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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文化政策的“松绑”：文化产业兴起的背景
1978年6月13日，文化部理论组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文章，舍弃了沿用多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强调要“坚决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坚持工农兵方向下的百花齐放”。1978年10月31日，《文学评论》举办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座谈会，提出“检验文艺理论、方针、政策和文艺领导工作的方法正确与否，就是要看文艺创作是否真正繁荣。”“如果文艺政策不符合文艺界实际情形而又要贯彻，就会造成严重后果。”1980年第1期的《文艺研究》则发表了讨论“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系列文章。敏泽（1980）论证了“强调文艺的政治社会功能，是阶级社会中文学发展的客观的基本事实”，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出现的错误，根源不在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而在于实践中被歪曲。王若望（1980）认为，文艺当然也反映一个时期的政治，但不只是政治的反映，文艺与政治是“兄弟关系”。万里云（1980）则强调，艺术与政治应该是平行的、平等的，互为作用、相辅相成的，并不存在从属关系或单方面谁领导谁的问题，艺术有服务于政治的一面，也有非阶级非政治的一面。这意味着，文化界开始对文艺的政治工具单一属性提出了公开的置疑和讨论。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文艺战线上正反两方面经验，明确了新的历史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他在祝词中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他强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篇《祝词》被认为是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同等地位的重要文献，标志着中国文化政策即将出现重大的调整。1979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了国内第一家音乐茶座，在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迅速走红，成为中国文化市场重新兴起的重要标志，也成为了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起点。此后，各地纷纷兴建类似的文化娱乐场所。在国家文化政策初现“松绑”迹象，中国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也随之兴起。
二、文化管理和文化经济研究：文化产业研究的源头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文化管理和文化经济的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重要源头。1984年，李军开始文艺管理学方面的研究。1986年5月，在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召开的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于光远首先倡导进行文化经济学研究。随后，李军的《困扰与转机——文化艺术管理学初探》、于敏的《文化管理研究》、方家良等人的《文化经济学》和严行方的《文化经济学》等一批专门研究文化管理和文化经济问题的著作先后问世。
1985年第1期《外国经济与管理》刊登的“外国经济文摘”《日本第三产业的最新分类》在国内最早提到了“文化产业”的概念，这里所说的文化产业包括“文化艺术活动（音乐、电影、图书、专项技艺讲习、唱片租赁等）；教养学习活动（学校、文化中心、学塾）；体育活动（运动俱乐部、体育用品租赁）。”1985年4月5日，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中，“文化”被首次纳入了第三产业的范畴，在计算第三产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获得了“产业”身份。李军（1987）首次在理论研究中提到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李建中（1988）则较早地“以我国文化领域里的经济关系及其经济活动为背景，对文化产业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提出文化产业涉及电影、艺术表演、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物、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1991年6月10日，国务院批转的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在肯定“以文补文”活动的同时，正式提出“文化经济政策”问题。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将“文化卫生事业”作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1992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明确使用了“文化产业”的提法，这应该是中国政府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罗干，1992）。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1993年，国务院研究室成立了“完善文化事业有关经济政策”课题组，对文化经济政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提出“完善文化经济政策要着眼于调整文化的产业结构和布局，改革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运行机制，使文化产业在政策的扶持下，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赢得自身的发展”的基本原则。
在这一时期，人们以文化产业实践为基础，对文化产业的认识不断深化。谢名家（1995）认为：“文化的产业化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的开放化和扩张性的当然结局。顺应这一时势，经济文化时代来临之日，我们要树立崭新的大文化观念，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钱来忠（1995）在总结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后呼吁：“现在首要的不是去争论理论问题，而应该把注意力投向实际操作的问题。”“实践证明，文化产业作为产业形态出现，必须突破原有的文化事业型框架，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文化资本（文化人才、文化设施、文化技艺、文化空间等）为载体，同时辅以非文化产业支撑的多元化产业体系。”在文化产业的产业属性终于受到政府部门和学术界认可的同时，金元浦（1995）却意识到了文化产业的“产业性与文化性的矛盾”。他提出：“迅速建立和健全当代文化保护机制”。因为“当代文化保护机制是保证市场条件下文化的全面综合均衡发展的根本制度，是解决产业性与文化性矛盾的重要配伍措施。”刘润为（1997）则从文化产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入手，对文化产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成为批判文化产业的重要代表。他认为：“为了实现资本增值的目的，将文化作为商品进行大批量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文化生产方式。”“要实现全社会对于经济、文化的共同控制，让他们服务于人的全面、自由、健康发展的目的，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但总的来看，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研究的大趋势已经从批判性的否定研究走向了建设性的肯定研究。
三、从批判性走向建设性研究：文化产业研究的转折
