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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一生中不停地追随时代，与时俱进，以至引领时代，这是鲁迅思想最显著的特点。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产生强烈的不满，对劳动人民具有强烈的感情。立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起点；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与思想斗争中学习、研究、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鲁迅思想产生新的飞跃的关键之点。本文以此与王富仁先生在《鲁迅的生平和创作》商榷。
关键词：与王富仁商榷 鲁迅思想发展 轰毁进化论 与时俱进 在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
王富仁先生是研究鲁迅的著名学者。他的《鲁迅的生平和创作》一文，在新世纪到来之时，选人部编《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实验修订本·语文)》必修课本第五册中。这篇文章是代表主流人物、专业人员在新的时期内对鲁迅及其著作的评价。它的直接读者是千百万高中学生，其影响可谓大矣。正因为如此，我们除了认真学习王先生对鲁迅作品的深刻分析和精辟论断外，还必须指出王先生在论述鲁迅思想发展历程上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商榷。
王富仁先生在这篇长文里总结道：“他(鲁迅)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其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经，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应该说王先生的这种总结是很不全面的。因为他丢掉了鲁迅在后期的斗争中自觉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世界观转变的关键之点。不仅如此，而且在其全文洋洋8000余言的评述中对此也只字未提，仅对鲁迅前期接受进化论的思想有所评述：“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欺凌。”毫无疑问，在鲁迅思想的发展中，前期接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是重要的，而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则更重要，这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根本原因，然而感到遗憾的是王富仁先生却对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却“失语”了。不知这是王富仁无意忽略了，还是有意为之?但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这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不符合鲁迅一生的实际，也影响人们对鲁迅的认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把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走人人间，这是应该的，但一定要注意，不能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把孩子与污水一起泼出去。尤其在鲁迅思想发展的问题上，既要廓清“四人帮”的迷雾 又要恢复鲁迅先生本来的思想面目。
鲁迅在自己思想发展的历程中，是怎样实现世界观的转变，成为马克主义者的?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并以此就教于王富仁先生。
一
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的鲁迅，从小在“三味书屋”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饱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后来又阅读和研究佛经，因此，儒、道、佛三家都对鲁迅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鲁迅回忆道：“自己却正苦于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在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竣急。”(《写在(坟)后面》)但少年时代的鲁迅，经历了祖父因故下狱、父亲病重去世。家庭迅速败落的不幸，饱尝了世态炎凉，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使他对封建教育，封建社会产生强烈不满。鲁迅的外婆家在农村，他13岁时特别是他祖父入狱以后，长期在外婆家避难。这使他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有机会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了解被压迫者。他与农民的孩子一起玩耍，一起看戏，一起生活，建立了真挚的友谊，这为他后来世界观的转变提供了有利条件。
鲁迅在他的早期著作《摩罗诗力说》中，曾大声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言为心声。鲁迅呼吁精神战士之出现，毫无疑问也是针对自己的，即做一个精神界之战士是鲁迅的人生选择。通观鲁迅的一生，他从封建家庭的叛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最后成为一个真正的精神战士一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鲁迅的思想历程是同中国近代的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文艺史息息相关的。鲁迅的一生，不停地追随时代，与时俱进以至引领时代。一往无前，这是鲁迅思想最大的特点。
二
1898年，18岁的鲁迅拒绝了当时社会一般读书人的所谓三条正路，即做官、当幕僚或经商。他受到时代潮流的激荡，毅然走上了被一般人垢病，视为异端的道路一选择新学，即当时的洋务派为富国强兵而开办的南京水师学堂，此后又改为路矿学堂。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在这个新学堂里，鲁迅大大地开阔了自己的眼界。这完全是不同于封建教育的另外一种教育天地。他在这里不仅学习了新鲜的自然科学，还学习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部介绍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著作——对鲁迅影响很大。后来鲁迅回忆说：“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琐记》)鲁迅接受了这些全新的观念，思想获得了一次大解放。
1901年，鲁迅在路矿学堂毕业。为了寻求救国图强的道路，鲁迅接受两江总督的派遣，前往日本留学。初到东京，鲁迅在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并开始写作，先后在《浙江潮》上发表的多是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思想和抗暴斗争的文章，如《斯巴达之魂》、《哀尘》、《地底旅行》等。1904年鲁迅决意学医，人仙台医科专门学校。鲁迅后来回亿道：“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时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自序)但不久，鲁迅这个志愿发生了改变。在鲁迅去仙台的那一年，日俄战争爆发了。一次去课堂上看时事画片，鲁迅看到了“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被杀头，周围是许多围观的人，他们都一样体格健壮。据解说，被杀者是做了俄国的侦探。这给鲁迅很大刺激和震动，并改变了他的志愿。他说：“从那一回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若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便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因此，鲁迅于1906年夏中止学医离开仙台到东京，研究文 艺，阅读和翻译外国作品，尤其是北欧和俄国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多是为唤起民众而发的声音。他曾筹划创办的刊物取名《新生》，但却没能实现。总之“弃医从文”，这是鲁迅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
