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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大致形成数字设施体系、数字资源体系、数字化服务平台三大建设路径，这三大路径在打破文化信息服务“鸿沟”，提高基层文化服务能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从新时代推动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审视，原有“公共数字文化”概念值得质疑，过往路径也已疲态尽显、效能递减，迫切需要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与时俱进加强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科学应用和综合集成，聚精会神深化内容创新和渠道载体创新，实现公共文化数字化发展水平大跨越。
关键词：“十四五”规划;公共文化;数字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21006
Research on the Basic Paths to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ization of Public Culture
Abstract The digitalization of public culture in China has roughly formed three paths： digital facility system， digital resources system and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 which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breaking the "gap"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cultural servi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Bu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moting qualit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the new era， the original concept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e" is gradually questionable and the past experience has exposed its weaknesses and reduced its efficiency， which is urgent for the guidance of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the long run， the great advance of digitalization of public culture cannot be realized without the scientific and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mobile Internet，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block chain technology.
Key words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ublic culture; digitalization;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1]。当今时代，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越来越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践行文化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实现公共文化精准服务效益优先的现实基础和基本条件，“是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的必然选择，也是在更大范围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2]。
我国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最早实践可以追溯到2002年4月由（原）文化部和财政部以基层农村为重点，以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为基本方式，以打破“数字鸿沟”、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为目的，联合实施的“文化共享工程”试点。国家“十一五”时期，首次对全国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作出全面规划，正式部署实施了一批国家公共文化数字化惠民工程，包括“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等工程[3]。国家“十二五”期间，（原）文化部和财政部在原有文化共享工程基础上新增数字图书馆推广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两项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计划，并在2011年11月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確提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4]。国家“十三五”时期，公共文化数字化在“云”平台建设方面形成新的热点。
我国公共文化数字化的建设历程，充分表明党和国家十分及时地关注到数字化时代维护人民文化信息权益的现实问题，扎实有效地加强了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建设、基层终端设施建设和服务平台建设，对于消除数字“鸿沟”，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起到了显而易见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立足于当今数字化时代的高点，从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要求衡量，以往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工作或多或少存在理念、方向、目标偏移问题，尤其是组织方式、建设主体、资源建设、终端配置、内容开发、平台服务等惯性路径亟待与时俱进创新突破。本文紧密结合国家“十四五”期间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从梳理以往建设路径利弊得失入手，深入查找制约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效能的关键因素，力求提出与新时代推动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新路径新方法。
1 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相关概念辨析
在2011年11月之前，“公共文化”和“数字”或“数字化”并未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数字”或“数字化”是指因时而变、应民所需把数字和网络技术应用于“公共文化”领域，意味着“数字”或“数字化”是“公共文化”必须具备的时代特征，是公共文化服务重要实现方式或基本路径，同时也意味着消除社会数字“鸿沟”是公共文化一项十分重要而现实的服务内容，这些基本涵义无论是从《国家“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以农村基层为重点部署数字化文化惠民工程，还是从中央《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关于致力于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信息化、网络化水平的相关表述均可获得明确回答。 自从2011年11月（原）文化部和财政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开始，正式出现了与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相关的新概念：“公共数字文化”。“公共数字文化”，从字面理解是指用于政府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化的文化资源和服务。按照（原）文化部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的表述，“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环境下文化建设的新平台、新阵地，是利用信息技术拓展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传播范围的重要途径”。关于“公共数字文化”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涉及到需要加以辨析的两个关系。
