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这句出自《史记·田儋列传》的话，一直以来在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解释，其中对“画”、“图”二字含义的不同理解，使得这些解释大体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画”、“图”分别作“绘画”、“图像”讲，姑且称其为“绘画”说。另一派则将它们分别译为“谋画”、“图谋”，且称之为“谋画”说。而对这两种说法的辨析，有助于更好地还原历史真相，了解作者司马迁真正的写作意图。
关键词：司马迁；田横；绘画；谋画；考辨
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184-03
“不无善画者，莫能图”出自《史记·田儋列传》，系司马迁传末评语，其原文如下：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两人！……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1]那么“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按：“何哉”本无异译，但为使句意完整，所以将其考虑在内）该如何翻译呢？司马迁真正的写作意图又是什么呢？本文愿一探究竟。
一、存在两种解释
对于句意，比较权威的《二十四史全译》的《史记全译》是这样解释的：“世上不乏擅长绘画的人，但没人能把田横等人的事迹画出来，这是为什么呢？”[2]由韩兆琦先生主译的《史记（文白对照本）》中也译为：“天下并不是没有善于绘画的人，可是却没有人把他们画下来，这是为什么呢？”[3]两书翻译几近一致，常人一定会以为此句就应该这样解释。但如果做进一步探究，便会发现对其的阐述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韩兆琦先生在《史记笺证》和《史记（全注全译本）》中，对此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论证，兹录韩文如下：
画：一种说法指谋画，一种说法指绘画。图：有人以为指图谋，有人以为指画像。《索隐》曰：“言天下非无善画之人，而不知图画田横及其党慕义死节之事，何故哉？叹画人不知画此也。”王念孙赞同《索隐》说。而顾炎武则曰：“谓以横兄弟之贤，而不能存齐。”泷川赞同顾氏说，而以《索隐》说为“聩聩”，钱锺书《管锥编》亦支持顾氏说。顾说固亦可通，然作“绘画”解恐亦未必便是“聩聩”。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张良：“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可见司马迁确实是在寻找想看一些重要人物的图像。由于景慕田横，因而遗憾没有人能把他们画下来，不也正顺理成章么？王叔岷曰：“盖史公作《田儋传》，序列田横及其宾客慕义死节之事，亦冀有人能图画其事以表彰之也。”陈直曰：“西汉初之画谓壁画及绢帛画，东汉则尚石刻画像，所画之人有古帝王、孝子、忠臣、烈士、义女等类型。田横宾客合于烈士范畴，在太史公之意，可与聂政、荆轲并图也。”[4]
二、“绘画”说存在的问题
韩兆琦先生在文中列举两说，（按：“谋画”与“图谋”解可归为一说，姑且称之为“谋画”说；“绘画”与“画像”解可归为一说，姑且称之为“绘画”说）说明差异所在，同时也表示自己支持“绘画”说，并援引诸多加以证明。这里以韩说为基础，加以考辨。韩已指出，“绘画”说出自司马贞《史记索隐》，此书是《史记》三家注之一，历来倍受重视，影响很大，也可说支持《索隐》“绘画”说的人，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该书“盛名”的影响，视其为权威，而表示认同。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认为“‘莫能图’当为‘莫图’”，讲司马贞之言“是其证”，赞同“绘画”说。王氏所述是从校勘学出发，如其成立，则“绘画”说尚有商量的余地。但今本通作“莫能图”，而未采王说作“莫图”，可见王说尚属“一家之言”，而未得公认。韩以此为据，并非有力。又引《留侯世家》语加以证明，但即便是司马迁见过张良的画像，却并不能因而确指“司马迁确实是在寻找想看一些重要人物的图像”。张良是汉初名臣，看他的画像应该谈不上“寻找”，或许司马迁在这里只是陈述一下自己看过张良画像这个事实，意在借以说明“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个道理，却未表明这是“寻找”之后的结果。只因司马迁看过张良的画像，便断定他由于景慕田横等人，会因“没有人能把他们画下来”而感到遗憾，似显武断。
