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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奢侈品市场陷入低迷时，中国市场却逆流而上，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显示，去年上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125亿美元，为全球占有率的27.5%，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前有接近80%的世界顶级奢侈品牌进驻中国市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奢侈品市场增长最快的地区。
我国社会的奢侈现象
我国富不富？竖比的话，应该说，确实比30年前富多了。但横比还算不上富裕，因为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况且还有4000万人生活在温饱线以下，1.28亿人需要扶贫。尽管如此，但仍然阻挡不了奢侈的脚步和有钱一族的奢侈消费的生活。
天价采购，你方唱罢我登场。近年来，多起地方政府天价采购事件便是例证。辽宁省抚顺市财政局公布的招标公告，指定了7台市价2300元的苹果i-TcVch4当U盘，被网友称为“史上最贵的U盘”。苏州市交警采购了21台5999元的i-Phone4做警务通。宁夏区政府财政厅一次采购25辆奥迪A6，每辆34.98万元。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法院采购两台豪华电动按摩椅，每台花费上万元。华中某国土部门为了信息化，一次采购上百台电脑，放在仓库里两年无人问津。近日，一系列地方政府“奢华采购”事件还在网络发酵，人们不禁要发问，《政府采购法》和《预算法》为何管不住此起彼伏的天价采购？
猛吃海喝，用一半来废一半。去年春节，苏州一桌年夜饭38.88万元，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今年还是苏州，某酒店又推出52013元的情人节套餐，创下该市酒店情人节套餐的最高价格记录。其实，近几年有关天价年夜饭的新闻不断被媒体曝光，从前几年开始的8.8万元到18.88万元，一直飙升到近40万元一桌。曾有媒体披露，仅西安一年因豪吃豪喝而浪费掉的剩菜剩饭就高达450多吨，这种浪费全国各地都存在。央视《新闻1+1》披露说，“每年在拥有一定规模餐馆里头消费的餐饮，最后倒掉的最少能养活两亿人，中国农业大学专家课题组调研认为，保守推算，2007年至2008年仅餐饮浪费的食物蛋白质就达800万吨，相当于2.6亿人一年的所需。”
公款社交，规定难敌潜规则。被称为“史上最牛吃喝账”的广东汕尾市烟草局，2010年吃喝招待达1200多万元，而2008年4月之前一年为两三百万元，对此，新华社记者报道：该局最多一天吃掉13万元，一个月吃喝206万元，2010年中一次吃喝1万元以上的就有400次，位置偏僻的海丰县 门镇一个饭店，烟草局在2010年8个月时间里，就消费近100万元。江苏海门一个县级市，对口接待四川绵竹市审计局一行15人，两天就花费2.7万多元，而实际工作交流仅半天时间。去年下半年，山西平遥自曝公务接待不堪重负，一年10万人次，仅门票就少收入1200多万元。前年，国电公司在湖北一次例行公务，3天就花掉公款232万元。铁道部只有5分钟的宣传片，请名导摄制花费1850万元，此事再次加深了铁道部大手大脚奢侈的印象。
豪华楼堂，党政带头比阔气。全国豪华地标“建筑竞赛”如火如荼，在今后三年内各地将有有200座标志性建筑落成，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地标封顶。央视报道：浙江金华市邀请全球17名顶级建筑师、艺术家参与设计的建筑艺术公园，投资3000万元，8年时间，从开工建设到高调开园，再到沉积残破，今日已成“奢侈的‘废园’！”据6月26日《中国青年报》载：海南三亚中级法院办公楼建于1996年，主楼12层，在投入使用13年后，认为寒酸不气派，于是启动装修改造计划，原招标计划概算1832万元，由政府投资，后来边施工边修改计划和图纸，最后费用增加到4000万元，由于难以承载为了体面豪华而过重的钢结构和过多的大理石重量，结果把好端端的办公楼硬是折腾成了主体楼倾斜的危楼。