一是“公共数字文化”作为局部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整体之间的关系，根据（原）文化部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公共数字文化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组成部分”表现为体系中“新平台、新阵地”，意即形成板块式的增量，并以板块式增量方式拓展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传播范围，这一点与之前《国家“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所要求的“促进数字和网络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应用”略有区别，与之后中央《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所提出的“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亦稍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公共数字文化”概念比较侧重这一板块自身建设，而“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要求把数字网络信息技术全面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二是“公共数字文化”小体系与公共文化服务大体系之间的关系，（原）文化部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对如何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作出了明确部署，其建设方式是“以重点公共数字文化惠民工程为抓手，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资源建设为重点，以打造基于新媒体的服务新业态为目标”[4]。这里“重点公共数字文化惠民工程”专指由（原）文化部负责实施的三大数字文化惠民工程，文件指出“重点实施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加强统筹，协调发展，提升三大公共数字文化惠民工程的整体效能”[4]。由此可知，“公共数字文化”大体上是基于部门职责提出的工作概念，带有较为明显的部门性及机构特征。其间，部门及机构侧重自成一“体”，而国家以需求和问题导向侧重现实和民生之“用”的分野约略可见。
古人云，“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君子慎重始也”①。虽然国家关于公共文化数字化的工作部署落实于具体部门而呈现出一定的部门属性或特点本无可厚非，但倘若因之而稍有偏离公共文化数字化向农村基层倾斜的工作重心，轉而聚焦内部体系生长构建，则因小失大、舍近求远，还有可能给党和国家文化惠民大局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事实上，“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按照“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思路，大规模、体系式、制度化推进了基层公共数字文化组织建设、设施建设、资源建设和平台建设，耗资甚巨而相对收效甚微，呈现出数字文化建设多级多层次组织方式与网络时代平面化建构和传播方式不相适应，专业领域专业化体系化资源建设方式与社会公众普遍采用的移动终端接受偏好不相适应，单向输送资源提供产品的服务方式与主体多元化、服务互动化、需求个性化的社会现实环境不相适应。
2020年11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一定意义上重申或厘清了“公共文化数字化”基本概念，在当今数字化时代高点上重新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全面、系统应用数字网络技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正确方向。
2 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路径比选分析
方向确定之后，路径选择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之前近20多年的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历程大致可概括为依次推进的3个路径：一是资源建设路径，二是机构设施建设路径，三是服务平台建设路径。对这些已知路径进行比选，分析优劣，有助于寻找或揭示正确路径。其实，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路径应当远不止以上三种，应该更为广泛地涉及政策制定、主体培育、产品生产、技术开发、运行监管、绩效评价等诸多环节，只是在“公共数字文化”概念之下，从内部“小体系”建设出发，资源、机构和设施、平台以及三位一体建设显得更为紧密和直接而已。以下对已在前一阶段“公共数字文化”实践中推进的三个路径逐一进行比选分析。
2.1 资源建设路径比选分析
纵观中国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最早是从“文化共享工程”试点起步的。“文化共享工程”的全称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当时的“初心”是以农村为重点，以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采用“一竿子到底”的方式，把国家掌握的优质文化信息资源直接输送到农村基层，打破信息“鸿沟”，改善农村基层文化服务，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升农民生产生活能力，这项工程从根本上说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民为本、共同发展的本质特征。这项工程的主要路径及行为方式是资源建设与提供。根据《文化共享工程2013-2015年资源建设规划》，资源建设“以文化艺术类、群众文化类、进城务工及农业科技类、生活服务类、少儿教育类等资源为重点，建设若干主题鲜明、体系完整、质量上乘、具备公共文化服务基础性的专题资源库，提高资源建设的系统性、针对性、实用性。“加强‘红色历史文化’多媒体资源库的建设。统筹开展‘中国戏曲多媒体资源库’等全国性资源建设项目的规划与实施”[5]。
据统计，“自2006年开始，中央财政投入资金支持资源建设，截至目前，累计投入12.273亿元，其中，本级3.2245亿元，地方9.0485亿元。截至2014 年底，资源总量达412.46TB”[6]。文化共享工程资源按文艺、农技、生活、特殊人群分为4个大类，包括艺术鉴赏、群众文化、地方特色文化、红色历史文化、少数民族语言、知识讲座、农村实用科技、健康生活、进城务工人员、未成年人、残障人士等11个资源库。从资源类别和适用人群方面的确与社会现实文化需求有较高的匹配度，说明工程当初的顶层设计已经考虑到适合文化惠民实际需求。按照《文化共享工程 2013-2015年资源建设规划》，资源建设“充分发挥专家在资源建设规划、项目策划、方案实施、成果验收等方面的作用”“加大对文艺院团、群艺馆、文化馆、美术馆、艺术院、博物馆等以及社会资源的征集力度”[5]。显然，规划所确定的资源建设属于“学术”“专业”或“精英”路线。“专业”的或“精英”路线建设的资源，由于其质量高、系统性强，无论对于国家、社会和特定机构均十分必要，尤其有利于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决策层如何处理好长远发展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关系，妥善安排基础资源建设与服务产品生产之间分工，执行层如何高度聚焦城乡基层群众实际需求精准推进资源建设和产品供给。俗话说，“路歧多亡羊”，十多年“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实践中出现的资源总量快速增长而实际服务利用率难以同步，动辄数十集“大部头”优质数字资源束之高阁、少人问津;而社会粗糙低劣产品四处泛滥、人们甘之若饴的突出矛盾，恰好折射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受“美国记忆”①影响痕迹过深，而与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结合路径不清晰、精准度有待大幅提升的深层次原因。 2.2 机构设施建设路径比选分析
