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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其人。一直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出版大家，竟也是一位散文大家，散文引人入胜，流露着真情，清新洗炼
瘦高的长者陈早春，著名学者、散文家、出版家、鲁迅研究专家、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
采访结束时，陈早春送记者一本他的著作《蔓草缀珠》，收集有他这些年来的散文、随笔与杂文。读罢惊诧，我们的出版大家竟也是一位散文大家，他的散文引人入胜，流露着真情，读来非常亲切，既有醇酒的甜香，也有秋茶的苦涩，其味无穷。他行文流畅，清新洗炼，抒情性的议论切中肯綮，含意隽永，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实可谓文如其人。
关于文学创作，陈早春自谦地认为“无心插柳”，事实上“柳已成荫”。他的作品写得很出色，其实早已脍炙人口。有的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有的曾被北京電台配乐播放。难怪作家冯骥才曾这样感叹：“要陈早春当社长，是浪费人才！”
因一篇好“导言”而被推荐读研
陈早春文思敏捷，倚马可待。由于多年来忙于行政杂务，写东西基本上是一锤定音，往往底稿就是定稿。平常工作时间忙里偷闲打打文章的腹稿，双休的时间权且把笔耕当作一种休息了。在采访时，记者找到了他的文学根基——
解放前，陈早春高小毕业就因家贫辍学过一段时间。除白天劳动外，晚上坚持在桐油灯下自学古文，如《幼学琼林》《左传》《古文观止》《秋水轩尺牍》等。他好掉文袋，哼哼唧唧，俨然一个秀才。在农民堆里，比起大多数文盲和半文盲来，陈早春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谁家死了人，谁家后生结婚、姑娘出嫁、老人做寿、新屋上梁，少不了要请陈早春写幅对联，以示哀挽或庆贺。陈早春说，“本来这些是私塾先生的专利，但当时农民付不起报酬或欠不起人情，便转而求助于我；我对他们的要求，往往有求必应，免费供应。”陈早春坦言，为了应付这类事，开始是在《礼文汇》《尺牍类编》之类的乡党应酬书上照抄照搬，或东拼西凑。后来，在劳动之余，陈早春也读了不少古文，学了些对仗，记得些典故，渐渐地能切时、切事写些应酬之类的文字，并乐此不疲。
读中学时，陈早春曾用一个笔记本专门记录老百姓口里的一些鲜活语言和成语、俚语。每天还用类似的语言写一篇日记，从不间断。于是，他的作文常常吃到老师朱笔点下的一串串“瓜子”，受到“传观”的殊荣。陈早春说，所有这些，对自己今后从事的文学工作大有裨益。
采访期间，陈早春向记者提供的一摞照片中，有一张初中毕业班的合影，它不像正规严肃的毕业照，倒像是一张全家福的合影，有站着的、坐着的，还有蹲着的或趴着的，似都在一位长者膝下承欢。陈早春介绍说：“中间那位穿白衣的就是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张嘉兴。他讲课时，能引人入胜，也容易听懂。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课。他教语文课，不像现在时兴讲语音、语法、修辞，他强调的是多读多练，多读范文，多练作文。他所改的作文卷，是很生动的教材，都要张贴在教室的后墙上，让大家去观摩。”
点着的烟有好一会儿忘了吸，留下一段长长的烟灰，而自己沉浸于悠悠的往事中，回忆蓦然凭添的是对今生的注脚，对听者而言，往事确有些遥远和陌生，经历者却仍可上溯那百转千回的来时路。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当时，理工成绩优异的陈早春梦想将来能成为一名科学家。可是临到高考体检时，发现了赤绿色盲，与光沾边的自然科学都不能报考。于是，陈早春不得不临时改变了报考的志愿，学文学。
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初夏，陈早春患上了痢疾，久病不治，演变成了慢性痢疾。身体极度虚弱，听课也难以支撑，更不用说紧张的复习了。学校同意他休学一年，但离家200多里路，回家不方便，这时已办休学手续的陈早春没有回家，而是赖在学校里，成了一名编外的应届毕业生。闲来无事，毕业考试时他也试着考试，结果成绩居然不错，在全年级10个班500多名同学中排名第4。学校于是表示他可以毕业，不用休学了。为此，陈早春的学籍从编外又变成了编内，紧接着就高考。
这年9月，陈早春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陈早春说：“本来我还是理工的料，学文科，主要还是依靠张嘉兴老师在初中传授给我的那点资本。”