从城中村改造到大中小城市的无序扩张，再到党政机关集体搬迁或大兴土木装修，每次“推手”都是党政机关。有的领导人换届一次，单位办公楼、招待所就要装修一回。近日《学习时报》刊登中央领导的讲话指出，“县委、县政府等办公楼占地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气派、装修越来越豪华，担心坐在办公楼空调吹着、电脑玩着，不下基层、不联系群众，会离老百姓越来越远。”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商务送礼，炫耀消费拉差距。最早从媒体上见到的就是辽宁慕绥新的一身行头，从头到脚都是名牌，令身在灯红酒绿场所的香港记者大吃一惊。后经查实，一身名牌行头都是以“商务”之名接受的礼品。无论是“土地奶奶”、“豪华香烟门”、“名表门”、“烟草日记门”、“裸照门”、“潜逃门”等等，一批被查处的贪官，无一例外的都与商务送礼有瓜葛，安徽某贪官，仅高档名表就有十几块，已被公开拍卖。湖南某贪官，有名牌皮包10多只，老婆接受商务送礼的顶级名牌拎包等达30只之多。除此还有字画、古玩、黄金、钻石、高尔夫门票、会员卡等等，投其所好，无所不包。一份最新报告称，2011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增长近23%，其中50%的奢侈品消费是用来送礼的。
言传身教，相互攀比坏风气。据《新民晚报》载：一对夫妇在意大利米兰大街一次购物就花去25万欧元，约合224万元人民币，外国人看了都对中国富人感到不可思议。富人如此，而年轻人也赶风头，说到底还是炫富心态使然。如果把造成年轻一代攀比奢侈风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自己，恐怕有失公允，因为连幼儿园和小学生都开始奢侈了，从拼爹、拼钱、拼关系开始，所谓的“贵族学校“就是典型的奢侈攀比产物。这不该是孩子们的错，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大人身上，是父母或其他长辈们平日言传身教结出的果子。前年媒体报道，北京有个13岁的小孩，常跟父母进出豪华娱乐休闲场所，耳闻目染，竟在周末拿走家里2张卡和1.3万元现金，出去包房等消遣4天4夜；深圳有个9岁小男孩，把过年收到的9000元压岁钱，用于招待5个同学，3对男女同学玩起了PK，一次消费7600元。还有一小孩伸手拍了别人的宝马车，车主出言不逊，小孩父亲赶来出口500万买下车当场砸掉，这对家庭、对孩子有何益处？
疯狂礼品，制造奢侈式刺激。虫草价格疯涨至每克700元以上，53度飞天茅台已经“飞龙在天”，市场零售价普遍冲破2000元，洋酒拉菲势头也很凶猛，1982年的拉菲价格十年间上涨近10倍。而且，这些东西价格越上涨，越是受人追捧。天津多家黑天鹅蛋糕店，橱窗里展示出赫然标着1999999元的立体蛋糕实物模型，令不少路人驻足观看。春节到来之际，国内礼品更是市场上，高档礼品“龙腾虎跃”，就连传统节日里的粽子、月饼、汤圆、水饺等，也都被疯狂炒作成“奢侈品”了。虫草到底多补人？茅台到底多好喝？拉菲究竟是个什么味儿？汤圆有什么特异营养？在精明的生意人看来，这都不是关键。“买的不吃，吃的不买。”一言以蔽之。 奢侈综合征的病因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腰包鼓了，市场的选择多了，社会交往频繁了，礼品升级换代、价格提升了，这也顺理成章。更何况我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正常的人情往来，只要个人经济能力允许，本亦无可厚非。但在礼品市场，诸如疯狂虫草、天价烟酒以及多种奢侈消费等大行其道，这种连经济学家们都感到困惑的“吉芬现象”，值得人们深思：疯狂的背后，是否存在深层的社会原因呢？
一是无度公款消费带了坏头。我国公款消费有多严重？每年全国两会期间，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有议案，直陈以“三公消费”为代表的公款消费问题。去年有报道说，公款吃喝约为5000亿元，公车消耗约为4500亿元，公款出国（旅游）约为3000亿元，酒店、KTV、休闲、夜总会等场所，公务人员出入和公务消费成为行业火爆的主要支撑。前几年，中原某市暗查公务吃喝，结果仅一个月时间，饭店、酒店就有近半关门。今年两会后，国务院召开一个会议，茅台酒就降价几百元，对此，有人形象地说：公务消费没公务，吃喝玩乐全报销。还有公款采购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湖南省文化厅公开采购音响，报价7000元没中标，1.9万元的反而中标。结果还引发一场官司，其核心就是年终党政机关突击花钱。大量的财政预算要在最后两个月内花光，只有花光才能保住预算指标，否则要扣掉，预算的科学性何在？