为了使海量“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能够传递到农村基层，按照传统的行政思路和方式，就必须以行政体制为依托，按“级”搭建起相应的机构和设施。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与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相结合，加快建设以公共图书馆、学校电子阅览室、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载体的未成年人公益性上网场所”[4]。到“十一五”时期末，“文化共享工程已初步建成国家、省、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五级服务网络，包括1个国家中心、33个省级分中心、2867个县级支中心、22963个乡镇基层服务点，以及与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合作共建的59.7万个基层服务点”，“到‘十二五’末达到基层服务点100万个，入户覆盖全国50%以上的家庭”[4]。以传统行政层次惯性思维方式“方枘圆凿”式地架构文化信息资源网络化传输和相关服务提供存在诸多不适应，如形成有限财政资金大规模层级损耗，各地“村村冒烟”式地建立分支机构（省分中心、县支中心）、购置技术设备（建机房、配服务器）、设立专业队伍（专业技术人员、相关业务人员），同时还挤占了各地并不宽裕的公共文化场地。
一般而言，在全国大规模建立具有典型技术服务特征的机构及设施，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即这一技术相对成熟或这一技术服务模式在特定时期相对稳定。然而，始自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在过去十多年中，快速推进到数字网络技术阶段，这一阶段又恰恰是最符合“摩尔定律”②的时期。2009年1月7日，中国发放了3G牌照，标志着中国开启了3G时代，2019年，中国发放了5G牌照;2009年3月1日，嫦娥一号“绕月探测”，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着陆”，仅仅一年后的2020年12月19日嫦娥五号“带回了月壤”。客观方面是因为数字网络技术以千万倍速率在突飞猛进，主观方面是由于行政化惯性思维及其行政化组织实施方式，导致“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付出极大成本，大量机房和服务器容量和网速已无法适应公众需求，大多数电子阅览室设施设备处于闲置状态。
站在数字化时代的高点，无法倒推式追究以往的失误，但有必要在反思中提高對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路径的清晰认识，以免今后仍然一味拘泥于行政层级数字网络设置以及过于强化设施空间固化数字设备配置。
2.3 服务平台建设路径比选分析
2014年1月，上海“文化嘉定云”正式上线，这是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上海市嘉定区采用“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运作模式，以线上“云平台”整合带动线下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助力解决市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进入“十三五”期间，公共文化数字化“云”平台方式逐渐为全国接受并采纳。“国家公共文化云”在2017年中国文化馆年会期间正式开通，“国家公共文化云”是“统筹整合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三大惠民工程升级推出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总平台、主阵地”[7]。
公共文化服务“云”平台建设，实现了对以往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网站”的超越。如果说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网站”是把线下服务简单地搬到网上，扩大了机构及其服务项目的宣传，那么“云”平台则淡化了对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自身宣传，而突出了面向公众提供的服务项目和内容，增强了产品供需对接、线上带动线下和以移动方式开展服务。“国家公共文化云”拥有“共享直播、资源点播、活动预约、场馆导航、服务点单、特色应用、大数据分析等七项核心功能，可以通过电脑、手机APP、微信、公共文化一体机等终端获取一站式数字公共文化服务”。
总体上看，现阶段各级各类公共文化“云”，仍然未能准确把握数字网络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云”平台建设应有的引领性、人民性、带动性本质特征。从“引领性”角度看，作为各级党委、政府主导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当十分鲜明地与社会、市场提供的产品相区分，应当更为突出方向指引、价值引导、提高素养、提升能力，帮助人们树正念、走正道，而一般的中低端娱乐产品应当排除在外，即便是由社会或市场力量提供的增值服务。从“人民性”角度看，众多公共文化“云”服务，仍然停留在我建你用、我供你需、我演你看等惯性思维或近乎“俯视”的姿态，与人民的“交互”关系十分微弱。公共文化“云”因其本质是属于人民的“云”，所以应当是人民“呵气成云”之“云”，而不应是高高飘于天空，令人仰望之“云”。为此，还应当在人民参与“云”平台建设、内容创造、服务提供、运行评价等方面深化设计。从“带动性”角度看，目前国内能够有效发挥公共文化带动旅游、促进消费、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云”平台屈指可数①。
综上所述，以往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无论是上层较为陈旧的行政化组织模式和较为僵化的建设主体选择，还是中层较为刻板的资源建设方式，抑或基层较为滞后的终端设施配置以及较为单向的平台服务，其深层总关联到建设理念需要全面更新，建设路径有待全新设计。
3 新时代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路径选择
2019年11月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时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8]，要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要鼓励和支持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发挥群众主体作用，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探索建立可持续的运作机制[9]。习近平总书记嘱咐“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10]。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民城市为人民”和“像绣花一样精细”，以明白晓畅、充满智慧的极简话语，把中华深厚优秀“民本”②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核心要义，融会贯通、潜移默化于文化建设和城市治理。关于数字网络技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11]。 化“最大变量”为“最大增量”，正是新時代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路径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1]的工作要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先进理念和工作原则，坚持“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1]。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主体，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人民愿望、人民关切、人民诉求，聚焦提升人民精神文化素养和生产生活能力，真正实现人民建、人民用、人民管。与此同时，深刻把握当今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特征、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加强规划统筹和顶层设计，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通盘谋划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新阶段新格局新路径。在此，立足于对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大量案例考察研究甄别基础上，试从操作层面就“新时代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路径”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3.1 加强先进技术统筹应用