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落实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1998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大幅度削减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大背景下，文化部却增设文化产业司，负责“拟订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起草有关法规草案；扶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建设与发展”等工作。文化部文化产业司的成立标志着文化产业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重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开始进入到勃兴期，文化产业的研究文献也呈几何级数增长。2000年10月11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推动信息产业与有关文化产业结合”，“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这是党的正式文件首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标志着文化产业进入了国家发展战略视野。这既是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文化产业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要求“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并首次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了区分。无论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来说，还是就文化产业理论研究而言，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化产业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学术界开始意识到，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产业将成为“支柱产业”，应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学术界也同时出现了一个研究“入世”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和对策”以及文化产业“战略选择”等问题的热潮，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逐渐开阔起来。
2003年7月22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牵头，国家统计局等单位共同成立了“文化产业统计研究”课题组。2004年4月1日，国家统计局印发了课题组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基础上制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首次从政府统计的角度对文化产业的概念和中国文化产业的范围进行了权威界定。2005年1月6日，国家统计局印发了课题组完成的《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指标体系框架》，“从财务状况、业务活动、就业人员和补充指标等四个方面对文化产业进行描述。”2006年5月19日，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中国文化产业统计数据。这次统计数据的发布不仅意味着中国文化产业告别了统计无据可依，模糊描述为主的时代，而且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从单一的定性研究进入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时代。赵彦云（2006）等人设计了一套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36个省市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客观评价。蒋春华（2006）则建立了一套以文化产业增加值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并以此为核算依据分析了四川文化产业的全貌。这都是对文化产业定量研究的探索。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创造活力”、“文化软实力”、“文化权益”、“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产业群”等新名词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频频出现，更是不仅体现了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文化发展的新思路和新部署，而且意味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将面临更宽松更和谐的政策环境，同时还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需要解决的崭新课题。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管理学院)
1978年6月13日，文化部理论组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文章，舍弃了沿用多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强调要“坚决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坚持工农兵方向下的百花齐放”。1978年10月31日，《文学评论》举办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座谈会，提出“检验文艺理论、方针、政策和文艺领导工作的方法正确与否，就是要看文艺创作是否真正繁荣。”“如果文艺政策不符合文艺界实际情形而又要贯彻，就会造成严重后果。”1980年第1期的《文艺研究》则发表了讨论“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系列文章。敏泽（1980）论证了“强调文艺的政治社会功能，是阶级社会中文学发展的客观的基本事实”，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出现的错误，根源不在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而在于实践中被歪曲。王若望（1980）认为，文艺当然也反映一个时期的政治，但不只是政治的反映，文艺与政治是“兄弟关系”。万里云（1980）则强调，艺术与政治应该是平行的、平等的，互为作用、相辅相成的，并不存在从属关系或单方面谁领导谁的问题，艺术有服务于政治的一面，也有非阶级非政治的一面。这意味着，文化界开始对文艺的政治工具单一属性提出了公开的置疑和讨论。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文艺战线上正反两方面经验，明确了新的历史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他在祝词中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他强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篇《祝词》被认为是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同等地位的重要文献，标志着中国文化政策即将出现重大的调整。1979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了国内第一家音乐茶座，在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迅速走红，成为中国文化市场重新兴起的重要标志，也成为了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起点。此后，各地纷纷兴建类似的文化娱乐场所。在国家文化政策初现“松绑”迹象，中国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也随之兴起。
二、文化管理和文化经济研究：文化产业研究的源头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文化管理和文化经济的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重要源头。1984年，李军开始文艺管理学方面的研究。1986年5月，在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召开的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于光远首先倡导进行文化经济学研究。随后，李军的《困扰与转机——文化艺术管理学初探》、于敏的《文化管理研究》、方家良等人的《文化经济学》和严行方的《文化经济学》等一批专门研究文化管理和文化经济问题的著作先后问世。
