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关于恐惧的古老寓言。
　　“你去哪里呀？”朝圣者碰见鼠疫，问道。鼠疫回答：“我要去巴格达送掉五十个人的命。”
　　几天后，朝圣者又遇到鼠疫，他责备鼠疫：“你说送掉五十个人的命，却死了五千人。”
　　“不对，”鼠疫反驳说，“我只杀死了五十人，另外四千九百五十人是死于恐惧。”
　　危险无处不在。每个活着的人都会想：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何时是尽头？不知道。怎么还击？如何躲避？不知道。想象死神在窗户外徘徊，影子正不断逼近，有人就瑟瑟发抖，脆弱的神经终于断裂。
　　恐惧源于无知。为了从未知的恐惧中解脱，先人发明了宗教，虚构出上帝和各路神仙。先人们上教堂，磕长头，访名寺，跟神灵搞好关系，从而平复情绪，松弛神经，化解恐惧。
　　抗生素问世后，鼠疫不再那么可怕。人们开始明白，瘟疫并非上帝的惩罚。然而，在破解一个个恐惧的同时，我们又在时时制造新的恐惧。
　　如今，鼠疫已被癌症取代。尽管很多种癌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许多本可治愈的患者却死于恐惧心理。这是另一种无知，对自身的无知。
　　上世纪60年代初，德国心理医生弗雷茨·李曼说：“过去，人类在自然力面前感到恐惧、无助，害怕妖魔鬼怪和上帝。現在，我们却惧怕自己。”为什么会惧怕自己呢？
　　人的大脑包括偏重感性的右脑和偏重理性的左脑，左右大脑由胼胝体连接。两部分彼此协调，达到平衡状态。胼胝体像一扇窗户，起着既区分又连接的作用。
　　比方说，梦见被蛇咬，醒来时腿还隐隐作疼。感性的右脑想，恐怕是骨肉瘤，这个病我有家族史；并且，这个部位跟上次得这个病的朋友一样。理性的左脑会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两天看《人与自然》，看多了蛇自然就梦到蛇；并且，这两天运动量有点大，可能是肌肉拉伤，观察两天再说。
　　感性提醒理性，理性修正感性，交流协商的结果是，注意即可，无须庸人自扰。两天之后，一切如常，这档子事就过去了。
　　如果沟通的窗户关闭，右脑的信息没有及时传递给左脑，左脑的信息无法进入右脑，不适感累积为担心，担心升级成恐慌，恐慌就会异化成恐惧。滚雪球的结果是，感性空前活跃，理性压抑沉默。这时，忧天的杞人就找上了门。
　　当旁人一句无心之语都让自己心惊胆战，恐惧就会自我增殖：由皮肤上一个小小伤口会联想到截肢，一声咳嗽能演绎成不治。此时，我们在头脑中构建起另一个自己，它封闭又顽固，拥有压倒性的话语权，只接受负面的信息，任何与之交流的企图，都艰难无比。
　　到这个时候，主宰我们命运的，已非疾病和感受，而是我们虚构出的另一个自己，它逐渐膨胀，浓重的阴影投映在窗户上，成为我们恐惧的根源。
　　不过不用担心，无论这个虚构的自己多么强大，那层窗户纸都经不住一指之力。
　　科学家霍金在一次演讲结束后，记者提问：“病魔已将您永远固定在轮椅上，您认为人生还有希望吗？”
　　霍金用能活动的三根手指叩击键盘，显示屏上出现几行文字：“我的手指还能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终生追求的理想；我有爱我和我爱的亲人朋友。”最后，他打出第五行：“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活着就有希望，即使病魔把霍金关在果壳中，他也能用仅有的三根手指捅破窗户，成为宇宙空间的王者。
　　当阴影来袭，你坚信会有光，指随心动，于是就有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