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坚持系统观念”为遵循，综合统筹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融媒体、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应用，形成系统性更为严密、技术兼容性更强、适用性更为广泛、运行更具有可靠性的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整体技术框架。在这一过程中，宜着力打破部门分割、各自为政，从党和国家文化事业发展大局出发，彻底解除部门利益、机构利益束缚，切实改变过去封闭生产、垄断供给、单向服务的惯性依赖，推动职能部门和核心机构与社会、与人民深度交互相融。全面推进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推动单一设施服务依赖向设施和移动服务并行发展转变;全面推进大数据技术应用，鼓励和推动各地大数据公共资源及时延伸应用于公共文化领域，逐步实现以需求为导向的全民共享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数字化精准高效推送;全面推进公共文化领域融媒体技术应用，改变过去“村村冒烟”“云”服务方式，打通行政、信息、网络壁垒，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产品和品牌融合，结合大数据技术应用推进全民全终端全流程全系列交互式公共文化数字化传播和服务，以“同一片蓝天”的方式加快构建全国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共享体系;全面推进区块链技术应用，深刻把握区块链技术多维融合、功能拓展、产业细分、无限追溯等特点，发挥区块链技术“在促进数据共享、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12]，推动区块链公共文化深度融合。
3.2 加强优质产品创作生产
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为遵循，坚持在公共文化领域既要用好先进技术，更要突出“内容为王”。单一技术路径无法解决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核心问题，倘若把先进技术用于一般的或低级趣味的娱乐，导致公共文化领域误入“泛娱乐化”泥潭，则非但得不偿失，更可能误国误民。一是宜改变过去把优质等同于高雅、优质等同于学术的路径依赖，优质与通俗易懂、亲民利民并不矛盾;二是宜改变过去优质资源和优质产品面向内部机构采购的路径依赖，真正推动文化创造创作还权于民。在全社会思想文化和艺术素养普遍提升的大背景中，宜大力完善全民参与优质公共文化产品提供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公开公平公正归集、遴选、采购、推广、传播机制。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应当有所侧重，宜适度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改革开放先进文化以及各地特色鲜明的地方文化为基础为主题为内涵的产品和服务倾斜，适度向有助于提升人民生产生活能力、有助于文化扶贫、带动创业就业、促进文化消费、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产品和服务倾斜。这些公共文化数字化产品的极大丰富和广泛传播，必将有利于网络文化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混乱局面的彻底改观。
3.3 突破制约发展关键瓶颈
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1]“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遵循，着力突破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全国一盘棋”诸多基础性制约因素。一是与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和长期发展紧密相关软硬件自主知识产权开发因素，一味引进和应用国外软件终非长久之事，此事应纳入“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战略安排;二是统一、规范、可靠的公共文化数字化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目前体系存在“可操作性不强、体系化程度不够、互操作性差、全媒体等新兴领域标准缺失等问题。尤其是公共文化领域统一的元数据标准尚未确立，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机构元数据标准有差异，导致异构资源整合难度很大”[13]等问题;三是全国统一的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目前全国各级各类各行各业均建有大而全、小而全的平台，貌似打破了“信息孤岛”，其实是以网络方式延续了陈旧的“信息孤岛”，迫切需要科学发挥中央、地方、社会、市场多元积极性，加快推进从城市到区域、从区域到全国的公共文化数字化整合，逐步形成全国一体、通用集成、均衡供给的公共文化数字化大平台;四是构建科学合理的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管理、运行效能评价体系，必须把“人民满意”落实为重要评价指标，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价程序，吸纳基层人民群众参与评价，合理使用评价结果。
4 结语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的“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并非单纯技术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文化强国建设、关系到全社会文化民生发展的大问题。当今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技术进步在促进文化软实力提升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公共文化服务虽然已有长足发展，但不平衡、不充分、结构不合理、效能不高、系统性不强等问题仍然突出，特别是公共文化数字化基础建设和关键环节改革任务还相当艰巨，解决这些重大现实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必须树立先进理念、找准正确路径。问题和挑战同时潜藏着重大机遇和发展空间，最大的机遇来自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来自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公共文化领域所需要的是认定方向、找准路径，聚精会神、协同一致、齐心协力，共谋公共文化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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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韦楠华，吴高.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共建共享现状、障碍及对策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8（9）：18-26.