二是党纪政纪约束缺乏刚性。客观地讲，近年来我国也出台了不少禁止公款吃喝等方面的规定，但是收效甚微。每年元旦、春节前，中办、国办以及纪检、监察等部门都要发文重申严禁“公吃、公送、公拜”等等突击花钱的规定，已不是“三令五申”，而是“N令N申”了，其结果却大多都成了一纸空文，毫无半点效力可言。比阔气、讲排场、搞攀比已成了时下的潜规则，社会已经到了不送礼办不成事的地步。
三是“富二代”们一味追求享受。从“豪华车”到“天价包”，再到不断被曝光的各种奢侈消费生活。一项调查发现，中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0岁到40岁，这正是被人们称之为“富二代”的年龄段，他们主要是靠家庭的财富在消费。有专家研究认为，随着独生子女一代走上前台，中国家庭消费结构已经出现向下倾斜的趋势，家庭消费中子女消费成为重心。以前，子女成年后，更多承担着赡养父母、支撑家庭的责任；如今，随着社保体系的建立，越来越多成年子女仍在接受父母的资助。他们占有较多家庭资源，却较少承担责任。日前，有媒体对江、浙、沪网民进行了一项关于奢侈品消费的调查，结果显示，68.8%的受访者愿意自掏腰包购买奢侈品。不少年轻人为购买奢侈品不惜透支银行卡，寅食卯粮，潇洒地成为“负（债）一代”。
四是奢侈消费背后潜藏多种腐败。来自媒体的调查数据显示，87%的人感觉当前地方政府“天价采购”现象严重，其中53.8%感觉“非常严重”。而98.1%的受访者表示，政府“天价采购”影响自己对政府的信任度。“天价采购”行为不仅违背了公共财政原则，浪费国家资财，而且败坏了政府形象，容易助长政府机构与公共部门奢靡享乐等不正之风，破坏了政府采购制度和监督制度的严肃性，其中往往暗藏腐败。比起奢侈品的种种奇事轶闻，通公民更想知道的是：究竟哪些人在消费奢侈品？合法致富的人有多少？吃“垄断大餐”的占多少？那些在全球购豪宅、游艇、私人飞机、在艺术品拍卖行一锤定音的中国买家们，是如何“发达”的？不断爆出的官员“名表门”、“名烟门”背后，又折射出哪些不光彩的掠财手段？拨开“已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的珠光幻影，我们更应关注并打开那侵蚀大多数人权益的“财富暗箱”。《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认为，就奢侈浪费程度来说，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公款吃喝（92.6%）、公车滥用（83.1%）和城市道路反复修筑（76.2%）。凡是物质与功利裹挟之下的公款豪华礼品和各种奢侈，难免成为人们难解的“心结”，也容易沦为违法犯罪、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腐败与奢侈互为因果。
奢侈综合征引发的思考
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期，如果就事论事，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高消费能力的富人阶层，他们推崇个性，追求时尚，成为奢侈消费的主体。只要他们的收入合法，我们对此既没必要过多关注，也没必要“羡慕嫉妒”——因为每个人都想过上更高品质的生活。以往，一提及“奢侈品消费”，很多人都认为它是“昂贵、华而不实”的代表。但事实上，奢侈消费就在我们身边，奢侈品消费时代的到来无法阻止。我们并不是要去提倡奢侈消费，但面对中国已经出现奢侈品消费阶层的现实，怎样引导中国的消费者去面对这样一个市场？面对这样一个群体、这样一个潮流，这是摆在我面前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
