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日，诗人邵燕祥在睡梦中安然离世。子女说他“之前读书写作散步如常，清清白白如他所愿，一切圆满……人散后，夜凉如水，欢声笑语从此在心中”。
　　邵燕祥的一生抹不去家国历史的底色。1933年，他出生在北平东四礼士胡同。皇城根儿底下长大，他常跟着长辈去吉祥戏院听戏，放学就去灯市口的大院子里踢小皮球，最爱耸起鼻子闻郎家园碎碎的、绿绿的、甜甜的枣花儿……“吃喝玩乐”的空当，他还不忘去王府井大街上的近代科学图书馆（现在为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里翻看报纸杂志。
　　小孩子眼中的世界也不全是亮色。卢沟桥事变后，邵燕祥每天去上学，都会路过一个小院，“一溜南屋临街的外墙，故意用‘洋灰’糊得坑坑洼洼、麻麻黦（音同月）黦的，星星点点嵌着一些巴掌大的蚌壳，太阳一照，闪着肉色的光”——那其实是日本皇军军妓的住处。
　　这段描述出自今年4月出版的《胡同里的江湖》，收录了邵燕祥描写北京生活的散文，从儿时灯火、小学春秋、少年哀乐到青春踪迹、中年歌哭，在时间长河流淌的甘苦之外，还讲述了从北锣鼓巷、东交民巷到铁狮子胡同、护国寺街——一位“老北京”在这片土地上的跌宕际遇。
　　1949年，邵燕祥从大学转入北京电台工作，陆续出版了诗集《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抒发年轻人的理想和激情。写诗出名后，他又开始写杂文，心里装着一个偶像，就是以针砭时弊见长的鲁迅。
　　24岁那年，邵燕祥结了婚。第二年，他就被划为“右派”，命运的齿轮转向一段灰色岁月：从“大跃进”“反右派”再到“文化大革命”，20年间，他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一到春日风沙起，我总是想起1958年的此时。”邵燕祥在《胡同里的江湖》中写道。在处分决定上签完字，他“把家搬空”“把书打捆”，等待安排。
　　那段时光，跟复兴门外大街真武庙路上的一座灰楼纠缠相连。1960年，他在那里给大学新闻系代课。1966年，再次“灰头土脸”进入这里，他成了被训管的“政训队”成员，同组的人里还有陈赓、白凤鸣和侯宝林。在这灰楼里进进出出，他的心态也慢慢端稳：“哪一方水土不养人？我是能随遇而安的。”
　　“平反”后，诗人们重获写诗自由。邵燕祥在《诗刊》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与白桦、流沙河等人一起被称作“归来的诗人”。后来，他诗越写越少，杂文却越写越多，因为“诗的核心价值是自由，而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
　　晚年的邵燕祥仍笔耕不辍，以杂文写“史”。在记录1945至1958年间亲身经历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扉页上，他解剖自己，审视历史，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
　　从童年的不谙世事到中年的雾霭蒙面，邵燕祥的每一寸进退都与北京的胡同街道紧密相联。“我想，我寫这一个个地名，一篇篇文字，也正是对往昔时光的一次洄游。”邵燕祥写道。读此书，读者也可随着他的笔触，在北京长短胡同的拐角旮旯处，“瞥见历史闪现的真实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