下面引王叔岷、陈直语，同样存在问题。王叔岷说是讲司马迁在“序列田横及其宾客慕义死节之事，亦冀有人能图画其事以表彰之也”。既然司马迁已经将田横等人的事迹载之史册，为其著书立说，这足以使其彰显于后世，已是推崇备至，无以复加，也不至于再言为之画像，岂不累赘？难道是因为他害怕《史记》湮没，不得流传吗？陈直语出自《史记新证》，他从考古角度加以说明，理由好像很充分，但陈说只是证明汉朝有为“烈士”诸人画像的历史事实，并非直接证据，这与韩引《留侯世家》语情况类似。陈又推断宾客符合“烈士”的条件，“可与聂政、荆轲并图”，此言诚然不错，“宾客”的美名确实可以借此流传。但如此将田横置于何地？其曾居于齐王高位，难道要把他也算作“烈士”，而与聂政等人同列吗？这样是推崇还是贬低呢？实际上不可离开田横而单言宾客，正是田氏贤良得士，宾客才会为他而死；宾客之死，方显田氏贤良得士。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这么看来，陈说也不足取。以上便是韩兆琦先生为“绘画”说，找到的诸多证据。有的说法将事物之间存在相通的可能，视为必然的联系，似属武断；如非必然，又谈何是确凿证据。有的则曲解司马迁原意，让人不知史公态度是褒是贬。略有自相抵牾之语，而又不能言之确凿，似不能使人信服。
三、“谋画”说的详加论证
（一）顾炎武的观点。
按句意有两种解释，韩兆琦先生认同的只是其中之一的“绘画”说，那另一种，也就是将“画”与“图”解释为“谋画”、“图谋”的“谋画”说，他又作何解释呢？他说道：顾说固亦可通，然作“绘画”解恐亦未必便是“聩聩”。“可通”当何解？便是说顾炎武的说法是讲得通的，并未指出顾氏有何谬误。就连稍作指摘的“未必便是‘聩聩’”，也仅仅在字面上说泷川资言所讲“聩聩”一词言语过当，并未在更深的理论层面加以反驳。可能是他也没有确凿证据来推翻顾说，而只能为自己的认同寻找根据。 那么，在这里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谋画”说。顾炎武的观点见于《日知录》二十七卷，言道“谓以横兄弟之贤，而不能存齐。”[5]也就是说田横兄弟如此贤良得士，自然不缺少善于谋划的人，但却没能图谋深远，最终落得国毁人亡，这是为什么呢？这种解释在字面上并无疑义，否则早就被人推翻了。于话语深意上，也颇契合司马迁的心理，众所周知他推崇田横等人，谓之“至贤”，而如此“至贤”，不无善于谋划之人为其谋划，但落得国毁人亡的结局，其中原因是什么？难道司马迁就不能有此深深疑问和感叹吗？他在叩问自己的同时也在向后世读者求解。写在篇末，足以引人深思。《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赞语曰：“横之志节，宾客慕义，犹不能自立，岂非天虖！”[6]按《汉书》记述多以《史记》为本，虽然评价人物有自己的看法，但可想而知司马迁的评价对班固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要是按照顾炎武的看法，解释司马迁的评语，则与《汉书》的评语相当接近。或许班固就是在重申司马迁的问题，“岂非天乎”也可能就是对史公的回答，而把一切归乎于天命，正是出于维护汉朝统治地位的需要。史公则不然，他留下的是思考而非那些“天命”之类的结论，《史记》与《汉书》之差异往往如此，这里便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如此，则顾氏之说甚合司马迁原意。
《日知录集释》一书中，黄汝成集合众家注释，但未见与顾氏“谋画”说意见不同者，虽然所纳众家中有的并不是为《日知录》作注，只是因为内容相关而被采用，但至少表明黄汝成并未反对顾说。陈垣也曾校注过《日知录》，也没见他对此有何疑义。或许，在其人看来，顾氏此说乃不易之论。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引证顾炎武的观点，直斥《索隐》曰：“愚按《索隐》愦愦。”[7]抛开用词是否过当之外，泷川支持顾说的态度昭然可知。钱锺书在《管锥编》中重申《考证》之言，支持顾说，明确指出：“按《索隐》误以‘画’策、‘图’谋为绘画图像。”[8]并援引《穆天子传》的例子加以证明，论定“皆颇可觇唐人之重丹青也”，所以造成误解。论证有理有据。张文江在《管锥编读解》中也说道：“安期生之仙学，蒯通之纵横学，未能与田横高节、宾客慕义联缀，或太史公‘画’、‘图’之感叹所由出也。”[9]以上诸说皆支持顾炎武的观点，可见“谋画”说确实有道理，也得到众多学者的拥护。