一、倡导节俭理性消费观念。现在，尽管社会财富已有较多积累，尽管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当的提高，但有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节俭意识却淡薄了，甚至早已把“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置之脑后。说什么“如今社会发展了，节衣缩食不合适宜了。”我认为这是认识上的误区，对此必须加以正确引导，绝不能把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与艰苦奋斗对立起来。生活中，还是应量入为出，不要盲目攀比，更不可大手大脚，奢侈浪费。
二、注重党风政风引领作用。在奢侈品消费方面，党风政风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假如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不在“三公消费”上花钱无度，假如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都不坐豪车、住豪宅，买奢侈品一掷千金，假如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都不去凡事得讲排场、抖威风、摆阔绰，如果没有这些坏榜样的引领，那我们的民风会好得多。毛泽东等老一辈都是节俭的楷模，毛主席一件睡袍，补丁就有20多处，的确让人敬佩。
三、辩证认识奢侈品消费。业内人士表示，奢侈品的概念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内涵：十几年前，拥有一部私人轿车就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如今，轿车梦在很多家庭已经实现了；以前，人们在大街上很少看到有人挎LV包，现在也已并不鲜见了。中国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王耀认为，今后，奢侈品消费市场可能继续升温，但奢侈品绝不是大众化的。从商家来看，奢侈品营销应该考虑地区高端消费群的购买力和文化层次，不能揠苗助长。从消费者的角度讲，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文化需求来取舍。对待奢侈品消费，应做到不刻意追求、不排斥。面对奢侈品这一新兴消费市场，要顺势引导，积极扶持，不能一棍子打死，把奢侈品消费扼杀在萌芽之中。对于家庭和个人来说，在奢侈品消费方面应坚持理性原则，切莫“死要面子活受罪”。
四、正常消费和奢侈浪费应有界定。国外对正常的公务接待和消费都有明确而又可操作的规定，有的细化到具体的菜和点心、水果。香港特区的规定就很明确，连特首本人也不例外。原特首曾荫权主动提出对自己一次出访巴西期间的花销进行审计，审计署没敢怠慢，将他任期内55次外访的账目马上调至桌面，其中特首入住特级套房成为审计人员的重点审计目标。后来，特首在一次立法会的质询中透露，按照审计署的建议正在制定相关规则。相比我们，类似的规定也有不少，但都比较笼统，界定不清，缺乏刚性与可操作性，更缺乏接受监督的配套措施。国务院出台的“公务鱼翅”禁令三年内才能做到，能不能更快一点？因此，对公务奢侈消费做出明确界定已成当务之急，并应主动向社会公示，以接受监督和处罚。
五、警惕奢侈消费背后的腐败问题。时下的“奢侈品拜物教”无疑助长了物质享乐主义，悄然侵蚀着一颗颗心灵，误导着众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人生观，使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扭曲。管理学上有条定律：花自己的钱，为别人办事，讲求节俭，不讲求效果；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讲求效果，不讲求节俭；花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既讲求效果，也讲求节俭；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既不讲求效果，也不讲求节俭。专家表示：政府“豪华采购”不是花自己的钱，所以不求节俭，尽可能多花钱。当名家字画成为“雅贿”载体，当购物卡暗藏行贿玄机，当奢侈品充当“关系通行证”，当天价消费成了“面子工程”，当豪华气派被看作是“为官政绩”之时，这些遭金钱、权力异化了的礼品和奢侈消费，如同一个个吞噬社会资源、毒化社会风气的潘多拉魔盒，滋生了各种各样“盒子里的腐败”和餐桌上的腐败。公款吃喝、豪华浪费、奢侈消费等等不入罪，已经结出了社会恶果，它不仅毒害当代人，而且会对几代人产生负面影响。