1909年，鲁迅因家庭经济困难回国。在日留学初期，他给好友许寿棠的一首诗《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塞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此时清王朝且趋衰败，日本东京集结不少爱国志士，民主革命浪潮不断高涨，鲁迅于1903年毅然剪去辫子留影题照，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把自己满腔热血献给中华民族——的感人誓言。鲁迅的一生，追随时代的步伐，不管是选择新学，还是弃医从文，不管是在大中学校任教，还是在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不管是反对北洋军阀，还是抨击国民党政府，不管是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接受马克主义的阶级论，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誓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鲁迅怀着极大的热情拥护和赞美此次革命，特别高度评价孙中山的伟大业绩，指出：“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种：全都是革命。”(《中国人的生命圈》)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欣然接受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于1912年3月到南京，参加教育部的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支持辛亥革命，支持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后叉随{临时政府教育部迁往北京。
但不久，鲁迅发现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政权仍然落在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的手中，他不禁感到“寂寞”而“悲哀”。鲁迅后来回亿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自选集》自序)在这种精神困境中，鲁迅只好以“抄石碑，校古籍，读佛经”来消磨自己的生命。这是鲁迅思想的第一次低潮。然而鲁迅仍然以超乎寻常人的冷静，艰苦地探索着。
1915年5月《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出版。一个新的思想文化运动兴起了。1917年，“文学革命”出现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目标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开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新纪元。1918年5月，鲁迅以战士的姿态，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振聋发聩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封建礼教、封建制度发起猛烈进攻，为“革命前驱者”“助阵呐喊”，表现了昂扬的精神状态。
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鲁迅带来了新的希望。1919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研究专号”上发表《圣武》一文，热情赞扬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称之为“新世纪的曙光”，指出：十月革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俄国有了真正信仰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仰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
然而，在1920年7月的中国，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公开挑起内部争论，并于同年11月公然退出《新青年》编委会，另立山头，办《努力周报》。于是新文化统一战线宣告解体。对此，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阵线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于是鲁迅的思想经历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悲哀。这是鲁迅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第二次低潮，大致在1920年至1925年之间。
在此期间，鲁迅却一刻也未停止对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思考。辛亥革命失败了，《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中国向何处去?鲁迅以他深刻的历史观、清醒的现实主义和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进化论理念，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历次斗争的经验教训，写了一系列的小说与杂文。他的小说《阿Q正传》、《风波》、《药》等深刻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脱离群众。他在杂文中深刻地分析了形势，指出当代青年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鲁迅对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而叉以民国自居的军阀政府表示极大愤慨。他说：“我觉得仿佛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奴隶；革命以后不久，我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忽然想到》)他并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表面的朝代更替，对中国人来说，其实不过是两种朝代的更替：“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代青年的使命”(《灯下漫笔》)，“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送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他。”(《忽然想到》)这是何等的清醒，何等的深刻，又是何等的勇气啊!另一方面，鲁迅参与和指导了两次大的斗争，一是1924年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章士钊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斗争：二是1926年。揭露段其瑞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滔天罪行。指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3.18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引起段其瑞政府极大恐慌。以至下令通缉鲁迅。鲁迅不得不四处避难。
此时，鲁迅斗争的锋芒始终是明确指向封建势力，封建军阀、封建文化及其走狗文人，但对革命道路“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这体现了他作为民主主义战士的特点。面对新文化运动的分裂，他不能不感到孤独与困惑。
三