（二）凌稚隆的观点。
上文所举“谋画”说诸家论断，系同出一源，皆以顾氏之说为本，难免“偏听偏信”，反对者自然以为不足为据。故在这里再举些例证。明朝凌稚隆在编纂的《史记纂》中评论道：“谓‘五百人皆至贤’，‘无不善于筹画者’，乃莫能图谋以存其国，何哉？即昌黎所谓‘以五百人不能脱剑铓也’”。[10]此与顾说大同小异，更援引韩愈《祭田横墓文》中“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铓？”[11]之言为据。可知自班固以降，历代学者多有这种思考，而唯独原书作者司马迁不作此思考吗？凌说也被中华书局编纂的《史记精华》所采纳。按《史记纂》刊印于明万历年间，而《日知录》则刊印于清康熙年间，有人会认为顾炎武之说是以凌说为本，大可将两说合并，还是同出一源。但顾氏在书中言道：“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删之”，[5]由此看来他贵在创见，不愿因袭，也就不大可能收凌说为己用。凌顾二人也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这么看来，证据已非常充足。
（三）文本史实分析。
我们不再局限于个别字句的解释，而是要深入文本史实之中一探究竟。众人推崇田横和宾客高义，都是因为他们的慷慨赴死，那么就从这里谈起。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道：“然其后田横亡居海岛，高帝召之，则恐其为乱，非真欲赦之。横自知不免来而自杀，高帝为流涕，葬以王礼，高帝惯有此一副急泪，借以欺人屡矣，不独于田横为然，心实幸其死，非真惜而哀之也。”[12]王说甚是。刘邦招纳田横，是帝王之权谋，而非真心。田横深谙此道，知以刘邦的为人必定不会放过自己，因而选择自杀，他的死与其说是“就义”，不如说是无奈之举。再说五百人之死。田横的宾客也应深知，刘邦同样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与其身死人手，不如殉主落得个美名。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也说五百人自杀之事有溢美之嫌，并举了诸葛诞的例子加以证明。[13]由此看出，田横及宾客的死，并不全是因为所谓的“义”，也包含了许多无奈。这件事在“好士”的司马迁看来却很崇高，因而称赞他们“至贤”，有意抬高了他们的身价。那些人被司马迁奉为贤人，其中自然不乏善于谋划之人，却落得国毁人亡的下场。太史公故有此一问，也在情在理。那么试问司马迁能舍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机会，不去思考“存亡兴废”的道理，而仅仅是因为未见贤人的画像而独自感叹吗？
细细斟酌，司马迁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他在传后的评论中提到了蒯通，说道：“甚矣蒯通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两人！”裴骃《集解》言“此两人”是指“韩信、田横”。《史记纂》中说“史不为通立传，乃论著于此”。[10]此言不谬，但司马迁在此谈到蒯通却不单单是这个原因。是蒯通怂恿韩信背信弃义突击齐国的，使得齐国灭亡，田横等人也可以说是因此事而死。所以司马迁才会在最后提出“国毁人亡”的问题，与前文契合，引人深思。有人会说既然前面已经指出蒯通，后面再提出疑问，岂不累赘。但是就连《史记纂》也没考虑到这层关系，这样的也大有人在，史公在此设问，正可为这些人指点迷津，而并非“画蛇添足”。
由此，我们也可以试着对司马迁提出的问题作出初步回答，也就是“不无善于谋划之人，却国毁人亡”的原因。其一，司马迁对田横等人评价过高，而田横等人也没有他说的那么贤良，韩愈在《祭田横墓文》中也说“抑所宝之非贤”。[11]“贤良”的失败引发了司马迁的思考，假使田横之徒没有自杀，或是太史公不以此为“贤”，那他便不会有此疑惑。这便是他自己把自己推入到了迷惘之中。其二，司马迁已指出是蒯通用计的结果，齐人再怎么得士，再怎么善于谋划，也万难想到韩信会突袭。一步出错则步步错，流落荒岛尚不能苟且偷生，这是形势所趋，人力也很难扭转，也就不能归罪于“善谋划者莫能图谋”了。 退一步讲，我们姑且认同“绘画”说，那么司马迁的疑问就变成了：因为没有见到田横等人的画像而发出叹息。叹息为何？是因为世人对贤人的不重视。重视贤人为的是什么呢？仅是为了学习他们舍身就义的精神吗？如果他们能够通过谋划保国存身岂不更好？可是却国毁人亡了，此中原因岂不耐人寻味？所以归结起来，旨在引人深思，思“存亡”之道，读史而知“兴替”，这才是史家的责任所在。那么说“绘画”说虽然直接，实则“隐晦”。采取此说不无道理，但容易产生误导，使常人往往停留在“叹息”声中，而不会进一步思考“存亡”之道，并非什么好事。“谋画”说则不然，它可以直截了当地让人思考“存亡”之道，“穷则思变”，有利于启发民智，引人进取。两说“孰优孰劣”，显而易见。