在我国社会开始向顶级品牌集体致敬和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加入奢侈消费队伍的背景下，我们也该到了集体反思的时候了。毕竟生活不等于奢侈品，也绝不应该只有奢侈消费的生活。
（责编：山林）
我国社会的奢侈现象
我国富不富？竖比的话，应该说，确实比30年前富多了。但横比还算不上富裕，因为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况且还有4000万人生活在温饱线以下，1.28亿人需要扶贫。尽管如此，但仍然阻挡不了奢侈的脚步和有钱一族的奢侈消费的生活。
天价采购，你方唱罢我登场。近年来，多起地方政府天价采购事件便是例证。辽宁省抚顺市财政局公布的招标公告，指定了7台市价2300元的苹果i-TcVch4当U盘，被网友称为“史上最贵的U盘”。苏州市交警采购了21台5999元的i-Phone4做警务通。宁夏区政府财政厅一次采购25辆奥迪A6，每辆34.98万元。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法院采购两台豪华电动按摩椅，每台花费上万元。华中某国土部门为了信息化，一次采购上百台电脑，放在仓库里两年无人问津。近日，一系列地方政府“奢华采购”事件还在网络发酵，人们不禁要发问，《政府采购法》和《预算法》为何管不住此起彼伏的天价采购？
猛吃海喝，用一半来废一半。去年春节，苏州一桌年夜饭38.88万元，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今年还是苏州，某酒店又推出52013元的情人节套餐，创下该市酒店情人节套餐的最高价格记录。其实，近几年有关天价年夜饭的新闻不断被媒体曝光，从前几年开始的8.8万元到18.88万元，一直飙升到近40万元一桌。曾有媒体披露，仅西安一年因豪吃豪喝而浪费掉的剩菜剩饭就高达450多吨，这种浪费全国各地都存在。央视《新闻1+1》披露说，“每年在拥有一定规模餐馆里头消费的餐饮，最后倒掉的最少能养活两亿人，中国农业大学专家课题组调研认为，保守推算，2007年至2008年仅餐饮浪费的食物蛋白质就达800万吨，相当于2.6亿人一年的所需。”
公款社交，规定难敌潜规则。被称为“史上最牛吃喝账”的广东汕尾市烟草局，2010年吃喝招待达1200多万元，而2008年4月之前一年为两三百万元，对此，新华社记者报道：该局最多一天吃掉13万元，一个月吃喝206万元，2010年中一次吃喝1万元以上的就有400次，位置偏僻的海丰县 门镇一个饭店，烟草局在2010年8个月时间里，就消费近100万元。江苏海门一个县级市，对口接待四川绵竹市审计局一行15人，两天就花费2.7万多元，而实际工作交流仅半天时间。去年下半年，山西平遥自曝公务接待不堪重负，一年10万人次，仅门票就少收入1200多万元。前年，国电公司在湖北一次例行公务，3天就花掉公款232万元。铁道部只有5分钟的宣传片，请名导摄制花费1850万元，此事再次加深了铁道部大手大脚奢侈的印象。
豪华楼堂，党政带头比阔气。全国豪华地标“建筑竞赛”如火如荼，在今后三年内各地将有有200座标志性建筑落成，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地标封顶。央视报道：浙江金华市邀请全球17名顶级建筑师、艺术家参与设计的建筑艺术公园，投资3000万元，8年时间，从开工建设到高调开园，再到沉积残破，今日已成“奢侈的‘废园’！”据6月26日《中国青年报》载：海南三亚中级法院办公楼建于1996年，主楼12层，在投入使用13年后，认为寒酸不气派，于是启动装修改造计划，原招标计划概算1832万元，由政府投资，后来边施工边修改计划和图纸，最后费用增加到4000万元，由于难以承载为了体面豪华而过重的钢结构和过多的大理石重量，结果把好端端的办公楼硬是折腾成了主体楼倾斜的危楼。从城中村改造到大中小城市的无序扩张，再到党政机关集体搬迁或大兴土木装修，每次“推手”都是党政机关。有的领导人换届一次，单位办公楼、招待所就要装修一回。近日《学习时报》刊登中央领导的讲话指出，“县委、县政府等办公楼占地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气派、装修越来越豪华，担心坐在办公楼空调吹着、电脑玩着，不下基层、不联系群众，会离老百姓越来越远。”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商务送礼，炫耀消费拉差距。