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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出于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向人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尽可能通过翻译经典著作、创办报刊、党校教育和讲习所教育等，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并初步积累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前提、以革命群众利益取向为切入点等历史经验。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7）02-0059-06
早在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即强调，全党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P18。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指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2]P6。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不仅有助于该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对现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试就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路径和成效作一探讨，以便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有益借鉴。
一、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一）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只有50多名成员。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党员队伍也逐步扩大。到大革命后期，党已经拥有成员近6万名，在全国大部分省份建立了党的组织，基本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政党。具体来看，1923年6月，党员总数为420人，其中工人164人。[3]P5411926年11月，党员总数为18526人，其中工人占60%，农民占11.75%，知识分子及其他占27.35%。1927年4月，党员总数为57967人，其中工人占53.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4.2%。[4]P171可见，从1921年7月党成立之初的50多名党员到1927年4月近6万名党员，党的队伍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扩大了1000余倍，这是党在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这近6万名党员中，95%的人是1925年10月以后入党的。这就是说，他们中的多数在党内受到的教育和训练还很少，“大多数的同志都是富于革命的热情，而缺乏系统的认识，工作方法和经验更是缺乏”[5]P516。其中有一些人是在革命高潮中到共产党队伍中来投机的，把一些不良倾向带进了党内，“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3]P542。对于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党员而言，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很欠缺。因此，要使党成为团结的、战斗的坚强核心，成为在中国社会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政党，就需要在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将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变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使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且成分复杂的党的队伍，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最终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成为能够吸引群众、带领群众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奋斗的政党。同时，在党内普遍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等进行探讨并形成正确的认识，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二）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需要
大革命高潮是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便把国民党逐步改造成为各民主阶级的革命联盟。当时，从国共两党的实力来看，悬殊还是很大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号称有30万党员，在中国有很大影响，而共产党刚成立不久，且人数有限。国共合作后，大部分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内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开展工作，从客观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对共产党的了解。有鉴于此，“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在这一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6]P76-77中国共产党在坚决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前提下，需要尽可能地向人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以便在中国社会培育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接受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氛围，为中国共产党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创造条件。为此，中共三大在决定实行国共合作时，对于当时党的宣传工作和主要任务也做出了具体规定。大会的决议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把那些阶级觉悟较好的国民党左派吸收进来，从而壮大我党的规模和实力，同时“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4]P166中共三大后，党在同国民党合作共同推进反帝反封建大革命的同时，将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和方式。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作为顺应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共产党，承载着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使命。而要完成这一伟大使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有一批人已经具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理论”[3]P542 的意识。如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文中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与任何国家共产党建设和发展的思想都是一致的，但这不意味着可以直接照搬马列主义，而要从实际出发，将马列主义与自身国情充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所组织的队伍和制定的策略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7]P21当然，要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从而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并非轻而易举。这不仅要求共产党人具备较高的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实际运用能力，而且要求革命的群众具备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否则，即便革命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革命主体的群众也不能有效地掌握和落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容易被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掌握的革命知识。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在不断探索革命道路并初步总结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崭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观点，并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 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与内容
（一）制定针对性的方针政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政策指导
