成功经验训练部队。我举一个例子。在炮连的训练场上，无后坐力炮班长肩上扛着八二无后坐力炮，快速蹲下站起的向战士们做着示范，这个看似简单的战术动作就来源于1979年初的反击作战。那次在我们团消灭满镁马店的作战中，一连在向17号高地进攻时，突遭敌无名高地暗堡的火力阻击。攻击被迫停了下来。在这危急时刻。配属一连的炮一连八班战士程国林，眼见部队受阻，而身旁又无可以架炮的地形地物，急中生智，他趁敌暗堡火暂停的一瞬间，猛然站起，向敌开炮，刹那间一声巨晌，敌堡飞上了天，攻击部队一举占领17号高地。战后一连战士为陈国林请功，为全营胜利攻占马店起了重要作用，程国林荣立了一等功！像这样在实战中的宝贵经验还有很多，我们在训练中都加以发扬光大。
我团126团及配属的作战部队共有6000人，大小汽车450余辆，大口径火炮100余门。在接近战区14千米的两段公路上，是部队集结展开的必须地段，而且在敌人的视线之中，要做到“出奇不意攻其不备”是很困难的。我到团侦察排去了解情况，战士们讲，靠近公路和战区的多处村寨里边民都养着很多狗，到晚间，一有动静，这些狗就狂吠不止，扣林山上的敌人就会警觉。战士们要求部队下令让边民把狗全部杀掉或把狗关起来，不让它们出声。我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觉得不妥，不如让狗叫声为我们“服务”。于是在部队向战地开进时，这些化了妆的侦察兵在各种村寨里，成心逗引狗叫，从5月1日到6日，战区的村村寨寨里白天晚上都是狗叫，而这在敌人心中则认为是士兵在寨子里巡逻，时间一长就放松了警惕。而我们部队则在集结地段秘密行动，不发声、光、电（战斗发起前，保持无线电静默）。就这样，我攻击部队都秘密安全地到达指定位置。5月7日，战斗发起前，我团的两个加强步兵营已成功地潜伏在距离前沿150-300米处，所以战斗一打响，我军即神速攻占敌前沿阵地，敌人从梦中惊醒，有的未进入工事就被击毙。有的穿着裤叉背心还想抵抗我军，结果只能送死。
在我军猛烈迅速准确的打击下，敌军很快就失去了1705.2和1682.3两处高地。盘踞在1574.7南侧诸高地的敌人，加强了防备，给我军下一步作战带来了困难。但由于我侦察分队和八连先敌占领了1574.7高地主峰，遂与南侧高地上的敌人形成对峙，并不时以炮火和出击部队袭扰敌人。5月22日，三营部队秘密接敌，在敌人前沿隐蔽了4个小时，敌人也未发现，最后成功占领敌人阵地。六点半攻击部队发起激战至十二点二十分胜利结束，至此部队转入防御。在防御作战中，我们团指战员以“人在阵地在”的精神，顶住了敌人18000余发炮弹的轮番炮击，先后粉碎敌营连排规模的反扑192次，在66昼夜的防御作战期间共毙敌特工、步兵130名，缴获了大批作战物资，圆满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在整个扣林山地区作战期间，我们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和个人。他们的鲜血洒在扣林山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每当想起那些烈士，我都心潮难平………
老将军讲到这里，停顿了很长时间。
边境扫雷虽然前几年曾见诸媒体，但对于记者来讲，总觉得读来如轻风掠水，不深入，今天能听老将军亲述，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了。
中越边境云南段总长1353千米，双方共布雷达百余万枚，形成161个雷区，分布在277.18平方千米的国土面积上。布雷品种有压发雷、绊发雷、定向雷、触发雷、抛撒雷，反坦克雷等20余种。由交战时间长达10余年，多批部队轮战，反复埋雷、雷场资料缺失严重。而敌军长期以来越境埋的地雷，和所遗各种爆炸物更是无从统计。漫长的边境地区差不多都是山地丛林地形，而且雨量丰沛，长期的雨水冲刷造成了许多地雷移位，雷场变形，有的地雷甚至被掩埋到了两米多深的泥土之中。总的讲在边境地区形成了一个地雷与炮弹（哑炮）、手榴弹、子弹、引信等各种爆炸物混合在一起的宽正面、大纵深、高密度的混乱雷区。 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云南省提出“走出国门，走向南亚”的口号。而这些雷场严重阻碍着边境口岸开放，以及边民的正常生产生活。数百个自然村，十万亩粮田和经济林被地雷包围。几年间仅文山地区边民就有4000多人触雷伤亡。雷障已经严重危胁着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