当时，青年学生中产生了信仰危机，各种思潮泛滥，对翻烙饼式的政治运动，多有微词，学校动动荡荡，不得宁静。陈早春善于独立思考，不随大流，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啃马列经典著作，以期了解马列的真谛。
大学期间“反右”，有些同学被打成“右派”，陈早春大惑不解：“他们还是孩子，怎么能打成‘右派’？有问题可以做工作嘛！怎么能往死里打？”于是，他由于“包庇‘右派’”而被打成“中右”，于是组织上对他开“帮助会”（实为批评会）。可陈早春也是一个孩子，一个农民子弟的孩子，也无历史不清白，也无反党言论，于是那些人最后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不了了之。陈早春回忆说：“当时开‘帮助会’越帮助我越来劲。”不过，他当时在班上的团支书职务被免了。
论成绩，陈早春一直是班上的佼佼者。1959年，学校组织学生自己动手编教材，各人报名认写个别章节。陈早春认为这是瞎胡闹，没有报名。最后，剩下该书的“导言”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没人敢认领。系主任王老师找到陈早春说：“全班就你一人没报名，这不行，得算学分的，不能交白卷。现在只剩‘导言’没人写了，这是个大题目，我本人也胜任不了，还得找哲学系专攻马列主义美学的老师帮忙。要不，你也参加，成立三人小组，你先给我们准备一些资料……”
陈早春听了很不服气，怎屑于当资料员？便自己动手写起来。约一个星期，“导言”成稿。专攻美学的哲学教授看后大加赞赏，说一字不改就可用。其时，还没有一人交稿，也没有其他任何一篇稿件不经过讨论修改就定稿的。陈早春之所以这样得心应手，当然归功于自己平日对马列经典著作的专心钻研。
没想到，由于写了那篇“导言”而受重视，他被推荐读武汉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原来，是系主任王老师在毕业分配时对分配办表示的：“这个学生不错，一定要留下来。”有人说，当时没有设立博士学位，这对陈早春来说成了小小的生平憾事。 “鸭司令”的向阳湖岁月
1965年2月，陈早春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起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小说编辑工作，当时陈早春的理想是：当编辑，出好书；做学问，出成果。没想到，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使他的理想无法实现，被迫中断编辑工作。1969年，北京城里充满了备战的紧张气氛，文化部所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便来了个大“转移”、大“迁徙”、“全锅端”地搬到了鄂南咸宁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不论男女老少，统统变成了“五七战士”。
“‘文革’大战中，火车总是没个准点，我们从北京广安门站上车到湖北咸宁站下车，走走停停，一日多点的路程足足走了7天7夜。到了咸宁站，未事休息，就忙着卸车、装车，用汽车运往目的地向阳湖。当时，我们连队还没有‘营房’，不得不分住在湖岸边的农民家里，每家安排几位‘战士’。我参与负责安排300多位‘战士’及其家属的床铺。我的房东大娘对我特别疼爱和怜惜，每次用餐时都在我的饭碗中‘埋伏’着一些好吃的菜。”陈早春回忆说，全连“战士”到达向阳湖安营扎寨之后，就忙着在荒坡地上盖房子。
陈早春说：“当时我麻木了，什么也不想，但有一条我相信，今后的社会决不是长久这样的，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在干校，既来之则安之。当地的老乡对我们很客气，我们常与他们在一起，他们对我们很关心、很体贴、很尊重，不像有些人认为他们总是人为制造一些矛盾或纠纷什么的。当然，个别知识分子还是摆一些‘臭架子’，这还是有的。”
“五七战士”在干校的任务，一是阶级斗争，斗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五一六”分子、“黑五类”等；一是战天斗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具体任务是围湖造田。在这“革命生产两不误”的岁月里，陈早春先是与另一位可靠的工农干部被委派到外地外调3位“专政”对象，后从“战士”一跃而成了“鸭司令”，被安排放鸭子。
“一年365天，我天天得起早摸黑在湖地里、湖水中履行‘司令’的职责，让鸭子们吃好、玩好，好让它们早早下蛋，多多下蛋。本来鸭子是否下蛋，下多少蛋，军代表、连干部从未过问过这革命和生产等大事之外的小事，但我总觉得难友们一日三餐都在吃咸菜疙瘩，长期不沾油珠子，劳动强度又大，很需要我的鸭友们为大家提供点营养，作出一份贡献。于是我精心地调养这批200多只从鸭棚中淘汰下来的老弱病残的处理品母鸭，很快就使它们一只只长得膘肥体壮，它们知恩图报，很快地就向我作了慷慨的奉献，下蛋率一般稳定在90%以上，保证了全连每个战士每天都能吃上摊鸭蛋或咸鸭蛋。”陈早春说，这是一般专业鸭师傅也难以达到的“高标准”。因此，曾有农民以每月300元的薪金聘请他去当鸭师傅，而他当时的月薪只有59元5角，“这对我是个很大的诱惑，但我岂敢开小差脱离我们的队伍”！