鲁迅思想发生重大转折，是在1926年7月到南方革命策源地之后。怀着“造成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愿望的鲁迅，1927年元月从厦门来到“革命策源地”广州。在中山大学一切并不如所愿。他受到国民党右翼的包围，无法开展工作，不久便辞去中山大学文系主任、兼教育主任之职。他认识到，所谓“革命策源地”，实则“红中夹白”。1927年4月10日他写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告诫人们，要提高警惕，防止“蛀虫”混入革命队伍，要永远进击，打落水狗，并引用列宁的话告诫人们，“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两天后蒋介石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接着广州发生4.15大屠杀。可见鲁迅多么有预见性!鲁迅说，国民党右派玩弄一场“血的游戏已经开头”，数百万革命者和工农劳动大众被置于血泊之中。此次暴行比段其瑞执政府还要凶残十倍、百倍。他说：“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答有恒先生》)
面对“四·一二”大屠杀，鲁迅在极度愤怒的同时，他的思想上蕴育着巨大的变化。他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以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不能再生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鲁 迅还说，他不愿再发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了。这就等于宣布，他近三十年对进化论的信仰被轰毁了。于是此时，作为战斗的民主主义者鲁迅开始全面地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著作，认真地进行自我解剖与自我裁判，同时又在寻觅新的思想武器。
革命形势需要新的理论进行分析，新的斗争需要新的理论指导。1927年9月鲁迅离开广州到上海。在一年的时间里，他经历了许多不平凡的事，他自己觉得“中国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大革命失败后，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都回到上海，加之新的一批青年加入，形成一支重要的文艺队伍，他们与太阳社一起倡导无产阶级文学。但又竟然把矛头指向鲁迅。于是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鲁迅等与创造社、太阳社就革命文学理论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展开论辩。这次论辩，大大地推动了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学习、研究和翻译。鲁迅“从别国窃得火来。在意却在煮自己的肉”。从鲁迅的日记中我们看到。这一时期内，鲁迅购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其中，鲁迅研究并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本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并在《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者的后记中说，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是“科学底社会主义宝库”，普列汉诺夫是用马克思主义锄锹“掘通了文学领域的第一个”。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有一件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了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现通译为普列汉诺夫——引者)的《艺术论》，以救正我一还因我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抛弃了进化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乃至世界观，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但有人讥笑鲁迅是“投降”。还有个文痞甚至作《文坛贰臣传》对鲁迅进行攻击。对此，1930年，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明确宣布：“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认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确是的确的。”“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鲁迅把“二心”作为书名，表示了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彻底决裂，对进化论作一次清算，同时，也是对诽谤者的有力回答。此篇序言可以视为鲁迅背叛本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大无畏的政治宣言，也是鲁迅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显著标志。
当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1930年后成为一个成熟的、清醒的、睿智的、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的精神完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他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他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中，他在复杂的文艺斗争与思想斗争中，表现了对中华民族、对中国革命的无比赤诚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英雄气概。他率领广大文艺青年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在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他横眉冷对国民党的屠刀和通辑，1930年2月在上海与宋庆龄等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0年3月发起并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成为左联的实际战斗纲领；鲁迅站在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最前列，对各种反动的没落的文艺及文艺思潮，如“民族主义文学”、“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及“论语派”进行了有力批判；1931年2月。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鲁迅愤怒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战斗檄文。1932年春夏之交，鲁迅冒险两次会见来上海养伤的红四方面军第12师师长陈赓将军。陈赓向鲁迅介绍了苏区的土地改革，人民怎样支援红军、群众生活有哪些变化等情况。这使鲁迅深深感动。曾萌发出写一部以反映苏区与红军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的愿望——但终未买现。不久，因叛徒出卖。陈赓被捕，鲁迅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为之奔走呼号，组织营救。也是在同一时期，瞿秋白奉命到上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由于国民党特务的追捕迫害，曾多次到鲁迅家避难，受到鲁迅无微不至的关怀，并结成了生死之交，视瞿为知己，写下了‘人生得一知己已足矣，斯世当以阿怀视之’的条幅给瞿；瞿秋白牺牲之后，鲁迅抱病编辑、出版瞿秋白的文集《海上述林》。