1985年第1期《外国经济与管理》刊登的“外国经济文摘”《日本第三产业的最新分类》在国内最早提到了“文化产业”的概念，这里所说的文化产业包括“文化艺术活动（音乐、电影、图书、专项技艺讲习、唱片租赁等）；教养学习活动（学校、文化中心、学塾）；体育活动（运动俱乐部、体育用品租赁）。”1985年4月5日，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中，“文化”被首次纳入了第三产业的范畴，在计算第三产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获得了“产业”身份。李军（1987）首次在理论研究中提到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李建中（1988）则较早地“以我国文化领域里的经济关系及其经济活动为背景，对文化产业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提出文化产业涉及电影、艺术表演、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物、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1991年6月10日，国务院批转的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在肯定“以文补文”活动的同时，正式提出“文化经济政策”问题。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将“文化卫生事业”作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1992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明确使用了“文化产业”的提法，这应该是中国政府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罗干，1992）。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1993年，国务院研究室成立了“完善文化事业有关经济政策”课题组，对文化经济政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提出“完善文化经济政策要着眼于调整文化的产业结构和布局，改革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运行机制，使文化产业在政策的扶持下，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赢得自身的发展”的基本原则。
在这一时期，人们以文化产业实践为基础，对文化产业的认识不断深化。谢名家（1995）认为：“文化的产业化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的开放化和扩张性的当然结局。顺应这一时势，经济文化时代来临之日，我们要树立崭新的大文化观念，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钱来忠（1995）在总结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后呼吁：“现在首要的不是去争论理论问题，而应该把注意力投向实际操作的问题。”“实践证明，文化产业作为产业形态出现，必须突破原有的文化事业型框架，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文化资本（文化人才、文化设施、文化技艺、文化空间等）为载体，同时辅以非文化产业支撑的多元化产业体系。”在文化产业的产业属性终于受到政府部门和学术界认可的同时，金元浦（1995）却意识到了文化产业的“产业性与文化性的矛盾”。他提出：“迅速建立和健全当代文化保护机制”。因为“当代文化保护机制是保证市场条件下文化的全面综合均衡发展的根本制度，是解决产业性与文化性矛盾的重要配伍措施。”刘润为（1997）则从文化产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入手，对文化产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成为批判文化产业的重要代表。他认为：“为了实现资本增值的目的，将文化作为商品进行大批量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文化生产方式。”“要实现全社会对于经济、文化的共同控制，让他们服务于人的全面、自由、健康发展的目的，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但总的来看，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研究的大趋势已经从批判性的否定研究走向了建设性的肯定研究。
三、从批判性走向建设性研究：文化产业研究的转折
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落实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1998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大幅度削减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大背景下，文化部却增设文化产业司，负责“拟订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起草有关法规草案；扶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建设与发展”等工作。文化部文化产业司的成立标志着文化产业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重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开始进入到勃兴期，文化产业的研究文献也呈几何级数增长。2000年10月11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推动信息产业与有关文化产业结合”，“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这是党的正式文件首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标志着文化产业进入了国家发展战略视野。这既是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文化产业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要求“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并首次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了区分。无论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来说，还是就文化产业理论研究而言，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化产业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学术界开始意识到，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产业将成为“支柱产业”，应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学术界也同时出现了一个研究“入世”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和对策”以及文化产业“战略选择”等问题的热潮，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逐渐开阔起来。
2003年7月22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牵头，国家统计局等单位共同成立了“文化产业统计研究”课题组。2004年4月1日，国家统计局印发了课题组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基础上制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首次从政府统计的角度对文化产业的概念和中国文化产业的范围进行了权威界定。2005年1月6日，国家统计局印发了课题组完成的《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指标体系框架》，“从财务状况、业务活动、就业人员和补充指标等四个方面对文化产业进行描述。”2006年5月19日，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中国文化产业统计数据。这次统计数据的发布不仅意味着中国文化产业告别了统计无据可依，模糊描述为主的时代，而且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从单一的定性研究进入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时代。赵彦云（2006）等人设计了一套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36个省市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客观评价。蒋春华（2006）则建立了一套以文化产业增加值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并以此为核算依据分析了四川文化产业的全貌。这都是对文化产业定量研究的探索。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创造活力”、“文化软实力”、“文化权益”、“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产业群”等新名词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频频出现，更是不仅体现了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文化发展的新思路和新部署，而且意味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将面临更宽松更和谐的政策环境，同时还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需要解决的崭新课题。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