作者简介：陈慰，女，上海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讲师，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图书馆学、公共文化;巫志南，男，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公共文化、文化产业。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深度融合机制、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CH192）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21-01-07;责任编辑：胡刚
关键词：“十四五”规划;公共文化;数字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21006
Research on the Basic Paths to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ization of Public Culture
Abstract The digitalization of public culture in China has roughly formed three paths： digital facility system， digital resources system and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 which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breaking the "gap"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cultural servi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Bu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moting qualit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the new era， the original concept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e" is gradually questionable and the past experience has exposed its weaknesses and reduced its efficiency， which is urgent for the guidance of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the long run， the great advance of digitalization of public culture cannot be realized without the scientific and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mobile Internet，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block chain technology.
Key words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ublic culture; digitalization;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1]。当今时代，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越来越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践行文化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实现公共文化精准服务效益优先的现实基础和基本条件，“是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的必然选择，也是在更大范围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2]。
我国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最早实践可以追溯到2002年4月由（原）文化部和财政部以基层农村为重点，以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为基本方式，以打破“数字鸿沟”、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为目的，联合实施的“文化共享工程”试点。国家“十一五”时期，首次对全国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作出全面规划，正式部署实施了一批国家公共文化数字化惠民工程，包括“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等工程[3]。国家“十二五”期间，（原）文化部和财政部在原有文化共享工程基础上新增数字图书馆推广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两项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计划，并在2011年11月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確提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4]。国家“十三五”时期，公共文化数字化在“云”平台建设方面形成新的热点。
我国公共文化数字化的建设历程，充分表明党和国家十分及时地关注到数字化时代维护人民文化信息权益的现实问题，扎实有效地加强了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建设、基层终端设施建设和服务平台建设，对于消除数字“鸿沟”，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起到了显而易见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立足于当今数字化时代的高点，从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要求衡量，以往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工作或多或少存在理念、方向、目标偏移问题，尤其是组织方式、建设主体、资源建设、终端配置、内容开发、平台服务等惯性路径亟待与时俱进创新突破。本文紧密结合国家“十四五”期间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从梳理以往建设路径利弊得失入手，深入查找制约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效能的关键因素，力求提出与新时代推动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新路径新方法。
1 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相关概念辨析
在2011年11月之前，“公共文化”和“数字”或“数字化”并未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数字”或“数字化”是指因时而变、应民所需把数字和网络技术应用于“公共文化”领域，意味着“数字”或“数字化”是“公共文化”必须具备的时代特征，是公共文化服务重要实现方式或基本路径，同时也意味着消除社会数字“鸿沟”是公共文化一项十分重要而现实的服务内容，这些基本涵义无论是从《国家“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以农村基层为重点部署数字化文化惠民工程，还是从中央《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关于致力于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信息化、网络化水平的相关表述均可获得明确回答。 自从2011年11月（原）文化部和财政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开始，正式出现了与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相关的新概念：“公共数字文化”。“公共数字文化”，从字面理解是指用于政府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化的文化资源和服务。按照（原）文化部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的表述，“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环境下文化建设的新平台、新阵地，是利用信息技术拓展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传播范围的重要途径”。关于“公共数字文化”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涉及到需要加以辨析的两个关系。