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苏区的根据地，北上抗日，行程两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6年2月陕北红军发表《东征宣言》，强渡黄河抗日，鲁迅与茅盾联名发电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表示对红军的祝贺：“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1936年7、8月，鲁迅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名文，愤怒地驳斥了托派诬蔑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是“出卖革命”的滥言，并公开声明“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我是看得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条战线”，并强调“那切切实实是踏在地上，为着现代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所有这些不争的事实，已经远远地超越“文艺界”、“思想界”的范围，早已成为中国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鲁迅的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已经完全马克思主义化了，完全成为一个成熟的、战斗的、目光深邃的、行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已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精神战士了。
综上所述，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大致有四：一是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封建制度产生强烈的不满，对劳动人民具有深厚感情，立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真诚誓言。这是鲁迅不同于那些投机分子，趋时分子，乃至到“革命队伍来讨生活的人”的根本不同的地方，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起点：二是鲁迅始终追随时代的步伐，具有与时俱进，不止不息的精神。与同时代的革命先驱相比，由于他身上具有比他人更多的历史重负，接受马克思主义似乎稍晚些，但一旦接受，则比他人更沉稳，更坚定，这是鲁迅的思想特点：三是在严酷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在“四—一二”大屠杀中，刽子手的钢刀和无数像左联柔石等革命先烈的鲜血，使鲁迅猛醒，“轰毁”了“进化论”的梦想，使鲁迅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思想武器；四是“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争逼使鲁迅学习、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勇于解剖自己，于是鲁迅好像在漫漫的长夜，遇见了一轮红日，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由此可见，王富仁先生在他的《鲁迅的生平与创作》一文中，在评述鲁迅思想发展历程时，只字不提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实现世界观的转变，是不全面、不正确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这里。笔者恳请王先生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1]王富仁，鲁迅的生命的创作，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修订本·必修)《语文》第五册，人民教育版社，2002，12(第二版)
[2]鲁迅，写在《坟》后面，摩罗诗力说，琐记，《呐喊》自序，圣武，灯下浸笔，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三闲集》序言，《二心集》序言，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书信选集，苍有恒先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答徐船庸并抗日战线问题
[3]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4]毛泽东，新民主义论，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说
[5]冒所，瞿秋白研究，中国矿大出版社，1989
关键词：与王富仁商榷 鲁迅思想发展 轰毁进化论 与时俱进 在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
王富仁先生是研究鲁迅的著名学者。他的《鲁迅的生平和创作》一文，在新世纪到来之时，选人部编《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实验修订本·语文)》必修课本第五册中。这篇文章是代表主流人物、专业人员在新的时期内对鲁迅及其著作的评价。它的直接读者是千百万高中学生，其影响可谓大矣。正因为如此，我们除了认真学习王先生对鲁迅作品的深刻分析和精辟论断外，还必须指出王先生在论述鲁迅思想发展历程上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商榷。
王富仁先生在这篇长文里总结道：“他(鲁迅)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其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经，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应该说王先生的这种总结是很不全面的。因为他丢掉了鲁迅在后期的斗争中自觉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世界观转变的关键之点。不仅如此，而且在其全文洋洋8000余言的评述中对此也只字未提，仅对鲁迅前期接受进化论的思想有所评述：“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欺凌。”毫无疑问，在鲁迅思想的发展中，前期接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是重要的，而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则更重要，这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根本原因，然而感到遗憾的是王富仁先生却对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却“失语”了。不知这是王富仁无意忽略了，还是有意为之?但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这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不符合鲁迅一生的实际，也影响人们对鲁迅的认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把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走人人间，这是应该的，但一定要注意，不能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把孩子与污水一起泼出去。尤其在鲁迅思想发展的问题上，既要廓清“四人帮”的迷雾 又要恢复鲁迅先生本来的思想面目。
鲁迅在自己思想发展的历程中，是怎样实现世界观的转变，成为马克主义者的?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并以此就教于王富仁先生。
一
