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陇中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戏台，逢年过节，村民们便甩掉锄头，放下犁杠，草帽换上了纱帽，粗罗换上了锦衣，百姓变成了卿相，吼一声秦腔，以解心中之块垒，演一台大戏，以庆五谷之丰登。
　　三五人千军万马，六七步万水千山。秦腔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有其特定的表演形式，唱念做舞打，生旦净末丑，各行其道，各有千秋。但陇中人善于推陈出新，旧瓶子装新酒。村人唱戏随心所欲，不拘一格，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他们依自己对剧中人物的理解来扮演，往往演得很夸张，正面人物高大全，担纲的演员也是村中的能人、巧人、俊人，反面人物则极尽丑化之能事，五音不全的，缺胳膊少腿的，只要喜欢秦腔，都可以捞到一个角色，锅底黑墨往脸上一抹，想扮演谁就扮演谁，想怎么演就怎么演，不必拉关系走后门。我曾在一出革命样板戏中扮演过五个角色，先是当主人公的警卫员，穿着银灰色的制服，还算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时代特征，父亲装过宝塔糖的一对纸盒子便做了道具，成了主人公的文件箱，我这个警卫员挑着文件箱，迈着马步脚，鞍前马后地保卫着主人公。随着剧情的发展，我先后又做过敌匪甲乙，敌特丙丁，打死一个换一个，只需往脸上不断地抹锅墨、涂油彩，衣服也不拘一格，母亲的大襟单衫，父亲的翻毛皮袄都可作戏衣。扮得越丑越好，只要观众看着乐，就算演出成功。
　　“文革”期间，八亿人民齐唱八本样板戏，剧本人人背得滚瓜烂熟，每个人都可以当A角，但当好A角的人并不多。村中导演是十爷，民国时期，他做过地方民团的特务长，见多识广，是名副其实的行家，因演技好，功夫深，四方宴请，身价颇高。但他是教古装戏的，现代戏的程式变化，他知之甚少，于是我担任了导演助理，因为上初中的我四邻八乡，哪里有电影，哪里唱大戏就往那里赶，耳濡目染，心口相随，久而久之也悟出了一点儿门道。有我们爷孙当导演，庙湾社的戏远近闻名，戏演得好是一个方面，主要是庙湾的戏有逸闻佳话。
　　《红灯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庙湾社扮演李玉和与李奶奶的是本家弟嫂俩，当李玉和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的时候，总是把妈喊成哇，于是便有了“庙湾人的唱戏———哇”的歇后语。这无伤大雅，要命的是堂哥扮演的敌军，向鸠山报告时，把“报告，王连举他招了”，忙中出错，误报成了“报告，李玉和他招了”，这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不仅他挨批斗，受酷刑，也连带了十爷陪批斗，一个是地主的孝子贤孙，一个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批斗归批斗，但戏还得演，不论是麦黄六月，还是数九寒天，戏不仅要在大戏台演，还要演到田间地头。戏成了一种宣传形式，是革命号角。
　　改革开放后，恢复了古装戏，在陇中首演的是《十五贯》，其他剧目暂不公开上演，所以，一个春节我就在周围村看了二十场戏，共计三百贯。当时不理解为什么经典剧目那样多，单演《十五贯》，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政治的需要，当时正在平反昭雪，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青天大老爷况钟是人们的救神。随后，各个剧目粉墨登场，戏曲爱好者有了用武之地，放羊的在山上吼，耕种的在田里唱，挑水的在河里吟，一片秦声秦韵，一派田园风光。有一家秦腔爱好者，每当吃饭毕，就会敲起锅碗瓢盆桌，唱一出经典秦腔，秦腔使婆媳无辈分，妯娌无矛盾，嫂弟无隔阂，秦腔让他们快快乐乐地生活，红红火火地度日。
　　县城影剧院座无虚席，乡间大戏场人山人海，这是一个需要明星而又极易出明星的时代。大陕、小陕、雪里梅，都是全县有名的旦角，也是百姓心中的偶像。当然，人们对村戏的要求也提高了，唱得好的一上台就喝彩，唱得差的还未出场就鼓倒掌，有演员忘了词儿，观众席上马上一片吆喝，立即补充上唱词。谁家有一个台柱子，谁家的地位会日居中天，他自己连同家人都会成为座上客。李姓出了个小生演员，每当儿子在台上表演，李家老汉便戴上石头镜，抽上雪茄烟，满戏场乱转，逢熟人便问，演周仁的这是谁家的娃？人们知道他是明知故问，借以炫耀，但还是恭维道，咱们村除了您老，谁还能生出这样的英俊小生。于是皆大欢喜。当然，戏唱得臭的，年轻的娶不上媳妇，年老的结不成亲家，男的没朋友，女的无知己。堂哥的戏唱没唱腔，扮没扮相，但他还不愿演小角色，往往承担的是主角，他一出场，观众会撤走一半，留下满场子的难听话，影响了子女的婚嫁，妻咒骂，儿抱怨，亲友旁敲侧击地奉劝，他都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丢下家中农活不干，一年四季四处化缘，筹备演出事宜。堂哥是在人们的责备声中告别戏剧舞台的，也是带着悔恨谢幕人生舞台的。现在想来，没有堂哥这样的殉道者，乡村的精神文化生活会黯然失色。
　　父亲年轻时曾扮演过老黄忠，因个子大，扮相死板，就被倒掌鼓下了台，从此一生再未登台演出，这是他的遗憾，但他是秦腔通，经典剧目可以倒背如流。他患病弥留之际，情绪激动，烦躁不安，为了减轻他的痛苦，我给他整天放秦腔磁带，效果奇佳，他是在《别窑》的旋律中，含笑离开人世的。但当时村人不理解，大骂我是不孝之子，在老人重病期间，还有心思欣赏秦腔，我想只有父亲是理解我的，他会在九泉之下瞑目的。年逾古稀的二叔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升，但他酷爱秦腔，哪里有秦腔，哪里就有他的身影，还要能说会道的五叔陪他作讲解。农忙时间当地如有演出，他便三更半夜起身，趁着月光拔麦，下午晚上背上干粮连续去看戏，一天也不耽搁，我估算了一下，他一天的睡眠时间仅为四小时。但因为有了秦腔，他的精神会更好，气力会更大，劳动效率会更高。秦腔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近年来，随着电视、互联网的普及，民族戏曲每况愈下，演员年龄老化，观众日渐趋少，收益日益萎缩，但他们还坚守着这块阵地。春节期间，我回老家，正逢村戏上演，戏院中间停放着一辆三轮，车上摆放着林林总总的各类儿童食品，车周围拢着一圈小孩儿，面对食品垂涎三尺，显然小吃的诱惑力要比秦腔大得多。戏院的后墙下蹲着十几个老人，一边看戏，一边抽着旱烟谝闲传，场内观众不过五十。而台上演的是全本《金沙滩》，演职人员达数十人，一招一式，一丝不苟，他们是演给自己看的，是为了完成一种使命，了却一桩心愿。我不禁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呜呼，秦腔艺术何时才能推陈出新，民族戏曲何时才能走出困境？我的家乡可否兴起昔日的那种秦腔盛况，似乎也成了我不时而虑的一件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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