大革命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领导者、指挥者和推进者，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层面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方针政策，部署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进程。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明确指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育的方针、内容、原则、方法等，并要求中央宣传部做好统筹规划工作，要求中央机关报《向导》在分析党中央各项政策时，尽量做到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4]P376。该议决案还指出，要使宣传工作在职工运动中发挥出较好的效果，必须以认清客观条件为前提，充分考虑到职工的文化程度，由于大部分职工的文化水平都较低，一些纯理论的语言无法理解，所以在宣传过程中要尽量为他们讲述一些简单的理论知识和道理，可以发放一些小册子，也可以发放定期刊物，用最普通的方法最平实的语言来宣传马列主义。议决案强调，“在知识界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传布无产阶级的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应指导各地于可能范围内设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或其他临时的讲演讨论会，以扩大共产主义运动”。[4]P378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宣传问题议决案》，再次对宣传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作出规定：不仅要让群众能够明白我们的鼓动，同时也要工人苦力明白，只有这样鼓动才能发挥出效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言语文字上下功夫，言语文字要让群众能够理解，所表达的意思也要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具体性是鼓动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宣传工作必须结合工农群众的工作现状，考察工农群众的需求，可采用工人俱乐部的形式，也可采用宣传动员的形式。另外，还可以“发展党的机关报，使他们通俗化；编辑通俗的小册子歌曲等，翻译马克思主義的书籍”[4]P481。党中央的这些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要文献，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文献，不仅确定了党中央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正确方向，而且确立了基本原则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保障。
（二）翻译和出版经典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思想资源
作为“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8]P555——《新青年》杂志，是大革命时期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该刊登载了大量马列主义文献的译文。如，列宁著《民族与殖民地问题》（蒋光赤译）、《中国战争》（弼石译）、《革命后的中国》（仲武译）、《亚洲的醒悟》）（仲武译）、《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仲武译）、《专政问题的历史观》（郑超麟译），以及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原刊未署译者名）、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东方问题之题要》（一鸿译）、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大会之议决案《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问题之题要》（陈独秀译）、《世界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亦农编译）、《共产主义之文化运动》（奚浈女士译）、《俄罗斯的新经济政策》（山川均著，王国源译）、《俄罗斯无政府党宣言》（张国焘译）、《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条约及宣言》（尹宽译）等等 。其他报刊也对马列主义相关文献进行了译介，如毛泽东创办的《政治周报》、旅欧支部在法国创办的《少年》等报刊都刊登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文献的中译文。此外，中共还出版发行了大量译著。新青年社、上海书店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掌握的主要出版机构和发行机构。根据《新青年》、《向导》、《前锋》等发布的广告，新青年社出版的马列主义译著包括“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的音译——笔者注）丛书”（《共产党底计划》、《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俄国共产党党纲》，“马克思全书”（《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工钱劳动与资本》等），“列宁全书”（《劳农会之建设》、《讨论进行计划书》、《共产党礼拜六》、《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等 。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为工农群众和革命青年等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本资源。
（三）推进理论研究和创新，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学理支撑
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引起中国社会众多人士的关注。在大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指导和引导人们正确看待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迫切的工作。为此，当时党内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普及活动。1927年2月，《瞿秋白论文集》出版。这本论文集共八个部分，其中第七部分有14篇文章专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给予了极为详尽的论述。瞿秋白在文章中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革命的理论必须与革命的实践相密切结合起来”[9]P983的观点，也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中国社会的未来作了阐述和设想。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准确的分析，将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区别开来，初步提出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前途和同盟军等理论。正是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学理的角度提出和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使得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得到了进一步普及，同时也使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社会现状有了正确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前景有了清晰的了解。
（四）丰富传播方式，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便捷媒介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尽可能利用各种手段、通过各种渠道来推动马克思大众化工作。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有：创办刊物，建立党校和讲习所，编写并传播歌谣、故事、笑话、戏曲等。当时，在党的组织较发达和工作较活跃的省区，都办有刊物，如《政治生活》、《人民周刊》、《武汉评论》等。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创办党校和讲习所等形式对党员进行较为系统、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1925年底，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高级党校。1924年至1926年，彭湃和毛泽东等人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对全国的农民运动骨干进行培训，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10]P211927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特别注重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选聘了一大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到农讲所讲课或讲演，其中有恽代英、李立三、瞿秋白、彭湃等。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他们既比较熟练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又拥有比较丰富的革命经验，对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前景也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在授课中能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深入浅出，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深刻的政治道理，获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与此同时，各地农民协会还创办了面向农民的报刊，如《犁头》、《农友》等。这些报刊的文字通俗平白，很受农民欢迎，[11]P155在对农民进行教育的同时，还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三、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与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前提
纵观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动态地统一于同一过程中。毛泽东曾指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我们所应用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即“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2]P534。由此可见，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而言，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要想取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这一点被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所充分验证。