最早从媒体上见到的就是辽宁慕绥新的一身行头，从头到脚都是名牌，令身在灯红酒绿场所的香港记者大吃一惊。后经查实，一身名牌行头都是以“商务”之名接受的礼品。无论是“土地奶奶”、“豪华香烟门”、“名表门”、“烟草日记门”、“裸照门”、“潜逃门”等等，一批被查处的贪官，无一例外的都与商务送礼有瓜葛，安徽某贪官，仅高档名表就有十几块，已被公开拍卖。湖南某贪官，有名牌皮包10多只，老婆接受商务送礼的顶级名牌拎包等达30只之多。除此还有字画、古玩、黄金、钻石、高尔夫门票、会员卡等等，投其所好，无所不包。一份最新报告称，2011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增长近23%，其中50%的奢侈品消费是用来送礼的。
言传身教，相互攀比坏风气。据《新民晚报》载：一对夫妇在意大利米兰大街一次购物就花去25万欧元，约合224万元人民币，外国人看了都对中国富人感到不可思议。富人如此，而年轻人也赶风头，说到底还是炫富心态使然。如果把造成年轻一代攀比奢侈风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自己，恐怕有失公允，因为连幼儿园和小学生都开始奢侈了，从拼爹、拼钱、拼关系开始，所谓的“贵族学校“就是典型的奢侈攀比产物。这不该是孩子们的错，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大人身上，是父母或其他长辈们平日言传身教结出的果子。前年媒体报道，北京有个13岁的小孩，常跟父母进出豪华娱乐休闲场所，耳闻目染，竟在周末拿走家里2张卡和1.3万元现金，出去包房等消遣4天4夜；深圳有个9岁小男孩，把过年收到的9000元压岁钱，用于招待5个同学，3对男女同学玩起了PK，一次消费7600元。还有一小孩伸手拍了别人的宝马车，车主出言不逊，小孩父亲赶来出口500万买下车当场砸掉，这对家庭、对孩子有何益处？
疯狂礼品，制造奢侈式刺激。虫草价格疯涨至每克700元以上，53度飞天茅台已经“飞龙在天”，市场零售价普遍冲破2000元，洋酒拉菲势头也很凶猛，1982年的拉菲价格十年间上涨近10倍。而且，这些东西价格越上涨，越是受人追捧。天津多家黑天鹅蛋糕店，橱窗里展示出赫然标着1999999元的立体蛋糕实物模型，令不少路人驻足观看。春节到来之际，国内礼品更是市场上，高档礼品“龙腾虎跃”，就连传统节日里的粽子、月饼、汤圆、水饺等，也都被疯狂炒作成“奢侈品”了。虫草到底多补人？茅台到底多好喝？拉菲究竟是个什么味儿？汤圆有什么特异营养？在精明的生意人看来，这都不是关键。“买的不吃，吃的不买。”一言以蔽之。 奢侈综合征的病因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腰包鼓了，市场的选择多了，社会交往频繁了，礼品升级换代、价格提升了，这也顺理成章。更何况我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正常的人情往来，只要个人经济能力允许，本亦无可厚非。但在礼品市场，诸如疯狂虫草、天价烟酒以及多种奢侈消费等大行其道，这种连经济学家们都感到困惑的“吉芬现象”，值得人们深思：疯狂的背后，是否存在深层的社会原因呢？
一是无度公款消费带了坏头。我国公款消费有多严重？每年全国两会期间，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有议案，直陈以“三公消费”为代表的公款消费问题。去年有报道说，公款吃喝约为5000亿元，公车消耗约为4500亿元，公款出国（旅游）约为3000亿元，酒店、KTV、休闲、夜总会等场所，公务人员出入和公务消费成为行业火爆的主要支撑。前几年，中原某市暗查公务吃喝，结果仅一个月时间，饭店、酒店就有近半关门。今年两会后，国务院召开一个会议，茅台酒就降价几百元，对此，有人形象地说：公务消费没公务，吃喝玩乐全报销。还有公款采购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湖南省文化厅公开采购音响，报价7000元没中标，1.9万元的反而中标。结果还引发一场官司，其核心就是年终党政机关突击花钱。大量的财政预算要在最后两个月内花光，只有花光才能保住预算指标，否则要扣掉，预算的科学性何在？
二是党纪政纪约束缺乏刚性。客观地讲，近年来我国也出台了不少禁止公款吃喝等方面的规定，但是收效甚微。每年元旦、春节前，中办、国办以及纪检、监察等部门都要发文重申严禁“公吃、公送、公拜”等等突击花钱的规定，已不是“三令五申”，而是“N令N申”了，其结果却大多都成了一纸空文，毫无半点效力可言。比阔气、讲排场、搞攀比已成了时下的潜规则，社会已经到了不送礼办不成事的地步。
