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第三任所长黄翔鹏说，传统音乐浩如烟海，但能够确知年代的并不多。民歌可能真的像歌词所唱的那样古老，但无法验证。确认年代的传统音乐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谱可依，二是有音乐实践，三是有音响可听。具备三项条件的“三大宝库”是：古琴音乐、戏曲音乐、各地乐种。他强调三类音乐皆有一个突出特点：有谱可依。
　　三类乐谱的出版情况差别很大。中国音乐研究所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编辑并于二○一一年出齐的《琴曲集成》（三十卷），完成了琴学文献的整理出版。明清两代刊印的一百六十余种琴谱，藏之私家，不但善本难觅，孤本难寻，而且传播不广，难以保存。查阜西、汪梦舒、管平湖、王迪、吴钊、许健等一代琴家，冥思苦索，参互考证，分门汇别，诠次成编，历时半个世纪，《琴曲集成》终于全部面世。戏曲曲谱则因清代宫廷刊印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曲集得以保存，为今人采用和研究提供了资料。
　　这两部分乐谱虽然散乱，但在古代都有过刊印，唯独黄翔鹏提到的第三部分，即地方乐种的手抄谱本，迄今从来没有汇集刊印过。《中国工尺谱集成》收集的内容，实际上就是这一部分。虽然目前尚无能力把存见宝藏汇齐，但必须正视这些与琴谱和戏曲曲谱相应的器乐曲谱的巨大藏量和历史价值。
　　中国音乐学的建设包括两方面，一是资料建设，一是理论阐述。二十世纪以来，传统文化在顶着“封建文化”恶名的压抑与西方文化强势的挤压下，长期自我否定，加之某些时期的泛政治化图解，理论建设方面能让中国音乐学真正立得住的成果委实不多。但在资料建设方面，却因为“收集民间音乐资料”的国策和文化部门、社团、个人的大规模参与，呈现了令人兴奋的壮阔图景。全面搜集传统音乐资料是学科立足的坚实底座，累累硕果，粲然可观。回顾二十世纪，真正让中国音乐学界自豪的成果非但不是理论体系的，而且不是理论阐述的，反而是资料建设的。八十年代以来，十大“集成”，特别是“民族民间音乐四大集成”（民歌、器乐、戏曲、曲艺）的出版，成为整个业界的兴奋点。“文化长城”把数以千万计的曲谱汇集成册，让世界看到中国音乐的整体分量。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辑的《琴曲集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也是大规模抢救遗产的成果，可与“四大音乐集成”相提并论。面对“四大音乐集成”和《琴曲集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每个中国音乐家都觉得腰杆子硬。谈起理论，我们反而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东西。
　　虽然音乐学界的资料整理成就骄人，但依然有许多盲点。民间乐种的工尺谱抄本就是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和出版的宝藏。面对宝藏，音乐家深以为虞。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的底層文献，孤本无双，迹在沉冥，但有闪失，破镜难复。西安鼓乐著名乐师安来绪的谱本在一场火灾中化为灰烬，河北雄县大马庄音乐会的乐谱也因天灾付之一炬。听到这些故事，音乐家的心就像被锤子击打。“毁像夷庙”，“‘文革’浩劫”，文籍被祸，风飞雨散。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一九九三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开始“冀中京津民间音乐会普查”，每访一家乐社，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有无谱本。民间抄本不像现代印刷品，没有目录（除保定市雄县的几个谱本之外），要一页页翻着抄。英国学者钟思第（Stephen Jones）带着十几个“柯达”彩色胶卷，舍不得用于拍摄乐谱，主要拍摄演奏和仪式。即使这样也不能在中国冲洗。“中国图片社”冲洗一张彩照要一块钱。那时我们的工资才一百多元，冲洗两三个胶卷就没了。这成本使我们不敢问津用相机记录资料的方式，只能用原始的笨办法，一首首抄。
　　当然，也会拍几张封面照片，但要等很久才能看到。事先约定，普查资料，钟思第保存一套，中国音乐研究所保存一套。所以，要等到胶片从英国冲洗后寄回来才能看到。因此，不能指望照相机，还是先抄下来踏实。
　　手录笔抄虽然慢，却让我记住了大部分大曲和曲牌名称，也在翻阅中对乐谱产生了只有抄录过一遍才有的感情。流传数个世纪的大曲，扎根民间，立足实践，故能弥历千载而独行于世。但甲村拥其上，乙村私其下，丙村抄其首，丁村录其尾。不汇集一编，便难窥全豹。所以，那时就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汇集一编，展示全貌呢？！工尺谱本合并之望，之所以迄今无人关注，大概是无人像我这样有过上述的抄录经历。乐谱包含的乐律学信息，在听觉层面虽不及口头韵唱和演奏生动，但在可靠性方面，却是后两者难以相比的。