由于“鸭司令”战功卓越，在全干校出了名，不少别的连队也前来取经问道，军代表和连干部曾封陈早春为“五好战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虽然当时我并不把自己当成‘战士’，专心致志在念的是一本鸭经，红皮本语录不知搁到何处去吃灰尘去了。对这荣耀，我是受之有愧的。”
陈早春回忆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干农活比较多，犁田、放鸭，还算轻车熟路。加之家庭出身好，被任命为生产组副组长。在干校两年多时间，最难忘的日子，还是和冯雪峰一起放鸭子……”那是1970年初秋，军代表和连干部考虑到陈早春“每日早出晚归，栉风沐雨，够辛苦的”，于是给他派了一个特殊的“助手”、年近古稀的冯雪峰。当时做过胃切除手术的冯雪峰一到陈早春处报到时就说：“我老了，不行了，还可能给你添累赘。”陈早春尽管不忍让老领导作自己的助手，但四无人烟处放鸭也极愿意有个伴。其间，两人互帮互学，后生传授“养鸭经”，老者畅谈人生观，二人竟成“忘年交”。
1971年春，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接见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指示重新编注鲁迅著作。陈早春作为业务骨干，第一批从向阳湖调回北京，开始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工作。他曾参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是第4卷、第13卷的責任编辑，并负责第11、12、13卷全部书信的定稿。
鲁迅的著作博大精深，其所涉及的领域广而繁杂，使得《鲁迅全集》的注释量大而难为。当年，为了一个细节的核对，陈早春与同行们往往翻阅大量的资料，或多方询问，走访知情者，这种严谨求实的精神，打造了《鲁迅全集》的高质量和权威性。陈早春学海泛舟数十年，花费精力最大的就是对鲁迅的研究。他说：“鲁迅在他的作品中批判了窒息民族生机、淹没民族智慧光芒的社会历史根源，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至今仍有它的重要教育意义。”
甘为他人做嫁衣裳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云集了一大批国内著名的作家、翻译家与学者、出版家。1984年，陈早春被任命为当代文学编辑部主任；1985年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86年任总编辑，1987年任社长兼总编辑，一年一个台阶。自陈早春在人文社出任领导职务后，经他退的名家书稿很多，有人背后称他是“退稿专家”，以致个别作家向他写了绝交信。其实，陈早春认定，退稿正是为了爱护作家。
1986年，陈早春被选为总编辑，他力辞4次未果，以后又边“被赶着鸭子上架”边向当时的国家出版局递辞呈也没有达到目的。他说自己“无特殊才能”，只不过“干一行爱一行，如果我不读书，现在说不定是个很好的农民，要我去修鞋，也可能是个很好的修鞋匠，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当然也要好好干”。于是，上了架就下不来了，被烟熏火燎烤了10多年，好不容易因年迈而出炉。
人民文学出版社被圈内曾称作为“皇家出版社”，许多人都是读着人文社的书长大的。陈早春出任主要领导职务，当时的压力自然不轻，毕竟创业难守业更难。他说，作为老出版社，我们只能负重长跑，步子不能走得太快，不能忘记肩上承担着文化积累、文化创新的任务，我们出的书要经得起读者和时代的考验，我们能做的惟有抓好选题、提高编校质量，保住老品牌，再创新品牌。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后，他坚持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不打“擦边球”。他组织策划和主持了《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有200多卷面世，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作为资深出版专家，陈早春谈及出版业时强调：“从长期从事出版的经验教训看，搞出版，必须有脊梁，脊梁就是一流的产品，没有它就没有实力，就难在竞争中取胜。