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动力、前途等基本思想。同时，共产党人还深入农村、企业和学校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向工农群众灌输、普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双向互动，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大革命的发展，尤其是南方各省工农运动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取向为切入点
人们对理论的态度往往以其对自身利益的反映程度为依据，尤其是对于那些直接从事体力劳动，并以此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广大工农群众来说，他们对待理论的态度会更直接地根據该理论与自己切身利益的相关程度而作出取舍。一种理论要想更好地征服人民群众，最重要的就是最大程度地反映、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大革命时期，农民对待革命的态度就是如此。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而中国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谁能领导和帮助他们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他们的拥护。但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对于从何处入手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还没有明晰和深刻的认识，因此，工作的重点主要在工人运动，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13]P3。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认识不足，又担心激进的土地政策会导致同盟者——国民党的动摇，因而始终没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纲领。因为理论取向没有代表和体现农民的根本利益，虽然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曾蓬勃发展，但没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农民群众参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也存在许多困难。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理论研究与普及教育为结合点
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宣传教育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没有深入的理论研究就不会有科学的宣传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中国共产党人早就认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依此范畴融通各部，使党员行动方有所准绳”。因此，强调“端正党的理论方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4]P375为了向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的普及教育，中共中央不仅译介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还创办了多种刊物，并提出党报 “还须改良整顿，使能集合中央各部及各地之党内生活和工作经验，以为训练同志之材料及指导”[5]P188-189的要求，以便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当时，《向导》着重“反映中国革命民众的日常斗争而与以指导”；《新青年》则“务须按月出版，适应革命的思想斗争之急需”。[5]P188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在党内构建开展理论和政策教育系统，并通过有效的方式方法向群众普及理论。因为科学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且只有理论上认清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斗争中才能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性。另一方面，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现实的问题又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总之，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尚处于幼年时期，但出于主客观的需要，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即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并取得了一定经验，为我们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3]沙健孙等.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Z].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Z].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7]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Z].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9]瞿勃，杜魏华.瞿秋白论文集[Z].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10]肖东波，黄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
[11]袁军，哈秋燕.中国新闻事业史教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12]毛泽东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毛泽东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7）02-0059-06
早在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即强调，全党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P18。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指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2]P6。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不仅有助于该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对现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试就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路径和成效作一探讨，以便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有益借鉴。
一、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一）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只有50多名成员。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党员队伍也逐步扩大。到大革命后期，党已经拥有成员近6万名，在全国大部分省份建立了党的组织，基本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政党。具体来看，1923年6月，党员总数为420人，其中工人164人。[3]P5411926年11月，党员总数为18526人，其中工人占60%，农民占11.75%，知识分子及其他占27.35%。1927年4月，党员总数为57967人，其中工人占53.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4.2%。[4]P171可见，从1921年7月党成立之初的50多名党员到1927年4月近6万名党员，党的队伍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扩大了1000余倍，这是党在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这近6万名党员中，95%的人是1925年10月以后入党的。这就是说，他们中的多数在党内受到的教育和训练还很少，“大多数的同志都是富于革命的热情，而缺乏系统的认识，工作方法和经验更是缺乏”[5]P516。其中有一些人是在革命高潮中到共产党队伍中来投机的，把一些不良倾向带进了党内，“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3]P542。对于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党员而言，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很欠缺。因此，要使党成为团结的、战斗的坚强核心，成为在中国社会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政党，就需要在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将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变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使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且成分复杂的党的队伍，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最终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成为能够吸引群众、带领群众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奋斗的政党。同时，在党内普遍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等进行探讨并形成正确的认识，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二）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需要