　　无法全部拍照，只好盘算，清点一下到底有多少真正值得收藏，在多扫几眼中获得一种判断，忖度哪个抄本应该先拿回去复印，哪些可以暂缓，以此来一泻胸中无法一网打尽的郁郁之气。
　　在翻阅抄录的过程中，慢慢建立了判断标准。第一要有扉页的文字说明，第二要有谱页的大曲标志，第三要按大曲曲牌顺序排序，第四要有朱红点版，第五要有宫调术语。此外，再补以抄写规范和纸张品相。有一两项者居前，无者后之，再缺者又后之。
　　据此就可以排出个先后等级了。以好谱本做标准，大致能看出乐社传承的深浅和门道来。曲牌篇次错乱，说明该乐社不是按大曲规矩一首首学的，而是东学一首，西学一首，不懂曲牌间必然的连属关系，可暂缓收印。
　　一九九六年，我受命就任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馆长，深度进入惠益一生的专业图书馆。成为以收集民间音乐资料而享誉业界的“音乐图书馆”馆长，自然享有一点特权。许多个寂静的夜晚，独自一人躲在新源里西一楼底层图书馆里，徘徊在一排排书架之间，抚摸一册册典籍，翻看一本本乐谱。大量乐谱涌至眼前，不免让我沉浸故籍，思接千载。从事冀中笙管乐普查后，知道了许多谱本和抄谱人的迷人故事，而在图书馆里却发现到处都堆着抄谱。《智化寺京音乐腔谱》《成壽寺抄谱》《钧天妙乐》《弦索十三套》，单说“西安鼓乐”的藏谱就有：西仓永丰乐器社清顺治元年（一六四四）三月元日抄本《乐器谱》，西仓永丰乐社崔世荣提供的清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六月抄本，西仓永丰乐社清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六月抄本《鼓段、赚、小曲本俱全》，显密寺清嘉庆十四年（一八○九）正月初一抄本《鼓乐谱》，东仓乐社赵庚辰提供的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菊月抄本《湛簿俱全》。一本一本，全是宝贝！ 　　当然，情况也不总是如此。廊坊市“非遗中心”的王晓燕，提前联系了数家乐社，待我们驱车赶到霸州市胜芳镇时，胜芳镇南村、高桥乡高桥村、信安镇张庄等音乐会的谱本已经放在桌面上了。那天工作，进展顺利，快门频按，清脆可听，傍晚回京，如坐春风。多卷本的《中国工尺谱集成》，不但是对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民间乐师缺位的补偿，也让被选中的乐社有了被娇宠的运气感和奢侈感。老乐师们通晓大义，知道遗产广为传播，是为了弘扬自己热爱的事业，于国、于社、于家、于己，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一直从事“非遗”保护工作的王晓燕和齐易，对家乡文化，汲汲表彰，不遗余力，盖因乡情切挚。
　　目前編辑的《中国工尺谱集成》共九卷，包括《北京卷》（两卷）、《河北卷》（三卷）、《陕西卷》（两卷）、《江苏卷》、《东北卷》，也就是五个地区，基本上以手边易获的资料为据。这不过是个开头，未编辑的各地谱本尚有很多。地方万里，藏谱万卷，有待时日统理。“煌煌巨帙，渺渺千载，其浩博也如渊海，其繁密也如丝缕，生乎今之世，而欲探索而整齐之，宜其致力艰而收效寡也！”（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934页）
　　相对于西方乐谱、通俗音乐的海量出版，传统曲谱的刊印几乎为零，工尺谱出版更属末端。幸存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谱本和幸存于乡村乐社的谱本，终于以新的面貌进入了新的时代。这是让一桩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集成”时代的老故事，变为一桩轻松得不能再轻松的“非遗”时代的新故事。编辑之事，不会终结，但故事总有个段落。这个光明的小阶段，说起来总令人愉悦。《中国工尺谱本集成》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继《琴曲集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之后又一项保存民间音乐资料的工程。
　　民间谱本与中国音乐研究所从旧书店和书摊上收罗的民间唱本一样，都是正統“目录学”“版本学”不予登录的底层文献，是收藏“宋元椠刻”“精抄名校”“锦帙缥函”的“藏书家”和“藏书楼”根本不收录的“边角”，但却是传统音乐的无双谱。藏书楼罕传，目录学鲜闻的民间谱本，如石中片玉、砂中遗金、缟中尺锦，不可以书册常品视之。随着社会发展的迅猛脚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传统音乐消失的速度。保护这份遗产是当务之急，迫在眉睫。今天，民间谱本终于像古代正统典籍一样汇集刊印，反映出社会正本清源、扶民间音乐于大堂主殿的新理念。无须说，民间谱本最辉煌的传播史已经结束，我们所能够做的最理想的事，就是将农业文明的记录以最完整的状态留诸后世—这自然是守护家园的另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