（四）文化界的认同。
说了这么多，我们只是在理论上加以判断，那么如果“谋画”说在现代文化界不被认同，也就是没有“市场”的话，我们的说法便成了“一己之见”，失去了意义。但实际上是不乏“拥护者”的。王利器主编的《史记注译》、褚玉兰著《史记新解》、吴兆基等译的《史记（文白对照全译）》都采取“谋画”说。各书译文略有出入，差异主要是“谋画”对象的不同，有的说是“田横之事”，有的说是“田横的归宿”，有的说“图强存齐”，其实无外乎“保国存身”，于理解句意无碍。以上已对“谋画”说进行了详加论证，条理已然明晰，结论确凿无疑，兹不赘言。我们的目的是为考辨“不无善画者，莫能图”的句意，认清“谋画”、“图谋”的关键字义即可，这里不提供标准译文，一则笔者能力有限，再者以免读者陷入“模式化”思维。
余论
值得注意的是，赞成“绘画”说的情况同样存在，这就造成出版物，尤其是《史记》的白话译文中出现两说并立的局面，也就是不同译本各偏重一说。这里不再进行学说上的论证，愿以读者的立场来看待问题。如果一般读者看到一说，也便会相信此说，往往不会再去查看其它说法，甚至连存在不同说法这个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思想受到局限，视野很难拓展，是不利于文化的继承和传播的。刘梦溪也在《古籍今译的局限》一文中指出了古籍今译所存在的局限。其实古人有不同见解，往往列举诸说在原文之后，读者可以自己思考哪个说法更确切。但今译则不然，大多数只采用一种说法，如果所采之说得到公认尚可，要是一味掩盖异义，自己又难以自圆其说，则与篡改原文无异，离古人之意远矣。出于普及知识和传承文化等目的，古籍今译势在必行，但对于异义部分要慎重处理。这里特别举出一例，台湾六十教授合译的《白话史记》中，简宗梧在翻译“不无善画者，莫能图”的时候，按照“绘画”说翻译的同时，在括号内标出了顾炎武的观点。[14]不轻易取舍正是严谨的表现，是值得学习的。不要以为这样易造成混乱，混乱的多是浅尝辄止的人，而有志之士多会进一步求索。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649页
[2]安平秋.史记全译[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1182页
[3]韩兆琦.史记（文白对照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8.1867页
[4]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4923页
[5][清]顾炎武.日知录校注[M].陈垣，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1529，目次1页
[6][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858页
[7][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M].水泽利忠，校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639页
[8]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635页
[9]张文江.管锥编读解（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40页
[10][明]凌稚隆.史记纂[M].马雅琴，整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77，376页
[11]童第德.韩愈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1页
[12][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34页
[13][清]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1338页