一是“公共数字文化”作为局部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整体之间的关系，根据（原）文化部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公共数字文化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组成部分”表现为体系中“新平台、新阵地”，意即形成板块式的增量，并以板块式增量方式拓展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传播范围，这一点与之前《国家“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所要求的“促进数字和网络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应用”略有区别，与之后中央《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所提出的“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亦稍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公共数字文化”概念比较侧重这一板块自身建设，而“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要求把数字网络信息技术全面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二是“公共数字文化”小体系与公共文化服务大体系之间的关系，（原）文化部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对如何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作出了明确部署，其建设方式是“以重点公共数字文化惠民工程为抓手，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资源建设为重点，以打造基于新媒体的服务新业态为目标”[4]。这里“重点公共数字文化惠民工程”专指由（原）文化部负责实施的三大数字文化惠民工程，文件指出“重点实施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加强统筹，协调发展，提升三大公共数字文化惠民工程的整体效能”[4]。由此可知，“公共数字文化”大体上是基于部门职责提出的工作概念，带有较为明显的部门性及机构特征。其间，部门及机构侧重自成一“体”，而国家以需求和问题导向侧重现实和民生之“用”的分野约略可见。
古人云，“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君子慎重始也”①。虽然国家关于公共文化数字化的工作部署落实于具体部门而呈现出一定的部门属性或特点本无可厚非，但倘若因之而稍有偏离公共文化数字化向农村基层倾斜的工作重心，轉而聚焦内部体系生长构建，则因小失大、舍近求远，还有可能给党和国家文化惠民大局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事实上，“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按照“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思路，大规模、体系式、制度化推进了基层公共数字文化组织建设、设施建设、资源建设和平台建设，耗资甚巨而相对收效甚微，呈现出数字文化建设多级多层次组织方式与网络时代平面化建构和传播方式不相适应，专业领域专业化体系化资源建设方式与社会公众普遍采用的移动终端接受偏好不相适应，单向输送资源提供产品的服务方式与主体多元化、服务互动化、需求个性化的社会现实环境不相适应。
2020年11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一定意义上重申或厘清了“公共文化数字化”基本概念，在当今数字化时代高点上重新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全面、系统应用数字网络技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正确方向。
2 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路径比选分析
方向确定之后，路径选择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之前近20多年的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历程大致可概括为依次推进的3个路径：一是资源建设路径，二是机构设施建设路径，三是服务平台建设路径。对这些已知路径进行比选，分析优劣，有助于寻找或揭示正确路径。其实，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路径应当远不止以上三种，应该更为广泛地涉及政策制定、主体培育、产品生产、技术开发、运行监管、绩效评价等诸多环节，只是在“公共数字文化”概念之下，从内部“小体系”建设出发，资源、机构和设施、平台以及三位一体建设显得更为紧密和直接而已。以下对已在前一阶段“公共数字文化”实践中推进的三个路径逐一进行比选分析。
2.1 资源建设路径比选分析
纵观中国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最早是从“文化共享工程”试点起步的。“文化共享工程”的全称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当时的“初心”是以农村为重点，以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采用“一竿子到底”的方式，把国家掌握的优质文化信息资源直接输送到农村基层，打破信息“鸿沟”，改善农村基层文化服务，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升农民生产生活能力，这项工程从根本上说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民为本、共同发展的本质特征。这项工程的主要路径及行为方式是资源建设与提供。根据《文化共享工程2013-2015年资源建设规划》，资源建设“以文化艺术类、群众文化类、进城务工及农业科技类、生活服务类、少儿教育类等资源为重点，建设若干主题鲜明、体系完整、质量上乘、具备公共文化服务基础性的专题资源库，提高资源建设的系统性、针对性、实用性。“加强‘红色历史文化’多媒体资源库的建设。统筹开展‘中国戏曲多媒体资源库’等全国性资源建设项目的规划与实施”[5]。
据统计，“自2006年开始，中央财政投入资金支持资源建设，截至目前，累计投入12.273亿元，其中，本级3.2245亿元，地方9.0485亿元。截至2014 年底，资源总量达412.46TB”[6]。文化共享工程资源按文艺、农技、生活、特殊人群分为4个大类，包括艺术鉴赏、群众文化、地方特色文化、红色历史文化、少数民族语言、知识讲座、农村实用科技、健康生活、进城务工人员、未成年人、残障人士等11个资源库。从资源类别和适用人群方面的确与社会现实文化需求有较高的匹配度，说明工程当初的顶层设计已经考虑到适合文化惠民实际需求。按照《文化共享工程 2013-2015年资源建设规划》，资源建设“充分发挥专家在资源建设规划、项目策划、方案实施、成果验收等方面的作用”“加大对文艺院团、群艺馆、文化馆、美术馆、艺术院、博物馆等以及社会资源的征集力度”[5]。显然，规划所确定的资源建设属于“学术”“专业”或“精英”路线。“专业”的或“精英”路线建设的资源，由于其质量高、系统性强，无论对于国家、社会和特定机构均十分必要，尤其有利于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决策层如何处理好长远发展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关系，妥善安排基础资源建设与服务产品生产之间分工，执行层如何高度聚焦城乡基层群众实际需求精准推进资源建设和产品供给。俗话说，“路歧多亡羊”，十多年“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实践中出现的资源总量快速增长而实际服务利用率难以同步，动辄数十集“大部头”优质数字资源束之高阁、少人问津;而社会粗糙低劣产品四处泛滥、人们甘之若饴的突出矛盾，恰好折射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受“美国记忆”①影响痕迹过深，而与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结合路径不清晰、精准度有待大幅提升的深层次原因。 2.2 机构设施建设路径比选分析