三是“富二代”们一味追求享受。从“豪华车”到“天价包”，再到不断被曝光的各种奢侈消费生活。一项调查发现，中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0岁到40岁，这正是被人们称之为“富二代”的年龄段，他们主要是靠家庭的财富在消费。有专家研究认为，随着独生子女一代走上前台，中国家庭消费结构已经出现向下倾斜的趋势，家庭消费中子女消费成为重心。以前，子女成年后，更多承担着赡养父母、支撑家庭的责任；如今，随着社保体系的建立，越来越多成年子女仍在接受父母的资助。他们占有较多家庭资源，却较少承担责任。日前，有媒体对江、浙、沪网民进行了一项关于奢侈品消费的调查，结果显示，68.8%的受访者愿意自掏腰包购买奢侈品。不少年轻人为购买奢侈品不惜透支银行卡，寅食卯粮，潇洒地成为“负（债）一代”。
四是奢侈消费背后潜藏多种腐败。来自媒体的调查数据显示，87%的人感觉当前地方政府“天价采购”现象严重，其中53.8%感觉“非常严重”。而98.1%的受访者表示，政府“天价采购”影响自己对政府的信任度。“天价采购”行为不仅违背了公共财政原则，浪费国家资财，而且败坏了政府形象，容易助长政府机构与公共部门奢靡享乐等不正之风，破坏了政府采购制度和监督制度的严肃性，其中往往暗藏腐败。比起奢侈品的种种奇事轶闻，通公民更想知道的是：究竟哪些人在消费奢侈品？合法致富的人有多少？吃“垄断大餐”的占多少？那些在全球购豪宅、游艇、私人飞机、在艺术品拍卖行一锤定音的中国买家们，是如何“发达”的？不断爆出的官员“名表门”、“名烟门”背后，又折射出哪些不光彩的掠财手段？拨开“已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的珠光幻影，我们更应关注并打开那侵蚀大多数人权益的“财富暗箱”。《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认为，就奢侈浪费程度来说，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公款吃喝（92.6%）、公车滥用（83.1%）和城市道路反复修筑（76.2%）。凡是物质与功利裹挟之下的公款豪华礼品和各种奢侈，难免成为人们难解的“心结”，也容易沦为违法犯罪、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腐败与奢侈互为因果。
奢侈综合征引发的思考
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期，如果就事论事，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高消费能力的富人阶层，他们推崇个性，追求时尚，成为奢侈消费的主体。只要他们的收入合法，我们对此既没必要过多关注，也没必要“羡慕嫉妒”——因为每个人都想过上更高品质的生活。以往，一提及“奢侈品消费”，很多人都认为它是“昂贵、华而不实”的代表。但事实上，奢侈消费就在我们身边，奢侈品消费时代的到来无法阻止。我们并不是要去提倡奢侈消费，但面对中国已经出现奢侈品消费阶层的现实，怎样引导中国的消费者去面对这样一个市场？面对这样一个群体、这样一个潮流，这是摆在我面前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
一、倡导节俭理性消费观念。现在，尽管社会财富已有较多积累，尽管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当的提高，但有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节俭意识却淡薄了，甚至早已把“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置之脑后。说什么“如今社会发展了，节衣缩食不合适宜了。”我认为这是认识上的误区，对此必须加以正确引导，绝不能把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与艰苦奋斗对立起来。生活中，还是应量入为出，不要盲目攀比，更不可大手大脚，奢侈浪费。