[14]台湾十四院校六十教授.白话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7.848页
作者简介：武鹏（1993—），男，辽宁葫芦岛人，辽宁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校本科生。
关键词：司马迁；田横；绘画；谋画；考辨
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184-03
“不无善画者，莫能图”出自《史记·田儋列传》，系司马迁传末评语，其原文如下：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两人！……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1]那么“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按：“何哉”本无异译，但为使句意完整，所以将其考虑在内）该如何翻译呢？司马迁真正的写作意图又是什么呢？本文愿一探究竟。
一、存在两种解释
对于句意，比较权威的《二十四史全译》的《史记全译》是这样解释的：“世上不乏擅长绘画的人，但没人能把田横等人的事迹画出来，这是为什么呢？”[2]由韩兆琦先生主译的《史记（文白对照本）》中也译为：“天下并不是没有善于绘画的人，可是却没有人把他们画下来，这是为什么呢？”[3]两书翻译几近一致，常人一定会以为此句就应该这样解释。但如果做进一步探究，便会发现对其的阐述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韩兆琦先生在《史记笺证》和《史记（全注全译本）》中，对此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论证，兹录韩文如下：
画：一种说法指谋画，一种说法指绘画。图：有人以为指图谋，有人以为指画像。《索隐》曰：“言天下非无善画之人，而不知图画田横及其党慕义死节之事，何故哉？叹画人不知画此也。”王念孙赞同《索隐》说。而顾炎武则曰：“谓以横兄弟之贤，而不能存齐。”泷川赞同顾氏说，而以《索隐》说为“聩聩”，钱锺书《管锥编》亦支持顾氏说。顾说固亦可通，然作“绘画”解恐亦未必便是“聩聩”。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张良：“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可见司马迁确实是在寻找想看一些重要人物的图像。由于景慕田横，因而遗憾没有人能把他们画下来，不也正顺理成章么？王叔岷曰：“盖史公作《田儋传》，序列田横及其宾客慕义死节之事，亦冀有人能图画其事以表彰之也。”陈直曰：“西汉初之画谓壁画及绢帛画，东汉则尚石刻画像，所画之人有古帝王、孝子、忠臣、烈士、义女等类型。田横宾客合于烈士范畴，在太史公之意，可与聂政、荆轲并图也。”[4]
二、“绘画”说存在的问题
韩兆琦先生在文中列举两说，（按：“谋画”与“图谋”解可归为一说，姑且称之为“谋画”说；“绘画”与“画像”解可归为一说，姑且称之为“绘画”说）说明差异所在，同时也表示自己支持“绘画”说，并援引诸多加以证明。这里以韩说为基础，加以考辨。韩已指出，“绘画”说出自司马贞《史记索隐》，此书是《史记》三家注之一，历来倍受重视，影响很大，也可说支持《索隐》“绘画”说的人，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该书“盛名”的影响，视其为权威，而表示认同。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认为“‘莫能图’当为‘莫图’”，讲司马贞之言“是其证”，赞同“绘画”说。王氏所述是从校勘学出发，如其成立，则“绘画”说尚有商量的余地。但今本通作“莫能图”，而未采王说作“莫图”，可见王说尚属“一家之言”，而未得公认。韩以此为据，并非有力。又引《留侯世家》语加以证明，但即便是司马迁见过张良的画像，却并不能因而确指“司马迁确实是在寻找想看一些重要人物的图像”。张良是汉初名臣，看他的画像应该谈不上“寻找”，或许司马迁在这里只是陈述一下自己看过张良画像这个事实，意在借以说明“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个道理，却未表明这是“寻找”之后的结果。只因司马迁看过张良的画像，便断定他由于景慕田横等人，会因“没有人能把他们画下来”而感到遗憾，似显武断。