为了使海量“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能够传递到农村基层，按照传统的行政思路和方式，就必须以行政体制为依托，按“级”搭建起相应的机构和设施。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与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相结合，加快建设以公共图书馆、学校电子阅览室、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载体的未成年人公益性上网场所”[4]。到“十一五”时期末，“文化共享工程已初步建成国家、省、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五级服务网络，包括1个国家中心、33个省级分中心、2867个县级支中心、22963个乡镇基层服务点，以及与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合作共建的59.7万个基层服务点”，“到‘十二五’末达到基层服务点100万个，入户覆盖全国50%以上的家庭”[4]。以传统行政层次惯性思维方式“方枘圆凿”式地架构文化信息资源网络化传输和相关服务提供存在诸多不适应，如形成有限财政资金大规模层级损耗，各地“村村冒烟”式地建立分支机构（省分中心、县支中心）、购置技术设备（建机房、配服务器）、设立专业队伍（专业技术人员、相关业务人员），同时还挤占了各地并不宽裕的公共文化场地。
一般而言，在全国大规模建立具有典型技术服务特征的机构及设施，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即这一技术相对成熟或这一技术服务模式在特定时期相对稳定。然而，始自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在过去十多年中，快速推进到数字网络技术阶段，这一阶段又恰恰是最符合“摩尔定律”②的时期。2009年1月7日，中国发放了3G牌照，标志着中国开启了3G时代，2019年，中国发放了5G牌照;2009年3月1日，嫦娥一号“绕月探测”，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着陆”，仅仅一年后的2020年12月19日嫦娥五号“带回了月壤”。客观方面是因为数字网络技术以千万倍速率在突飞猛进，主观方面是由于行政化惯性思维及其行政化组织实施方式，导致“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付出极大成本，大量机房和服务器容量和网速已无法适应公众需求，大多数电子阅览室设施设备处于闲置状态。
站在数字化时代的高点，无法倒推式追究以往的失误，但有必要在反思中提高對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路径的清晰认识，以免今后仍然一味拘泥于行政层级数字网络设置以及过于强化设施空间固化数字设备配置。
2.3 服务平台建设路径比选分析
2014年1月，上海“文化嘉定云”正式上线，这是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上海市嘉定区采用“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运作模式，以线上“云平台”整合带动线下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助力解决市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进入“十三五”期间，公共文化数字化“云”平台方式逐渐为全国接受并采纳。“国家公共文化云”在2017年中国文化馆年会期间正式开通，“国家公共文化云”是“统筹整合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三大惠民工程升级推出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总平台、主阵地”[7]。
公共文化服务“云”平台建设，实现了对以往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网站”的超越。如果说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网站”是把线下服务简单地搬到网上，扩大了机构及其服务项目的宣传，那么“云”平台则淡化了对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自身宣传，而突出了面向公众提供的服务项目和内容，增强了产品供需对接、线上带动线下和以移动方式开展服务。“国家公共文化云”拥有“共享直播、资源点播、活动预约、场馆导航、服务点单、特色应用、大数据分析等七项核心功能，可以通过电脑、手机APP、微信、公共文化一体机等终端获取一站式数字公共文化服务”。
总体上看，现阶段各级各类公共文化“云”，仍然未能准确把握数字网络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云”平台建设应有的引领性、人民性、带动性本质特征。从“引领性”角度看，作为各级党委、政府主导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当十分鲜明地与社会、市场提供的产品相区分，应当更为突出方向指引、价值引导、提高素养、提升能力，帮助人们树正念、走正道，而一般的中低端娱乐产品应当排除在外，即便是由社会或市场力量提供的增值服务。从“人民性”角度看，众多公共文化“云”服务，仍然停留在我建你用、我供你需、我演你看等惯性思维或近乎“俯视”的姿态，与人民的“交互”关系十分微弱。公共文化“云”因其本质是属于人民的“云”，所以应当是人民“呵气成云”之“云”，而不应是高高飘于天空，令人仰望之“云”。为此，还应当在人民参与“云”平台建设、内容创造、服务提供、运行评价等方面深化设计。从“带动性”角度看，目前国内能够有效发挥公共文化带动旅游、促进消费、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云”平台屈指可数①。
综上所述，以往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无论是上层较为陈旧的行政化组织模式和较为僵化的建设主体选择，还是中层较为刻板的资源建设方式，抑或基层较为滞后的终端设施配置以及较为单向的平台服务，其深层总关联到建设理念需要全面更新，建设路径有待全新设计。
3 新时代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路径选择
2019年11月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时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8]，要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要鼓励和支持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发挥群众主体作用，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探索建立可持续的运作机制[9]。习近平总书记嘱咐“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10]。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民城市为人民”和“像绣花一样精细”，以明白晓畅、充满智慧的极简话语，把中华深厚优秀“民本”②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核心要义，融会贯通、潜移默化于文化建设和城市治理。关于数字网络技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11]。 化“最大变量”为“最大增量”，正是新時代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路径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1]的工作要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先进理念和工作原则，坚持“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1]。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主体，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人民愿望、人民关切、人民诉求，聚焦提升人民精神文化素养和生产生活能力，真正实现人民建、人民用、人民管。与此同时，深刻把握当今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特征、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加强规划统筹和顶层设计，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通盘谋划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新阶段新格局新路径。在此，立足于对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大量案例考察研究甄别基础上，试从操作层面就“新时代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路径”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3.1 加强先进技术统筹应用
