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哲学中的非实体主义思想自肇始就是与孔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牟宗三对孔子思想的诠释揭示了中国文化对生命的注重与把握，这种注重与把握不是西方实体主义式的，而是一种中国文化所特有的非实体主义的道德、宗教与政治的注重与把握，表现为“正德、利用、厚生”以及敬畏天命的观念形态与实践活动。在新时代的儒学复兴的潮流中，孔子哲学的非实体主义思想必然对未来的哲学，尤其是未来的中国哲学，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全文查看链接 　　关于孔子与中国哲学史书写的问题，我们可以将牟宗三的观点归纳如下：首先，孔子是夏商周以来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与反省者，孔子由此把握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根源，即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人基于对生命原理的了解与把握所形成的观念。因此，孔子成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根源的最大的代表。其次，孔子通过对这些观念的反省，將其提升为一个“普遍的精神生命”、一个生生不已地活动的非实体主义的“道德实体”。正因为有了这一哲学的或具有哲学意味的观念，中国哲学的开展才成为历史的可能。复次，孔子是中国文化道统的开创者，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因此，中国哲学史从孔子开始不仅是开出了新的内容与文化，而且与孔子以前的文化连接和贯通起来，使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源流俱现于历史之中，因此我们可以得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根源与全体。再次，孔儒与老道在哲学思想上为一正一反之运动。虽然在逻辑上可以有正序开端的成文的哲学史与反序开端的成文的哲学史，但是正序开端的成文的哲学史符合逻辑的与历史的自然演化秩序，较之于反序开端的成文的哲学史为优越。最后，基于上述四点理由，以孔子为开端的中国哲学史，从根源上讲，不仅易于与由古希腊发端出来的西方哲学史（也包括印度哲学史或其他传统的哲学史）相区别，而且最具有代表性和典范性。 全文查看链接 　　“超越的遥契”说（或“超越的契悟”说）乃是相对于“内在的遥契”说而言的。孔子暂时撇开从外在的“天命”、“天道”的老传统说“性”，而是从内在的心性与道德实践的工夫方面开辟了仁、智、圣的生命领域。[4]（P27）“只要践仁成圣，即可契悟天道。”[4]（P29）就是说，孔子是以仁、智、圣来遥契“性与天道”的。仁、智、圣的遥契作用，可以由内外两个方面得到说明：“仁的作用内在地讲是成圣，外在地讲的时候，必定要遥契超越方面的性与天道。仁和智的本体不是限于个人，而是同时上通天命和天道的。”[4]（P30）对孔子来说，这是由“下学上达”的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孔子努力践仁，使自己的生命与天的生命相契接，与天成为知己。不难想见，孔子谈论仁、智、圣的时候，内心必定具有一种超越的企向，或一种内在的超越鼓舞，这就是孔子对于天命天道的虔敬与契悟。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这种“知”不是经验知识或科学知识的“知”，而是“知天”的“知”，即对于天命或天道的敬畏意识。这是一种宗教意识。这种意识是从遥契而来的。从“知天命”到“畏天命”，显示出作为仁者的孔子的生命与作为超越者的天命或天道的契接关系。“孔子在他与天遥契的精神境界中，不但没有把天拉下来，而且把天推远一点。虽在其自己生命中可与天遥契，但是天仍保持它的超越性，高高在上而为人所敬畏。因此，孔子所说的天比较含有宗教上的‘人格神’（Personal God）的意味。而因宗教意识属于超越意识，这种遥契可以称之为‘超越的’（transcendent）遥契。”[4]（P38）孔子所开辟的这种超越的遥契之路，与后来《中庸》“天命之谓性”的下贯的“内在的”（immanent）契接路线正好相反。 全文查看链接 　　牟宗三又从孔子对于《诗》《书》中的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论述与说明了孔子以“践仁知天”的方式遥契天命。牟宗三写道： 全文查看链接 　　1 关于西方的实体主义思想及其发展，在唐力权教授所倡导的场有哲学的研究成果中已做了较为充分的揭示与阐述，可参阅唐教授的系列著作如《周易与怀德海之间——场有哲学序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脉络与实在——怀德海机体哲学之批判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蕴徼论——场有经验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论辑《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1，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2～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998年版）。此外，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以及中国文明而名扬四海的英国科学家和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也注意到并揭示了中国的非实体主义的思想观念与西方的实体主义思想之间的差别，例如他指出：“认为在哲学上中国以‘天不变’的观念为最高准则，这和中国文明的‘静止’性是一致的。这种说法也是不确当的。所谓‘不动的运动者’基本上是希腊的观点，而中国的‘道’的涵义却是永恒不息的运动，正如天体的周日运行一样。当然，在中国和希腊的文明中都可能找到动和静两种价值观的实例。在中国的文化中从来没有静止不变的东西。”（李约瑟：《四海之内》，劳陇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页）他还指出中国“没有被孤立物体作用于另一物体才产生运动的这种思想所困扰”（潘吉星主编：《李约瑟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至于印度的实体主义思想，早在20世纪初，梁漱溟先生就在其轰动一时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有所揭示，并在东西方文化与哲学的比较中做了富有成果的阐述，可参阅拙作《梁漱溟的非实体主义思想探要》、《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五）》。此外，李约瑟也曾指出：“从二世纪起，特别由于佛教徒与印度的接触，原子论不时引入中国，但从未在中国文化中生根。”（《李约瑟集》，第109页）无论对于西方或印度来说，原子论都是其实体主义思想的一种典型的表现。 全文查看链接 　　[3]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5》，臺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 全文查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