下面引王叔岷、陈直语，同样存在问题。王叔岷说是讲司马迁在“序列田横及其宾客慕义死节之事，亦冀有人能图画其事以表彰之也”。既然司马迁已经将田横等人的事迹载之史册，为其著书立说，这足以使其彰显于后世，已是推崇备至，无以复加，也不至于再言为之画像，岂不累赘？难道是因为他害怕《史记》湮没，不得流传吗？陈直语出自《史记新证》，他从考古角度加以说明，理由好像很充分，但陈说只是证明汉朝有为“烈士”诸人画像的历史事实，并非直接证据，这与韩引《留侯世家》语情况类似。陈又推断宾客符合“烈士”的条件，“可与聂政、荆轲并图”，此言诚然不错，“宾客”的美名确实可以借此流传。但如此将田横置于何地？其曾居于齐王高位，难道要把他也算作“烈士”，而与聂政等人同列吗？这样是推崇还是贬低呢？实际上不可离开田横而单言宾客，正是田氏贤良得士，宾客才会为他而死；宾客之死，方显田氏贤良得士。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这么看来，陈说也不足取。以上便是韩兆琦先生为“绘画”说，找到的诸多证据。有的说法将事物之间存在相通的可能，视为必然的联系，似属武断；如非必然，又谈何是确凿证据。有的则曲解司马迁原意，让人不知史公态度是褒是贬。略有自相抵牾之语，而又不能言之确凿，似不能使人信服。
三、“谋画”说的详加论证
（一）顾炎武的观点。
按句意有两种解释，韩兆琦先生认同的只是其中之一的“绘画”说，那另一种，也就是将“画”与“图”解释为“谋画”、“图谋”的“谋画”说，他又作何解释呢？他说道：顾说固亦可通，然作“绘画”解恐亦未必便是“聩聩”。“可通”当何解？便是说顾炎武的说法是讲得通的，并未指出顾氏有何谬误。就连稍作指摘的“未必便是‘聩聩’”，也仅仅在字面上说泷川资言所讲“聩聩”一词言语过当，并未在更深的理论层面加以反驳。可能是他也没有确凿证据来推翻顾说，而只能为自己的认同寻找根据。 那么，在这里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谋画”说。顾炎武的观点见于《日知录》二十七卷，言道“谓以横兄弟之贤，而不能存齐。”[5]也就是说田横兄弟如此贤良得士，自然不缺少善于谋划的人，但却没能图谋深远，最终落得国毁人亡，这是为什么呢？这种解释在字面上并无疑义，否则早就被人推翻了。于话语深意上，也颇契合司马迁的心理，众所周知他推崇田横等人，谓之“至贤”，而如此“至贤”，不无善于谋划之人为其谋划，但落得国毁人亡的结局，其中原因是什么？难道司马迁就不能有此深深疑问和感叹吗？他在叩问自己的同时也在向后世读者求解。写在篇末，足以引人深思。《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赞语曰：“横之志节，宾客慕义，犹不能自立，岂非天虖！”[6]按《汉书》记述多以《史记》为本，虽然评价人物有自己的看法，但可想而知司马迁的评价对班固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要是按照顾炎武的看法，解释司马迁的评语，则与《汉书》的评语相当接近。或许班固就是在重申司马迁的问题，“岂非天乎”也可能就是对史公的回答，而把一切归乎于天命，正是出于维护汉朝统治地位的需要。史公则不然，他留下的是思考而非那些“天命”之类的结论，《史记》与《汉书》之差异往往如此，这里便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如此，则顾氏之说甚合司马迁原意。
《日知录集释》一书中，黄汝成集合众家注释，但未见与顾氏“谋画”说意见不同者，虽然所纳众家中有的并不是为《日知录》作注，只是因为内容相关而被采用，但至少表明黄汝成并未反对顾说。陈垣也曾校注过《日知录》，也没见他对此有何疑义。或许，在其人看来，顾氏此说乃不易之论。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引证顾炎武的观点，直斥《索隐》曰：“愚按《索隐》愦愦。”[7]抛开用词是否过当之外，泷川支持顾说的态度昭然可知。钱锺书在《管锥编》中重申《考证》之言，支持顾说，明确指出：“按《索隐》误以‘画’策、‘图’谋为绘画图像。”[8]并援引《穆天子传》的例子加以证明，论定“皆颇可觇唐人之重丹青也”，所以造成误解。论证有理有据。张文江在《管锥编读解》中也说道：“安期生之仙学，蒯通之纵横学，未能与田横高节、宾客慕义联缀，或太史公‘画’、‘图’之感叹所由出也。”[9]以上诸说皆支持顾炎武的观点，可见“谋画”说确实有道理，也得到众多学者的拥护。
（二）凌稚隆的观点。