二、注重党风政风引领作用。在奢侈品消费方面，党风政风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假如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不在“三公消费”上花钱无度，假如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都不坐豪车、住豪宅，买奢侈品一掷千金，假如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都不去凡事得讲排场、抖威风、摆阔绰，如果没有这些坏榜样的引领，那我们的民风会好得多。毛泽东等老一辈都是节俭的楷模，毛主席一件睡袍，补丁就有20多处，的确让人敬佩。
三、辩证认识奢侈品消费。业内人士表示，奢侈品的概念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内涵：十几年前，拥有一部私人轿车就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如今，轿车梦在很多家庭已经实现了；以前，人们在大街上很少看到有人挎LV包，现在也已并不鲜见了。中国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王耀认为，今后，奢侈品消费市场可能继续升温，但奢侈品绝不是大众化的。从商家来看，奢侈品营销应该考虑地区高端消费群的购买力和文化层次，不能揠苗助长。从消费者的角度讲，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文化需求来取舍。对待奢侈品消费，应做到不刻意追求、不排斥。面对奢侈品这一新兴消费市场，要顺势引导，积极扶持，不能一棍子打死，把奢侈品消费扼杀在萌芽之中。对于家庭和个人来说，在奢侈品消费方面应坚持理性原则，切莫“死要面子活受罪”。
四、正常消费和奢侈浪费应有界定。国外对正常的公务接待和消费都有明确而又可操作的规定，有的细化到具体的菜和点心、水果。香港特区的规定就很明确，连特首本人也不例外。原特首曾荫权主动提出对自己一次出访巴西期间的花销进行审计，审计署没敢怠慢，将他任期内55次外访的账目马上调至桌面，其中特首入住特级套房成为审计人员的重点审计目标。后来，特首在一次立法会的质询中透露，按照审计署的建议正在制定相关规则。相比我们，类似的规定也有不少，但都比较笼统，界定不清，缺乏刚性与可操作性，更缺乏接受监督的配套措施。国务院出台的“公务鱼翅”禁令三年内才能做到，能不能更快一点？因此，对公务奢侈消费做出明确界定已成当务之急，并应主动向社会公示，以接受监督和处罚。
五、警惕奢侈消费背后的腐败问题。时下的“奢侈品拜物教”无疑助长了物质享乐主义，悄然侵蚀着一颗颗心灵，误导着众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人生观，使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扭曲。管理学上有条定律：花自己的钱，为别人办事，讲求节俭，不讲求效果；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讲求效果，不讲求节俭；花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既讲求效果，也讲求节俭；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既不讲求效果，也不讲求节俭。专家表示：政府“豪华采购”不是花自己的钱，所以不求节俭，尽可能多花钱。当名家字画成为“雅贿”载体，当购物卡暗藏行贿玄机，当奢侈品充当“关系通行证”，当天价消费成了“面子工程”，当豪华气派被看作是“为官政绩”之时，这些遭金钱、权力异化了的礼品和奢侈消费，如同一个个吞噬社会资源、毒化社会风气的潘多拉魔盒，滋生了各种各样“盒子里的腐败”和餐桌上的腐败。公款吃喝、豪华浪费、奢侈消费等等不入罪，已经结出了社会恶果，它不仅毒害当代人，而且会对几代人产生负面影响。
在我国社会开始向顶级品牌集体致敬和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加入奢侈消费队伍的背景下，我们也该到了集体反思的时候了。毕竟生活不等于奢侈品，也绝不应该只有奢侈消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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