1992年4月，遵照上级命令，云南省军区从相关部队抽调人员组成三支扫雷队共116人开始扫除麻栗坡县天保口岸雷场，从而拉开千里边境大扫雷的序幕。
为了加强扫雷工作的领导，云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于1992年5月23日在昆明召开扫雷联席会议。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及相关地市州的主要领导出席了会议。我那时任省军区副司令员，主持了会议。
会上，为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1991]88号文件精神，省军地成立省扫雷领导小组。朱成友司令任组长，赵廷光副省长、我和刘昌友副参谋长任副组长，下设扫雷指挥部，统一指挥云南扫雷工作。截止到1992年12月，三个扫雷大队共扫除天保口岸雷障269.3万平方米，部队无一伤亡。
1993年4月1日，我扫雷部队在东起富宁县24号碑西至江城县十层大山的1353千米的边境线上开始全线扫雷。
当时任扫雷指挥部指挥长的是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昌友少将，他是1984年老山之战主攻师师长，闻名全军。我作为扫雷领导小组副组长也多次与刘副司令一齐到雷区察看地形，勘察雷场。那次我们二人，还有军区后勤部金家庆副部长等一行到船头、片马地区检查扫雷，在一处营地略事休息。战士们搬来几条小板凳，让我们坐下喝水抽烟。就在我们离开不久，突然后面一声巨响，原来是在我座位下的地雷爆炸了。好险！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后来这个故事在边境扫雷官兵之中越传越神。有的讲，“地雷只炸小兵，不炸大官！”有的讲，“将军坐镇雷场，威武凛然正气，压得地雷不敢冒烟！”有的讲，“姚双龙又经历了一次危险，这是血与火的考验”。
而刘副司令员却说：“坐好了，不要乱动，就没有什么事了。”
记者听到这里，顿生许多感叹，从老将军讲述的这件亲历之事足可见当年扫雷工作多么艰巨。按常理请上级领导坐下休息的地方，肯定是预先已经扫过雷了，但仍有残雷。由此可见布雷密度之高！听到姚司令的话，使记者不由得想起日前采访陆航曲顺平处长（他在老山打过仗）讲的话，“当时上级告诫我们，要想活着回去，在阵地上就不要乱走半步！”
当时云南边境扫雷的难度是很大的，在世界军事史上绝无可参照，在我军扫雷史上也属首次。这就需要针对云南边境雷场特点，摸索出一套针对性强，有实际效果，又能尽可能保证扫雷官兵人身安全的扫雷器材、方法。而我军当时入役列装的扫雷装备和器材并不太适用于边境扫雷，必须在干中学，干中改，干中造。还有参加扫雷的工作的新组建的部队中有72%根本没有参加过工兵基础训练和专业扫雷训练。必须加强岗前练兵。针对种种不利情况，我们制定了详细的规划，一丝不苟，遵照执行。
全体扫雷官兵勇于探索，大胆革新，会同相关工厂科研单位，改进了7种扫雷工具，其中5项获得军队科技成果二等奖，2项获三等奖。通过官兵扫雷技术的熟练和装备的改善，使扫雷速度提高了8～10倍，每日单兵扫雷面积由80-200平方米提高到800-1200平方米。仅云南省军区第一扫雷队76名官兵，从1992年2月至1994年10月，就在麻栗坡县15个任务区内共清除雷障4820.75平方米。扫除各种地雷117380多枚，手榴弹10980枚，炮弹10920发，引信8400发，各种地爆器材70余吨，从而为当地恢复耕地4万多亩。
1994年3月27日，总参边境扫雷工作组对我们第一阶段扫雷工作全面细致考察后指出：“在240平方千米的面积上、在1353平方千米正面宽的雷场上展开大面积扫雷，在有20多种地雷和多种爆炸混和物混和在一起的雷场上，你们使用这么多爆炸器材，做到不亡一人。并创造了20多种扫雷手段18种排雷方法，在中外扫雷史上是少见的。