上文所举“谋画”说诸家论断，系同出一源，皆以顾氏之说为本，难免“偏听偏信”，反对者自然以为不足为据。故在这里再举些例证。明朝凌稚隆在编纂的《史记纂》中评论道：“谓‘五百人皆至贤’，‘无不善于筹画者’，乃莫能图谋以存其国，何哉？即昌黎所谓‘以五百人不能脱剑铓也’”。[10]此与顾说大同小异，更援引韩愈《祭田横墓文》中“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铓？”[11]之言为据。可知自班固以降，历代学者多有这种思考，而唯独原书作者司马迁不作此思考吗？凌说也被中华书局编纂的《史记精华》所采纳。按《史记纂》刊印于明万历年间，而《日知录》则刊印于清康熙年间，有人会认为顾炎武之说是以凌说为本，大可将两说合并，还是同出一源。但顾氏在书中言道：“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删之”，[5]由此看来他贵在创见，不愿因袭，也就不大可能收凌说为己用。凌顾二人也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这么看来，证据已非常充足。
（三）文本史实分析。
我们不再局限于个别字句的解释，而是要深入文本史实之中一探究竟。众人推崇田横和宾客高义，都是因为他们的慷慨赴死，那么就从这里谈起。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道：“然其后田横亡居海岛，高帝召之，则恐其为乱，非真欲赦之。横自知不免来而自杀，高帝为流涕，葬以王礼，高帝惯有此一副急泪，借以欺人屡矣，不独于田横为然，心实幸其死，非真惜而哀之也。”[12]王说甚是。刘邦招纳田横，是帝王之权谋，而非真心。田横深谙此道，知以刘邦的为人必定不会放过自己，因而选择自杀，他的死与其说是“就义”，不如说是无奈之举。再说五百人之死。田横的宾客也应深知，刘邦同样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与其身死人手，不如殉主落得个美名。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也说五百人自杀之事有溢美之嫌，并举了诸葛诞的例子加以证明。[13]由此看出，田横及宾客的死，并不全是因为所谓的“义”，也包含了许多无奈。这件事在“好士”的司马迁看来却很崇高，因而称赞他们“至贤”，有意抬高了他们的身价。那些人被司马迁奉为贤人，其中自然不乏善于谋划之人，却落得国毁人亡的下场。太史公故有此一问，也在情在理。那么试问司马迁能舍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机会，不去思考“存亡兴废”的道理，而仅仅是因为未见贤人的画像而独自感叹吗？
细细斟酌，司马迁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他在传后的评论中提到了蒯通，说道：“甚矣蒯通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两人！”裴骃《集解》言“此两人”是指“韩信、田横”。《史记纂》中说“史不为通立传，乃论著于此”。[10]此言不谬，但司马迁在此谈到蒯通却不单单是这个原因。是蒯通怂恿韩信背信弃义突击齐国的，使得齐国灭亡，田横等人也可以说是因此事而死。所以司马迁才会在最后提出“国毁人亡”的问题，与前文契合，引人深思。有人会说既然前面已经指出蒯通，后面再提出疑问，岂不累赘。但是就连《史记纂》也没考虑到这层关系，这样的也大有人在，史公在此设问，正可为这些人指点迷津，而并非“画蛇添足”。
由此，我们也可以试着对司马迁提出的问题作出初步回答，也就是“不无善于谋划之人，却国毁人亡”的原因。其一，司马迁对田横等人评价过高，而田横等人也没有他说的那么贤良，韩愈在《祭田横墓文》中也说“抑所宝之非贤”。[11]“贤良”的失败引发了司马迁的思考，假使田横之徒没有自杀，或是太史公不以此为“贤”，那他便不会有此疑惑。这便是他自己把自己推入到了迷惘之中。其二，司马迁已指出是蒯通用计的结果，齐人再怎么得士，再怎么善于谋划，也万难想到韩信会突袭。一步出错则步步错，流落荒岛尚不能苟且偷生，这是形势所趋，人力也很难扭转，也就不能归罪于“善谋划者莫能图谋”了。 退一步讲，我们姑且认同“绘画”说，那么司马迁的疑问就变成了：因为没有见到田横等人的画像而发出叹息。叹息为何？是因为世人对贤人的不重视。重视贤人为的是什么呢？仅是为了学习他们舍身就义的精神吗？如果他们能够通过谋划保国存身岂不更好？可是却国毁人亡了，此中原因岂不耐人寻味？所以归结起来，旨在引人深思，思“存亡”之道，读史而知“兴替”，这才是史家的责任所在。那么说“绘画”说虽然直接，实则“隐晦”。采取此说不无道理，但容易产生误导，使常人往往停留在“叹息”声中，而不会进一步思考“存亡”之道，并非什么好事。“谋画”说则不然，它可以直截了当地让人思考“存亡”之道，“穷则思变”，有利于启发民智，引人进取。两说“孰优孰劣”，显而易见。