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的鲁迅，从小在“三味书屋”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饱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后来又阅读和研究佛经，因此，儒、道、佛三家都对鲁迅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鲁迅回忆道：“自己却正苦于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在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竣急。”(《写在(坟)后面》)但少年时代的鲁迅，经历了祖父因故下狱、父亲病重去世。家庭迅速败落的不幸，饱尝了世态炎凉，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使他对封建教育，封建社会产生强烈不满。鲁迅的外婆家在农村，他13岁时特别是他祖父入狱以后，长期在外婆家避难。这使他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有机会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了解被压迫者。他与农民的孩子一起玩耍，一起看戏，一起生活，建立了真挚的友谊，这为他后来世界观的转变提供了有利条件。
鲁迅在他的早期著作《摩罗诗力说》中，曾大声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言为心声。鲁迅呼吁精神战士之出现，毫无疑问也是针对自己的，即做一个精神界之战士是鲁迅的人生选择。通观鲁迅的一生，他从封建家庭的叛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最后成为一个真正的精神战士一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鲁迅的思想历程是同中国近代的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文艺史息息相关的。鲁迅的一生，不停地追随时代，与时俱进以至引领时代。一往无前，这是鲁迅思想最大的特点。
二
1898年，18岁的鲁迅拒绝了当时社会一般读书人的所谓三条正路，即做官、当幕僚或经商。他受到时代潮流的激荡，毅然走上了被一般人垢病，视为异端的道路一选择新学，即当时的洋务派为富国强兵而开办的南京水师学堂，此后又改为路矿学堂。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在这个新学堂里，鲁迅大大地开阔了自己的眼界。这完全是不同于封建教育的另外一种教育天地。他在这里不仅学习了新鲜的自然科学，还学习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部介绍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著作——对鲁迅影响很大。后来鲁迅回忆说：“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琐记》)鲁迅接受了这些全新的观念，思想获得了一次大解放。
1901年，鲁迅在路矿学堂毕业。为了寻求救国图强的道路，鲁迅接受两江总督的派遣，前往日本留学。初到东京，鲁迅在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并开始写作，先后在《浙江潮》上发表的多是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思想和抗暴斗争的文章，如《斯巴达之魂》、《哀尘》、《地底旅行》等。1904年鲁迅决意学医，人仙台医科专门学校。鲁迅后来回亿道：“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时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自序)但不久，鲁迅这个志愿发生了改变。在鲁迅去仙台的那一年，日俄战争爆发了。一次去课堂上看时事画片，鲁迅看到了“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被杀头，周围是许多围观的人，他们都一样体格健壮。据解说，被杀者是做了俄国的侦探。这给鲁迅很大刺激和震动，并改变了他的志愿。他说：“从那一回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若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便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因此，鲁迅于1906年夏中止学医离开仙台到东京，研究文 艺，阅读和翻译外国作品，尤其是北欧和俄国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多是为唤起民众而发的声音。他曾筹划创办的刊物取名《新生》，但却没能实现。总之“弃医从文”，这是鲁迅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
1909年，鲁迅因家庭经济困难回国。在日留学初期，他给好友许寿棠的一首诗《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塞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此时清王朝且趋衰败，日本东京集结不少爱国志士，民主革命浪潮不断高涨，鲁迅于1903年毅然剪去辫子留影题照，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把自己满腔热血献给中华民族——的感人誓言。鲁迅的一生，追随时代的步伐，不管是选择新学，还是弃医从文，不管是在大中学校任教，还是在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不管是反对北洋军阀，还是抨击国民党政府，不管是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接受马克主义的阶级论，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誓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鲁迅怀着极大的热情拥护和赞美此次革命，特别高度评价孙中山的伟大业绩，指出：“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种：全都是革命。”(《中国人的生命圈》)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欣然接受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于1912年3月到南京，参加教育部的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支持辛亥革命，支持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后叉随{临时政府教育部迁往北京。
但不久，鲁迅发现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政权仍然落在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的手中，他不禁感到“寂寞”而“悲哀”。鲁迅后来回亿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自选集》自序)在这种精神困境中，鲁迅只好以“抄石碑，校古籍，读佛经”来消磨自己的生命。这是鲁迅思想的第一次低潮。然而鲁迅仍然以超乎寻常人的冷静，艰苦地探索着。
1915年5月《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出版。一个新的思想文化运动兴起了。1917年，“文学革命”出现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目标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开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新纪元。1918年5月，鲁迅以战士的姿态，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振聋发聩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封建礼教、封建制度发起猛烈进攻，为“革命前驱者”“助阵呐喊”，表现了昂扬的精神状态。
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鲁迅带来了新的希望。1919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研究专号”上发表《圣武》一文，热情赞扬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称之为“新世纪的曙光”，指出：十月革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俄国有了真正信仰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仰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