从搜集到的各国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看，所选中国文学很少，有的也是一些摘译，甚至有的国家干脆没有，这太不公平了。”一个美国作家曾对陈早春说：“中国对自己的文化太不关心，关汉卿比莎士比亚早几百年出现，中国有这么个大戏剧家，但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他，应好好向世界宣传；《红楼梦》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可以与任何民族文学精品媲美，翻译得好，会有国际影响。”听后，陈早春一惊，也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在他主掌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一方面重视将外国的名著引进来，另一方面注重将民族优秀文化成果介绍出去，抓精品，构筑中国图书脊梁。
对于图书市场的“炒作”，陈早春有个人独到的看法：“炒作，作为一种促销手法，在国内外普遍存在，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把书介绍给读者，首先做到的是要诚信，不虚夸，把那些有价值的而读者又不甚了解的书推荐给读者，合理地引导读者，对读者负责。而我们国家目前书业界‘炒作’中却普遍存在华而不实的现象，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因为在我们国家，绝大多数读者在进行图书消费时，并没有强烈的消费质量意识，对盗版书、平庸书并无清醒的戒心，版本、著译者、编辑整理者、装帧设计者等对图书质量影响极大的要素，并未进入大多数读者对图书取舍的标准里。更多的读者选择图书只是选择书名，这就给盗版书、平庸书的重复出版提供了可乘之机和土壤。”他对图书市场盗版成风深感忧虑：“盗版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他们既不上税也不付作者稿费，吸引不少冒险者。打击非法出版物是一项艰苦的任务，现在全社会对非法出版黄色淫秽书刊打击力量加大，而对好书的盗版打击力量还远远不够，这仅靠出版社是不够的，还要靠社会各界的支持，维护出版社、作者和国家的利益。”
陈早春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一直为他人做嫁衣裳，被人誉为“生命中的作家”。退休后，他一直以此为荣。
责任编辑 王碧清
瘦高的长者陈早春，著名学者、散文家、出版家、鲁迅研究专家、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
采访结束时，陈早春送记者一本他的著作《蔓草缀珠》，收集有他这些年来的散文、随笔与杂文。读罢惊诧，我们的出版大家竟也是一位散文大家，他的散文引人入胜，流露着真情，读来非常亲切，既有醇酒的甜香，也有秋茶的苦涩，其味无穷。他行文流畅，清新洗炼，抒情性的议论切中肯綮，含意隽永，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实可谓文如其人。
关于文学创作，陈早春自谦地认为“无心插柳”，事实上“柳已成荫”。他的作品写得很出色，其实早已脍炙人口。有的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有的曾被北京電台配乐播放。难怪作家冯骥才曾这样感叹：“要陈早春当社长，是浪费人才！”
因一篇好“导言”而被推荐读研
陈早春文思敏捷，倚马可待。由于多年来忙于行政杂务，写东西基本上是一锤定音，往往底稿就是定稿。平常工作时间忙里偷闲打打文章的腹稿，双休的时间权且把笔耕当作一种休息了。在采访时，记者找到了他的文学根基——
解放前，陈早春高小毕业就因家贫辍学过一段时间。除白天劳动外，晚上坚持在桐油灯下自学古文，如《幼学琼林》《左传》《古文观止》《秋水轩尺牍》等。他好掉文袋，哼哼唧唧，俨然一个秀才。在农民堆里，比起大多数文盲和半文盲来，陈早春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谁家死了人，谁家后生结婚、姑娘出嫁、老人做寿、新屋上梁，少不了要请陈早春写幅对联，以示哀挽或庆贺。陈早春说，“本来这些是私塾先生的专利，但当时农民付不起报酬或欠不起人情，便转而求助于我；我对他们的要求，往往有求必应，免费供应。”陈早春坦言，为了应付这类事，开始是在《礼文汇》《尺牍类编》之类的乡党应酬书上照抄照搬，或东拼西凑。后来，在劳动之余，陈早春也读了不少古文，学了些对仗，记得些典故，渐渐地能切时、切事写些应酬之类的文字，并乐此不疲。
读中学时，陈早春曾用一个笔记本专门记录老百姓口里的一些鲜活语言和成语、俚语。每天还用类似的语言写一篇日记，从不间断。于是，他的作文常常吃到老师朱笔点下的一串串“瓜子”，受到“传观”的殊荣。陈早春说，所有这些，对自己今后从事的文学工作大有裨益。