大革命高潮是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便把国民党逐步改造成为各民主阶级的革命联盟。当时，从国共两党的实力来看，悬殊还是很大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号称有30万党员，在中国有很大影响，而共产党刚成立不久，且人数有限。国共合作后，大部分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内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开展工作，从客观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对共产党的了解。有鉴于此，“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在这一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6]P76-77中国共产党在坚决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前提下，需要尽可能地向人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以便在中国社会培育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接受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氛围，为中国共产党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创造条件。为此，中共三大在决定实行国共合作时，对于当时党的宣传工作和主要任务也做出了具体规定。大会的决议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把那些阶级觉悟较好的国民党左派吸收进来，从而壮大我党的规模和实力，同时“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4]P166中共三大后，党在同国民党合作共同推进反帝反封建大革命的同时，将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和方式。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作为顺应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共产党，承载着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使命。而要完成这一伟大使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有一批人已经具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理论”[3]P542 的意识。如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文中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与任何国家共产党建设和发展的思想都是一致的，但这不意味着可以直接照搬马列主义，而要从实际出发，将马列主义与自身国情充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所组织的队伍和制定的策略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7]P21当然，要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从而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并非轻而易举。这不仅要求共产党人具备较高的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实际运用能力，而且要求革命的群众具备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否则，即便革命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革命主体的群众也不能有效地掌握和落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容易被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掌握的革命知识。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在不断探索革命道路并初步总结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崭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观点，并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 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与内容
（一）制定针对性的方针政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政策指导
大革命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领导者、指挥者和推进者，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层面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方针政策，部署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进程。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明确指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育的方针、内容、原则、方法等，并要求中央宣传部做好统筹规划工作，要求中央机关报《向导》在分析党中央各项政策时，尽量做到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4]P376。该议决案还指出，要使宣传工作在职工运动中发挥出较好的效果，必须以认清客观条件为前提，充分考虑到职工的文化程度，由于大部分职工的文化水平都较低，一些纯理论的语言无法理解，所以在宣传过程中要尽量为他们讲述一些简单的理论知识和道理，可以发放一些小册子，也可以发放定期刊物，用最普通的方法最平实的语言来宣传马列主义。议决案强调，“在知识界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传布无产阶级的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应指导各地于可能范围内设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或其他临时的讲演讨论会，以扩大共产主义运动”。[4]P378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宣传问题议决案》，再次对宣传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作出规定：不仅要让群众能够明白我们的鼓动，同时也要工人苦力明白，只有这样鼓动才能发挥出效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言语文字上下功夫，言语文字要让群众能够理解，所表达的意思也要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具体性是鼓动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宣传工作必须结合工农群众的工作现状，考察工农群众的需求，可采用工人俱乐部的形式，也可采用宣传动员的形式。另外，还可以“发展党的机关报，使他们通俗化；编辑通俗的小册子歌曲等，翻译马克思主義的书籍”[4]P481。党中央的这些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要文献，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文献，不仅确定了党中央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正确方向，而且确立了基本原则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保障。
（二）翻译和出版经典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思想资源
作为“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8]P555——《新青年》杂志，是大革命时期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该刊登载了大量马列主义文献的译文。如，列宁著《民族与殖民地问题》（蒋光赤译）、《中国战争》（弼石译）、《革命后的中国》（仲武译）、《亚洲的醒悟》）（仲武译）、《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仲武译）、《专政问题的历史观》（郑超麟译），以及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原刊未署译者名）、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东方问题之题要》（一鸿译）、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大会之议决案《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问题之题要》（陈独秀译）、《世界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亦农编译）、《共产主义之文化运动》（奚浈女士译）、《俄罗斯的新经济政策》（山川均著，王国源译）、《俄罗斯无政府党宣言》（张国焘译）、《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条约及宣言》（尹宽译）等等 。其他报刊也对马列主义相关文献进行了译介，如毛泽东创办的《政治周报》、旅欧支部在法国创办的《少年》等报刊都刊登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文献的中译文。此外，中共还出版发行了大量译著。新青年社、上海书店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掌握的主要出版机构和发行机构。根据《新青年》、《向导》、《前锋》等发布的广告，新青年社出版的马列主义译著包括“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的音译——笔者注）丛书”（《共产党底计划》、《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俄国共产党党纲》，“马克思全书”（《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工钱劳动与资本》等），“列宁全书”（《劳农会之建设》、《讨论进行计划书》、《共产党礼拜六》、《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等 。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为工农群众和革命青年等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本资源。
（三）推进理论研究和创新，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学理支撑