然而，在1920年7月的中国，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公开挑起内部争论，并于同年11月公然退出《新青年》编委会，另立山头，办《努力周报》。于是新文化统一战线宣告解体。对此，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阵线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于是鲁迅的思想经历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悲哀。这是鲁迅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第二次低潮，大致在1920年至1925年之间。
在此期间，鲁迅却一刻也未停止对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思考。辛亥革命失败了，《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中国向何处去?鲁迅以他深刻的历史观、清醒的现实主义和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进化论理念，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历次斗争的经验教训，写了一系列的小说与杂文。他的小说《阿Q正传》、《风波》、《药》等深刻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脱离群众。他在杂文中深刻地分析了形势，指出当代青年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鲁迅对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而叉以民国自居的军阀政府表示极大愤慨。他说：“我觉得仿佛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奴隶；革命以后不久，我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忽然想到》)他并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表面的朝代更替，对中国人来说，其实不过是两种朝代的更替：“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代青年的使命”(《灯下漫笔》)，“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送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他。”(《忽然想到》)这是何等的清醒，何等的深刻，又是何等的勇气啊!另一方面，鲁迅参与和指导了两次大的斗争，一是1924年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章士钊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斗争：二是1926年。揭露段其瑞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滔天罪行。指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3.18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引起段其瑞政府极大恐慌。以至下令通缉鲁迅。鲁迅不得不四处避难。
此时，鲁迅斗争的锋芒始终是明确指向封建势力，封建军阀、封建文化及其走狗文人，但对革命道路“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这体现了他作为民主主义战士的特点。面对新文化运动的分裂，他不能不感到孤独与困惑。
三
鲁迅思想发生重大转折，是在1926年7月到南方革命策源地之后。怀着“造成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愿望的鲁迅，1927年元月从厦门来到“革命策源地”广州。在中山大学一切并不如所愿。他受到国民党右翼的包围，无法开展工作，不久便辞去中山大学文系主任、兼教育主任之职。他认识到，所谓“革命策源地”，实则“红中夹白”。1927年4月10日他写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告诫人们，要提高警惕，防止“蛀虫”混入革命队伍，要永远进击，打落水狗，并引用列宁的话告诫人们，“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两天后蒋介石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接着广州发生4.15大屠杀。可见鲁迅多么有预见性!鲁迅说，国民党右派玩弄一场“血的游戏已经开头”，数百万革命者和工农劳动大众被置于血泊之中。此次暴行比段其瑞执政府还要凶残十倍、百倍。他说：“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答有恒先生》)
面对“四·一二”大屠杀，鲁迅在极度愤怒的同时，他的思想上蕴育着巨大的变化。他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以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不能再生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鲁 迅还说，他不愿再发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了。这就等于宣布，他近三十年对进化论的信仰被轰毁了。于是此时，作为战斗的民主主义者鲁迅开始全面地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著作，认真地进行自我解剖与自我裁判，同时又在寻觅新的思想武器。
革命形势需要新的理论进行分析，新的斗争需要新的理论指导。1927年9月鲁迅离开广州到上海。在一年的时间里，他经历了许多不平凡的事，他自己觉得“中国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大革命失败后，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都回到上海，加之新的一批青年加入，形成一支重要的文艺队伍，他们与太阳社一起倡导无产阶级文学。但又竟然把矛头指向鲁迅。于是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鲁迅等与创造社、太阳社就革命文学理论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展开论辩。这次论辩，大大地推动了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学习、研究和翻译。鲁迅“从别国窃得火来。在意却在煮自己的肉”。从鲁迅的日记中我们看到。这一时期内，鲁迅购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其中，鲁迅研究并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本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并在《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者的后记中说，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是“科学底社会主义宝库”，普列汉诺夫是用马克思主义锄锹“掘通了文学领域的第一个”。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有一件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了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现通译为普列汉诺夫——引者)的《艺术论》，以救正我一还因我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抛弃了进化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乃至世界观，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但有人讥笑鲁迅是“投降”。还有个文痞甚至作《文坛贰臣传》对鲁迅进行攻击。对此，1930年，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明确宣布：“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认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确是的确的。”“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鲁迅把“二心”作为书名，表示了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彻底决裂，对进化论作一次清算，同时，也是对诽谤者的有力回答。此篇序言可以视为鲁迅背叛本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大无畏的政治宣言，也是鲁迅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显著标志。