采访期间，陈早春向记者提供的一摞照片中，有一张初中毕业班的合影，它不像正规严肃的毕业照，倒像是一张全家福的合影，有站着的、坐着的，还有蹲着的或趴着的，似都在一位长者膝下承欢。陈早春介绍说：“中间那位穿白衣的就是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张嘉兴。他讲课时，能引人入胜，也容易听懂。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课。他教语文课，不像现在时兴讲语音、语法、修辞，他强调的是多读多练，多读范文，多练作文。他所改的作文卷，是很生动的教材，都要张贴在教室的后墙上，让大家去观摩。”
点着的烟有好一会儿忘了吸，留下一段长长的烟灰，而自己沉浸于悠悠的往事中，回忆蓦然凭添的是对今生的注脚，对听者而言，往事确有些遥远和陌生，经历者却仍可上溯那百转千回的来时路。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当时，理工成绩优异的陈早春梦想将来能成为一名科学家。可是临到高考体检时，发现了赤绿色盲，与光沾边的自然科学都不能报考。于是，陈早春不得不临时改变了报考的志愿，学文学。
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初夏，陈早春患上了痢疾，久病不治，演变成了慢性痢疾。身体极度虚弱，听课也难以支撑，更不用说紧张的复习了。学校同意他休学一年，但离家200多里路，回家不方便，这时已办休学手续的陈早春没有回家，而是赖在学校里，成了一名编外的应届毕业生。闲来无事，毕业考试时他也试着考试，结果成绩居然不错，在全年级10个班500多名同学中排名第4。学校于是表示他可以毕业，不用休学了。为此，陈早春的学籍从编外又变成了编内，紧接着就高考。
这年9月，陈早春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陈早春说：“本来我还是理工的料，学文科，主要还是依靠张嘉兴老师在初中传授给我的那点资本。”
当时，青年学生中产生了信仰危机，各种思潮泛滥，对翻烙饼式的政治运动，多有微词，学校动动荡荡，不得宁静。陈早春善于独立思考，不随大流，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啃马列经典著作，以期了解马列的真谛。
大学期间“反右”，有些同学被打成“右派”，陈早春大惑不解：“他们还是孩子，怎么能打成‘右派’？有问题可以做工作嘛！怎么能往死里打？”于是，他由于“包庇‘右派’”而被打成“中右”，于是组织上对他开“帮助会”（实为批评会）。可陈早春也是一个孩子，一个农民子弟的孩子，也无历史不清白，也无反党言论，于是那些人最后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不了了之。陈早春回忆说：“当时开‘帮助会’越帮助我越来劲。”不过，他当时在班上的团支书职务被免了。
论成绩，陈早春一直是班上的佼佼者。1959年，学校组织学生自己动手编教材，各人报名认写个别章节。陈早春认为这是瞎胡闹，没有报名。最后，剩下该书的“导言”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没人敢认领。系主任王老师找到陈早春说：“全班就你一人没报名，这不行，得算学分的，不能交白卷。现在只剩‘导言’没人写了，这是个大题目，我本人也胜任不了，还得找哲学系专攻马列主义美学的老师帮忙。要不，你也参加，成立三人小组，你先给我们准备一些资料……”
陈早春听了很不服气，怎屑于当资料员？便自己动手写起来。约一个星期，“导言”成稿。专攻美学的哲学教授看后大加赞赏，说一字不改就可用。其时，还没有一人交稿，也没有其他任何一篇稿件不经过讨论修改就定稿的。陈早春之所以这样得心应手，当然归功于自己平日对马列经典著作的专心钻研。
没想到，由于写了那篇“导言”而受重视，他被推荐读武汉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原来，是系主任王老师在毕业分配时对分配办表示的：“这个学生不错，一定要留下来。”有人说，当时没有设立博士学位，这对陈早春来说成了小小的生平憾事。 “鸭司令”的向阳湖岁月
1965年2月，陈早春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起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小说编辑工作，当时陈早春的理想是：当编辑，出好书；做学问，出成果。没想到，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使他的理想无法实现，被迫中断编辑工作。1969年，北京城里充满了备战的紧张气氛，文化部所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便来了个大“转移”、大“迁徙”、“全锅端”地搬到了鄂南咸宁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不论男女老少，统统变成了“五七战士”。