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坚持系统观念”为遵循，综合统筹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融媒体、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应用，形成系统性更为严密、技术兼容性更强、适用性更为广泛、运行更具有可靠性的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整体技术框架。在这一过程中，宜着力打破部门分割、各自为政，从党和国家文化事业发展大局出发，彻底解除部门利益、机构利益束缚，切实改变过去封闭生产、垄断供给、单向服务的惯性依赖，推动职能部门和核心机构与社会、与人民深度交互相融。全面推进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推动单一设施服务依赖向设施和移动服务并行发展转变;全面推进大数据技术应用，鼓励和推动各地大数据公共资源及时延伸应用于公共文化领域，逐步实现以需求为导向的全民共享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数字化精准高效推送;全面推进公共文化领域融媒体技术应用，改变过去“村村冒烟”“云”服务方式，打通行政、信息、网络壁垒，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产品和品牌融合，结合大数据技术应用推进全民全终端全流程全系列交互式公共文化数字化传播和服务，以“同一片蓝天”的方式加快构建全国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共享体系;全面推进区块链技术应用，深刻把握区块链技术多维融合、功能拓展、产业细分、无限追溯等特点，发挥区块链技术“在促进数据共享、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12]，推动区块链公共文化深度融合。
3.2 加强优质产品创作生产
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为遵循，坚持在公共文化领域既要用好先进技术，更要突出“内容为王”。单一技术路径无法解决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核心问题，倘若把先进技术用于一般的或低级趣味的娱乐，导致公共文化领域误入“泛娱乐化”泥潭，则非但得不偿失，更可能误国误民。一是宜改变过去把优质等同于高雅、优质等同于学术的路径依赖，优质与通俗易懂、亲民利民并不矛盾;二是宜改变过去优质资源和优质产品面向内部机构采购的路径依赖，真正推动文化创造创作还权于民。在全社会思想文化和艺术素养普遍提升的大背景中，宜大力完善全民参与优质公共文化产品提供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公开公平公正归集、遴选、采购、推广、传播机制。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应当有所侧重，宜适度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改革开放先进文化以及各地特色鲜明的地方文化为基础为主题为内涵的产品和服务倾斜，适度向有助于提升人民生产生活能力、有助于文化扶贫、带动创业就业、促进文化消费、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产品和服务倾斜。这些公共文化数字化产品的极大丰富和广泛传播，必将有利于网络文化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混乱局面的彻底改观。
3.3 突破制约发展关键瓶颈
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1]“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遵循，着力突破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全国一盘棋”诸多基础性制约因素。一是与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和长期发展紧密相关软硬件自主知识产权开发因素，一味引进和应用国外软件终非长久之事，此事应纳入“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战略安排;二是统一、规范、可靠的公共文化数字化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目前体系存在“可操作性不强、体系化程度不够、互操作性差、全媒体等新兴领域标准缺失等问题。尤其是公共文化领域统一的元数据标准尚未确立，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机构元数据标准有差异，导致异构资源整合难度很大”[13]等问题;三是全国统一的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目前全国各级各类各行各业均建有大而全、小而全的平台，貌似打破了“信息孤岛”，其实是以网络方式延续了陈旧的“信息孤岛”，迫切需要科学发挥中央、地方、社会、市场多元积极性，加快推进从城市到区域、从区域到全国的公共文化数字化整合，逐步形成全国一体、通用集成、均衡供给的公共文化数字化大平台;四是构建科学合理的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管理、运行效能评价体系，必须把“人民满意”落实为重要评价指标，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价程序，吸纳基层人民群众参与评价，合理使用评价结果。
4 结语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的“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并非单纯技术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文化强国建设、关系到全社会文化民生发展的大问题。当今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技术进步在促进文化软实力提升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公共文化服务虽然已有长足发展，但不平衡、不充分、结构不合理、效能不高、系统性不强等问题仍然突出，特别是公共文化数字化基础建设和关键环节改革任务还相当艰巨，解决这些重大现实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必须树立先进理念、找准正确路径。问题和挑战同时潜藏着重大机遇和发展空间，最大的机遇来自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来自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公共文化领域所需要的是认定方向、找准路径，聚精会神、协同一致、齐心协力，共谋公共文化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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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习近平上海考察，强调的这些事极具深意[EB/OL].[2020-12-3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18-11/09/c_11236865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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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韦楠华，吴高.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共建共享现状、障碍及对策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8（9）：18-26.
作者简介：陈慰，女，上海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讲师，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图书馆学、公共文化;巫志南，男，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公共文化、文化产业。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深度融合机制、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CH192）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21-01-07;责任编辑：胡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