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引起中国社会众多人士的关注。在大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指导和引导人们正确看待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迫切的工作。为此，当时党内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普及活动。1927年2月，《瞿秋白论文集》出版。这本论文集共八个部分，其中第七部分有14篇文章专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给予了极为详尽的论述。瞿秋白在文章中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革命的理论必须与革命的实践相密切结合起来”[9]P983的观点，也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中国社会的未来作了阐述和设想。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准确的分析，将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区别开来，初步提出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前途和同盟军等理论。正是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学理的角度提出和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使得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得到了进一步普及，同时也使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社会现状有了正确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前景有了清晰的了解。
（四）丰富传播方式，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便捷媒介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尽可能利用各种手段、通过各种渠道来推动马克思大众化工作。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有：创办刊物，建立党校和讲习所，编写并传播歌谣、故事、笑话、戏曲等。当时，在党的组织较发达和工作较活跃的省区，都办有刊物，如《政治生活》、《人民周刊》、《武汉评论》等。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创办党校和讲习所等形式对党员进行较为系统、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1925年底，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高级党校。1924年至1926年，彭湃和毛泽东等人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对全国的农民运动骨干进行培训，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10]P211927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特别注重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选聘了一大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到农讲所讲课或讲演，其中有恽代英、李立三、瞿秋白、彭湃等。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他们既比较熟练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又拥有比较丰富的革命经验，对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前景也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在授课中能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深入浅出，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深刻的政治道理，获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与此同时，各地农民协会还创办了面向农民的报刊，如《犁头》、《农友》等。这些报刊的文字通俗平白，很受农民欢迎，[11]P155在对农民进行教育的同时，还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三、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与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前提
纵观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动态地统一于同一过程中。毛泽东曾指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我们所应用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即“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2]P534。由此可见，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而言，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要想取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这一点被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所充分验证。
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动力、前途等基本思想。同时，共产党人还深入农村、企业和学校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向工农群众灌输、普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双向互动，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大革命的发展，尤其是南方各省工农运动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取向为切入点
人们对理论的态度往往以其对自身利益的反映程度为依据，尤其是对于那些直接从事体力劳动，并以此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广大工农群众来说，他们对待理论的态度会更直接地根據该理论与自己切身利益的相关程度而作出取舍。一种理论要想更好地征服人民群众，最重要的就是最大程度地反映、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大革命时期，农民对待革命的态度就是如此。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而中国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谁能领导和帮助他们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他们的拥护。但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对于从何处入手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还没有明晰和深刻的认识，因此，工作的重点主要在工人运动，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13]P3。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认识不足，又担心激进的土地政策会导致同盟者——国民党的动摇，因而始终没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纲领。因为理论取向没有代表和体现农民的根本利益，虽然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曾蓬勃发展，但没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农民群众参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也存在许多困难。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理论研究与普及教育为结合点
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宣传教育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没有深入的理论研究就不会有科学的宣传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中国共产党人早就认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依此范畴融通各部，使党员行动方有所准绳”。因此，强调“端正党的理论方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4]P375为了向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的普及教育，中共中央不仅译介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还创办了多种刊物，并提出党报 “还须改良整顿，使能集合中央各部及各地之党内生活和工作经验，以为训练同志之材料及指导”[5]P188-189的要求，以便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当时，《向导》着重“反映中国革命民众的日常斗争而与以指导”；《新青年》则“务须按月出版，适应革命的思想斗争之急需”。[5]P188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在党内构建开展理论和政策教育系统，并通过有效的方式方法向群众普及理论。因为科学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且只有理论上认清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斗争中才能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性。另一方面，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现实的问题又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总之，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尚处于幼年时期，但出于主客观的需要，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即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并取得了一定经验，为我们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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