“‘文革’大战中，火车总是没个准点，我们从北京广安门站上车到湖北咸宁站下车，走走停停，一日多点的路程足足走了7天7夜。到了咸宁站，未事休息，就忙着卸车、装车，用汽车运往目的地向阳湖。当时，我们连队还没有‘营房’，不得不分住在湖岸边的农民家里，每家安排几位‘战士’。我参与负责安排300多位‘战士’及其家属的床铺。我的房东大娘对我特别疼爱和怜惜，每次用餐时都在我的饭碗中‘埋伏’着一些好吃的菜。”陈早春回忆说，全连“战士”到达向阳湖安营扎寨之后，就忙着在荒坡地上盖房子。
陈早春说：“当时我麻木了，什么也不想，但有一条我相信，今后的社会决不是长久这样的，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在干校，既来之则安之。当地的老乡对我们很客气，我们常与他们在一起，他们对我们很关心、很体贴、很尊重，不像有些人认为他们总是人为制造一些矛盾或纠纷什么的。当然，个别知识分子还是摆一些‘臭架子’，这还是有的。”
“五七战士”在干校的任务，一是阶级斗争，斗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五一六”分子、“黑五类”等；一是战天斗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具体任务是围湖造田。在这“革命生产两不误”的岁月里，陈早春先是与另一位可靠的工农干部被委派到外地外调3位“专政”对象，后从“战士”一跃而成了“鸭司令”，被安排放鸭子。
“一年365天，我天天得起早摸黑在湖地里、湖水中履行‘司令’的职责，让鸭子们吃好、玩好，好让它们早早下蛋，多多下蛋。本来鸭子是否下蛋，下多少蛋，军代表、连干部从未过问过这革命和生产等大事之外的小事，但我总觉得难友们一日三餐都在吃咸菜疙瘩，长期不沾油珠子，劳动强度又大，很需要我的鸭友们为大家提供点营养，作出一份贡献。于是我精心地调养这批200多只从鸭棚中淘汰下来的老弱病残的处理品母鸭，很快就使它们一只只长得膘肥体壮，它们知恩图报，很快地就向我作了慷慨的奉献，下蛋率一般稳定在90%以上，保证了全连每个战士每天都能吃上摊鸭蛋或咸鸭蛋。”陈早春说，这是一般专业鸭师傅也难以达到的“高标准”。因此，曾有农民以每月300元的薪金聘请他去当鸭师傅，而他当时的月薪只有59元5角，“这对我是个很大的诱惑，但我岂敢开小差脱离我们的队伍”！
由于“鸭司令”战功卓越，在全干校出了名，不少别的连队也前来取经问道，军代表和连干部曾封陈早春为“五好战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虽然当时我并不把自己当成‘战士’，专心致志在念的是一本鸭经，红皮本语录不知搁到何处去吃灰尘去了。对这荣耀，我是受之有愧的。”
陈早春回忆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干农活比较多，犁田、放鸭，还算轻车熟路。加之家庭出身好，被任命为生产组副组长。在干校两年多时间，最难忘的日子，还是和冯雪峰一起放鸭子……”那是1970年初秋，军代表和连干部考虑到陈早春“每日早出晚归，栉风沐雨，够辛苦的”，于是给他派了一个特殊的“助手”、年近古稀的冯雪峰。当时做过胃切除手术的冯雪峰一到陈早春处报到时就说：“我老了，不行了，还可能给你添累赘。”陈早春尽管不忍让老领导作自己的助手，但四无人烟处放鸭也极愿意有个伴。其间，两人互帮互学，后生传授“养鸭经”，老者畅谈人生观，二人竟成“忘年交”。
1971年春，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接见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指示重新编注鲁迅著作。陈早春作为业务骨干，第一批从向阳湖调回北京，开始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工作。他曾参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是第4卷、第13卷的責任编辑，并负责第11、12、13卷全部书信的定稿。
鲁迅的著作博大精深，其所涉及的领域广而繁杂，使得《鲁迅全集》的注释量大而难为。当年，为了一个细节的核对，陈早春与同行们往往翻阅大量的资料，或多方询问，走访知情者，这种严谨求实的精神，打造了《鲁迅全集》的高质量和权威性。陈早春学海泛舟数十年，花费精力最大的就是对鲁迅的研究。他说：“鲁迅在他的作品中批判了窒息民族生机、淹没民族智慧光芒的社会历史根源，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至今仍有它的重要教育意义。”