（四）文化界的认同。
说了这么多，我们只是在理论上加以判断，那么如果“谋画”说在现代文化界不被认同，也就是没有“市场”的话，我们的说法便成了“一己之见”，失去了意义。但实际上是不乏“拥护者”的。王利器主编的《史记注译》、褚玉兰著《史记新解》、吴兆基等译的《史记（文白对照全译）》都采取“谋画”说。各书译文略有出入，差异主要是“谋画”对象的不同，有的说是“田横之事”，有的说是“田横的归宿”，有的说“图强存齐”，其实无外乎“保国存身”，于理解句意无碍。以上已对“谋画”说进行了详加论证，条理已然明晰，结论确凿无疑，兹不赘言。我们的目的是为考辨“不无善画者，莫能图”的句意，认清“谋画”、“图谋”的关键字义即可，这里不提供标准译文，一则笔者能力有限，再者以免读者陷入“模式化”思维。
余论
值得注意的是，赞成“绘画”说的情况同样存在，这就造成出版物，尤其是《史记》的白话译文中出现两说并立的局面，也就是不同译本各偏重一说。这里不再进行学说上的论证，愿以读者的立场来看待问题。如果一般读者看到一说，也便会相信此说，往往不会再去查看其它说法，甚至连存在不同说法这个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思想受到局限，视野很难拓展，是不利于文化的继承和传播的。刘梦溪也在《古籍今译的局限》一文中指出了古籍今译所存在的局限。其实古人有不同见解，往往列举诸说在原文之后，读者可以自己思考哪个说法更确切。但今译则不然，大多数只采用一种说法，如果所采之说得到公认尚可，要是一味掩盖异义，自己又难以自圆其说，则与篡改原文无异，离古人之意远矣。出于普及知识和传承文化等目的，古籍今译势在必行，但对于异义部分要慎重处理。这里特别举出一例，台湾六十教授合译的《白话史记》中，简宗梧在翻译“不无善画者，莫能图”的时候，按照“绘画”说翻译的同时，在括号内标出了顾炎武的观点。[14]不轻易取舍正是严谨的表现，是值得学习的。不要以为这样易造成混乱，混乱的多是浅尝辄止的人，而有志之士多会进一步求索。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649页
[2]安平秋.史记全译[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1182页
[3]韩兆琦.史记（文白对照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8.1867页
[4]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4923页
[5][清]顾炎武.日知录校注[M].陈垣，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1529，目次1页
[6][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858页
[7][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M].水泽利忠，校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639页
[8]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635页
[9]张文江.管锥编读解（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40页
[10][明]凌稚隆.史记纂[M].马雅琴，整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77，376页
[11]童第德.韩愈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1页
[12][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34页
[13][清]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1338页
[14]台湾十四院校六十教授.白话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7.848页
作者简介：武鹏（1993—），男，辽宁葫芦岛人，辽宁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校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