当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1930年后成为一个成熟的、清醒的、睿智的、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的精神完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他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他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中，他在复杂的文艺斗争与思想斗争中，表现了对中华民族、对中国革命的无比赤诚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英雄气概。他率领广大文艺青年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在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他横眉冷对国民党的屠刀和通辑，1930年2月在上海与宋庆龄等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0年3月发起并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成为左联的实际战斗纲领；鲁迅站在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最前列，对各种反动的没落的文艺及文艺思潮，如“民族主义文学”、“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及“论语派”进行了有力批判；1931年2月。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鲁迅愤怒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战斗檄文。1932年春夏之交，鲁迅冒险两次会见来上海养伤的红四方面军第12师师长陈赓将军。陈赓向鲁迅介绍了苏区的土地改革，人民怎样支援红军、群众生活有哪些变化等情况。这使鲁迅深深感动。曾萌发出写一部以反映苏区与红军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的愿望——但终未买现。不久，因叛徒出卖。陈赓被捕，鲁迅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为之奔走呼号，组织营救。也是在同一时期，瞿秋白奉命到上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由于国民党特务的追捕迫害，曾多次到鲁迅家避难，受到鲁迅无微不至的关怀，并结成了生死之交，视瞿为知己，写下了‘人生得一知己已足矣，斯世当以阿怀视之’的条幅给瞿；瞿秋白牺牲之后，鲁迅抱病编辑、出版瞿秋白的文集《海上述林》。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苏区的根据地，北上抗日，行程两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6年2月陕北红军发表《东征宣言》，强渡黄河抗日，鲁迅与茅盾联名发电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表示对红军的祝贺：“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1936年7、8月，鲁迅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名文，愤怒地驳斥了托派诬蔑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是“出卖革命”的滥言，并公开声明“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我是看得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条战线”，并强调“那切切实实是踏在地上，为着现代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所有这些不争的事实，已经远远地超越“文艺界”、“思想界”的范围，早已成为中国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鲁迅的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已经完全马克思主义化了，完全成为一个成熟的、战斗的、目光深邃的、行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已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精神战士了。
综上所述，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大致有四：一是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封建制度产生强烈的不满，对劳动人民具有深厚感情，立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真诚誓言。这是鲁迅不同于那些投机分子，趋时分子，乃至到“革命队伍来讨生活的人”的根本不同的地方，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起点：二是鲁迅始终追随时代的步伐，具有与时俱进，不止不息的精神。与同时代的革命先驱相比，由于他身上具有比他人更多的历史重负，接受马克思主义似乎稍晚些，但一旦接受，则比他人更沉稳，更坚定，这是鲁迅的思想特点：三是在严酷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在“四—一二”大屠杀中，刽子手的钢刀和无数像左联柔石等革命先烈的鲜血，使鲁迅猛醒，“轰毁”了“进化论”的梦想，使鲁迅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思想武器；四是“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争逼使鲁迅学习、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勇于解剖自己，于是鲁迅好像在漫漫的长夜，遇见了一轮红日，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由此可见，王富仁先生在他的《鲁迅的生平与创作》一文中，在评述鲁迅思想发展历程时，只字不提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实现世界观的转变，是不全面、不正确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这里。笔者恳请王先生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1]王富仁，鲁迅的生命的创作，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修订本·必修)《语文》第五册，人民教育版社，2002，12(第二版)
[2]鲁迅，写在《坟》后面，摩罗诗力说，琐记，《呐喊》自序，圣武，灯下浸笔，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三闲集》序言，《二心集》序言，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书信选集，苍有恒先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答徐船庸并抗日战线问题
[3]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4]毛泽东，新民主义论，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说
[5]冒所，瞿秋白研究，中国矿大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