甘为他人做嫁衣裳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云集了一大批国内著名的作家、翻译家与学者、出版家。1984年，陈早春被任命为当代文学编辑部主任；1985年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86年任总编辑，1987年任社长兼总编辑，一年一个台阶。自陈早春在人文社出任领导职务后，经他退的名家书稿很多，有人背后称他是“退稿专家”，以致个别作家向他写了绝交信。其实，陈早春认定，退稿正是为了爱护作家。
1986年，陈早春被选为总编辑，他力辞4次未果，以后又边“被赶着鸭子上架”边向当时的国家出版局递辞呈也没有达到目的。他说自己“无特殊才能”，只不过“干一行爱一行，如果我不读书，现在说不定是个很好的农民，要我去修鞋，也可能是个很好的修鞋匠，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当然也要好好干”。于是，上了架就下不来了，被烟熏火燎烤了10多年，好不容易因年迈而出炉。
人民文学出版社被圈内曾称作为“皇家出版社”，许多人都是读着人文社的书长大的。陈早春出任主要领导职务，当时的压力自然不轻，毕竟创业难守业更难。他说，作为老出版社，我们只能负重长跑，步子不能走得太快，不能忘记肩上承担着文化积累、文化创新的任务，我们出的书要经得起读者和时代的考验，我们能做的惟有抓好选题、提高编校质量，保住老品牌，再创新品牌。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后，他坚持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不打“擦边球”。他组织策划和主持了《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有200多卷面世，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作为资深出版专家，陈早春谈及出版业时强调：“从长期从事出版的经验教训看，搞出版，必须有脊梁，脊梁就是一流的产品，没有它就没有实力，就难在竞争中取胜。从搜集到的各国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看，所选中国文学很少，有的也是一些摘译，甚至有的国家干脆没有，这太不公平了。”一个美国作家曾对陈早春说：“中国对自己的文化太不关心，关汉卿比莎士比亚早几百年出现，中国有这么个大戏剧家，但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他，应好好向世界宣传；《红楼梦》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可以与任何民族文学精品媲美，翻译得好，会有国际影响。”听后，陈早春一惊，也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在他主掌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一方面重视将外国的名著引进来，另一方面注重将民族优秀文化成果介绍出去，抓精品，构筑中国图书脊梁。
对于图书市场的“炒作”，陈早春有个人独到的看法：“炒作，作为一种促销手法，在国内外普遍存在，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把书介绍给读者，首先做到的是要诚信，不虚夸，把那些有价值的而读者又不甚了解的书推荐给读者，合理地引导读者，对读者负责。而我们国家目前书业界‘炒作’中却普遍存在华而不实的现象，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因为在我们国家，绝大多数读者在进行图书消费时，并没有强烈的消费质量意识，对盗版书、平庸书并无清醒的戒心，版本、著译者、编辑整理者、装帧设计者等对图书质量影响极大的要素，并未进入大多数读者对图书取舍的标准里。更多的读者选择图书只是选择书名，这就给盗版书、平庸书的重复出版提供了可乘之机和土壤。”他对图书市场盗版成风深感忧虑：“盗版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他们既不上税也不付作者稿费，吸引不少冒险者。打击非法出版物是一项艰苦的任务，现在全社会对非法出版黄色淫秽书刊打击力量加大，而对好书的盗版打击力量还远远不够，这仅靠出版社是不够的，还要靠社会各界的支持，维护出版社、作者和国家的利益。”
陈早春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一直为他人做嫁衣裳，被人誉为“生命中的作家”。退休后，他一直以此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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