云南边境第一次扫雷获得巨大成功，为下一阶段扫雷打下了良好基础，前面我已经讲过，在云南边境扫雷的艰难程度无论在我军还是外军都是空前的。举一个例子，最早开始扫雷的麻栗坡县天保口岸地区，自古就被称为“滇南火炉”，旱季温度达40多度。穿上重达六七千克的全封闭防护装具，用不了一刻钟，就大汗淋漓了，何况战士们要整天穿着它还是爬山越岭，困难可想而知。百分之九十的战士都得了烂裆病，走路都痛痒钻心，但同志们没有一个退缩。推土机手蔡振华既当机手，又当喷火手，数次晕倒，但仍不下一线。一队班长陈宏刚进行人工搜排雷时，一枚藏在一尺多厚枯草下的木柄手雷突然爆炸，他多处负伤，但伤愈后仍回一线排雷。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扫雷行动后勤补给不同于平时作战、训练补给。因为后勤部保障地域横跨三地一州（相当于内地的专区）7县28个乡镇。长1353千米，总面积262，26平方千米，56个作业点，161片雷场。而且雷场地形、气候非常复杂。当地经济落后交通不便，部队筹措运输都很困难，而且后勤物资也有很大不同。当时主要物资有干粮、罐头、被装、冰箱、药材、帐篷、营具和扫雷用的喷火油料、炸药、扫雷器材等很多种。在这样大的面积上，要按一线扫雷部队作业需要适时足额配齐这些物资，耗费了我们很大精力。当然，云南省委、省政府及各族人民也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
1994年3月27日，云南省军区确定了第二次扫雷指挥部的负责人。第一次扫雷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智伦被任命为指挥长，李作久任政委，梁蜀生任副政委。1997年11月27日，新组建的扫雷部队举行誓师大会。12月1日，云南边境第二次扫雷全面展开。经过扫雷部队官兵艰苦卓绝的努力，到1999年3月，云南边境第二次大面积扫雷任务圆满完成。至此，云南边境的地雷被彻底清除干净。
经过7年的奋战，我们云南边境扫雷部队分两次大规模扫雷行动，共扫除雷区面积212.47平方千米，扫除各型地雷83万余枚，各种爆炸物32万余发，销毁遗留的地雷、炮弹等爆炸物194吨。恢复耕地、经济林达27万亩。开通边境公路53.9千米，通路77条，开通口岸7个，集市点3个，打通巡逻路线17条，约70余千米。边境扫雷的成功，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生产生活和改革开放。昔日炮火连天、雷区密布的战争禁区，成了边境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家园。
中国驻联合国裁军大使李长和到扫雷部队实地考察后称赞：我们这支部队是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扫雷队，扫雷效果好。
云南边境扫雷部队的辉煌业绩，为人民军队光荣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和那些反击地区小霸、捍卫祖国西南边境安全的作战部队一样，都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我从1956年3月入伍，1999年从云南省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退休，整整度过46年的从军生涯。我参加了云南、四川康南、西藏平叛作战。又在1979年、1981年参加自卫反击和骑线拔点作战。1990年至1993年又指挥了老山防御作战任务，以后又参与了云南边境的扫雷行动。几十年里，无论是当列兵、班排长还是司令员，我都坚持一个原则：始终牢记我军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扎扎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要对得起民心、军心、党心和自己的良心。
望着眼前这位从一个白族的苦孩子成长到共和国高级将领的老将军，记者心中充满了敬意。六十多年，人民共和国能在世界风云变幻中巍然屹立，姚双龙将军等老一辈革命者为此贡献了青春和热血！
[承蒙张学宁先生为本文的采访提供了重要帮助，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